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困局与出路

今天的我们，正处于“第五次产业革命”后期，按照“产业革命”的正常发展规律，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五次产业革命”的红利完全释放出来，经济极度繁荣，并开始酝酿“第六次产业革命”，但实际情况是，全世界都觉得，经济似乎停滞了，虽然这几年“人工智能热”突然给大家注入了信心，但实际效果远不及预期。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需要到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和产业革命理论里找答案。

钱老对“产业革命”的界定是非常严格的，正如钱老在《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什么叫产业革命？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因为有人不用产业革命，而用‘工业革命’这个词。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产业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产业’一词不是指某一个方面的事业，如工业、农业，而是指整个物质生产的事业，其影响涉及全社会。

在上古时代，当人们还是靠采集和狩猎为生时，是谈不上物质资料生产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产业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出现了农牧业。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开始出现商品经济，即人们不再单纯为个人的生存、个人享用而生产，开始为交换而生产，这在中国，出现于公元前约一千年。第三次产业革命是蒸汽机出现，这是大家熟悉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出现在19世纪末，即生产不再是以一个个工厂为单位，而是出现了跨行业的垄断公司。第五次产业革命即目前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

我之所以提出五次产业革命，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的，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到整个社会发生飞跃”。

由此可见，但凡上升到“产业革命”高度的变革，都将带来整个社会的飞跃，这种变革对经济的拉升作用是巨大的，而不可能让经济陷入停滞。但现实情况是，全球经济都非常不理想，尤其是那个亲手开启了信息革命时代的美国。

美国人自己也发现了，为什么曾经发明了现代流水线作业、摩天楼、飞机和个人电脑的美国，现在却失掉了对未来的信仰，如今的美国是各种小打小闹的电子科技玩意儿的天堂，却忽视了科技改变世界这样更加壮阔的理想。反倒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到鼎盛时期，“第五次产业革命”刚刚开启，很多美国人都坚信不用太久遨游外太空将会变成平常事，人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产生了一些奇思妙想：修建水下城市；变沙漠为森林；发明机器人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改造旧金山湾成为两个巨大的淡水湖，由大坝隔断，堤坝上修建多条高速公路。那个时期小孩子都徜徉在科幻世界的海洋，他们的心中装着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克拉克等科幻作家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科幻世界似乎比现实世界都更加真实，并最终将取代现实。但是，在“第五次产业革命”本该进入鼎盛时期的时候，美国却“堕落”到一种非常不堪的地步。对此最痛心疾首的人，就是彼得·蒂尔，用他的话说“从科幻小说的衰落我们也可以看出未来主义理念的瓦解。如今的技术要么就没用要么就是对社会不利。”“这些改变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却不是进步。”“曾经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而不是短短的140个字符（指Twitter）。”

彼得·蒂尔清醒地看到了问题，但是，他找不到解决方案，当然，他自己不这么认为，所以，他还在非常徒劳地打造他的黑帮和创建他的帝国。所有对钱学森思想有深入研究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彼得·蒂尔的问题所在，因为唯一的答案，在我们这里。不过，彼得·蒂尔这样的人，也算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毕竟，在帝国即将溃崩的时候，其他人都在醉生梦死，只有他还想重建帝国，彼得·蒂尔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可惜生错了地方和选错了“理想”。

现在，回到我们中国人自己身上，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都觉得经济非常繁荣，只是这几年不行了，用钱学森“产业革命理论”解释就是：前面几十年，我们一直在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课，同时，也在补“第五次产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的课，两大产业革命叠加，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但是，当“第四次产业革命”红利吃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所谓的“信息革命”，对社会经济的整体拉动，并不明显，这种痛苦，美国人早就感受到了，中国人刚刚感受到。

早在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就提出来“索洛悖论”，其核心命题可概括为“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显著提升”。这一悖论本该引起所有人重视，但大部分人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虽然社会经济整体没有多大提升，但信息产业确实创造了不少神话，在短短时间内，一批互联网科技公司迅速崛起，在市值排行榜上遥遥领先，大家疯狂追捧这些“一夜暴富”的故事，幻想自己也能分一杯羹，却忽略了事实上，很多人的生活变得更惨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变得更大了。

难道钱老的“产业革命理论”错了吗？“信息革命”配不上“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名头？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是“信息革命”太过强大，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配不上“信息技术”这样的先进生产力，更深一层，“还原论”这种哲学思想，也应对不了“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换句话说，“信息革命”的潜力根本没有发挥出来，真正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完全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老在与于景元、戴汝为合著的《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中说：“以人为子系统主体而构成的系统，而这类系统的子系统还包括由人制造出来具有智能行为的各种机器。对于这类系统，‘开放’与‘复杂’具有新的更广的含义。这里开放性指系统与外界有能量、信息或物质的交换。说得确切一些：1系统与系统中的子系统分别与外界有各种信息交换；2系统中的各子系统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由于人的意识作用，子系统之间关系不仅复杂而且随时间及情况有极大的易变性。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现在又以这种大量的复杂巨系统为子系统而组成一个巨系统——社会。人要认识客观世界，不单靠实践，而且要用人类过去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知识的掌握与利用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什么知识都不用，那就回到一百多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那里去了。人已经创造出巨大的高性能的计算机，还致力于研制出有智能行为的机器，人与这些机器作为系统中的子系统互相配合，和谐地进行工作，这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系统了。这里不仅以系统中子系统的种类多少来表征系统的复杂性，而且知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类系统的复杂性可概括为：1系统的子系统间可以有各种方式的通讯；2子系统的种类多，各有其定性模型；3各子系统中的知识表达不同，以各种方式获取知识；4系统中子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的演变会有变化，所以系统的结构是不断改变的。

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居于最高层次，人作为这种系统中的子系统。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各种机器来代替体力劳动与部分脑力劳动，结果具有智能行为的机器必然也是子系统。由人、专家系统及智能机器作为子系统所构成的系统必然是人·机交互系统。各子系统互相协调配合，关键之处由人指导、决策，重复、繁重的工作由机器进行。人与机器以各种方便的通讯方式，例如自然语言、文字、图形等，进行人·机通讯，形成一个和谐的系统”。

由此可见，所谓的“信息社会”，是一种超级复杂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我们前面的文章反复讲，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开放复杂巨系统”，更别提对其进行调控了，只有中国人，在钱老系统思想的指引下，才能打造出真正的“信息社会”。如果不把打造“信息社会”作为目标，而只有一小撮聪明人，每天琢磨怎样用“信息技术”赚钱，那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少数人把“信息技术”作为超级武器，肆意操纵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然后，从他们兜里，掏走最后一个铜板。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下，他们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制度，一定会带来多输的局面，经济为什么会变差，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大家没钱消费了，既然没钱消费，生产一定过剩，生产企业大量倒闭，一定造成更多失业，于是，大家更没钱消费，恶性循环。于是，我们发现，如果“信息技术”的巨大力量，不能普遍地被全民所掌握，而过分聚集在少数公司手里，后果就是这些公司将完成对所有人的伤害，但这种伤害极其隐蔽，一方面，普通人觉得，这些公司给他们提供了巨大便利，另一方面，实体企业觉得，软件公司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能够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但莫名其妙，普通人变得没钱了，实体企业的生产效率再高，东西也卖不出去了。

社会是“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技术只是影响社会的一个变量，如果有人觉得，只要发生“技术革命”，就必然会让经济增长，让社会变好，那就严重低估了社会的复杂性，但另外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是可以让技术为我们服务的，但这种技术越强大，越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

现在我们要问：真正的“信息革命”，应该怎么搞？钱老在与于景元、涂元季、戴汝为、钱学敏、汪成为、王寿云合著的《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一文中说：“在今天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中，由于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的发展与普及，将使劳动资料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这又将开创新一代的人·机结合劳动体系。它标志着现代社会生产已由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世界经济也开始从工业化经济逐步向信息经济转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因而在产业结构上，除了原来的第一、二、三产业外，又创立了第四产业，即科技业、咨询业和信息业；第五产业，即文化业。在就业结构上，从事一、二产业的人数在劳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而从事第四产业的人数比例则不断上升。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的结合和普遍使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力；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研究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计算机软件也成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开创了人·机结合的精神生产力，从而大大推进了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历史进程”。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开创新一代的人·机结合劳动体系”，另一个是“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这两点，也可以作为原则，用来审核我们在推动“信息革命”的过程中有没有犯下根本性的路线错误。比如说现在如日中天的“人工智能”，口号喊得震天响，说是要取代人类，这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就是研究“人·机结合”，机器强大的算力，如何弥补人类的不足，而在低级的脑力劳动被机器取代之后，人类又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人·机结合”不是一群个体和机器单向联系，而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机器构成一张极为复杂的协作网络，这根本就不是“纯搞技术的人”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充分调动大量不同学科的人共同参与的“超级系统工程”。至于“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这个非变革教育制度不可，正如钱老在1993年7月18号写给钱学敏教授的信中所说：“我们正进入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的时代，有全世界的信息网络（通过信息数据库、计算机、全球通信），还有多媒体技术和灵境技术，使人眼界大开。大量信息如大潮，人可不能被淹，要学会在信息大潮中游泳。这是否要求21世纪的人要是‘大成智慧者’？那就要改造我们的教育制度了”。人脑和人体都是开放复杂巨系统，蕴含着无穷的潜力，但过去，因为社会分工所限，人只能定向开发某种能力，人的潜力根本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机器取代了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并且在机器的辅助下，将来，人人成为‘大成智慧者’，在钱老眼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钱老1994年元月2号写给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六同志的信中所言：“每一个人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既是科技人员又是文艺人。因此生产力的创新也将是史无前例的”。

总之， 基于钱老的系统科学思想和产业革命理论，“第五次产业革命”的面貌，本该和今天大不相同。今天搞成这个样子，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以及在面对“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时，美国人本质上是束手无策的。美国人亲手推开了“信息革命”的大门，这是他们巨大的贡献，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信息革命”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站出来，拿到“信息革命”的主导权，在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和产业革命理论指导下，让远比“第四次产业革命”波澜壮阔的“第五次产业革命”真正发生。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接下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大农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人体科学革命，必须由中国人亲手开启并主导。如果中国人不亲手开启第六和第七次产业革命，西方人是不可能把人类往这个方向带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这样的思维，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是关乎全人类文明走向的事情。考虑到之前的第三和第四次产业革命都是由西方人开启并主导的，将来的第六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必须由中国人开启并主导，那么，“第五次产业革命”就必须承担“转折”的作用，也就是说，虽然“第五次产业革命”是西方人开启的，但在某个时间点，主导权必须转移到中国人手里，如果不是现在，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