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上社会主义的不完全性

　　（有删改）

　　毛主席1974年12月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又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到了1976年1月左右，毛主席又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人少人多。”

　　毛主席还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毛主席继承了列宁，吃透了列宁，超越了列宁。有两点。

　　第一，毛主席看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可避免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也是产生小私有观念、产生腐败的根源。而这是只能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而不能铲除。

　　第二，毛主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有问题，这就是大官的特权。这是特权阶级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是“ZZ派还在走”的社会原因。

　　毛主席的这些认识的理论意义和对全国人民的启发意义有多么大，这可以从当时我的一份对这一理论的“学习体会”中看出来。我在1975年2月7日写成的《资产阶级法权和ZZ派论纲》的第四节中，这样说明资产阶级法权的危险：

　　认识决不能到此完结。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后，分配决定论依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政治危害，即是必然导致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资料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又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合法的特别是不合法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事实证明，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和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地位、人们在劳动中的不同地位直接联系着的，简言之，即是和狭隘分工直接联系着的。那么，这种不同地位预示着什么呢？恩格斯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大多数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政法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多么精彩的论述，难道我们现在不是依然带着这种“分工的规律”的痕迹吗？而这难道不正预示着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吗？

　　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尽管在社会主义大地上，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小片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并且由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分子，但是，一般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其危害作用和危险程度，又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型态体现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即解决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地位）也即是向这种国有型态发展。国有并不决定事情的本质，本质在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国家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体现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由于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蜕化变质，无产阶级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不仅可以从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从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国有型态中找出规律来，更有说服力的还是现实：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中的“一部分”，由于脱离直接生产劳动，在资产阶级法权土壤上蜕变为新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就会在下面的那些也想捞一把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支持下，把党和人民授于他保护人民的那部份权力转化为压迫人民的权力，并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国家不仅具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而且，其中的这一部份变为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矛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以种种借口，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爬行主义等等，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抹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按权分配的原则，实质就是资本剥削的原则，终于把党和人民委托他管理的那部份生产资料，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是在经济和政治交互作用下，D内走Z派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

　　正是从社会主义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特点分析出发，我们认识到，为解决“相矛盾”的问题，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并在打击资产阶级时，重点打击ZZ派，把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重新夺回来，与此同时，坚决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使干部不要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使群众更好地参加管理国家、管理生产，不断改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必须重点打击ZZ派，那就会把阶级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定CR的中心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实际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

　　这还是我在1975年初，就社会主义经济框架、就资产阶级法权，探讨修正主义、ZZ派产生的社会基础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今天看来，其基本观点也还是正确的。

　　到了1976年，主席又把大官特权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再次和ZZ派问题联系起来，这就又把问题再向前引申了一步，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说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它的社会基础方面的原因在哪里，在认识上更加准确、深刻。

　　足见，当时，全D、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是在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问题，是在认真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变修、以及怎样防止变修的理论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有价值的探讨。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是毛主席带领我们攀登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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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就是伟大。毛主席三十年前认识到的，我们今天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就是一些自以为是左派的同志，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仍然以为我们曾经建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弄不懂，领导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毛主席，已经充分看到、并深刻指出的这个社会的不成熟性、过渡性、封建性。他们固守教科书上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特点，以为我们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超过资本主义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他们对“半社会主义论”的许多上纲上线的批评也看得出，他们把我们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化了，他们不敢正视实际存在的非社会主义的弊端，正是毛主席对他亲手建立的这个社会的弊端，揭露得最彻底、最无情。

　　谁一谈问题，谁好像就是修正主义，实际是他们不知道修正主义为何物，更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他们心目中的样板，正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自身就没有超脱这种局限，他们的批评文字就散发着家长制下愚昧小农的封建气味，连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主作风和礼貌都没有。以这种封建心态去搞社会主义，带给我们的只能是“CR”中的那句名言：走了老爷，来了少爷。这种特权新贵我们不是一再看到吗？不管他是从哪边上来的。

　　还是毛主席对我们的社会的看法最冷静。正像他揭示的，超过是有的，“所有制变更了”，但是，又很不完全。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来的社会，看来只能从半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做起。这正合乎历史辩证法，这个秘密主要是毛主席揭开的，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可以说得更清楚、更明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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