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理论观

　　本书文章发表于1976年，是作者试图介入当时法共党内针对该党政治纲领是否应删除“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辩论之作，也可以被视为一次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作。根据当年阿尔都塞与巴利巴尔的理解，法共党纲里“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条文固然应该保留，但是在概念上仍须展开重大更新，比如强调着重针对支撑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再生产的国家机器（镇压型和意识形态型）。众所周知，法共最后的决议与阿尔都塞、巴利巴尔等人的立场相违。结果，自从1976年法共决议将“无产阶级专政”条文从党纲删除后，西方左派政党与社运团体均采取了几乎一致的立场，将“民主”视为一个纯粹形式或法定程序的问题。

　　作者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学者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理论观

　　不言而喻，列宁从未写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后来有人写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未写过。就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除了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短暂而脆弱的经历（他们能够发现和分析其趋向）之外，他们无法“在碎片上”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列宁而言，原因则不同：列宁第一次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经历。但是，这种经历异常艰难，而且矛盾重重。列宁分析和论述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开始实现时的矛盾。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我们会把列宁主义再现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一个封闭的体系——这就是共产党长期以来所做的事情。反之，如果我们满足于对这些矛盾及其历史条件的肤浅看法，如果我们满足于天真而错误的想法，即我们必须在理论观点和历史观点、现实生活观点和实践观点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在列宁的论述中看到的仅仅是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反映，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更远而更无趣，那么这些历史矛盾的真正原因就变得难以理解，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我们陷入了主观幻想的领域。在列宁的具体分析中，在他的战术口号中，始终在努力把握总的历史趋势，并提出其理论概念。如果不掌握这一概念，就无法批判地、科学地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为了尽可能说清楚，我将首先逐一阐述在我看来构成列宁理论精髓的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共包括三个论点或三组论点，列宁不厌其烦地重复和检验这些论点。它们以相同的形式出现在以下术语中，或在俄国革命阶段每一页列宁的文章中，特别是每当出现关键情况、革命的戏剧性转折点时，列宁就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修正自己的策略，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三个论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论点涉及国家权力。

　　可以这样说，纵观历史，国家权力始终是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而这个阶级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一切国家权力都是“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民主也是一种阶级专政。这一论点意味着，在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由资产阶级绝对掌握，资产阶级永远不能与其他任何阶级分享，也不能在自己的派别之间瓜分。无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在何种特殊的历史形式下实现的，无论资产阶级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中为了维护不断受到阶级斗争发展威胁的国家权力而不得不采取何种特殊形式。

　　这第一个论点导致了以下结果：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唯一可能历史“替代”，就是无产阶级——受资本剥削的工薪阶层——以同样绝对的方式掌握国家权力。正如资产阶级不能与其他阶级分享国家权力一样，无产阶级也不能与其它阶级分享国家权力，这种独占性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形式的本质所在，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历史如何变迁。此外，另一种替代的说法模棱两可：我们应该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领导国家权力。但是，我们无法事先肯定地预测无产阶级何时能够领导国家权力，也无法预测无产阶级领导权力的具体形式。更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自动”成功。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无法计划和安排的。

　　第二个论点涉及国家机器。

　　可以这样说，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如果不具体体现在国家机器的发展和运作中，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存在，就不可能实现和维持。“国家机器”的核心（主要方面：但不是唯一方面，列宁从未这样说过）是由国家的镇压机器或机构构成的，这些机器或机构：一方面是常备军以及警察和司法机构；另一方面是国家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在列宁看来，这两个词基本上是同义词）。这一论点导致了与之密不可分的以下结果：如果不摧毁使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物质化的现有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摧毁——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发展和完成其历史任务，即推翻剥削关系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阶级的社会。没有这种摧毁，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剥削就会继续存在和实现，无论这种继续的历史形式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论述从一开始就涉及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密不可分。在马克思主义中，一方面没有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也没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理论。只有一种理论。

　　我刚才阐述的前两个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阐明。虽然列宁在社会民主党正式传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它们进行歪曲和审查之后，不得不重新确立它们，但列宁并没有发现它们。这并不是说列宁和俄国革命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限于在这里讨论的理论核心，那么这种作用首先在于首次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使无产阶级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融合，这在以前是没有实现过的。这意味着，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从马克思到列宁，工人运动的组织性有了巨大的进步，而其自主性、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从而其现实的政治力量，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倒退。正是马克思主义向列宁主义的转变，才有可能通过向前迈出新的一步来克服这一历史倒退。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三个论点。

　　第三个论点涉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它并非没有先例，并非没有准备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停止把自己的立场说成是共产主义立场，只是作为一种让步才明确采用“社会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名称，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这一立场（以及它所隐含的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将是无法理解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详细阐述这一理论。只有列宁才能根据俄国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发展来阐述这一理论，因此，从最强烈的意义上讲，这一理论是俄国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产物。今天，这一论点正遭受着与列宁和俄国革命之前的前两个论点相似的命运：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它被“遗忘”了，变形了（产生了戏剧性的后果），就像前两个论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被“遗忘”了一样。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勾勒出了第一种非常抽象的表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无阶级的社会，才是一切形式的剥削都已消失的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关系代表着剥削关系的最后一种可能的历史形式，这意味着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关系，无论是在生产中还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才真正与资本主义关系对立，才真正与资本主义关系不相容、不可调和。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具有巨大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后果。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它与社会主义本身是一致的。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它与社会主义本身一样长久。这就是说，并不存在两个不同的目标，可以通过“理清问题”来分别实现，首先是社会主义，然后，一旦它建成，一旦它完成，一旦它“发展”（或‘高度发达’），即完善，一旦它，如我们所说，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基础”，第二个目标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即建设共产主义。目标只有一个，它的实现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毫无疑问，比工人及其理论家们想象的要长得多、矛盾也多得多），但从一开始，它就指挥着无产阶级的斗争、战略和战术。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群众以及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群众并不是在为社会主义这个自足的目标而战。他们是在为共产主义而战，而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和初始形式。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讲，他们对任何其他观点都不感兴趣。他们为社会主义而战，因为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共产主义意识、共产主义组织（我说共产主义组织：是因为党只是其中之一，尽管它的作用显然是决定性的）已经提供了手段。归根结底，群众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共产主义趋势来进行斗争的，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加强和扩大了这种趋势。

　　因此，我抽象地指出这一非常重要的结果：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的有效实现只有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从共产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才是可能的。如果这一立场缺乏，如果它被忽视，如果实现它的异常困难导致它在实践中被忽视和放弃，即使它在理论上或更确切地说，在用词上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那么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就变得不可能，至少就社会主义代表着与资本主义的革命决裂而言是如此。

　　现在，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全面阐述这些论点，而只是为了准备更具体的分析，解释这些论点是如何提出的，包括消除某些误解和毫无根据的反对意见。

　　（未完待续，译文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