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9年在城中村创造理想职场，又离开了

广州石牌村与不远处的珠江新城 / 摄影：何焰

与北京不同，和上海更不同，广深两城多得是没有围栏的社区。毕竟小区好围，城中村难围，城中村的存在使得广州和深圳生生不息，成为两座更高包容度、低约束感的城市。

整体而言，广州城中村的情况，又比深圳更为极致。其极致之处，譬如广州高奢商场天河太古汇对面就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而最高学府中山大学的对面也是一片房屋密集、电鸡穿梭的城中村：康鹭村。

这篇文章要讲的是城中村里的故事。也讲握手楼，也讲打工者，但可能不相同的是，本文将以另一种情绪，跟着80后青年熊亚洲，进入广州城中村的另一面，看见另一群人。

亚洲，怎么介绍他呢？

我的一位新媒体朋友给了我一个标题，《这么会找钱的人，圈里不超过10个》。我一听就笑了，不愧是新媒体人，既标题党，又符合一定的实际。

熊亚洲在介绍打工者社区的服务工作 / 摄影：何焰

但我更愿意讲亚洲另外的故事给你，讲一个80后青年，如何按照自己的意志，用20年过一种“做社会实验般”的真实生活，讲一个普通人如何努力地建设他的理想社区。

一 985毕业，去流水线打工

熊亚洲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所985高校。我们和他开玩笑，如果他今年毕业，可能会去跑外卖或者送快递。但是他毕业于2010年，当年正值22岁的熊亚洲，选择的是南下东莞，进厂打工。

那是熊亚洲毕业之后的第一年春天，刚好女朋友也辞职，两人都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安排，一种冲动重新涌上心头——不如就去工厂试试看。

两人一拍即合，坐着轰隆隆的绿皮火车来，进入同样轰隆隆的东莞去，在“世界工厂”里过上了“两班倒”的厂仔厂妹生活。985毕业，熊亚洲为什么进厂？故事要从他上大学说起。

2023年夏天，广州康鹭村内租房信息 / 摄影：祖晓谦

2006年，大一新生熊亚洲，意外走入北京五环外的一处城边村，田野、市场上四处乱跑的儿童数量之多令他震惊。他们都是跟随着打工的父母，而来到首都的流动儿童。

后来的2008年，他开始在北京五环外的城中村做社会调研，慢慢接近打工者的生活。

而同时，熊亚洲因为个子高、形象好，获得了参与奥运会外宾接待的机会，很长时间都在做相关礼仪的培训。

熊亚洲在北京奥运会担任志愿者 / 图源：受访者提供

熊亚洲的一天经常是这样的：上午还在奥运场馆里练着英文，下午就要坐两小时公交，去到五环外一间墙壁漏风、没有暖气的打工者子弟学校里做调研。

反差巨大的场景转换，有时候会让他恍惚，似乎在肉身亲历科幻小说中的“北京折叠”。

发生在皮村的故事，并不是一段俗套的献爱心故事，因为眼前的孩子们唤醒了他幼时的记忆。2009年的春天，熊亚洲在皮村的打工者子弟学校做志愿者，为了给孩子们筹备一场音乐剧，大量地采访打工者子女。孩子们跟他讲了许多：搬家的故事、思念老家的故事、和父母相处的故事、和朋友相处的故事……

有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告诉熊亚洲，自己11岁，已经搬过20多次家。她经常是早上背着书包去学校，等四点钟放学回到家，发现家就空了，东西已经搬完，然后爸妈就会告诉她，家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自己必须要跟着换一所学校。因为经常搬家，学校的学费都是按月缴纳。

“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呢？说起来也很心酸，她说是没有时间跟同学和老师道别。”熊亚洲每次说起这个细节都容易哽咽。

因为，就像小蚂蚁一样总在搬家的人，此刻是小女孩，10年前是熊亚洲自己。

1990年前后，熊亚洲的父亲在重庆摆地摊，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别人家的阳台上，一张床板几乎就是他们的家。印象当中，熊亚洲的童年也老是搬家。父母挑着担担在前头，爬坡上坎，他提着一个小桶跟在后头。

10多年过去，搬家的故事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熊亚洲意识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

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期，而人口剧烈流动对生活带来的冲击，曾在一些孩子的心中留下痛感，却无人看见。

2007年，北京海淀区田村的一所民办小学——桃园学校 / 摄影：韩嘉玲

熊亚洲带着孩子们做了一台音乐舞台剧，去北京各大高校巡演，北航、北师大、北大、清华……每一次演出完成之后，孩子们站在台上亮亮的灯光里谢幕，再和台下的大学生们对话。“北京折叠”似乎被打破了一点点。

但熊亚洲记得在清华的那一次演出。

一位清华的学生站起来问：为什么要夸大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的冲突？他问的是音乐剧中的一个情节——过年的时候，打工者的孩子拿着父亲做的木头手枪在玩，被北京本地的孩子嘲笑“不值钱”，因为本地孩子的激光枪几百块一把。

一种年轻的愤怒袭上心头。

“你自己到村子里去看看，看看孩子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吧！如果你觉得我夸大了，那我告诉你，我们没有讲的故事其实更多。”

演出的场合，温文尔雅才是官方态度，熊亚洲曾在礼仪方面训练有素，但他还是怼了观众。

他愤怒什么呢？可能是愤怒对方没有看见，却先入为主，也可能是愤怒对方看见了，却只是“看客”，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恶意来审视弱势者的自我剖白。他为孩子们好不容易的勇气被怀疑了，而愤怒。熊亚洲绝不想做看客。于他而言，既然看见了，就无法背过身去。

从大学一年级第一次去城中村开始，熊亚洲和同学们就会有很多讨论，“为什么孩子们的处境是这样的”“他们的父母是否应该来到大城市”，有人说孩子这么苦，打工者不该来，有人说城市应该为流动者做好准备……这群大学生们不断地询问平等与正义，聊着聊着最后吵起来。

熊亚洲开始求索。从大二开始，他几乎看遍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和贫困有关的书籍，他在互联网上检索世界各地的贫民们是如何生活；还把课表排得满满的，从北航骑自行车去北大蹭课，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课程，甚至在北大上晚自习，就是为了搞懂自己眼前看到的社会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孩子们的处境是这样。

理解的前提，有时是“看见”，有时甚至需要“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常是不相通的，可能只有换一个身份，才能深度理解，深度共情。

既然皮村的孩子们总是说，“我的爸爸在厂里怎么怎么样”，“我的妈妈在厂里怎么怎么样”，那熊亚洲就想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会这样和那样。

于是，在毕业之后，一个无所事事的春天，就有了那一张南下东莞的火车票。不对，是两张，熊亚洲和他的女朋友福菊一起。两个中国青年，两颗单纯的心，进入工厂。

二 从北方，到南方

“割，割，割。”

割掉一个小玩具上的毛刺，这个动作，熊亚洲一天要做5000次。他本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工厂，没有预设一定要干多久，挣多少钱，却仍旧感受到了这一种绝望感。每个人都埋头做工，左和右都不交流。

他突然想到，过去那些社会学的研究，记者、学者们对打工者的理性分析，或许只是理解工人的一种方式罢了，绝不是全貌。反而是到了真正的工厂环境里，站在了大家的身边，才能够感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压力，感受到人在环境中的身不由己。“如果你是他，你不一定比他做得好”。

一名在午休期间独自看手机的女工 / 摄影：祖晓谦

在工厂干满三个月时，熊亚洲应一位南方周末记者之约，离开了流水线，参与一个服务流动人口的公益创业项目。那是一个各界人士高度互动的年代。工厂，也是某种程度的时代“现场”，关注打工人处境的人彼此遇见、结成同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个创业小团队，是一个“记者与大学生”的组合，他们在深圳注册成立一家民办非企业组织，熊亚洲与女朋友福菊都在其中。

那是熊亚洲第一次以全职创业的身份接触公益，比过去做志愿者要复杂多了。

他要搞懂如何搭建组织构架，组建理事会，如何写项目书，如何筹款，忙到最后才是他最熟悉的“做服务”。一切行动变得繁琐、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也变得正规。

从北到南，从学生到社会人，问熊亚洲在打工者社区看到的有何不同，他说，在北京做的打工者服务是非常聚焦的，就是解决打工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到了南方，做的事情更杂一些，要做流动儿童服务、家庭服务、打工者中介服务，还要做社区营造的工作。这和南北打工环境的不同有直接的关系。

北京打工者多是流动摊贩，小个体户，或者在小作坊打工的人，他们举家来到北京，最惨的问题就是孩子上学困难的问题，但是珠三角则是热烈的年轻工人之城，一间大工厂的人数可以接近一个小型乡镇的人口，一放假，乌泱泱一片尽是人头攒动，年轻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也是到了南方，熊亚洲才发现打工者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原来人找工作是会被骗的，找对象也会被骗，甚至有的人连被对象骗的机会都没有，很渴望“被骗一次”。

熊亚洲在工厂里见到过三十多岁的单身男性，只要和他发起对话，就会谈到“婚恋”。熊亚洲想要做服务流动儿童的公益创业，但是对方毫不关心，因为他连婚都还没结，不可能有儿童，他很希望熊亚洲能做一个婚姻中介的公益服务。

熊亚洲还遇到了许多做传销的父母，他们把孩子带在身边，却很少管教。他们的孩子也非常需要来自于社区的支持。但是很显然，孩子的问题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还和许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搅在一起，十分复杂。

打工者们行色匆匆 / 摄影：祖晓谦

这样就导致，即使熊亚洲想要做单纯的儿童相关的服务，比如解决“孩子放学后去哪里”的问题，都要和非常多复杂的家庭、社会背景打交道。也正因为此，当时熊亚洲所在的机构的选择是“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意味着什么样的项目款项都要去筹，而每一样都筹得不多。方向不清，这也导致了这一次年轻的公益创业只做了两年就失败了。

但一些经验留了下来。

“不同的人，不同工种，不同的社区类型，它的需求是差别很大的”，熊亚洲开始有意识地形成一套识别不同的流动人口社区的框架。

而第一次公益创业失败，也伴随着熊亚洲的人生进程往前，女朋友福菊成为了他的妻子。公益行业的薪水实在太过微薄，为了新的小家庭，熊亚洲进入了一家企业做销售，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当然，那份工作干得不久，就离职了。关于那一份工作，熊亚洲常提起的只是一个细节，他的直系上司因为业绩不佳被辞退时的一个细节。

前几分钟，那位职场女性还在开组会，给大家打鸡血，后几分钟她就被领导叫去，半小时内收拾东西走人。离开的时候，公司派了两位人事全程盯着梢，“担心她拷贝走公司的销售数据”。

那种断崖式的、不信任的、毫无尊重的“被离开”，冲击了熊亚洲的价值观。他从来是一个会为心中的平等和他人的尊严而发怒的人，当年在清华舞台上如此，如今在职场中依旧如此。

2014年，他迫切地回到自己的关注议题，在广州黄埔的一个城中村，再一次进行公益创业。这一家公益组织，有一个温馨的名字，比邻公益服务中心（后简称“比邻”）。

它有一个图书馆，也有一个流动人口活动中心，熊亚洲在这里继续做打工者和流动儿童的各项服务。

比邻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区图书馆 / 图源：受访者提供

2017年，因为机构运营遇困，熊亚洲开始全职参与机构工作，挑起他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担子。

熊亚洲想在这个城中村的一间小屋子里，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创造一个小小新世界。

三 创造一个好社区

比邻所在的工业区，是广州黄埔一个以汽车产业为主的区域，外来工人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许多工人都在此居住了十年以上，其实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流动人口社区。

在逐步了解社区后，熊亚洲也和同行们反复思考，终于达成了“在当前阶段，流动儿童领域内大家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的共识——是0-6岁要和父母在一起，6-12岁要上好学，12-18岁要有异地参与中高考权利的问题。

问题想得透彻，但是做起来，却不容易。

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熊亚洲发现，比邻的工作人员辛苦支持、鼓励一个孩子一整年，可能突然某一天孩子就不再来活动室了。去追问，原因可能是父母在家甩了他一耳光，或者是一句重话。社会组织大半年的努力，就烟消云散了。

想要解决孩子的问题，不可能绕开父母，但和家长做“正面教育”的倡议往往是困难的，甚至都说不出口。

因为流动儿童的家长们，往往是更疲惫的。

他们可能在工厂车间、烈日街头、楼里巷里辛苦工作了整整一天，回到家发现孩子下午4点半放学，到晚上8点还没有写作业，怒气难消之下，根本顾不上还要去“正面教育”孩子。

毕竟生活中，没有人这样正面地对待过他们。

父母们在工厂里、平台上，也许遭遇过更多的戾气，很难学会对孩子轻声细气。这种社会大生产的戾气，无法自制地甩到儿童的身上。

熊亚洲也逐步意识到，要做流动儿童支持，必须先要做流动家庭的支持。于是，比邻才逐步从单一的儿童支持，走向女工支持、家庭的支持。

比邻伙伴在社区对工友开展服务 / 图源：受访者提供

比邻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给孩子提供放学之后的活动场所，让爸爸妈妈不用总是把孩子锁在家；

在城中村的许多握手楼的楼梯侧边搭起了书架，建起一处处城中村的Mini图书馆，让工友的孩子们下楼就可以借到绘本；

比邻所在社区的孩子们在阅读绘本 / 图源：受访者提供

向家长们提供孩子上学的相关信息咨询和及时的政策解读，让家长们可以抓住机会，把孩子留在身边读书；

比邻还会不断地举办活动，帮助工友彼此认识、连接，建立感情；甚至还租下一栋屋，向工友们提供租赁房屋、法律援助网络等等支持……

比邻所在的城中村，变得不再那么冰冷，打工者之间建立起了相互支持的网络。

广州黄埔区，打工者们合伙租赁的整栋村屋 / 摄影：何焰

2023年夏天，我曾在比邻见到一位正陪孩子读绘本的工友妈妈。闲聊之间，她告诉我，刚到广州来时，全靠老乡之间彼此支撑，现在，“比邻和老乡一样重要。”

但是再往前一步，一个社区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做得再好，只有三四个员工，是不可能完全“解决”一个城中村里上千万流动人口的问题的，他们提供的，是一种别处没有的关怀，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助力，一种“以人的力量来帮助人”的信念。

到底能帮助多少工友和孩子“在一起、上好学、在广州中高考”，他们只是尽力而为。更直观地来说，比邻在做的，是一种近似于“创口贴”的工作，是不断地为有痛感的流动者擦拭伤口，而不是治本的工作。

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最终指向的仍是政策。

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显示，中国有4亿流动人口、7000万流动儿童。这个庞大的数据的其中一面是流动人口的问题庞大、根深且蒂固，另一面，则是议题难解所带来的社会性的忽视。而后者，映射在流动儿童领域，则是议题“被公众抛弃”的担忧，是筹款难的艰难生存处境。

疫情之后的几年，熊亚洲身边已有多家社区服务的公益组织有了生存危机。2025年刚刚过半，珠三角地区已经有两家深得人心的社区公益服务机构发出生存求助信。（负责人说 | 我们的筹款日常）（淋过雨，想为别人“撑伞”）

聊起这些，我作为一个行外人都感到焦虑，但熊亚洲却始终笑呵呵。他有他的视角。似是海浪不断涌来，海滩上满地都是渴水的小鱼儿，总有几个人会不忍心，将小鱼儿一条一条扔回大海。潮汐不停，他们就不会停下来，即便微不足道，但“这条小鱼在乎”。

图源：Pexels

熊亚洲还有另一些乐观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老吴从1993年从老家贵州来广州打工，一直居住在比邻所在的工业区，至今将近30年。

2017年，老吴生了一场病，在广州动手术，因为身边没有家人，比邻的员工就去探看、照顾。老吴是一个朴实的人，他想得很简单，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他告诉比邻的工作人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在此后的六七年时间里，老吴一直作为核心志愿者在社区帮忙，包括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老吴全身防护，骑着自行车和比邻的工作人员一起去送防疫物资。

泉哥是比邻徒步队的队长。比邻有很多由工友们组成的兴趣小组，活跃的小组几乎每一周都会举办活动，徒步队就是其中之一。泉哥为徒步活动做策划、踩点，每一次都乐在其中。

到如今，这些活动已经不需要比邻工作人员的安排，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后勤和维护工作，就能够靠工友们日常自运营。

在城中村工作之后，熊亚洲常常惊叹工友们的能力，他们分明就是没有户口的“本地通”。有些时候，工友们确实是需要被支持的弱势者，但在另一个纬度上，他们同样也有非常强壮的一面，可以帮助到他人。

当受助者开始助人，公益的力量就开始流转。

熊亚洲乐于看到城中村里这样的场景，这是他离开那个强竞争、低尊重的职场的理由，他会为社区里工友的微小改变而拿起吉他，写一首歌，鼓励自己继续往前。

由比邻公益学堂创作的《比邻而居》 / 视频略

四 离开一个好职场

就这样，将近9年的时间里，比邻逐步在黄埔的城中村里建起一方小小的独特天地，与工友们建立了彼此看见、平等、支持的关系。

比邻支持了越来越多的打工人，那又是什么在支撑比邻的成长呢？

毕竟工作9年，转身回看，流动人口越来越多，问题持续存在。每一年暑假，仍有孩子被迫离开父母身边，独自回到老家，熊亚洲和他的同行们难免会产生倦怠感。

支持比邻的，是熊亚洲的行动轨迹中，另一条容易被人忽略、却很惊人的暗线，就是他在比邻营造的职场文化。那并不是普通的职场文化而已，而是熊亚洲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以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创造的一个小世界。

熊亚洲在2022年进入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后简称“书院”）学习，他的毕业作品，就是书写比邻的组织文化。他怀着自信与柔情，在书写他们如何“支持人成长”的故事。

比邻职场的第一条，就让我惊掉下巴——工资全部公开。

工资不是秘密，因为都是大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分配结果，包括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坐下来聊“自己今年想领多少钱”。机构也会根据每年不同状况而做一些微调，谁遇到了麻烦，谁结婚或生子，到了特殊的社会阶段，都可以获得一定增幅的支持。比邻会给出时间，和经济的支持，等待个体的成长。

在比邻，领导和员工之间的薪水等级几乎没有区别，因为大家讨论之后认为，每一个岗位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应该得到同等尊重，最后决定以工作年限来确定工资额度，而不以职级来分配工资。

甚至近几年，熊亚洲作为机构负责人外出分享、讲课，也将大部分讲课收入捐回机构。因为他认为，他所讲叙的是机构的经验，而经验是大家共同所得，所以选择将这一份“外快”充公。

还有，比邻上班不打卡，不考勤，也没有绩效工资，如果需要请假，只需要在群里说一声，同事们彼此同意，就可以。

而比邻的活动室有超过20把钥匙，分给3个员工和10来个核心志愿者，每人都有一把。机构的公章就在抽屉里装着，那个抽屉从来不上锁。

我询问熊亚洲，公章这么重要的东西不上锁，你就不担心出事吗？他哈哈大笑，答非所问，说从来没有出过事。我追问，“万一呢？”他回答说，那就等问题真的出现时再解决，如果他营造的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出现风险，他会承认，也会承担。

但是他现在一定选择相信，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珍贵的社会信任网络并不比一把锁的分量更轻。

还有一点，比邻很早就建立了反不当性行为的职场规章制度，为了在职场中形成更友善的性别意识，这一项甚至被列入了新人入职培训。

如此一一细数而来，比邻的组织文化多少算得上有些“奇葩”，它绝不符合一切现代化管理的规章制度，甚至不是一般的公益组织的管理办法，但是非常神奇地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服务的结果也受到工友们的赞美。

当然，比邻的职场文化现状不一定适合其他机构，但是却在黄埔的这个城中村里营造了一个近乎熊亚洲的“平等”之理想的小环境。

如果愿意追溯的话，这种特殊的职场文化，也可以在熊亚洲个人的生命时间线中可以找到脉络的，甚至可以在整个打工者公益服务行业中找到脉络。

从一开始，熊亚洲工作的要义就是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关系，对于他而言，通往人生幸福之路绝不是金钱与竞争铺就，而是尊重，是平等。

熊亚洲在工厂里看到太多“容易被替代”的个人。这些人都是非常可爱的，值得被支持、珍视的。所以，他所期待的职场，是不以技能的可替代性、经济生产力的高低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的职场，他首先承认每一个人生来即不可替代的尊严，再去鼓励个体在职场中的发展。

薪酬平等，是他们对不同工种的重新评价，配20把钥匙分给志愿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社区文化的重塑。平等与信任，始终是熊亚洲人生方向的关键词。

当年意气风发的985毕业生南下东莞时如此，后来离开销售岗位、重回公益界时亦如此，接着是比邻的9年发展，他和伙伴在社区做服务时，同样从人的平等与关系中汲取激情和前进的动力。

再就是当下了，熊亚洲再一次进入人生的转型期。

在书院的学习过程中，熊亚洲接触到许多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议题的公益伙伴，他反复地被鼓励，从过去中汲取将来的力量。公益慈善领域的博雅通识教育，也为他的转型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路。

MPS毕业时，他交上了一份关于比邻的组织文化的行动研究，为比邻9年的工作留下一个句点。如今，他也已经离开机构，开始从事流动儿童议题类的筹款，和为领域内年轻机构赋能的工作。

因为，在珠三角流动儿童领域里，像熊亚洲这样服务时长近于20年，仍初心不改的人，两只手数得出来。

走得远，踩的坑就多，经验也更多。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社区服务机构遭遇各种危机，熊亚洲和几位同样老资历的同行们商量，他们是时候跳出来，去分享经验，利用经验为行业做一些赋能的事了。

熊亚洲要出发，做一个为行业振臂一呼，为议题筹款的人了。

时而留守，时而流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经常是同一个孩子的两种状态，但是在议题筹款上，流动儿童显然是更难的，更没有资金做服务。这在议题层面上，是失衡的。

孩子们在活动中心看电影 / 图源：广州市番禺区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另外，在流动儿童领域服务的公益人，许多是从打工人转行而来，是“被服务者”转变成“服务者”的，大家极有热情、信念去做支持他人成长的工作，愿意深耕社区，但是却很难向捐助人、资助方开口去筹款。

“你让他花三天写一个项目书，他更愿意花三天陪伴孩子、开展活动。”

熊亚洲看到，这个行业内的人，做传播、筹款、和公众对话的意识都比较弱。也因此，太多社区的公益组织遭遇生存困境，没有钱活到下一年。

还有资金困难带来的人才流失，社区服务知识的断层……站在一家小机构里，熊亚洲看到了行业的限制。

“我希望流动儿童议题被大众，被资源方看见。不是看到某一个单独的机构，而是要看到整个生态，包括这个领域的议题伙伴们的生存状态，工作状态......以致于带来这个领域根本的改变。”

他和几个同样有十几年服务经验的“老伙计”，感觉到一种使命——觉得必须离开一线，往前再跨一步，才能为更多人解决问题，摆脱限制。

小到如何筹款、如何做项目执行、如何与资方沟通，中间是如何为其他的机构赋能，如何成为领域内的资源链接者，大到如何推动流动儿童就地上学的政策的改变，这些都是熊亚洲和“老伙计”们一起想的事。

他们开始拥抱自媒体时代，有些笨拙地开始更新视频、写文章，出去见捐赠者、见企业，从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成为一个行业议题的倡导者。

千禾（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也成为熊亚洲的伙伴。这家基金会，已经在南中国社区深耕16年，它在珠三角地区数十家社区服务机构之间建立起网络，成为一线服务者与资源方之间的枢纽，也一直在为流动人口议题的公益伙伴提供能力建设的相关支持。

2023年，熊亚洲与千禾深度合作。

同道中人汇聚在同一种信念之中：他们想要建构一个新的社区生态——不再站在海边做扔回鱼儿的人，而要去做一些政策倡导的工作，他们想要改变海滩的天气和潮汐，根本性地解决流动儿童没办法和父母“在一起”的问题。

图源：Pexels

接下来的路，熊亚洲也知道困难。但一步一步，从志愿者到创业者，从一线服务者到行业的支持者，流动儿童上学的困境还在，使命就还在。

看见了，就无法背过身去，熊亚洲弹着吉他唱着歌，继续往前。他从未失去一个普通人想要改变世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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