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21 世纪资本主义 “超级剥削” 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原编按】

2024年12月27日，在特朗普登基一个月左右时，他竞选时的强力支持者埃隆·马斯克誓言要发动“战争”来捍卫针对外国技术工人的H-1B签证计划。该项宣言很显然与特朗普的主流支持者的诉求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以至于成为了今年这两位政治人物分道扬镳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看上去不过是一场保守派的“内斗”暴露出了美国现状对于外来技术移民的高度依赖。这种“内斗”背后的现实远比表面上的意识形态分裂更为深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其结构性危机中日益依赖“超级剥削”作为延续利润与统治的关键机制。在数字资本与平台技术重构劳动过程的同时，曾广泛存在于殖民地国家的“超级剥削”模式正在以更隐蔽、更广泛的形式卷土重来。这种剥削不再仅限于南方国家的底层工人，而是通过全球劳动力套利系统渗透至北方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扩散至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从外卖员到AI标注员的“全谱系压榨链”。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揭示了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剥削结构，也在于它对当代工人阶级困境的全球性与分化性的深刻剖析。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主义的意义：当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生活经验、劳动形式乃至文化话语都被资本有意分裂与隔离时，是否仍有可能重建一种跨越南北、种族、性别与产业形态的“共同命运”意识？也许正如文末引用卢卡奇所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为何工人反抗，而在于为何他们没有反抗。

【摘 要】

传统资本主义在21世纪陷入停滞, 为了应对不断加深的危机,资本逻辑一方面引入数字平台等新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重新激活旧有的剥削模式,上世纪广泛存在于殖民地国家的“超级剥削”开始复苏并变得日益普遍。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技术封锁与移民管控等方面不断收紧政策,但由于劳动力套利系统与全球价值链的强化, 超级剥削仍迅速从南方向北方蔓延,并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扩散至包括高新技术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超级剥削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其在缓解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新的危机,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剥削程度的内部差异妨碍了共同阶级意识与国际性团结的形成, 为此,全球左翼必须寻求新的斗争策略。

【关键词】 21世纪资本主义 超级剥削 全球团结

作者吴鑫,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西安 710072)。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与程度各有差异。在西方学界的主流叙事中,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伴随的殖民掠夺和压迫屠杀只是一小段史前插曲, 所谓阶级剥削也将随着经济体系与政治制度的日益完善而变得无足轻重。现实的发展也常常给人这样的错觉: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政治改良的合力下,贫困、剥削、阶级对立已不再是普遍的社会问题。 一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西方左翼学者,也在承认这一“事实”的情况下转向了生态、性别、文化等新战场。然而,21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危机表明, 进步幻象之下被隐藏与转移的矛盾终将再度浮现, 在核心的经济领域中, 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与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始终在以新的、 强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 “超级剥削” 的复现与蔓延。

1“超级剥削” 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我父亲一生只做了一份工作, 我的一生将做六份工作, 而我的孩子们将同时做六份工作。”罗宾·蔡司 (Robin Chase) 这句被广泛引用的话, 既是新兴“零工经济”(Gig Economy) 的真实写照, 也反映了 21 世纪剥削形式的隐蔽化与剥削程度的日益加深。从早期的工商业资本到上世纪的金融资本,再到当前的数字资本,不断变换的外在形式是资本逻辑追逐利润与自身增殖的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得以暂时缓解,然后重新产生,如此循环往复。平台经济、加速主义、智识劳动 数字利维坦……当新奇的技术补丁已不再能平复资本主义新帝国版图的褶皱,一些传统的旧有模式便被重新唤醒。我们看到,上世纪广泛存在于亚非拉等殖民地国家的 “超级剥削” 现象正在悄然复苏, 并从南方国家开始迅速蔓延至全球,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超级剥削”(Super-Exploitation)一般指对工人进行超出常规限度的过度剥削与压榨，其核心特征是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关于这一现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有相关的论述。马克思指出, 同其他商品一样, 劳动力的价格也会有波动变化, 但 “劳动力的价值, 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①。 这意味着, 工人的工资水平会有所变化, 但其最低限度是维持工人自身 (如果不能涵盖其家庭的话) 的生存。 马克思承认, 由于不同地区与历史时期的物质条件不同, “维持基本生存” 这一标准也难以统一, “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所谓必不可少的需求的范围度……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②。 即便如此, 马克思仍然强调, 最低工资的边界尽管非常有弹性, 但其最终极限是由劳动者的体力所决定的, 一旦工资降到了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或工人的生命力消耗超过一定程度, 他就不能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更新其体力, 并日复一日地重新从事劳动生产。

马克思之后, 一些学者引入了 “ 过度剥削” (Over-exploitation) 一词, 用来描述工人阶级日益困窘的状况。七十年代, 拉美学者鲁伊·马里尼(Ruy M.Marini) 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正式提出 “超级剥削” 的概念, 其后这一术语开始广泛流传。 根据依附理论的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的不平衡造就了国际经济中的“中心-外围”体系,中心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与国际贸易占有了生产率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外围国家则成为前者的经济附庸。在这种情形下,外围国家往往成为全球生产链中的原材料与劳动力的供应地, 并不断吸收着从中心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产业, 因此, 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通常承受着更多、 更重的剥削。

在《依附的辩证法》中,马里尼对“超级剥削”做出了如下定义:“工作强度的提高、工作日的延长, 以及征用工人补充劳动力所需的部分工作, 构成了一种完全基于对工人的更大剥削而不是发展其生产能力的生产方式”③。马克思曾指出, 现实中确实存在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情况, 但他未曾料到, 这种情况会在20世纪成为部分地区普遍的生产模式。 在马里尼看来, 超级剥削不仅仅是通常理解的更多、 更重的劳动剥削, 而是伴随着工人在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内身体、 心理和社会能力的全面退化, 即 “过度剥削” 与 “ 超级剥削” 对应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

可以看出, 超级剥削不是量的描述, 而是另一种不同性质的剥削与生产模式。 如果说过度剥削只是要求机器加大马力高速运转———所有的零件至少能够得到定期维护以确保其正常工作, 那么超级剥削则是 “燃料黑市”, 工人在这里只是作为短期耗材而被买卖, 他们工作的唯一目的是维持资本机器其他部分 (即其他国家的经济部门) 的运转, 而工人能否解决自身的温饱并恢复、更新体力, 则完全不被考虑在内。 因此, 超级剥削一般存在于殖民地、 外围国家或中心国家的外围地区, 并往往与移民、 难民、 非法或半合法的劳动密集型、 高危型产业密切相关。

以马里尼为代表的拉美学者在这一时期所阐述的超级剥削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并且十分依赖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提出了 “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即随着技术进步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当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 (或变化不大) 时, 利润率必然趋于下降。 实际上,这种对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与再生产无法扩大、 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的担忧, 在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有体现。不过, 也存在一些对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因素, 在 《资本论》第三卷中, 马克思将这些因素概括为六种:(1)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2)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3)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4)相对过剩人口; (5)对外贸易;(6)股份资本的增加。④从之后的历史来看,这六种手段正是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良、缓和危机而不断采用的,而无论是剥削程度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 还是全球贸易与金融资本的发展, 其最终后果都会集中在一点, 即工资被压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由此产生额外的、 超强度的剥削。 不过, 马克思似乎认为, 在转向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 而且必须被视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即大规模的超级剥削不会存在, 也不起决定作用。 然而, 马里尼等人的研究则表明, 技术与工业的进步 (部分) 是由全球体系中其他地方对不自由工人的超级剥削所换来的。 显然,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假定, 国家框架是解释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最合适范围, 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是如此。与此不同, 马里尼等人将超级剥削定位在帝国主义塑造的全球体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 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历史阶段。 具体而言, 超级剥削是依附型国家与经济体特有的发展特征。 通过将分析视角从国家扩大到全球框架, 马里尼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为了发展核心地区的经济, 帝国主义刻意制造并维持了不同的生产率, 并以不同剥削形式的组合在整个系统中强化这种不均衡与不平等。 “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强化工人的劳动节奏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工人的报酬低于其实际价值的趋势得以持续”⑤。 因此,以全球视野来看, 无论是技术的进步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没能治愈落后, 相反, 它们始终在生产并加剧这种落后。

超级剥削与 《资本论》 中确定的两种剩余价值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拉美学者所争论的另一个主题。在马里尼的著作中, 这一概念既不能归结为绝对剩余价值, 也不能归结为相对剩余价值。布埃诺·马乌尔(BuenoF. Marvulle)等人认为, 超级剥削是一种复合体,它“汇集了各种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 其核心是规避与劳动力商品相关的价值规律”⑥。阿德里安·瓦伦西亚 (AdriánS. Valencia) 在 《超级剥削和工作组织的新范式》 一书中, 将超级剥削定义为 “第三种榨取剩余价值的模式”, 并指出这种模式产生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对全球南方的剩余价值榨取, 特殊的历史性与地区性是其主要特征。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争论, 关键问题在于, 马克思的两种剩余价值的划分是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做出的, 而超级剥削概念本身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马里尼在其著作中也曾指出, 超级剥削的含义超越了经济分析的层面, 必须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 遗憾的是, 马里尼本人并未将这一工作进行下去。

21 世纪以来, 西方学者在继承与批判依附理论的同时丰富并发展了超级剥削的概念,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学界广泛接受的术语, 自马里尼之后, 超级剥削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 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 一些拉美学者在经济学视角之外, 引入政治、 社会因素来阐释超级剥削。例如, 费尔南多·米雷斯(FernandoMires) 指责依附理论是明显的 “经济还原论者”, 瓦斯孔塞洛斯 · 费利斯贝托(VasconcelosG. Felisberto) 也认为, 依附理论是在高度的理论抽象中使用劳动的超级剥削等概念, 而丝毫没有将其与社会学 ( 如阶级斗争) 和政治学 (如国家权力) 联系起来。 作为拨正, 乔瓦尼·阿里维斯 (GiovanniAlves)发展了伊斯特万·梅萨罗斯 (IstvanMészáros)关于超级剥削与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以及卢卡奇 (GyorgyLukács) 关于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操控” 的思想, 指出对劳动本身的超级剥削除了需要一定的物质、社会基础外, 还需要依赖意识形态与政治操纵, 以便在整个社会层面更大程度地合理化其剥削, 并使人们逐渐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秩序中的正常现实加以接受。阿德里安也表示,“对劳动的超级剥削只存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整体之中”⑦。

第二, 超级剥削理论的影响超出了拉美地区,开始在英美、欧洲以及国内传播。近年来, 超级剥削理论与各类左翼思潮形成汇合,一些西方学者将其与国际政治、全球贸易、平权运动等议题结合, 不断扩大其理论外延。美国著名左翼学者约翰·福斯特 (JohnB. Foster) 指出, 狭义的超级剥削是指工人的工资低于其社会再生产成本的价值, 而更广泛的概念还应包括 “一种国际或地区间的相互关联, 即通过支付低于生存水平的工资为资本创造的盈余, 通过不平等交换、盈余流失 (或转移) 等方式流向帝国中心”⑧。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也指出, 超级剥削不仅在传统的经济因素中显现出来, 而且在超越生产的非经济层面 (如社区组织、社会结构) 也发挥着作用, 由于 “外来移民与劳工往往通过其直系亲属以及在本国的社交网络来大量补贴生存成本, 使国家和雇主能够轻松地将工资压到低于其再生产成本的水平”⑨。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Silvia Federici) 以及肯德拉·施特劳斯(Kendra Strauss) 等则从平权运动出发, 认为有必要将关注点从超级剥削转向女性所遭遇的“隐性剥削”, 即与低薪男性工人相比, 女性所承担的工作往往是 “无薪” 的; 不仅如此, 由于女性在维持成年男性工人的需求或照顾那些无法工作的人 (如儿童, 残疾人和老人) 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如家务劳动或社区护理),使得资本家能够压低工资、 转嫁工人的生存成本, 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对男性工人的超级剥削。

2南方超级剥削: 逆全球化与“新次帝国主义”的形成

马克思假设, 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是一种特例, 因而只能短暂存在于某些经济部门或某些生产环节之中; 而在马里尼等拉美依附理论家看来, 超级剥削尽管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生产模式, 但它仅仅能够在殖民地或外围国家存在。 然而, 随着传统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 超级剥削作为补救方案被重新唤醒, 21 世纪以来, 在非洲、 拉美等地, 超级剥削迅速卷土重来, 并开始扩散至西欧、 英美、 中东、 南亚等地。 在这一过程中, 中心与外围、 南方与北方的界限日渐模糊, 借助信息技术、 数字平台等手段, 超级剥削与生命政治、 智识劳动、 无酬工作等结合, 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张劳动力套利的巨网, 在修复资本危机并维持强化其统治的同时, 也对当前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乃至国际社会局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超级剥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一国之内, 从事底层工作的人承受着更大的剥削, 而在国际范围内, 中心国家通过其在技术与经济上的垄断优势, 不断吸收生产进步的成果, 并将低端产业、 成本、 危机甩出至外围地区, 从而使得落后国家工人阶级长期遭受更为严酷的压榨。 这种分化在资本主义殖民时期达到顶峰, 但随着上世纪以来的反殖民主义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 中心与外围的差距逐渐缩小, 超级剥削现象存在的区域一度大幅缩减。 不过, 在这一阶段也产生了所谓的 “次帝国主义”, 因而使得超级剥削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得以延续。

次帝国主义 (Sub-Imperialism) 是马里尼所提出的另一个概念, 按照他的描述, 次帝国主义是依附型经济达到垄断和金融资本阶段时所采取的形式, 其特征是国家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中等有机构成 ( 即技术自主或经济自主), 同时实行相对自主的扩张主义政策 (即政治自主)。 易言之, 次帝国主义不是实力较弱的第二等级帝国主义, 而是经历过帝国主义殖民并实现独立后, 开始效仿并追随前者而发展出的一种帝国主义。 因而, 次帝国主义一般出现在原殖民地世界的区域性大国中, 例如南非、 澳大利亚、 印度等。 次帝国主义具有两面性与中介性的特征, 一方面主动融入帝国主义生产体系之中, 共同维护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 另一方面也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谋求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自身的霸权。 在次帝国主义国家内部, 一般剥削与超级剥削同时存在, 而通过中介与转嫁, 次帝国也直接造成了更落后国家的超级剥削。

近年来, 受逆全球化、 反移民措施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间的经济与技术交流(特别是人员流动) 受到极大限制, 南北之间一度缓和的差距开始重新拉大。 在极右翼势力的操控下, 美国、 欧盟等发达地区不断收紧对移民、 难民的接收政策, 而另一方面,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产业转型的加速, 使其吸收低端产业与密集劳动力的能力大幅下降,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落后国家人口无法向全球北方流动, 南南迁徙则被迫扩大, 这为新型次帝国与超级剥削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弗兰西斯·维吉尼奥(Francis P. Virginio)关于海地在巴西移民状况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2010年海地地震发生后, 联合国人道主义特派团监督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这次任务由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协调……尽管他们发表了人道主义言论, 但却严格抵制海地人抵达他们的港口。相比之下,巴西在这次任务中发挥了明显的领导作用,70多万海地人以五年签证计划的形式在巴西获得了人道主义援助, 使他们能够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⑩。 作为典型的南南移民, 海地工人在巴西的生存况为我们了解 21 世纪超级剥削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2014 年的数据表明, 海地本国的工资是拉丁美洲最低的 (也是世界最低之一), 实行八小时轮班的工人工资收入不到四美元。 因此, 大量海地人寄希望于在国外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目前, 有近 20%的海地人口居住在国外, 其中包括 75%以上的技术人口, 这些移居国外的人口承受着严重的超级剥削, 以巴西为例, 海地移民的工资被压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其生存成本则被大量转嫁:

(1) 流动成本。 尽管巴西承诺提供人道主义保护, 但海地人在进入巴西的过程中却不得不支付签证、 交通乃至勒索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额外高昂费用, 根据维吉尼奥的描述, 一名海地工人迁徙到巴西的总费用在 2000 美元到5000 美元之间。 实际情况是, “当海地的亲友合力资助一名工人移居巴西, 并期望其日后能协助更多人逃离海地时, 他们的希望常常落空, 因为到达巴西的工人在劳作数年之后也很难负担起一名新移民的流动费用”⑪

(2) 生存成本。 在巴西的海地人与国内家庭与社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两者在绝大多时候都分担着彼此的生活成本。 一些留在海地的人处于无工作或半工作状态, 因而必须依靠在巴西的亲友定期寄钱维持生存, 这就迫使后者不得不接受超级剥削, “为了帮助他们, 任何能够工作的人都必须去另一个国家, 接受任何条件的工作”⑫另一种情形是, 当在国外工作的工人因拖欠工资、 生病或意外而面临困难时, 国内的亲友不得不分担很大一部分成本。 事实上, 后一种情况并不比前一种更少。

(3) 社会成本。 对于巴西来说, 大量海地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双重利好: 他们不仅填补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空缺, 也分担了可观的社会成本。海地移民接手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高流动率、高风险、低工资的体力劳动以及外包工作, 也更容易接受工作日的延长和工作强度的提高, 这在一定时期维持了巴西特定就业形式的需求; 此外, 巴西政府的政策以及普通巴西人的态度致使海地移民无形中分担了许多社会成本, 其中包括生育责任、公共服务、卫生、社会保险等, 而在经济停滞、 汇率波动、通货膨胀或就业竞争加剧时, 海地移民则承担了大部分损失与风险。

通过这种方式, 巴西成为新的次帝国, 而被吸纳进来的更为落后地区的工人则成为新的超级剥削的对象。托尼·伯恩斯 (Tony Burns)认为, 在巴西等国家, 超级剥削并不是一个例外情况, 也不是可以通过授予 (移民) 完全公民身份或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来克服的。 相反, 超级剥削是在 (全球) 经济发展背景下当代社会进程的交叉中形成的。 在这方面, 超级剥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公民-劳动-从属”的确定制度的构成部分, 因而是许多南方国家共有的。 除巴西之外,印度、澳大利亚、西欧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形, 由于逆全球化与南北人口流动的管控, 区域性大国的人员难以向发达国家流动, 其自身反而不得不接受落后国家移民的涌入, 对于处在中介地带、被迫“晋级” 为新型次帝国的国家来说, 这种影响是双重的 (其利弊视不同国家的政策而言),而对于处在两极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 其长期弊端则是显而易见的———穷国的经济状况逐步恶化, 而富国内部同样由于封闭而产生出新的超级剥削, 进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3劳动力套利、 全球贫困链与超级剥削的泛化

史密斯在其 “新帝国主义” 理论中借鉴了《资本论》中的概念与方法, 并指出 “建立在全球劳动力套利基础上的超级剥削, 是剩余价值增长的第三种形式, 并成为当前日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劳动关系形式”⑬。 “全球劳动力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 作为资本全球套利的一部分, 主要指通过雇佣工资低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工人来降低劳动力成本, 包括外国外包、 移民和通过工作签证进口外国劳动力等形式。 全球劳动力套利体系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本、技术、原材料等套利体系的发展一同建立起来的。 近年来, 跨国管理软件、 互联网通讯、 智能即时翻译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更容易与国外的员工进行沟通和协作, 从而促使全球劳动力套利进一步强化与高效化。与其他套利机制类似, 全球劳动力套利有时要求人口自由流动, 有时又主动建立壁垒。从目前来看, 尽管发达国家在边境广筑高墙,严格抵制国际移民与难民的涌入, 由此导致了“除了劳动人民, 其他人及事物皆不受边界限制的世界”⑭, 但新帝国主义对于工人的流动并非完全阻止, 而是 “抑制” 与 “控制”。 通过在低工资地区雇佣工人, 或者允许落后国家的劳动人口进入本国市场, 资本能够大幅降低人力成本, 但由此带来的一个反噬性后果是,发达国家本国的产业结构、 就业状况以及消费水平等均受到影响。21世纪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技术封锁、 移民控制、 金融制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 根本目的都在于保护本国的经济。 同时,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对要素流动的内在要求, 以及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需求, 这种封锁与限制往往是有选择性且充满弹性的, 即一方面严格限制高端技术的外流, 另一方面又需要加速低端产业的向外转移, 同样, 收紧移民、 难民管控政策, 只是为了将低端劳动力牢牢限制在落后国家, 从而在全球南方维持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 并通过超级剥削将其转变为源源不断的廉价耗材, 而对本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才则绝不在限制之列。

本杰明 · 塞 尔 文 (Benjamin Selwyn) 认为, 全球化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扩散也在北方产生了新的超级剥削。 按照多数观点, 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或GVC) 极大提高了效率, 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分配, 例如, 世界银行 2020 年发布的 《世界发展报告》 宣称, 全球价值链提高了生产力和收入, 创造了更好的就业机会, 减少了贫困。 然而, 全球化及其生产链在另一方面也制造与加剧了贫穷与两极分化, 赛尔文将其称为 “全球贫困链”(Global Poverty Chain,或GPC), 以明确反映其对劳动阶级的不利影响。 通过农业现代化、 经济结构调整、 出口加工区的扩散以及对别国的直接投资和土地掠夺,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 而由全球化塑造的这一体系是一体两面的———价值链为资本攫取了无尽的财富, 而贫困链却造成了压迫、 失业、 贫穷与动乱的病毒式扩散, “ (全球贫困链) 将可剥削的无产阶级交到资本手中……不让穷人有任何选择, 并建立一支劳动力后备军, 在全人类大部分地区执行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纪律”⑮。 在全球贫困链中, 工人的工资 (系统性且长期性地) 低于他们的生存要求以及再生产劳动能力的价值。 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来说, 贫困链与超级剥削的扩散导致了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8 年的报告, 1995 年至 2015 年期间, 顶级跨国公司利润的增长占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三分之二以上, 尽管部分利润份额的上升是以整合小型企业为代价的, 但自本世纪以来,它也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密切相关。 工资收入占比的下降既与劳动阶层的就业与生活水平息息相关, 也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保障性服务的支出以及国民消费水平, 这种影响是系统而全面的, 因而发达国家也难以幸免。

由于全球劳动力套利体系的强化以及全球贫困链的蔓延, 超级剥削不可能被牢牢控制在南方地区。 21 世纪以来, 超级剥削及其影响已经迅速渗透到北方发达国家, 而从产业类型看, 原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工作中的超级剥削如今已经开始在部分高端部门出现, 并日益成为所有行业的普遍现象。

(一) 地区分布变化    

在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或落后经济部门,超级剥削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 2020 年全球疫情期间, 英国媒体报道称, 莱斯特地区许多制衣厂出现了 “极度剥削” 的情形, 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并强迫工人在极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 制衣厂的工人大多是黑人、 亚裔和少数族裔, 其中约三分之一是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乃至东欧等地的移民。 许多人没有居民身份文件, 由于担心被内政部驱逐出境而不得不接受工厂的苛刻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不签订正式雇佣合同、 迟发工资、 只正式申报部分工资或将福利视为工资的组成部分。 在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之外, 另一个遭受更严重剥削的群体则是女工, 其中大多数是由于语言或社会文化能力有限而无法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女性。 相比前者, 女工群体的工资往往更低或没有工资, 她们通常需要上夜班, 且面临随意解雇的风险。

在全球地区性战乱与动荡此起彼伏的背景下, 欧洲与美国极右翼势力不断收紧反移民政策, 然而, 在生存与追求更好工作条件的驱使下, 偷渡、 越境始终无法禁绝。 一些发达国家出于缓解社会压力、 消化低端经济的考虑,往往也对有价值的非法移民采取默许态度, 这就造成了超级剥削的长期存在, 而在外来移民涌入较少的国家或时期, 被资本主义效率机器淘汰并抛向底层产业链的本国工人则充当了超级剥削的替换对象。

南方移民的涌入是造成超级剥削在北方扩散的主要原因吗? 事实远非如此。同样以英国为例。赛尔文的调查发现, 英国工薪阶层 “在职贫困” 的情形近年来出现激增趋势。 数据显示,“英国 2017 年的贫困工人人数为 400 万(每 8 人中就有 1 人是在职贫困人口) ……贫困率最 高 的 四 个 行 业 为 住 宿 和 餐 饮 服 务 业(25%)、 农业、 林业和渔业 (23%)、 行政和支持服务业 ( 22%) 以及批发和零售业(18%), 而工人的总体贫困率为12%”⑯。 这种在职贫困有的是由于就业不足 (工作时间不足) 造成的, 但主要是由系统性的低工资造成的, 因此, 即使工人每周满负荷工作, 他们的收入也很难满足购买全部生活必需品的要求。赛尔文认为, 这种 “系统性的低工资” 正是生产全球化所造成的———尽管发达国家能够将移民挡在门外, 但南方大量的过剩人口所造成的极低的平均工资水平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北方, 这种系统性作用是全球性的, 从而给整个北方的经济部门带来了工资下调的压力。

当工资系统性下调达到一定的程度, 以致于工人收入无法维持其基本生存时, 则必然带来超级剥削。 赛尔文等人对东欧和中欧出口生产行业的研究发现, “向工人支付低于生活水平的工资是整个行业的常态, 而非例外”⑰。工人们发现, 努力工作获得的工资逐渐无法负担起国内的家庭旅游, 进而无法涵盖水电费和房租, 很多工人开始严重依赖家人和朋友的贷款以及免费或非常便宜的农产品来维持生活,他们的居住卫生条件极差, 很少能负担得起医疗检查, 也买不起孩子的校服和学习用品。 赛尔文等人的调查还显示, 中东欧国家的超级剥削率 (以实际工资占生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已经高于部分亚洲地区 (见下表, 有删减)。

当工人工资无法完全涵盖其日常生活支出(低于 100%) 时, 超级剥削即已产生, 而这一比例越低, 则剥削率越大。 例如, 马来西亚工人的工资能够涵盖其生存支出的 50%以上,而乌克兰地区仅为 14%, 即后者工资水平更低且生活处境更艰难。

赛尔文的研究是将超级剥削进行数据量化的首次尝试, 尽管这一方法尚存争议, 且大部分数据是通过工人访谈粗略估算所得, 但从上述数据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 超级剥削已经广泛存在于全球各地, 包括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落后第三世界; (2) 超级剥削率以及超级剥削的分布密度与一个国家总体的经济水平有一定关系, 但更多是与其内部经济产业结构, 以及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相关。 以印度与克罗地亚为对比, 尽管前者在2023 年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整体发展水平高于后者, 但其内部存在大量传统落后产业, 而克罗地亚经济则以第三产业为主,故而其国内超级剥削强度与广度均低于印度。这种反差也暗示了, 超级剥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与转移会更多受制于自然或经济因素,其未来发展将呈现出更加复杂、不可控的趋势。

(二) 行业分布变化

从经济或技术的角度来看, 超级剥削一般存在于产业链的底端, 即农业、采掘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一些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比例的提高,从而有助于缓解剥削状况。

但实际情况是, 技术首先会向产业顶层汇集,并将淘汰人口甩向低端行业,使后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以巴西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甘蔗和糖基乙醇生产国与出口国,巴西的农业生产近年来也在不断改进技术,传统的制糖寡头积极开展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声称新技术使他们能够从粗放型生产 (即增加耕地面积) 转向集约型生产。然而, 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得农业综合企业将小型农场挤出市场,加剧了土地不平等, 并增加了失业后备军的数量。阿曼达·拉蒂默 (Amanda Latimer) 认为,巴西政府与企业家的对外宣传 “包含一种 ‘意识形态’, 它试图否定人类在甘蔗种植上付出的劳动”⑱, 在这一叙事中,甘蔗出口与制糖业的繁荣完全是技术与管理改善的结果,高强度的劳动、土地的扩张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则被完全忽视。随着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被曝光, 巴西农业现代化背后的超级剥削也逐渐为人所知———自90年代以来, 由于机器收割机的使用数量不断增加, 人工配额 (即每天砍伐的甘蔗数量) 也不得不持续增加, “与之前每天6吨的配额相比, 现在工人每天的配额为7.4-10.7吨,而要达到‘良好’的生产率等级,每天必须完成高达13.4吨的工作量”⑲。这一数量的上升不仅影响到移民工人,也响到当地工人。为了维持高效率, 资本家需要一支 “时刻保持年轻与充沛体力” 的劳动大军,因此, 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周转率变得非常高,一批又一批工人在不断轮换中耗尽精力与生命, 而其直接结果是工伤、事故、疾病与癌症的骤增。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农业也是滋生超级剥削最合适的土壤。查理·克拉特巴克 (Charlie Clutterbuck) 关于英国脱欧之后农业发展状况的研究表明, “农场工人的平均收入仅为其他经济部门的三分之二,在 2011 年废除农业工资委员会之后,工会代表和集体谈判对工资的影响微乎其微”⑳。由于大部分工作都是季节性的, 农场往往依赖高度灵活的短期移民劳动力, 这也是农场工人工伤死亡人数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原因。英国政府机构的一份报告显示,食品和农业部门至少有13, 000人正在遭受“现代奴隶制” 的剥削———农业工人每周工作40-60小时,有时连续工作七天, 两班倒, 中间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有的工人住在面包车里, 连续数天辗转各地, 甚至司机在开车之外也要工作。此外, 存在工人收不到工资单和工资的问题, 许多企业还通过单据造假来规避政府监督。

在服装生产行业、运输业及其他服务行业,情况也大致类似。“亚洲最低工资(Asian Floor Wage) 等工人权益维护组织致力于争取标准工作周权力(即一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并要求工资水平至少能够确保人为自己和家人购买日常所需的食物与服装,支付房租与医疗、交通和教育费用, 并有少量储蓄以备不测。然而, 该组织发现很多最低目标都难以实现,大量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行业的工人都处在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之下,而被迫接受低于生活支出费用的工资则是整个亚洲地区的普遍状况。同样, 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与服务业,超级剥削也在悄然蔓延。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快递、外卖行业就以工作强度大、风险高、保障低而闻名,以美团、UberEats等为代表的外送平台不仅大幅压低工人收入、收取高额提成与手续费, 还将工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 通过层层外包剥离风险,使得工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工作。

总体来看, 当前超级剥削在行业分布上的主要变化有三点: (1)从贸易性部门向非贸易性、本土性部门转移。诸如农产品加工与出口、服装制造等贸易性行业往往集中在落后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受南方移民与国际工资水平的影响较大,而本土性工作由于政府保护而较少受到移民或国外经济的波及, 但这种情况最近正在发生改变, 受全球经济链其他因素的影响, 超级剥削已经开始在非贸易性的本土行业中涌现; (2)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 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情感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超级剥削正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兴高技术产业转移,剥削形式也日渐多元、隐蔽;(3)由于前两个方面的因素, 加上资本主义为应对新危机而不断收紧的控制措施, 超级剥削正呈现出不分地区、 不分行业、全面蔓延的趋势, 这一点也能从最近几年的罢工特点中得到佐证。2023年2月英国爆发的50万人大罢工中, 参与群体不仅有火车司机,还包括30万名教师、10万名公务员, 甚至有边境部队工作人员, 而在随后的法国 “百万工人大罢工”、德国公共部门大罢工以及9月份的美国汽车工人大罢工中, 高端产业技术人员以及政府部门雇员同样占比极大。尽管造成罢工的原因很复杂, 除高强度工作与低收入外,也有政府赤字、金融危机、社会保障政策改革等其他诱因, 但当所有因素叠加, 造成劳动者收入无法维持其基本生存时, 无疑产生了事实上的超级剥削。

4新危机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

卡列茨基 ( Anatole Kaletsky) 在回顾 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4.0”的概念, 而随着信息技术加速迭代, “平台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元宇宙资本主义” 等全新版本也呼之欲出。在不变的资本逻辑内核之上不断变换其外在形式, 并将一切可用之物卷入自身, 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贯趋势。然而,外部的扩张与内部的危机总是在同时发展,当资本主义借助技术手段不断扩展其边界时, 其所能够借以解决问8题的方式也越来越少,可供利用的“外部”也越来越狭小,而其内部危机也将越发严重。

史密斯在 《21 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生产、 超级剥削和资本主义危机》 一书的结尾使用了 “条条道路通危机” 这一标题, 他试图表明, 新帝国主义体系及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 但同时也在引导资本主义走向加速灭亡。 显然, 超级剥削在21世纪被重新激活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饮鸩止渴” 的极端处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致命的危机将在全球范围内集中爆发。

首先, 超级剥削的复活将成为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最大障碍。 按照发展主义的逻辑, 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结束超级剥削的前提条件, 而在全球贫困链的强化与南北分离的背景下, 无法得到技术与产业转移的落后地区只能通过吸引外国资本、 加大劳动力剥削来维持自身经济, 由此形成对低端落后产业的过度依赖。 以巴西与海地的情形为例, 超级剥削能够广泛存在, 不仅是由于海地移民逃离落后生存条件的需求, 也是巴西政府与资本家共同鼓励的结果: 对于巴西人来说, 离开海地的移民不可能再返回故乡, 因而不得不接受任何条件的工作。 尽管巴西政府近年来推进了一些改革, 例如 “新发展模式” 宣称减少贫困、 解放受奴役的工人, 但外来移民所提供的巨大经济增长力以及其在吸收社会风险方面的贡献,决定了巴西政府不太可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此外, 处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次帝国主义由于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殊性, 更加容易产生长期独裁政权 (例如多数拉美国家),这种政治结构又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超级剥削与落后的经济模式。 在这些国家, 民主改革是艰难的, 工人的反抗同样举步维艰: 次帝国的工人既受到本国资本家的剥削, 也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金融、 贸易与管理系统的压力; 而对于人口流出国来说, 移民从国外汇入的资金不仅支持了他们在本国的家庭与亲友, 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很多落后国家将移民视为英雄, 从而在文化加剧了超级剥削的合理化。

其次, 新的危机对北方国家而言同样不可避免。 长期以来, 发达国家利用全球价值链吸收利润、 转移风险, 但随着世界经济体系整合度的提高, 国界、 关税、 贸易条例等手段已经无法将不可控风险完全阻挡在发达地区之外。在不断将落后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同时, 发达国家也形成了对后者的事实性依赖; 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内部生产资料与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为应对两极分化, 政府既要维护少数资本家的利益, 又要极力维护阶级的平衡。 通过对外输出超级剥削并维持其存在, 发达国家事实上提高了本国工人的待遇, 但在资本剥削水涨船高的时代, 北方工人的处境也日益艰难, 这一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显然无法通过缓和手段得以彻底解决。 除阶级矛盾外,女性、 黑人、 少数族裔等群体的平权运动也在制造着新的社会分裂, 这之中固然有西方社会政治正确、 多元自由的文化因素, 但也与经济方面关系密切。 艾米·海特 (Amy B. Hite) 等人认为, 对超级剥削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低报酬的男性工人, 也应关注无报酬的女工、 童工与 “非正规就业” 工人。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直依赖于女性家庭成员大量投入的、 无偿的护理工作, 而随着全球超级剥削的蔓延, 从事无酬家务劳动的成员为支持雇佣劳动队伍所承受的压力也在加大。 “在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的家庭中, 妇女的应对方式是在家庭内部采取一系列策略、 组织社区斗争要求政府提供援助,以及自己外出工作或增加有偿劳动时间”㉑。在妇女之外, 还有大量从事无报酬工作、 非正式工作的工人, 以及遭受着制度性剥削、 情感剥削的群体, 他们实际上承担着因无法转移而留在发达国家内部的风险和压力, 随着生存状况的恶化, 处于底层与边缘的少数群体将会成为 “不安的多数”, 成为发达国家内部的肿瘤。

最后, 超级剥削的泛化也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 人类自身与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影响。为了维持超级剥削, 资本主义在全球制造了大量相对过剩人口, 这些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确保了平均工资长期处于极低水平, 但也带来了全球有效劳动力供应量的激增, 造成失业率上升,而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也破坏了投资和创新, 最终危及资本体系本身。 由超级剥削带来的经济上的南北分化 (包括北方国家的内部分化) 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的动荡与战乱, 其突出体现便是近年来极右翼势力、 民粹主义在全球各地的发展。 此外, 作为资本主义为自身续命的极端手段, 超级剥削不仅空前强化了对人的压榨, 也在加速技术的同时不断升级对自然的掠夺, 恶劣的饮食与居住条件、长期过度劳动、 遭受系统性控制与社交、情感的退化成为21世纪多数人的普遍状况, 在新的异化面前,人类主体性的丧失与客体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交织在一起, 给未来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资本危机的加深往往意味着无产阶级斗争高潮的来临, 但不幸的是, 现实并未如此发展。 过去十几年间, 西方左翼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与实践措施, 从加速主义的 “平台领导权”到诸众的 “出离与不合作”, 再到在线行动主义的 “网络反抗”, 这些新方案始终难以发挥现实效力。 另一方面, 一些国家爆发的罢工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与劳动者日益窘迫的情形相比显得杯水车薪。

那么, 新形势下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何种斗争策略呢? 从超级剥削所依赖的全球贫困链与套利体系不难看出, 有效行动的关键在于形成“全球团结”。 对此, 赛尔文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a) 为什么北方工人经常对南方工人的苦难无动于衷?

(b) 如果北方工人只是部分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从不平等剥削体系中获益, 这重要吗? 为了使北方工人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c) 南北分裂与国家内部的分裂 (贫富、性别、 种族等) 相比, 何者对劳动阶级的团结阻碍更大?

卢卡奇在阐述阶级意识时曾指出, 问题不在于说明被压迫的工人为何反抗, 而在于弄清楚为何一些工人不去反抗。 对于北方工人来说, 行动的前提是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斯蒂芬·斯摩尔 (StephenSmall) 在 《关于欧洲黑人的 20 个问答》 中, 借黑人移民之口对欧洲工人喊出了一句振聋发聩口号: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们曾在那里”㉒。 易言之,落后国家的移民涌入发达国家, 完全是由后者曾经的殖民造成的, 而在当前, 新的手段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资本体系在南北之间刻意维持着不同的工资水平与产业结构, 目的正是从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中获利。 通过贸易协定和移民管制等手段, 将北方工人和南方工人、 南方工人和更落后国家的移民之间的利益对立起来, 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不仅获得更多好处, 也会自发产生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认同。实际上, 北方工人能够拥有更多和更好的工作选择、享有更强的购买力以及更廉价商品和服务, 这些都是建立在南方工人承受更多不平等的超级剥削的基础上。 促使北方工人意识到这一点, 是其迈出与南方工人形成团结的第一步。 此外, 发达国家的工人还必须认识到, 其自身受到的剥削也在持续加重。 尽管北方工人享受着更高的工资, 但工人们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更多, 资本的剥削率也在不断提高。 显然, 北方工人既享有利益, 但同时也是受害者, 而一旦工人意识到这一点, 就会很快从对本国资本家的幻想之中抽身出来, 与南方工人站在一起。

阿曼达认为, 在全球套利体系之下, “资本有能力利用一个工人群体的财富和收益来对抗其他工人群体……例如, 外来采掘业工人与本地工人围绕土地和资源主权之间的对抗”㉓。资本体系人为创造的这种差异在构建国内和全球市场劳动力价值的高度不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在经济上将工人划分为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群体, 从而造成其内部的对立与分裂。由于就业竞争呈现出逐渐向下的趋势, 世界范围内工人之间的竞争随着超级剥削的泛滥也日渐剧烈, 在国际劳动力流动日益困难的情况下, 南方工人之间, 以及其与更落后国家移民之间的竞争大大加强了, 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因新兴高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被迫失业的工人被甩入下一层级从事低技术劳动, 从而将剥削压力传递到更底层的工人身上, 这种分化也阻碍了一国之内的阶级团结。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宣传与身份构建(种族、性别、性取向、移民等) 来模糊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 以营造多元身份认同来阻碍共同阶级意识的形成。

马克思曾指出,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应对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的一种策略, 当资本主义世界尚有“外部” 之时,发达国家可以恣意对外掠夺并 “ 倾倒垃圾”,而当全球经济连接为一体, 从而使资本世界失去外部时, 所有的成本与风险都将经由经济体系平等地传递到全球各地,北方国家也再无可能置身堡垒之内并坐收红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21世纪以来的逆全球化措施,可以看成是传统资本主义为维持其旧有的“南北-内外”分离模式的最后挣扎。然而, 超级剥削的泛滥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幻象, 新的危机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既造成了失业、贫困与战争,也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降低与技术创新动力的丧失; 超级剥削所带来的劳动者身体与心理的退化也将从工人自身、其所处家庭扩散到整个社会, 最终威胁到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在剥削程度日益加剧、 劳动阶级日益分化的今天, 这句号召变得尤为重要。 联合与团结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 全球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团结却始终无法跟进, 随着国际贸易纷争、 文化冲突与信息时代交流碎片化的加剧, 这一目标正变得更加艰难。 如何将工人阶级的身份从特定国家、 特定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 如何促使全球工人承认彼此之间无差别的主体地位、 阶级利益与长期共同命运, 进而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挑战资本主义的国际组织, 将是未来全球左翼共同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