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从狮虎搏兔到溃而不崩——三四十年代乡村政权建设

前言：本文基本读自黄道炫，铁水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有三个情况不可不察，一是启蒙思想的天赋人权和马克思主义号召无产阶级夺权相结合，权力分享的理念和夺取权力的阶级叙事统一化，形成了中共推进权力下探工作的动力；二是，晚清以来，央地的实际权力是央弱地强、央降地升，这是摆在所有政权眼前的大问题；三是，社会观念上，人们亟盼强势政府出现，要求国家作为近代组织机器完成富国强兵的任务。

在30年代中共正式大规模进军基层政权之前，传统的政治权力制度是小政府、低成本，这一方面符合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农村占绝对地位、社会经济承压能力弱、政府辐射边际效应明显的状况，另一方面却又出现政府应对危机能力弱、社会管控不足和基层政权无法扎根的情况。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清政府必须让国家权力下探，却导致地方权力扩张，加重了中央调集资源、统一号令的难度，反而整体上使得国家权力被稀释；其后，北洋军阀政府以战为纲，更是无力进行基层政权的培养壮大；国民党政权虽然意识到要向下发展，然而（1）党务混乱、党治不振，极大削弱了其权力下探，（2）国民党自大革命后陡然调整自身革命党的定位，且国民党自身的阶级站位模糊，使得其在基层政权建立过程中持妥协立场，（3）孙中山去世后，党内竟无人真正继承发扬其三民主义的衣钵，不仅使得党内思想涣散，而且使得“耕者有其田”成为一纸空文，（4）保甲制等乡村控制体制的推行，与北洋军阀一样，仅仅把乡村视作交粮交钱的财税工具，民众没有得到公平，反而引发愈加激烈的不平等不公正，（5）从大的方面来说，政府权力加强需要资源启动，而资源只能向农业社会中的农村去要，外加战争天灾，严重打击了既有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态，因此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亦是“不作数”的。

清末废除科举，最大的冲击就是导致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的社会瓦解（而社会结构和习俗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了，另一个自然也要完），本来，新旧中西的影响虽然有，但是多局限于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域，废科举使得新旧中西的矛盾通过传统的一元集权政治辐射到全国内陆各地。原本成本较少的私塾没有了，换来的是贫民无力支付学费的新学堂，以至于富农和经商者逐渐代替传统士绅进入村庄掌权者行列，此时连人情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一面也没有了，失却伦理和知识双重约束的权力演变为赤裸裸的压迫；而国家建设取材于农村，农村摊派日益严重，压力传导到村长这一位置上，以至于基层自治领袖出走，加剧了乡村治理的恶化。

40年代的乡村领袖多由知识、见识等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来担任，财富和地位并非唯一因素，“冀鲁豫的报告说：‘游民分子占村政权干部的绝大部分’，指的就是这样的事实”[ 黄道炫，铁水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第162页。]。“游民分子”这个词可以于五四新文化的一些状况相联系。瞿秋白说：“科举的废除，世家的颓败，所谓‘士绅阶级’日益堕落；外货充斥，原料输出，农民阶级更破产得不了。于是社会上发生两种游离份子：‘高等流氓’与‘下等兵匪’——都是造成军阀政治绝好材料。”[ 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2页。]李大钊也论述那个时代的情况：常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识阶级的农村也变成了“地狱”[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然而，从农村中出走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仅是军阀政治所需要的人员，也是革命队伍的天然一员，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城市容不下这群中小知识分子，他们前往延安、回到乡村，成为党基层政权的关键一环。

接受了苏俄教育又在大革命中进行实践的中共，自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中共深知建立基层政权，论物，土地和枪最重要；论人，穷苦积极分子和干部最重要，于是就有了“武装进入、建立政权、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模式，政随军进、党同军进、军助党政，三者滚动式发展，“以部队为主配合以少数政权工作人员，对外以政权名义出现，对内以工作组方式统一组织所有力量”[ 淄河前后龙山峪对敌斗争工作是怎样展开的（1943年），山东省档案馆G07-01-0001-002。]。由军事武装做支撑的建立政权，它的优点在于快、成规模，它的目的也正是先把架构撑起来、让党的力量以一种体制性面貌存在，因此中共一开始并不是贸然改变乡村领袖，有时还会借助原有乡村运行体系来维持区域的运转，这种借力打力，如黄敬所说“放个定钱先把合法地位占下……你有了接近群众的形式，才有可能改造他”[ 黄敬，在冀南地委书记联席会群众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1943年12月）。]，彭真也道出了个中原因“以当时的主观力量，要在短期间迅速打开局面，必须运用同时也应该运用行政方式，自上而下的去发动群众”[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9月），第134-135页。]，其实世间什么事不都是先拿东西占位子，大者阶级压迫、小者编简历，皆如是。

武装下乡的一些具体办法是：第一步武工队带政工人员来村，借助如麦收免费帮老百姓割麦等事情，收揽民心；第二步，恩来了，威要施，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建立威信；第三步将自己的政策与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村庄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宣传，并从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中发现本地积极分子；第四步，召开村民公选大会，让群众选出培养好的本地积极分子，同时权利交到老百姓手上换来权力归到共产党手里；第五步，建立政权，党政军相互支撑发展，武工队与政工干部开拔到下一地进行工作。先求量、再求质，先全面铺开、再深耕细作，先发挥既有党的体系作用、再在实践和清党中反复萃取，这就是规模效应与效率导向的体现。这样的取向，一方面在刚性的意识形态政党上添加了柔性色彩，具有策略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多重局限性。

所谓柔性色彩，即中共清楚认识到战乱使得乡村精英极其渴望安定的环境，而这正与中共建立基层政权带来的影响暗合，于是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支持下，士绅大力支持中共军队，中共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以灵活策略对待士绅。局限性是指，中共的滚动式发展，一来对干部数量要求大，干部培养跟不上地区发展，二来强调速度的政权建设势必忽略乡村复杂的矛盾状况，导致制造敌人、流失政治资源。中共应对干部数量少的方法就是在乡村斗争中培养新干部，发现积极分子则加以谈话启发、任务考察、由熟悉的社会关系发展其为新干部，还有的办积极分子训练班；而对于过快带来的“左”的错误，只能是以事前打预防针、事后纠正等手段来支应一二，这种情况实在是自苏区以来的老困难了。这种困难有时会以中共实行方案的反面来表现出来，据时任延属地委组织部部长的李景膺所讲“到抗战后期，延属地委下辖6006个自然村，有1815个没有党员”[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李景膺发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乙，1994，第160页。]，延安下属地区尚且有30%无党员，其他地区、以及那些只是充当官样数据的地区就可想而知了。

上文提到权利和权力的互相影响，便是中共村基层政权推进的关键，辩证法中所谓量变产生质变，就是讲量的累积会使得定义量的力量发生变化，乡村地区，最大的量便是贫苦农民，只要把他们团结发动起来，整个乡村的权力格局就会变化，怎么团结发动群众呢，无非是把对群众不利的东西去掉、对群众有利的东西建立起来，这就是诉苦、租债一笔勾销、分田地、获得选举权利了。列宁早就指出经济利益在动员群众中的重要性，而且将经济条件的改善放在首先位置和充分条件[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325页。]。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白拿的，群众拿到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他们交给共产党的就是政权，黄道炫总结到“权利携带权力，权力渗入权利，权利释放和权力渗透在这里形成双向奔赴”[ 黄道炫，铁水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第174页。]。

即便中共相比于国民党在乡村政权方面要好得多，然而问题不断，一者村长这个位子，因为摊派任务多，良善者多不愿意当，二者有许多村长有样学样，搞起官僚主义来，打杀群众，三者征兵征粮、优待抗属烈属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妥善解决，以至于群众心有怨气。中共的对策则是，缩小行政区域，各地委干部工作单位在县、工作中心在村，组织工作团下乡处理问题，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中高层干部和村基层的直接连结、落实政权建到村县的原则，来减少行政治理的各种资源浪费，获得群众支持。

为了更好地掌控政权、获得人心，就必须玩好平衡术，政治权力的变迁是要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思想习俗的迁移一同展开进行的，没有脱离环境的权力变化，因此在小农经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农村种种风俗习气没有发生“思想地震”的情况，指望权力出现大的颠倒，无疑是唯心主义，要是自认为确实发生了权力变化并对这一套外力催逼的方法奉为真理，那就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甚至是在自掘坟墓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共虽然因为意识形态不通达这些道理，但是其灵活、富有弹性的政策使得他们相当程度上规避了大革命、苏区时期的左倾错误，能够认识到权力还是在士绅能人手里，获得人心势必要进行群众动员号召，因此政策就必须要平衡双方，既要抑制意识形态要求避免猛烈打击士绅地主，又要自行抵制临时利益取向避免与士绅地主深度绑定，此中道理，书呆子是不懂的，唯有历事者才体会到酸甜苦辣、因时而动。“左”是意识形态政党自带的倾向，追责纠偏降温摘帽就是具体政治“右”的那一方面，正是在这种左右的动态变化中，中共的工作人员才逐渐获得一种政治处理的灵活性和政治敏感度。通过这种政治的艺术，中共成功在乡村建立了，以干部为主体，各积极分子、普通党员、劳模、民兵为辅助的新权威群体，旧时代的旧权威，有些换了个新名称进入了新权威，大多则被无情地甩落在发展道路中，小学教员这一乡村文化继承、传播、变迁的主要群体则保留了权力地位。随着中共对乡村政权控制力的增强，脱产者人数也随之增长，这就是有得有失，然而政治就是意识到成本、风险、代价还要去做决断换取收益的艺术，如果因为会出问题就不去做，那才是因噎废食、窝囊到死呢。

所谓治理艺术，就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中共强在系统性、组织性，那么对待权力涣散、没多少文化的乡村，做事就要讲究章法、一套接一套，只要走上既定程序，便要一齐招呼上去，不能留下反应时间。刘少奇曾对其进行过详细精妙地叙述，兹将其文复制粘贴如下：

中心区、村在发动群众运动之前，由区政府负责人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帮助群众运动要来，不要紧，不要怕，即由区政府召开几天士绅、地主座谈会（请请酒，唱唱戏），这样调虎离山，以便工作团挨家挨户去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进行情况的了解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干部每天将调查研究所得，加以总结，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态度加以检讨，使每天的工作有进步（顶多和农民谈三四天）。个别谈话完了之后，即召集农民中积极分子开会，商讨减租减息办法。由工作团最负责的人和他们谈话，使他们彻底了解，并给他们以任务，去找更多的农民来开会。开好了，第二天就召集全村农民大会，决定几个问题，并在大会上选举农会筹备会。减租不能马上就做，应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来下手，先经过些斗争，提高农民的热忱和信心，再进行减租减息。这些斗争，以各个农村农民具体要求为口号，比如借粮为口号。另一边，区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也暗地配合，和一些较开明的地主说好了的，用些方法使他不好不答应借。农民发动去借粮时，就先借那些已说好了的，由农民出面（一定要农民自己出面，决不可干部代替），一借成功，农民的情绪提高起来了。而别的地主见那些地主都借了，自己也不好不借。农民的积极性这样提高了之后，就不会降低，接着就可进行减租减息，具体讨论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的办法。

这时，就加紧教育那几个积极分子，开一个临时的比较深入的二三天训练班。马上成立农会。成立农会时要悬榜，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成立农会时，要准备旗子、标语、游行示威，县长、军队首长都要去出席农会，以示对农会的重视，并讲话鼓励，送东西。这影响一传开去，非中心区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

中心区村干部在工作做成时，即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转移阵地，到非中心区去做。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来了。这样，群众运动形成一股潮流，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 刘少奇同志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的报告（1942年12月9日-10日），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第8卷，第186-187页。]

另外1945年淮安的经验亦有学习取法之处。4月1日，在村里开会，公布落后和破坏分子名单，让他们在会上坦白错误，进行政治动员；接着开干部会议商议分配斗争成果，优待积极分子和平均原则并行。4月2日，召开群众大会，发放斗争成果，进行经济动员。以上是经济政治权益的下放。4月3日，在普通、落后、先进三组人三个层面多头推进，普通的开村民大会、进行坦白运动，落后的谈话、要求承认反省，先进的开班教育、进行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巩固。4月4日下午，准备村选、进行动员，讲解村选的原因、当选村长所需要的条件并借此划下范围——二流子和坏人不能当选、得跟共产党一条心才行；会后开组会，酝酿村长和村委名单。4月8日下午，村党支部介入村选具体操作，党员作为村长候选人到各组活动，支部为其站台，9日开会讨论准备工作，10日全村公民大会开幕，会后组织群众一起参加娱乐活动。选出村政权班底后，开展整党工作，发展新党员、审查旧党员，就工作运动中的表现进行臧否，建立新制度、制订新计划等。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就像我在上文提到的帮助老百姓割麦来获取信任，然而最欢喜的不是贫农，而是地多的富农中农，免费帮忙割麦省去了他们雇人的钱，而雇农的工作被抢了，反而心中不满。但是你难道因为这就不去做了吗？现代中国社会给我们每个人灌输了一套完美主义叙事，又因为经济政治不平等和个人力量弱小，穷人形成了一套既定的利益衡量方案，一方面涉及大金额的时候，不考虑风险、只想着沾光（例如无脑吹捧铁公基，动辄中国速度），另一方面只要有风险的决策就推脱拉、不敢做（譬如不敢投入长期才获得收益的项目、学习等），这就是明明一无所有、却自以为有、还要宝贝得狠。这种实际上的无产阶级和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日不解决，革命的主体就一日不得落实。

察中共之所以胜过国民党等在基层扎下根来，除却已经分析的组织优势、环境优势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唯意志论的骠悍勇决的冲劲，中共依凭武装和干部优势，以强势姿态进入乡村社会，辅以灵活策略、高度技术化的手段和怀柔心思，敢于直面困难并且能够积极寻求克服困难的方法，所击者克，所当者服，用近代化最高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来对付落后的前现代中国，尚要狮虎搏兔、用尽全力，此种态度，何事不能成？然而，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以强硬政治取代混沌社会固然有其进步一面，然而政治的权力属性天然地压制社会的活力，社会的弱化反过来诱使政治自我强化，以至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薄弱，最终突破开来，建国以后几次大规模群众运动、改开之后权力寻租盛行、现在国进民退的权贵资本主义，盖始于此。现在的状况就是社会弱而国家强，然而政治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社会，因此总趋势上是双输双衰，何清涟所谓“溃而不崩”，其意在此乎？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上讲过这样一句话：“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5页。]前途渺茫而清晰，道路漫长而短暂，唯有肩荷历史责任，担当时代使命，才能在这种环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