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思潮影响扩散的原因

（上）

1.现代新儒家思潮影响的扩散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基本格局有关

在20世纪的中国，激烈变动的社会局面致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自五四运动以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鼎足而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三大社会思潮都还存在，但是它们之间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格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我国人民现在仍然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但是毫无疑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占据了我国现代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了主流。而西化派在历史的进程中，则逐渐降下自己的旗帜，但还不能说其思想影响已经消失。

三大思想潮流中，最为特殊的就是现代新儒家。方克立教授认为：

“在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潮流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比较具有继往开来意义、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造性、影响较大而且生命力较长久的,唯有现代新儒家。”①

自上世纪20年代创立以来,现代新儒家薪火相传，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1949年以后，现代新儒家的中心由大陆转移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但其思想和队伍并没有停止发展，反而达到其鼎盛时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直至进入 21世纪它仍然表现出不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大思潮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互动”既意味着互相斗争、互相排斥，也意味着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互相吸收。现代新儒家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它的内部成分相当复杂，有些代表人物有不赞成甚至反对我国走社的言论。对此，我们应该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从总体上来看，“马”、“中”、“西”三学格局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将继续存在，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按照“马魂中体西用”的思路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综合创造的思路。②

2.现代新儒家思潮影响的扩散与中国近年的“大国崛起”有关

1949 年现代新儒家的活动转移到港台地区之后，其状况可以用“儒门惨淡”、“花果飘零”来形容，转机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当时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后来 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又导致西方和拉美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西方的没落”使一些学者把日光转向东亚，寻找其在经济上崛起的原因。研究的结果是有学者注意到了其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作用（虽然事实上基本没有多少关系）。这就为现代新儒家走向世界、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提供了机。它的乘风而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了经济发展之势。

中国自1978年起实行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有47年了，现在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等都已成为我国很大一部分人的普遍心声。他们多是在“新时期”中出生、在“新时代”中成长的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中他们的精神受到极大的鼓舞，激发出高昂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热情，他们立志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中。在此背景下，他们在文化上迫切要求“寻根”，了解、学习、继承、弘扬民族文化，成为他们的精神需求。现代新儒家思潮以探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为主题以及它的民族主义者形象，能够满足这种需求。这是它与他们的契合点。更因为它兼有深刻理性和强烈情感两方面的优势，增强了它在他们中的感染力、吸引力，在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青年群体中扩散其影响也是必然的。

【注释】

① 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② 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的三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6期；李翔海：《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8期

（下）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一股“国学热”，现代新儒家思潮影响的扩散与之有一定的关系。

1.国学的定义

国学，从广义上说是“一国所有之学”①，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作为与“西学”相对的概念，也即中国传统之学术。推而广之，又不仅限于指学术或学问，而实际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别称”②，既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信仰等。

2.“国学热”的兴起和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夏天过后，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般“国学热”，到现在这股“国学热”还呈现出一种持续升温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

学者提倡：比如 2004年9月5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 72 位著名学者在北京举行的“2004 文化高峰论坛”闭幕会上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表达了“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的愿望。③

民间发动：21世纪初开始，国学启蒙性质的私塾和国学馆数量剧增，比如北京的“安定门国学馆”、海口的“国学启蒙中心”、苏州的“菊斋私塾”、武汉的“童学馆”等，这些私塾和国学馆基本都是以“读经”作为其主要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儿童读经运动盛极一时。同时，秉承“着汉家衣冠，兴礼仪之邦”的理念，比如着汉服、行古礼就在当下颇为流行，汉服婚礼、汉风摄影也受到不少人人的接纳和欢迎。

媒体助阵：2001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讲座式栏目《百家讲坛》，内容为中国史和中国文化，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传播于民众之中，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解读《论语》、《庄子》等。虽然这些学者的讲授受到质疑，但其影响也是非比寻常。2006年1月10日,《光明日报》正式推出《国学》专版，首期刊发文章《国学与二十一世纪》，阐述“国学”内涵与发展概况。

高校响应：国内许多高校纷纷成立国学研修班和国学研究院，比如 1992年北京大学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主办“应用历史与国学高级研修班”，复旦大学哲学系主办“国学与文化高层精修课程班”，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也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官方从谨慎到认可：2012年以前，官方认为，“国学热”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需要警惕的问题：一是媒体过分地炒作，从而产生的所谓“快餐文化”现象，对大众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二是在商业利润的促使下，部分人以此作为牟利的机会，市场上出版的国学书籍良莠不齐，商业化运作的国学班收取“天价”学费；三是些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糟粕借机沉渣泛起。这些都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到2012年之后，官方认为，总的来说，“国学热”的兴起不是坏事，而是顺乎人心之所向的好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官员倾向于对“国学热”表示支持，这就构成了官方谨慎从到认可的主要原因。

“国学热”的出现和升温有其必然性。国际方面，由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国人受此鼓舞，激发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热情。国内方面，民族意识勃兴，要求在对民族文化认同和推崇的基础上弘扬“国学”，也就成了必然趋势。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比较普遍的道德问题，自然会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试图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养与教育，就成了“国学热”的重点。

3.“国学热”与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区别

首先，“国学热”与现代新儒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二者的基本课题不同。“国学热”的基本课题是传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目的。而现代新儒家的基本课题是回应“双重困境”的挑战，谋求现代条件下儒学的新发展。其次，“国学热”与现代新儒家思潮属于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新儒家思潮开始时是一种学术思想流派，经历三级传播后逐渐被大众了解、接受而演变为社会思潮，它的核心仍然是精英文化。

从五四时期诞生起，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传播，就已经从学术界逐渐走向大众。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努力下，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现代新儒家思想才开始在更大的范围传播。在新加坡的文化再生运动中，为了在中小学开设《儒家伦理》这门课程,教育部门聘请了国际驰名的八位当代儒学专家，来指导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培训师资。首席顾问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这是海外现代新儒家把儒家伦理民众化的一次成功实验，其步骤是先从学校课程开始,再推向社会,学校和社会互相促进。

而中国的“国学热”从兴起之日起就走的是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路子，是不折不扣的大众文化，与现代新儒家思潮相比而言，“国学热”没有集中的主题和系统的理论，热点分散；参与的人群范围广泛，不仅有研究国学的专家学者，而且有众多的听众、观众、网民。“国学热”的传方式更多样化，网络、电视、报纸、杂志一起参与，信息量更为丰富，大众更容易接受。

4.有限借势，关系玄妙

“有限借势”是说，“国学热”抬高了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受重视程度，并从现代新儒家学说中获得理论支撑。

由于“国学热”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国学感兴趣，希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现代新儒家思潮受重视的程度得到一定的提高。与此同时，“国学热”也在不断从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学说中吸收营养成分，获得理论支撑，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

但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国学热”的世俗化和生活化，以及其快餐式的传播方式，容易误导大众，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肤浅化。在这种情况下，在普通大众心里，现代新儒家高深的研究论著，比如“道德形而上学”、“良知坎陷”论等，就显得有点谈玄说妙，不切实际。所以，现代新儒家维护传统、弘扬儒学虽然在一些人眼中是得到肯定的，但它的实用性却遭到人们的质疑。因此，“下里巴人”的“国学热”的普及，对于“阳春白雪”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的传播又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注释】

①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 19 期。

② 李中华：《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理论视野》，2007年第1期。

③ 王彦坤：《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济南学报》，2009年第1期。

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现代新儒家思潮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历来对现代新儒家很重视。从五四时期起,在马、中、西三学的论战中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胡绳等人都曾撰写文章对它进行分析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基本停止了活动。大陆与港台及海外的儒学交流也处于隔绝、停顿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从上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了有关学术交流，这也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现代新儒家思潮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成为了我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任务。

张岱年曾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综合创造”论：

“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的创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慮嗰真理为指导,发扬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吸收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这就是中国新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①

这样与现代新儒家有许多理论上的共识。

就连我国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潮的著名专家方克立指出，在批评现代新儒家的某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也要充分肯定他们在维护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认真吸收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总结经验教训。首先，在全盘西化论盛极一时，中国文化面临巨大危机的情况下，现代新儒家独树一帆，强调民族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本位性，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其次，他们从人文主义角度探究中国哲学的特质与现代意义，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但自从以蒋庆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浮出水面，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陆新儒家”出了几个核心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公开提出了挑战。

首先，他们提出了“华夷之辨”，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种非我族类、人主中国的外来文化。他们坚持“华夷之辨”的立场，明确提出了“以儒学取代马ks主义”“儒化g产d”“儒化中国”的口号，他们的典型言论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还有人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思是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外来的马ks主义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古代的那种“王官学”地位，希望重新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其次，他们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论。其代表人物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王道政治”方案，并主张重建以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国家。

对“大陆新儒家”以上言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进行了驳斥，指出“大陆新儒家”要与马ks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反映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已成为思想斗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儒学是在中国 2000 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应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才对。二者在同一个国度里先后居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问题。

2012年进入“新时代”以来，官方马克思主义就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继承儒学中的精华，包括道德价值、人文理想、民本主义等，都受到执政党和学术界的重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新旧儒学的相容相通问题。这就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正式提出，官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途径，已有学者论述说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

对此，我们应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动摇不得也松懈不得。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去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做到真正的综合创新、与时俱进②。

我们在人们尤其是青年接触现代新儒家思潮的过程中，要随时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围绕理论争论的焦点、热点，指导青年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进行分析，透过现象，认清实质，提高辨别能力。

【注释】

①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②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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