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女性主义与女性的马克思主义（3）

第三章：女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概念之改造与应用

女性主义者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批评，可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犀利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基进女性主义有的普遍化及本质化等问题，这对于部份女性主义者来说仍是具有吸引力的。他们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有上一章所提的三个问题，但经过适当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对于女性议题的处理仍然是有帮助的。并且，基于女性主义问题的特殊性与独立性，他们坚持一方面不能把女性主义所针对的父权体制纳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如过往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只把父权体制视为外加于资本主义的另一变数，因为这种说法必须要说明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这两个变数的关系为何，而在之前女性主义提出的解释则是让这种双体系论越发复杂，因此，Jaggar与Young有了单一体系论的尝试。

如前章所提到的，Dalla Costa与James认为看似孤立于家中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就是在社会生产之中，因此应该要偿付家务劳动。Jaggar沿著这个路径进一步使用「异化」概念尝试證成，看似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的家庭主妇，其实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而关于Hartmann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问题，Young则企图使用「性别分工」，这个概念框架来突破马克思主义与基进女性主义两者的盲点。Jaggar与Young基于对双体系论的批评而发展出单一体系论，但他们的尝试却又落入他们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中，虽然他们并未使用「阶级」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直接借用「异化」与「分工」等马克思的概念，实则再一次把女性主义问题消融在马克思主义之中。他们想要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企图，由伊利格瑞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以下就对她们的使用进行说明。

第一节  家庭主妇之处境一异化

在Dalla Costa与James的文章中，两位作者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看出女性在社会的生产循环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被视为是在生产循环之外，本质上是在家庭范围内提供一系列的使用价值。两位作者试图以无薪奴隶的生产性、消极性的生产性与纪律的生产性来说明女性在家中也是从事著生产劳动。对此，Jaggar指出，就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说，家务劳动既是生产的，也是非生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生产」时是有不同的意义。有时候「生产」指的是任何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劳动种类（广义），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脉络下，「生产」特别指的是生产出剩馀价值（也就是利润）的劳动。女性的家务劳动在广义下是生产的，然而在狭义下是非生产的。Jaggar认为当代的家务劳动组织是早期生产模式的残留物，马克思也曾说过：「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过程总是有特定的部份是带著典型的早期生产模式，在其中资本与薪资尚未存在，于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概念与非生产劳动是很不适用的。」（Marx，《资本论》第一卷附录，转引自Jaggar 1983，218）就如同在动物园中不会只有动物，花园里不会只有花一样。然而Jaggar认为「既然家庭主妇不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她们与她们家庭里其他成员的关系，与其他家庭主妇、与自然，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就不是构成资本主义特色的那些关系。既然异化构成了在资本主义下的关系之独特的品质与结构之特色，家庭主妇不能被形容成是异化的。」（Jaggar 1983，218）

然而，Jaggar认为「异化的概念可能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当代的

压迫之系统化批评提供一个理论框架」（Jaggar 1983，307）。她希望透过异化可以「连结女性在家中的压迫与女性和男性在薪资劳动下的经验」（Jaggar，1983，317），并根据这种「基本的相同性」，「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动机去认真看待女性的特殊压迫形式。」（Jaggar 1983，317）她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下的女性其实也是受到异化的，以此说明「在当代社会，女性在她们生活中所有面向都是异化的。此外，这种异化采取了特定的、性别特殊形式。」（Jaggar 1983，308）女性的异化大概可分成这几种形式：性异化，与自已异化、与其他女性异化。

就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的（异性恋）性异化是女性特殊异化的第一种形式。女性无条件地被视为性对象，且基于经济原因，女性用性取悦男性以生存下去。她们被期待在并不明显是性的场合中具有撩拨男性的性的效果，更别说是有关于性的场合，于是女性被迫地花费时间与金钱在打扮上，学习激起男性的情欲并满足他们。这也就是说，男性比女性更控制著女性的性表达，于是，「女性的性是为男性而非女性自己的享受发展出来的。为此，女性的性情况像是那些与他们劳动的过程与产物中异化的薪资工人。」（Jaggar，1983，309）女性的性异化之问题不只是女性无法自由地表达她们的性偏好，她们也无从探索起她们的性偏好。她们的性满足来自于从男性的立场来幻想自己。男性控制著女性的性也造成了女性与自己异化，因为女性首要被视作为性对象，女性依据著她们的身体素质，以及展现这些素质的技巧而被评量著。女性的身体被肢解成各个部位：胸、臀、腿、脚、腰、脸，她只是她身体各部位的总和。Jaggar 指出「这种她的身体部位的性拜物或具体化（reification）是碎裂女性的极致方式。它不只强迫造成了在她们身体与其他面向间的断裂，在她们身体部位间也有断裂。」（Jaggar 1983，309）也许真正的问题在于，（基于经济原因）女性开始接受了男性对她们自己与她们身体的认同（identification），并也跟著自己身体部位的拜物。于是女性心中也产生的分裂，「女性的性对象化产生了女性意识的双重性。他者的凝视是被内化的，所以我自己同时成为看者与被看者，鉴定人与被鉴定人。」（Bartky：转引自Jaggar 1983，309）当男性把女性定义为满足他享受的性对象，这造成了女性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异化，因为她们成为了竞争男性注意的对手，这使得女性可能倾向于「当女性支持与男性需求是有冲突的，忠诚于男性总是第一优先。在女性之间的性竞争常让她们不能察觉到她们基础共用的利益，就像薪资工人常不能察觉到他们与他的共事者有共用的利益。」（Jaggar 1983，310)

此外，女性还有一种特殊异化形式——母亲。女性在性方面无法自由地表达，女性也无法控制她们的母职。以小孩个数来说，当有劳动力的需求时，女性常负担比她所希望的小孩数更多的小孩，而当小孩成为一种经济负担时，女性又不能养育她们所希望的小孩个数，她们并不是可以决定自己要生育几个小孩的那个人。女性无法决定她的产品数量，也无法决定她的生产过程。在怀孕与生出小孩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像是生产原料，被各种仪器观察，分娩变成了一种高科技的事件，女性似乎无法自己生下小孩。再来，女性总是以父权标准来养育她们的小孩长大（Jaggar 1983，311），科学化的养育方式认为母亲是小孩发展的主要能动者，也是最主要的障碍。母亲与小孩发展的关系是牵一发动全身。另一方面，在核心家庭的结构下，母亲一人照顾小孩，两者相加造成母亲容易以小孩的发展为主而忽略自己的需求。且当小孩作为劳动力商品进入劳动力市场，母亲间又有「产品竞争」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所说的：「他（工人）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Marx 19725，91）看来可以改写成：「她（母亲）给予对象（小孩）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她相对立。」在资本主义下，人作为一种劳动力商品，母亲产下小孩这种生物学必须性领域的事，其实也成为一种异化经验。

总而言之，以Ann Foreman的话来说：「女性化（feminity）本身就是

异化。」（Jaggar 1983，317）在男性宰制的社会中，把男性化与女性化定位成相对的形式，因此在这个范围内，两性一定会与彼此异化，因为他们有不相容的利益，女性主义反对的是这件事。这种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概念使得男性与女性倾向过度发展于特定的能力而牺牲掉其他面向，像是理性分析与直觉。

Jaggar其实并没有很清楚地说明为何她会挑出「异化」这个概念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但从她在马克思主义人类本质概念与政治学概念的分析中对异化的强调，可以看出她在铺陈使用异化来批评女性当代压迫的重要性。不同于Dalla Costa与James用无薪奴隶、消极性与纪律的生产性来说明家庭主妇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她使用异化来分析「不能被形容成是异化的」家庭主妇，她的策略应该是这样：既然「异化被标示为资本主义的特色」又「家庭主妇不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于是「家庭主妇不能被形容为异化的 ，那么只要證成「家庭主妇其实是异化的」，就能證成「家庭主妇不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此一前提是错误的，于是家庭主妇其实也在资本主义关系之中，她们也是社会革命的一部份。然而这样的證成有许多问题。

第一，概念上的问题。Jaggar 看来是因为异化为马克思的人类本质概念的重点，在马克思的政治学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所以企图使用异化这个概念进行改造。但从批判的角度看来（或说是诠释学的角度），也许正因为她注重异化这个概念在女性议题上的运作，所以即使异化被认为是一个不一致的概念，【异化这个概念的不一致在于，「异化了」的人类本质预设了有一个「没被异化的」人类本质，个前面不能加上任何特定属性形容词的「人类本质」，而这与马克思认为人类本质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不一致的。Jaggar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她认为尽管异化大多出现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可以在他的晚期著作中还是保留了许多异化概念的元素，如在《资本论》中对工人的描述，因此她认为异化这个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是重要的（Jaggar 1983，57）】仍不减她认为异化这个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也因此她并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异化这个概念的真正问题，也就是异化到底何以成为可能？第二，逻辑上的问题。Jaggar太注重于女性异化的證成，以致于她忽略了，即使女性真的承受异化，这也有可能表示的是「异化被标示为资本主义的特色」此一前提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异化其实不若她所提的那么重要，异化可能也在其他社会形式中存在著。第三，策略上的问题，即使女性受到异化，家庭主妇也在资本主义关系之中，Jaggar这样做只是證明了异化的解释范围比原本来得大，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比之前更强，但并无助于她所宣称关心的「女性解放」。她證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处境的看法并没有错误，只有适用范围的问题。基于这个證成发展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策略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附加物，而这又是她所反对的东西。

Jaggar这样的做法让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局面：若连家庭主妇也因有异化而在资本主义之中，整个女性都在资本主义之中，那么何以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不适用于女性？且若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不适用于女性，那又为什么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分析女性处境？Jaggar自己也承认，用异化概念来分析女性的当代压迫，无可避免地会把这压迫与资本主义连结在一起。她认为当代女性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历史性特殊产物，可是这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废除就会消灭这种压迫。（Jaggar1983，317）她一方面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另一方面又怀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改革方案，可是，如她自己所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但都没有获得好答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许对解放阶级与性别都有承诺，但它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方案。Jaggar还有一个问题是（同时也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问题），除非马克思主义可以成功地说明何以女性与男性承受不同的压迫形式，否则应该要说明资本主义的压迫形式与女性的特殊压迫形式（也就是父权体制）的关系为何。在没有说清楚这两者关系的情形下，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说明女性处境并声称这种作法可能可以回应新的问题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作法。

第二节 性别盲之解药—性别分工

Young （1981）认为Hartmann在她的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之分析无法专注在性别差异与阶层化的议题上。基于基进女性主义的观点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有这样的缺陷，但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到基进女性主义的缺陷，因此Hartmann试图提出新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但Hartmann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未来的展望预设了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两个独立体系的存在，两者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父权体制是一个意识型态的或心理的结构（基进女性主义的看法），而资本主义处理的是社会的物质关系，两者是上下层建筑的关系。如Mitchell，但这个版本会把女性压迫给去历史化以及普遍化。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形式的女性压迫变成了只是父权体制这同一个普遍性体系的不同表达方式。且这个方法让父权体制并没有物质基础，而这正是一个独立体系的本质（一个独立的体系应该会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这让马克思主义维持对物质的社会关系之霸权。因为认知到这种版本的弱点，Hartmann选择了第二个方案。二、父权体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关系，独立于资本主义，也与资本主义有交互作用。但若如此，我们会发现，很难从生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中分离出父权体制。而Ferguson则提出「性一情感劳动」这另一套生产关系。可是不管如何，这种试图从生产关系中再区分出另一套关系的途径都有赖于Petchsky所称的「分离领域模式」，但这种模式有问题。它预设了家庭与经济是不同的领域，而把家庭视为女性压迫的首要场所。这种模式出来的理论会无法把女性压迫的分析带到家庭之外的地方。总之，不管是哪种可能的理论方案，都让马克思主义维持它生产关系的理论，女性压迫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附加物，只要外挂性别阶层的概念就好。只要如此，马克思主义就会继续宰制女性主义。

Young认为应该要发展出一个分析框架，它把物质的社会关系视为一个系统，其中「性别差异」是它主要的特质。而性别分工会是这种分析框架的核心类目。（如同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当作是分析的主要类目）一个要解决女性压迫问题的理论，它的核心应该就是女性压迫。她提出以「性别分工」作为分析工具的主张，认为性别分工可以保留唯物主义的框架，若以此来分析女性处境将能有更好的解释力。她指出分工这个类目与阶级一样地常出现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但阶级这个类目继续地发展，分工则否。不过，她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型态》中可以看到分工比阶级有更广与更基本的运用，它可以论及劳动活动本身。Young举例，分工比阶级更适合分析专家角色与公仆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问题。而在工人阶级中的种族问题，只要加入种族的关连就能进行分析。而且她也认为在现在已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明显的宰制关系也比较适合用分工而非用阶级来分析。

其实若Young能依此途径发展下去，她将能真正做到她所期待的单一理论，然而她选择专注在性别属性的分工。她认为性别分工的分析让女性位于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位置，因而不会忽视掉男性宰制的意义，也能让性别关系不只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面向，而是它的基础。Young认为「性别分工是第一种分工，且在所谓的原初社会中，这也是唯一的制度化分工。」（Young 1981，53）也就是说，阶级是基于性别的。这个说法在双体系论里面反而消失了，因为性别与阶级在其中是两个分立，而不是上下关系的元素。Young指出，性别分工分析也使得我们可以以社会结构的方式来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起源与维持。这并不是说从生理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女性从属地位是不重要的，因为性别分工预设了生理性别，且女性的分工是受到她们生理上生育功能的影响。重要的是「性别分工分析让我们以性别特殊的方式来对劳动的社会关系做唯物分析，而又不用假设普遍来说所有女性或是在特定社会中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的与同一的处境。」（Young 1981，55）也就是说，这种分析方式可以避免掉基进女性主义，与基于基进女性主义洞见的双体系论可能会有的普遍化问题，它们认为「在女性压迫之下的独特体系，它试图主张作为女性，不管我们的历史位置或处境，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处境中。」（Young 1981，55，著者自译）性别分工分析可以解释女性处境的变化。此外，这种分析方式把女性压迫整合至社会经济体系里面，于是可以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社会构造进行分析时把女性的处境与压迫列为必要的元素。

从性别分工的角度出发，Young主张「女性的边缘化，以及因为边缘化而作为次等劳动力的状况，是资本主义必要与基本的特质。」（Young 1981，58）她引用Saffioti的说法，指出资本主义「本质上要求只有部份的生产人力被雇用。」（Young 1981，58）于是这系统会出现一些标准以区分出哪些生产人力先被雇用，另一些则否。而「这个父权体制意识型态的前在（preexistence），与女性必须在小孩附近的状况，两者伴随著彼此运作，让性成为最自然的标准。」（Young 1981，58）当种族与族裔出现时，它们也加入了划分的标准，但「性的区分总是最明显与永久的，女性不太会被「同化』」（Young 1981，58） Young认为，「藉由看到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本质上父权体制特质，这可解释男性工人的性别歧视而不用诉诸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系。」（Young 1981，62） Young指出基于：一、如同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的阶级社会不会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證明所有阶级社会有共同的结构，且这结构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父权体制也应该这样地被理解。二、父权体制并非是不变的、跨历史的，它也有转型的。女性的处境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恶化了，因为资本主义让她的经济独立性不再，于是法律权利也是被剥夺的。因此，即使女性的从属地位早于资本主义就已经出现，这并不能證明它在资本主义中的存在有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基础。她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的关系如下：

「资本主义……从开始是建立在性别阶层之上，这个阶层把男性定义为首要的，女性是次要的。……主张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女性的边缘化，我并不是主张我们不能在逻辑上设想出一个没有发生女性边缘化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主张的是考虑到最初的性别差异与之前存在的性别歧视意识型态，一个女性作为次等劳动的父权体制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可能。」（Young 1981,62）

可以看到，Young认为不能只安于「父权体制一资本主义」，两者分立的双体系理论，应该要从马克思主义与基进女性主义各自的洞见发展出一个单一的理论，使得资本主义父权体制是一个体系，而Young指出，这个体系的核心特色是女性的压迫。然而Young对于核心特色的设定就说明瞭这项任务不会成功。因为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释特定的压迫，那么它就是还不够完善的理论。而若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压迫，那么它的核心特色就不会是特定人的压迫。由Young的企图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给自己的限制。她们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对于结构的分析，也不愿意放弃基进女性主义者对于内容的分析，以致于他们无法再超出这两者相加的范围一步，于是也就无法从更高的视野来看这两种洞见的关系而发展出真正的新理论。此外，Young认为阶级基于性别分工，但性别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Young所指出的性别分工分析的优点其实是「分工分析」的优点。至于性别到底从何来？ Young其实回避了这个问题。她隐含的看法可能有本质主义的问题。如她在解释女性的边缘化时引用的说法是「这个父权体制意识型态的前在（preexistence），与女性必须在小孩附近的状况，两者伴随著彼此运作，让性成为最自然的标准。」（Young 1981，58）性别分工的基础是基于生理性别而来的性，它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有些女性比较有权力，因为她们有生产工具的近用权，但它还是无法说明为何一些女性有生产工具近用权，另一些女性却无法取得。

第三节  超越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当女人作为一种商品

Jaggar从马克思人类本质的概念开始分析起，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主义是不足够的。然而，Jaggar自己又使用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作为整合女性与工人的分析框架。Young也有同样的状况，她一方面肯认马克思有性别盲，但也不接受Hartmann那双体系论的途径，于是又回到了马克思曾经使用但没有发展的「分工」概念，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新的理论提案。这两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不如说是补足了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做的分析。她们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既有的范围，透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运用在女性处境，她们完善化了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尽管Jaggar与Young对马克思主义想要有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地心说的挑战，但她们更像是还不愿放弃哥白尼的开普勒。【哥白尼的日心说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常被用作「典范转移」的例子，然而日心说的确定并不是在哥白尼手上就完成。哥白尼的日心说设定行星运作的轨道是圆形，这点由开普勒的计算所推翻。开普勒本身并不从事星体观测，他受雇于长于观测的丹麦人第谷，帮第谷整理行星的正确轨道。虽然开普勒也相信日心说，但他发现哥白尼的圆形轨道设定并无法解释第谷所观测到的数据，他最后放弃了哥白尼与其前人们「对圆形的执著」，创立了「行星以椭圆形轨道运行」的学说（高涌泉2008）。】Jaggar与Young，并没有达到她们所说的目标而不自知，是因为一方面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足以解释女性处境，另一方面又确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有效的，因此当她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用在分析女性处境是可行的，她们所认为的问题也就获得解答，她们也就不再追问，为什么女性的处境会被忽略如此久，而又到今日才被看见？相比起来，伊利格瑞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比较像是开普勒与哥白尼，她认为《资本论》就是男性中心的著作，她拆穿《资本论》的性别中立外衣，从父权体制的角度出发，把女性视作商品来分析。正因为她肯认了《资本论》的偏误，反而得以正确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尽管她是精神分析的背景，并非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但她在く女人的市场》中著实有著与过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同的见解，以下述之。

伊利格瑞在（女人的市场》一文中首先表明她的立场，她认为我们所知的社会与文化其实是奠基于「交易女人」之上，女性的价值只限于用来建立男性之间的关系或是为男性获得利益，而异性恋则是让男性与自身的关系，以及男性之间的关系得以顺利运作，接著她借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对商品的分析来阐述女性被交易的处境，把原本对物与物之间的价值形式之分析，转用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伊利格瑞的角度看来，马克思对「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的财富基本形式之分析，也可被用来理解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地位。她认为在这社会中，社会秩序是由交易女性这一「『生产者一主体』相对于『商品一客体』」「关系而得以确立的，为了维持秩序，「生产者一主体」不能以商品的形式运作，而「商品一客体」也不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交易（Irigaray2005， 225）。而打从私有财产制与父权家庭的源起，社会剥削就已经发生。她提到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拥有多位女性的现象，正如同资本社会中，人累积财富一般。但为什么男性一定要拥有女性呢？因为女性代表了再生产的使用价值，而这对男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Irigaray 2005，225）。

虽然伊利格瑞在使用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对比时是有些混乱的，但她如此的借用理论，的确能获得一些洞见。她有理解到，商品的价格与它的使用价值无关，如：「女人的价格并非根据她身体的『特性』而定——即使她的身体便是支持该价格的物质所在。」（Irigaray 2005， 226）她也有认知到，使用价值与价值两者的不可共量，如她认为在女性在成为商品后，女性「立即成为两样东西：一为实用的物品，二为价值的承载体。」（Irigaray 2005， 227）然而就马克思的说法，实用的物品（使用价值）「同时」就是价值的物质承载者（Marx 1972D，48，引号为本文所加）。伊利格瑞把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解读为两样不同的东西，于是她认为作为商品的女性也受制于分裂，女性被三分为两个不可调和的身体：自然身体，与具有社会价值且可交易的身体，而后者是模仿男性价值的表现，是商品价值之所在（Irigaray2005， 232）。正因为伊利格瑞认为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同的东西，因此她认为价值是由作为交易者的男性所给予。她指出，因为交易行为需要两个客体（对她而言，也就是两个女人）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中，在这关系中还必须要有个非此亦非彼的第三者（a third term），好把交易的客体（也就是女人）化约至共同的特性，交易才得以进行。【伊利格瑞：把交易的进行倒果为因，并非有一个第三者将商品化约至共同的特性，交易才得以进行，而是因为商品本身有共同的特性，所以才得以有第三者出现进行交易。且事实上并不会只有第三者，因为若只有一个交易者，交易是不会发生的。伊利格瑞有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是因为她把使用价值与价值视为两个分裂的东西，因而有机会误解价值是由第三者外加于商品之中，且她认为价值是由男性给予、决定，而女性是承担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她又把赋予价值的男性与承担价值的女性视为对立。或者说，是因为她把男性与女性视为对立，所以她把赋予价值的人类劳动与承担价值的自然体视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非商品的两个因素。】这个第三者，对伊利格瑞来说，是黄金或阳具。【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伊利格瑞有黄金拜物的问题，据此也可以说她并没有真的看懂《资本论》】据此，她进一步指出男性透过市场交易来拥有女性，而女性在市场上的价值是根据作为男性劳动产物来评断（Irigaray 2005， 226）。也就是说，她认为商品的价值并非是商品的内部因素，而是由外部给定，「商品的价值永远也无法从其自身之中寻得」（Irigaray 2005， 228）。这使得她说：「对商品而言，并无一面镜子得以用来复制商品，使之不仅是同时是自身，而且也是『自己的』反映。」（Irigaray 2005， 228）因为她认为商品总是需要一个外在的第三者来评定它。作为商品的女性和作为交易者的男性不同，她认为「男人被反映在其他男性之中」（Irigaray 2005， 228），女性作为商品，反映的是男性的价值，「商品，女人，正是反映男人价值的镜子，亦为了男人的价值加以反映。」（Irigaray 2005， 228）

在此，她从「使用价值一价值」之商品内部关系跳到了「相对价值一等价物」之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她偷渡了商品的另一个意义，也就是「等价物」。当商品在价值形式中佔据「等价物」的形式时，它是用它的商品体来表现相对价值之价值量。若商品A为商品B的等价物时，商品A本身的价值量固然无法同时被人所知，（因为，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它的一体两面，而它在价值形式内同一时间只能表现其中一面）但也因为是一体两面，所以它同时又是看似对立的两者。伊利格瑞把一体两面的关系视作一个对立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一体两面的关系与对立的关系）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在二者之中只能择其一，但前者是统合，后者是断裂，无怪乎她会认为女性在成为商品之后便受制于分裂，并认为「成为商品后，女人立即成为两样东西：一为实用的物品，二为价值的承载体。...…唯有在交易女人时，才得以感受到一些——不用说，神秘的女性价值。女人因此唯有在她得以被交易之际，才具有价值。」（Irigaray 2005， 227）这里又错解了商品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来，物品并非被交易所以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有价值，所以才得以被交易。二来，商品并不会是伊利格瑞所说的「实用的物品」与「价值的承载体，这「两样东西」，且她所说的这「两样东西」看来都对应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一商品体」由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一体两面」，所以商品「看来」具有神秘性，因为我们只有透过价值形式这种关系，才能够「看见」商品之内在构成。另外，她又说：「男人那一方将「自然』受制于『劳力』之下，是故便把『自然』看作是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Irigaray 2005，224），然而交换价值来自于人，「自然」并不会产生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人加在自然之上的。伊利格瑞错解了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忽略价值形式的问题，导致她无法进一步去思考：男性相对于女性佔据「等价物」的位置为何，且得以是在「相对价值」的位置上？

会有这些混乱的错用，源自于伊利格瑞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是质上相异的。她认为女性对男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定要拥有的商品，因为女性「代表」再生产（生产小孩以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人体）。这也就是说，她认为只有女性才能进行再生产，然而男性也需要这件事，因此只能透过拥有女性才得以佔用此一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商品会进入价值形式有两个条件：质上相异且有可共量性。因为质上相异所以有交换的需求；因为有可共量性所以有交换的可能。然而伊利格瑞将目光停留在质上相异的这一面，而无法看清价值形式全貌，只知道男性在这价值形式中所求为何（再生产的使用价值），但却不知他为何能求（物质基础为何），而且她也无法解释为何男性一定需要女性所代表的再生产。对于女性来说，也就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进入这价值形式中，更别说要如何离开。而伊利格瑞一味把女性视作商品，这件事让她对《资本论》的批评失了力度，因为她无法回答，既然男性是女性价值的标准，那么男性价值又从何而来？因为认为男女质上相异，又把目光锁定在「男性宰制女性」上，伊利格瑞把男女关系完全视做敌对关系，「（经济体制）均要求女人出让自己，成为消费中的异化物，出卖她们自己给并未亲身参与的交易，而男人却能免于像商品一般遭到利用流通。」（Irigaray 2005， 223）男性好似佔尽一切优势，躲在交易体系之后坐享福利。然而伊利格瑞忽略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是把自己当作商品一样进行交易。也就是说，Irigaray错认了敌人，男性并不是罪魁祸首，他们同样也深受其害。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究竟是资本主义或是父权体制，则是正是本文所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争辩之核心。

PS：很明显，作者没有get到伊利格瑞认为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自我商品化之突出的书写策略用心。

虽然伊利格瑞这篇文章看似混乱与错误百出，但洞见在于，她利用商品的分析来处理女性的处境。她引入了价值形式中「等价物」的概念，价值形式本身也有双重性，这双重性也来自于商品本身的双重性。一来在价值形式两端的商品质上相异，所以它看起来可以是一个「交易」的模式，看来是用A物换得B物。另一方面，因为两端的商品有可共量性，于是又有「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在其中。伊利格瑞关于「换得」的模式著墨甚多，但「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则甚少提到，只有一句也许只是无意使用到的「女性『代表』再生产的使用价值」（Irigaray 2005， 225），而这个「代表」还并非是表现与被表现关系，而更像是拜物的意思，女性身上有某种男性没有的特质（再生产），而女性就「代表」著这种特质。伊利格瑞一方面指出女性是被男性交易的商品，另一方面也指出女性与男性同在价值形式之中。前者是质上相异的部份，后者则是表现与被表现的部份。基于伊利格瑞对于「相对价值一等价物」关系的误解，她也误会了，女性佔据等价物的位置所表现的并不是男性独有的价值，而是男女共有的价值。这使得她虽然把女性作为商品来分析，但并没有看清商品的双重性与「人的双重性」之重合。这一点，留至下一章再论。

小结

不管是Jaggar使用异化概念说明女性的处境，或是Young，试图使用性别分工作为一种新的概念框架来整合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伊利格瑞从女性作为商品的角度来批评《资本论》的男性中心，这三个例子都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不适用于分析女性处境，只是在过去，它并没有这样的应用。作为关心「人的解放」的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为何有这样的现象，是值得思考的。而上述这些马克思的女性主义之应用也有许多问题，这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在下一章将会从这两方面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限制，并由新的洞见得知在超越这些限制后马克思主义的确可以适用于女性处境的分析，也就是，女性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