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杰 | 主体、想象与表达

《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

　　基本信息

　　书名：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

　　作者：谢保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内容简介

　　1949-1966年出现的工农兵写作现象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创作主体的工农兵作者，是解放后党和国家大力提倡、扶持的一个创作群体，他们上承左翼文学资源，同时也被认为是新中国文学新生力量成长的标志，在他们身上寄寓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涉及一个创作群体（工人作家群），一个写作个案（士兵作家高玉宝），一个运动（新民歌运动），一次批判（吴雁），试图通过对这些创作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原历史现场，呈现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

　　研读章节：

　　第二章 新意识形态的确立与新主体的生成

　　

一、“身份的政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不仅意味着旧政权的结束，还意味着崭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的确立，进而使得历经苦难沧桑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生活方式、心灵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工人

　　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表述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中国社会的“老大哥”。但是在历史进程中，由于现代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与其他阶层相比，产业工人队伍规模较小，在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上发言权有限。尽管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理论表达上总是离不开“工人阶级”，但是在实践上却走向了广阔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史上，农村包围城市是一条给中国革命带来成功的路线，这一独创性的路线表明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在建国后的发展与壮大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1949年以后，新生的国家政权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工人身份联系着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联系着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在政治待遇以及物质利益的分享上，工人阶级也明显超过其他阶级阶层。建国后的一切宣传机器，都给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工人身份在入党、人团升学就业等方面享有更多的优惠待遇，甚至也是青年人选择对象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农民

　　▶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一直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依靠力量。

　　▶ 全国解放后，农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先是摆脱了几千年封建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成了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民。

　　▶ 后来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动了合作化运动，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把农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

　　▶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农村逐渐形成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人民公社制，合作化农民相应地转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在1950年代，无论是在官方的理论表述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并不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这一职业，而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劳动人民最光荣”“贫下中农最光荣”，这样的口号比比皆是。尽管在物质利益的享有上农民阶级居于其他阶级阶层之下，但是在政治身份上仅次于工人阶级。

　　（三）士兵

　　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农民，自从战争年代就被称为人民解放军。它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依靠力量，肩负着中国革命的使命，同时被赋予非常鲜明的象征意义。建国之后，“解放”一词经常特指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这一事件。人民解放军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是最能在集体意义上体现“新人”的军队，在五六十年代享有无上光荣的同时也对全社会具有示范意义。

　　“工农兵”作为工人、农民与士兵的合称，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出现。随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劳工神圣”的理念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成为覆盖全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农兵”作为新生共和国无产阶级新的表现形态，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赋予底层民众的象征性的政治命名。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习惯表达，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是生命极为卑微、无力把握自我命运的底层，而是代表着一种阶级身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了“翻身”，成为掌握话语权的国家主人，是新政权的基础。在建国后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三个阶层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的阶层。

　　▶ 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主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0年代初就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论题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贯彻。对劳动人民身份的标举，不仅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中心工作，也是文学艺术要完成的社会想象。在这一想象中，工农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的主人公，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

　　而在当时识字率普遍低下的中国，仅仅依靠“公民”这一概念，显然无法完成动员中国广大的下层人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只有借助于“主人”这一概念，才可能真正形成一种参与性的现代政治。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迫切需要的，正是整个社会，包括下层社会的全力参与。

　　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人民当家做主，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更进一步，当普通民众原本卑微的生死与某个长远而崇高的目标联系时，此中激发的政治热情与能量能使个体克服自身的局限走向自我的超越，在新的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在五六十年代，响应号召、舍生取义、集体主义、奉献意识、牺牲精神等被激发出来，同时也激发出文学想象，它们纠缠在一起，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政治激情，哪些是文学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是政治给予文学过多的关注，而是政治与文学彼此已经没有了界限。

二、“把砖头砌进墙里”：建国后的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运动

　　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共产党人在标举“工农兵”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体时，是以潜在的“他者”作为对应的，这就是知识分子。

　　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其目的是“把砖头砌进墙里”，这种改造运动在文艺领域特别显著，按照当时的说法，“文艺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因此，文艺领域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重灾区。至于改造的形式，当然是以运动的方式开展斗争以解决某种普遍性的思想问题。在这方面，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提供了样板。建国后，对知识分子作家的批判运动此起彼伏。

　　文艺领域接连不断的批判和运动，对知识分子作家来说，每一次都是思想感情与认识上的淬炼。为了表示对革命的认同，他们只能虑诚地接受“阶级论”，深刻认识自己身上背负的“原罪”，从精神到行为，从思想到政治，对自己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洗礼”。这不仅包括对革命、对党的忠诚，他们也必须转变他们的情感方式 、语言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既然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自然就需要“教育者”，一些工农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便担当了“教育者”的角色。在这种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作家从“启蒙者”变成“受教育者”，从“批判者”变成“被批判者”，甚至变成失语者。

三、“识字的政治”

　　获得主人翁地位的工农群众，作为一个阶级群体的上升，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改善上，也体现在政治权利的共享上，特别是通过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证明自身的“存在”。在这方面，文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建国后，语言文字的使用对工农群众来说至关重要，不仅是他们参与政治生活，获取政治意识的一种途径，也是他们确认自身的手段。

　　小链接：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仍有文盲4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村文盲率达到95%以上，学龄儿童人学率仅为20%左右。大量文盲的存在，不利于新中国的建设。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中，农村是扫盲工作的重点。新中国1950年代文化教育工作的重点即是开展工农扫盲识字教育，这场被称为大规模地“向文化进军”的运动，“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从1949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时间，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总计扫除文盲9940万人，使全国人口的文盲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1951年，正在听课的农民子弟

　　深受不识字之苦的工农群众在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感召下，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从一字不识的“睁眼瞎”成为掌握初步文化知识，能够阅读报纸和杂志，能写简单文章和记笔记的文化人。扫盲教育为新中国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基础，建国后很多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就是在扫盲教育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走上文坛的。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从政治翻身到文化翻身是当时社会生活普遍的舆论诉求，新社会通过扫盲教育提供的文化武器使工农兵群众更自觉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而且也唤醒了一个阶级群体从未有过的生活尊严和社会意识。

　　建国初期的“识字运动”使文字的写作和阅读成为可能，不仅把“处在政治之外”的工农群众带进新中国历史，同时也进一步确立了工农群众的主体意识，完善了他们对政党、国家的认同与阶级意识的建构。

　　建国后培养的工农兵作家与知识分子作家写作不同，他们从文盲、半文盲到开始写作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这种意识形态教育是支撑他们写作的唯一话语资源，他们在表达的时候也只学到一种话语方式，那就是歌颂，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当然这种歌颂发自内心，在他们单纯而并不高明的文本中，更多的是一种清新、质朴的气息，而较少知识分子作家那种动辄得咎的畏惧心理。

四、新的创作主体的再造

　　在建国后的作家队伍建设方面，共产党人一方面发动无数次大规模的批判知识分子作家（包括共产党作家）的运动，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地在工农兵中间培养与扶持自己的作家。对于第二种实践，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基于崭新的意识形态所实施的文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其中寄寓着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培养自己的作家和“有机知识分子”，从“写工农兵”到“工农兵写”，工农自己进行创作，充当言说的主体，这种文学实践经过“左联”时期、延安时期的尝试现在可以大规模地实施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培养工农兵作家也就在新的高度上被重新提到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议事日程上，这个自觉的国家行为也契合当年鲁迅的思路，文艺大众化“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在作家的培养方面，出现了日后对中国作家协会体制产生很大影响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十七年”时期，党和国家文艺领导部门不仅仅停留于在理论上提倡工农兵写作，而且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其在各个环节顺利进行。

　　▶ 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在“文学”前面加上“人民”，表明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文学刊物。

　　作为国家最高的文学刊物，它被赋予了新中国文艺的最高使命，具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的职能。首任主编茅盾，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开拓文学的新阵地。在他为《人民文学》撰写的发刊词上，明确提出《人民文学》的六大任务，这些任务的基本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进一步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培养新的文学力量。

　　▶ 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党和政府组织、领导当代作家的重要机关，建国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培养工农作家。

　　为了培养工农兵作者从事创作，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

　　1.第一次是1956年3月15日至3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

　　2.第二次是1965年11月25日至12月14日，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五六十年代，从工人队伍中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经过文化学习、“识字运动”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成为各个厂矿领域通讯报道或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后来“写工人，工人写”的工人文艺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从事写作活动。上海、天津、鞍山等一些大的工业城市，也由此出现了一个工人创作的高潮，涌现了一批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如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万国儒等，他们被认为是工业题材创作的生力军。

　　工人作家创作的，诸如《沙桂英》《高玉宝》《红旗歌谣》等工人作品，上承左翼文学资源，同时也寄寓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激发了“革命后”时代在文学叙事上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