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当下的左翼政治局势

孟共（马列）领导的成衣工人联合会

2024年8月5日的起义不仅标志着一场学生抗议活动，更点燃了一个政治进程，其后果至今仍在发酵。起初，这场抗议源于对教育改革和警察镇压的愤怒，但很快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打破了威权主义稳定的坚固外壳。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一度被认为过时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耕者有其田——再度在校园、贫民窟和工人聚居区回响。多年来，激进左翼力量——无论是合法的还是地下的——首次从政治边缘走向了孟加拉国政治斗争的中心。

数十年来，左翼力量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被迫转入地下或沦为边缘势力。议会左翼——如孟加拉国共产党（CPB）、孟加拉国社会主义党（BASAD）和孟加拉国革命工人党等政党——遭受了选举失败、领导层僵化和被收编的困境。其年轻一代大多脱离政治，而其在工人和农民中的基础则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和非政府组织（NGO）的侵蚀下日渐瓦解。另一方面，地下和半地下左翼——如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Bangladesh(ML)）、东孟加拉共产党（Purbo Banglar Communist Party (PBCP)）、孟加拉国无产阶级党（Sarbohara Party- Bangladesh，译按，疑当为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孟加拉国共产党（红旗）（Communist of Bangladesh (Red Flag)）、新共产党（New Communist Party，译按，疑当为新革命共产党）等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被安全部队的追捕，因内讧而削弱，并与新兴的社会运动脱节。[1]

八月起义开始扭转这一局面。国家对起义的残酷镇压，尤其是动用《数字安全法》，对学生实施暴力攻击，使执政当局在新一代眼中丢掉了合法性。尽管合法左翼政党力量薄弱，但它们是首批以清晰的政治主张作出回应的力量。它们组织了法律援助，成立了抗议委员会，并呼吁建立全国学生工人联盟。使它们脱颖而出的不仅是其历史，更是其意识形态话语。当其他人尚在呼吁“改革”时，它们直指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威权主义、帝国主义。对许多学生而言，这是他们首次接触到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地下左翼力量察觉到重新活跃的条件正在形成。许多人在村庄和边境地区悄然准备，尤其是在梅赫布尔（Meherpur）、楚达昂加（Chuadanga）、杰纳伊达（Jhenaidah）和迈门辛格（Mymensingh）的部分地区。这些长期受毛主义和纳萨尔运动启发的团体，将起义视为增加干部招募和重新建立与不满青年联系的信号。他们行动谨慎，但有条不紊：夜间分发传单、对新成员进行意识形态文本培训，以及支持无地农民抵制驱逐。

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活动点及其武装部队

接下来的数月里，出现的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是出现了很多场相互交织的起义——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有时甚至是物质上的。在达卡（Dhaka）、恰特格拉姆（Chattogram）和拉杰沙希（Rajshahi），马克思主义学生组织开始形成新的读书小组和出版计划。小型马克思主义出版机构开始流通孟加拉语版的列宁、罗莎·卢森堡、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的著作。在加济布尔（Gazipur）和纳拉扬甘杰（Narayangan），由地下网络支持的激进工会组织发动了非法罢工，并抗拒工厂停工。农村组织者与地下毛主义团体结盟，开始支持农民抵抗农业企业和军方对土地的掠夺。

与此同时，在合法左翼内部，一场辩论愈演愈烈。是应该继续推动在日益被视为空洞和威权主义的体制中争取议会代表权，还是应该转向在选举之外建立革命阵线，与激进的劳工和青年力量协调行动？这种矛盾在2024年12月达到顶点，当时一个新的左翼联盟——民主左翼联盟（Gonotantrik Bam Jote）宣布成立。尽管该联盟包括孟加拉国共产党、孟加拉国社会主义党和革命工人党等组织，但它遭到了更激进的青年群体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将现时刻重新纳入议会框架。

然而，该联盟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尤其是在2025年国际劳动节和起义周年纪念日。该联盟发表的宣言不仅涉及经济诉求，还呼吁进行系统性变革——实现对土地和工厂的民主监督、权力下放、废除压迫性国家机器以及停止对外国债务的依赖。然而，缺乏一套连贯的革命战略这点始终困扰着他们。尽管他们提出了批判，但缺乏明确的夺取政权或构建双重结构结构的路线。  

正是这种真空状态促使地下左翼力量努力填补空白。像东孟加拉共产党和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组织开始倡导在村庄和社区层面成立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mmittees）。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西南部部分地区，这些委员会开始非正式地运作——解决土地纠纷、组织自卫巡逻队并提供基本服务。尽管他们的愿景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开始与被国家遗弃的社区产生共鸣。

孟共（马列）的会议

地下组织在技术应用方面也发生了显著转变。这些组织中的年轻一代开始采用安全通讯平台和数字加密技术以规避监控。他们通过地下论坛匿名发布声明和政治文章，其中部分内容通过Telegram甚至社交媒体的隐秘页面传播。通过这些手段，他们成功与城市活动家、技术娴熟的学生群体，乃至部分海外侨民建立了联系。

但挑战依然巨大。镇压行动愈演愈烈——数十名活动人士被拘留，遭受酷刑折磨或被失踪。非政府组织和捐助方资助的项目继续通过将基层领导人吸纳进以服务为导向的项目中，来稀释激进议程。宗派主义仍困扰着许多左翼团体——无论是合法团体还是地下团体。尽管自2024年8月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公众仍谨小慎微——恐惧暴力，对革命替代方案感到不确定，常常在生存与怀疑之间徘徊。

然而，政治格局已经变化。当初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回归、地下政党的重组、学生与工人斗争的汇聚——如今已变成动态过程。孟加拉国的左翼力量，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不再被动。他们正在思考、组织、准备。这种新势头是否能发展成为革命方案，不仅取决于意识形态承诺，还取决于战略视野、多元中的团结，以及将政治植根于日常生活的能力。起义并未在2024年结束。起义开启了更深层的东西——一股历史浪潮，仍在水面之下不断壮大，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积聚力量。

巴德鲁勒·阿拉姆（Badrul Alam），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书记，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