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笔记（二）康熙帝王心术与魏象枢案

　　读自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一、魏象枢案的背景

　　顺治九年三月（1652）亦福临亲政后，三院大学士首次兼任议政大臣，且限制在满洲和汉军大学士不包括汉大学士，顺治十三年八月，停止大学士兼议政，后于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此为满清封建化进程之关键一环，从全面干预国事的议政会议变为皇权下独立行政中枢的内阁。康熙初年四辅臣执政，又将内阁改为内三院，称“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卷一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不允许大学士预议政，其目的在于巩固满族的统治民族地位，而社会弊端并未改善，满汉矛盾进一步加深；此事之集中体现在于对顺治十八年江南欠税案的雷霆处理，“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夺，衙役照赃治罪有差。以是颇有刻核名”（清史稿朱国治传），最戏剧性的莫过如顺治十六年探花叶方霭因莫名欠下一文钱的税粮而被贬官，民间因此传言“探花不值一文钱”；同时，福临时期言官指陈时弊、不禁风闻到了四辅臣时期则制定相应处分条例，故姚缔虞言“但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清史稿卷四十九），然此时尚未禁风闻，康熙十年，艾元征以顺治时期言官风闻言事、党同伐异，请尽风闻，康熙许之（是否风闻、党争，世祖实录俱在，一看便知）。

　　康熙八年玄烨亲政后制度和条例上恢复顺治末年规模，内三院重新改为内阁，但大学士不议政，而四辅臣时期在部院衙门中大量充实满洲司员及笔帖式，使满汉人数进一步失衡，则未进行纠正；此时距离清廷围剿完大茅山农民军（康熙三年）方过五年，距离三藩之乱仅有四年（康熙十二年）。此时玄烨“粟麦不辨”而常出游巡幸，康熙十年远赴关外谒陵，志得意满溢于言表，在提出“与民休息，道在不扰”后却禁止言官风闻言事以拒群臣议论朝政得失，此时奉行实为因循苟且的无为而治（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十年五月庚午，起居注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这时的玄烨“凡事视以为易”（起居注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竟然单凭军力之多寡而量三藩，所以错判形势（起居注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吴三桂背恩反叛……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不顾多数反对力主撤藩（起居注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尔时惟有莫洛、米思汉、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起居注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朕云：‘欲迁徙吴三桂者，朕之意也，与他人何涉？’”），虽至吴三桂反，一年而奄有八省之地，如考虑河南安徽等地叛乱，则复添赣、皖、浙、豫、陕、甘、宁七省，半壁江山已为他有。三藩一起，民心摇晃，蓄发易服，官吏倒附，以至于起居注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所记，各省布政使以下，依八法处置者783名而倒戈官员522名（近70%），考虑此次统计包括叛军未进入的各省，则三藩军力所在地区投降官员比例更大，后来清廷纂修《实录》不得不将相当部分官员的“从逆”按“不谨”处理（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七二十二年二月丙子：“大计天下各官……从逆官员二百四十员，亦照不谨例革职”）。如此庞大的投降官吏，本身就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因此对其的处理不得不考虑政治力量变化和政治局势发展状况，玄烨本人也必须按捺自己对此的憎恶不满，所以魏象枢在平三藩之初便奏云“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单论此句乃尚书《大禹谟》之学术公案也），意欲劝谏玄烨深考人心以文德服之。

　　然而满清军事集团残暴，玩寇殃民、营私自便、把持官位、多方渔色、劫掠民财（清史列传卷七宋德宜传，实录十七年正月戊戌），以至康熙自己也说“心切痛恨……更加严饬”（起居注十八年十月初九日）。“康熙十八年滇、闽方用兵，征调四出，又广开捐纳事例。公（蒋伊）官御史，绘十二图以进”（朗潜纪闻二笔，蒋伊绘十二图进呈），此即蒋伊上《流民图》（又称游民图）劝谏也；魏象枢十八年五月初二日乙未辞刑部尚书留任左都御史，而七月汤斌书信于魏象枢，言意魏象枢任左都御史，京内缙绅儒生皆欲闻魏象枢之论，而“二月以来，未闻有所论说，议论纷纷”，甚至说出“总宪非久居之地，壮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顺时，非自任之谊。盛名难副，晚节难保，先生详审之”这种诛心之论，逼着魏象枢表态劝谏，从中也能看出京师内言论是何等沸腾（汤子遗书卷五上总宪魏环极先生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影印本）。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京师地震。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举棋不定的魏象枢终于趁着地震的机会，密奏独对，奏对语失记（陈廷敬的《魏公象枢墓志铭》、徐乾学的《敏果魏公神道碑》、《寒松老人年谱》皆未记），而考察《年谱》奏对语失记处共有三，另二处为同年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十三日，皆康熙同包括魏象枢在内的大臣商议地震应对措施，由此可见，关于地震之处理和魏象枢独对是有相当文章的（更不用说后面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了），而为了行文简洁，只得先将考察完后的时间线放出来，再说明官方记录和康熙所言为虚假不经，若有错乱难解，自在编者我一人（未能找到徐乾学写的神道碑原文，惜乎）。

　　二、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枢独对案

　　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早上9-11时）地震（此后仍与余震发生，贯穿玄烨与汉官争论），魏象枢“移时稍定，余即立奔入朝”（年谱），与副都御史施维翰入奏（碑），先是司禁门者言“满官请安已毕，汉官一人未至，不便启奏”而后被魏象枢迫使转奏，宣至乾清门请安毕，康熙恻然良久，然后召魏象枢（年谱），魏象枢请求独对（到底是魏象枢主动要求独对还是单他一人被召对，铭碑年谱不一）。独对所言内容大致是满族将帅横征暴敛、贪赃枉法以及满汉矛盾诸事，且康熙未有明确答复。独对完后时日已晚，魏象枢与施维翰宿署中，言及此事，而魏象枢自云“圣明烛照，何待吾言。吾侪负国，万死不足塞辜”（碑），一副不安而决绝模样。二十九日，召大学士明珠、李霨，尚书宋德宜，左都御史魏象枢，学士佛伦入乾清宫面奉上谕，大意为“地震是我料理机务不当、大臣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官未参奏导致的。大臣的不法之事，我清楚，以前只是劝过望改，但是无用。以前那个大奸大恶之人，我重加处分，这就是你们的榜样，科道官必须及时据实参奏，不得虚饰”（据起居注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而后是群臣集议诏旨六事“地震之事，我有责任，你们也有，但是我不敢诿过于下，所以我自己勤思精修，想到六条招灾原因和应对方法，你们看了详细议论，不要同以前一样空文搪塞”（起居注十八年七月三十日）。此六条大体为大臣、地方官、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贪污侵掠使得民生困苦之类的检讨。七月底，给事中姚缔虞请求重开风闻言事，留中不发（徐乾学姚缔虞墓志铭）。八月初二，魏象枢上《微臣溺职难辞良心不能自昧疏》（寒松堂全集卷4，查卷4未见姚念慈添“等事”字样），此时已然明了玄烨态度惶恐难安。八月十日，九卿集议即拟定严格的处置条例（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三十八年八月癸酉）。而玄烨于八月甲戌（八月十二日）谕吏部等衙门“汉官凡事推诿满官……科道官隐附私情……肆行妄为，外播威势，挟制多端。地方督抚等官莫不畏惧，小民困苦未必不由于此”“嗣后汉官推诿满官、科道官有嘱托挟制，革职；科道官原籍子弟有挟势妄行，照律处分，父兄不约束、督抚不提参者，革职”，这是紧跟处置条例的、单单向汉官发难的一道谕旨，而前面六条所说的满洲军士残害地方怎么不见处置，潘耒所说极是——“立法而行之不断，守之不坚，与无法同”（《清经世文编》卷13《治体七》，潘耒《遵谕陈言疏》）。八月二十四日丙戌，康熙批复姚缔虞疏，八月二十六日戊子，谕九卿，大意为科道徇私好名、反驳姚缔虞疏——生事小人徇己好恶以作威作福等（清圣祖实录），大旨同八月十二日甲戌一样。八月二十七日，与阁臣论说：“明末一切事例，朝更夕改，全无一定，以致沦亡”（起居注），又言关于科道条奏，阁臣应该“务加详酌”。八月二十九日辛卯，集群臣于中左门（太和殿），令满侍郎宣读谕旨（大意指斥科道草率塞责），令九卿入内于乾清门开会，大谈科道朝更夕改、茫无成宪，又以“举人才、核销算”设难，为风闻不可开之理由，皇帝既已表意，多数人自然迎合，说虽然禁止风闻现在也未尝不是风闻、说放开恐有挟私报复未必是好事等，魏象枢此时仍赞成开禁；玄烨只得亲自结案，风闻言事乃明末陋习，恐有不肖言官挟私诬害（起居注）。总之，风闻言事就是挟私念，开风闻就是重蹈明末覆辙，此言既出更待何议哉！又因姚缔虞奏折中有关于禁风闻一事的历史梳理，如顺治时期不禁风闻、康熙十年始禁，玄烨以自己也有风闻——吴三桂初叛时，大臣中有一听到消息就遣妻子回原籍。后玄烨竟然不顾君臣之体，质问姚缔虞“你见过世祖章皇帝（即顺治）本章吗”当姚答道见过，他更是发问“听你意思，你是说朕没见过世祖章皇帝时本章喽，你知道世祖时科道官也有互参之事吗”（起居注），以至群臣惶恐（姚缔虞墓志铭），而玄烨自得意满，“上命以所言宣付史馆。次日，复命缔虞入起居注，授笔札记之。”（清史稿姚缔虞传）此即“让你自己记朕讥你的话”。同二十九日，论及满洲军队掳掠良民事，兵部侍郎温代则为之辩护，言江西等省反叛，其子女不是良民子女，而满洲军队的行为恰恰是养活自己的正当行为。至此，从七月二十八日地震至八月二十九日乾清门会议，魏象枢代汉官借机上奏满军腐败横行演变到玄烨借风闻言事打击汉官，此中直叙已毕。

　　三、魏象枢独对案释疑与三藩之乱时“有苗格”事

　　Q1：碑、年谱记载明珠、魏象枢等五人所传面奉上谕及宣布诏旨六事在地震第二日即七月二十九日，而起居注、实录则分别记载为七月二十八日和七月三十日，何也？

　　按起居注记载，巳时地震（早上9-11时），玄烨先问太皇太后、皇太后安，而后满洲官员来问安商议，再然后是魏象枢入宫请对（此中过程上段已说明），未时（下午13-15时）便传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齐集，召明珠等五人面奉上谕，时间对不上。一来魏象枢独对前又是“转奏”又是玄烨“恻然者久之”，而且独对亦需要时间，二来汉官皆居南城，宣旨一来、汉官齐集一去又需要时间，何以如此迅速，而且如果真是在未时便齐集、五人面奉上谕，魏象枢何必留宿署中。而且如果五人面奉上谕果真在二十八日，则齐集各官、面奉谕旨如此急切迅速，京内各官应该有所表示，然而二十八日京内衙门无所反应，起居注记玄烨二十九日辛酉在乾清门听证、实录却只记户部工部给银受灾者，何以动静未见史端案头？

　　那为何陈廷敬的墓志铭和寒松老人年谱中未如徐乾学的《敏果魏公神道碑》记载魏象枢独对后与施维翰夜语一事呢？概因地震之后，因汉官上奏约束满洲军队、请开风闻，玄烨自此公开指责汉官结党，且十八年十月玄烨与崔蔚林争辩程朱与陆王，辩不过崔，三藩平定后又说崔文章不好等多次折辱，“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官孰知畏惧”（起居注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而魏象枢于二十三年休致），而之前激魏象枢表态的汤斌也因未按玄烨旨意教导皇太子被玄烨说“朕不以汤斌为人”（起居注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而崔、汤二人与魏乃道义交（碑传集卷44徐元文《崔蔚林墓志铭》，胡具庆《崔定斋先生传》），如此“伪道学”之同类，怎么不让魏象枢警惕结党之名。且按魏象枢独对后三日又上疏请罪、除却乾清门会议魏象枢赞同开禁其余皆不敢逆玄烨之意、十八年地震年末玄烨致病魏象枢竟然表演了跪瞻圣颜的丑剧（起居注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十九年初会推后还参劾了与自己同奉面谕的宋德宜（清史列传卷7宋德宜传，起居注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这都反映了魏象枢本人对玄烨不满的诚惶诚恐；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他还与玄烨有关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有所议论，玄烨否定二疏，后疏正合“参劾权臣”，以此暗指汉官不当触犯满洲权臣，魏象枢听话知音，遂以杨继盛“不改忠烈之心，此处更好”应答，无非是借此表忠心求放过。因此，他口述子孙的《寒松堂全集》《寒松老人年谱》在地震独对这种大事上隐去与施维翰的谈话就再正常不过了。而徐乾学神道碑记载之缘由，一来康熙极重视朝廷大臣身后评价，譬如于成龙、佟国纲、叶方霭祭文碑文（起居注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四月十二日，碑传集卷65范鄗鼎《请于清瑞入三立祠呈词》；清圣祖实录卷149二十九年十月辛巳；起居注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二来在徐乾学撰写此碑（康熙二十八年）前一年受张汧案牵连解任，此时受人关注，撰写自当按照康熙所言“祭文、碑文关系紧要，须相其人之行事而为文，方可信服天下”（起居注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那么为何官方记载非要将二十九日的两件事分别放在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呢？第一，此可表示地震当日玄烨即警于天边，决心惩治首恶，而两日思考恰恰合乎玄烨自己所说“勤思召灾之由，精求弥灾之道”，非得自他人，而且此事不诿过于下也即不处置满洲权臣，示既往不咎之意，且六条推出，既能够显示满清统治者痛心自省，堵住汉官的嘴，也能够以此为压力让官员没有精力关注惩治满汉权臣，还能遮盖实际上独对之后玄烨便站在回护满人的立场。第二，把召集满汉官员放在地震当天，可以掩饰玄烨实际上只关心满族官员，而汉族官员只有魏象枢一人且还是求来，以此掩盖玄烨心中的满汉之分，符合玄烨自我标榜的“君臣一体”“情意不隔”“满汉官员均属一体”的宗旨，凸显其满汉无异、天下共主的形象，以此来树立法统。第三，清圣祖实录三十三年闰五月癸酉、起居注四十五年三月初八皆言魏象枢曾于地震当日密奏速杀索额图，将杀气腾腾的所奉上谕放在地震当日，刚好对上魏象枢密奏杀索额图一事，且魏象枢自晦其语、康熙二十六年已经去世，死人无法说话，哪怕有人查阅《起居注》，也会变成死案、铁案。

　　Q2为何魏象枢独对中关于密奏诛杀索额图一事如此要紧？

　　此实乃康熙不信任汉官，欲诬魏象枢为假理学以打击汉官，从而将儒家道统夺到自己手上也。玄烨以真理学归己，假理学归汉人，前面已经提到魏象枢、崔蔚林、汤斌之关系，而后二者皆被玄烨扣上伪道学的帽子，如此魏象枢就是另一个靶子。于是，玄烨将三藩初叛时魏象枢上疏“有苗格”和地震独对结合起来，要办成一个“潜伏在队伍内，有长期对抗路线”的典型。于是，涉及索额图之事就显得十分重要。

　　Q3为何“有苗格”一事牵扯进来？

　　此乃玄烨胡乱牵扯也，章法甚浅。因玄烨语康熙十八年地震独对时魏象枢密奏杀索额图，为彰显魏象枢是假理学，就得从人品上做学问，于是一个自三藩之乱初期魏索争执、魏“挟仇怀恨”（清圣祖实录三十三年闰五月癸酉，察此评语，与康熙十八年来玄烨评科道言官之语何其像）、终于地震之日暴露面目的故事大纲就被编织出来了。于是大致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玄烨召阁臣，向韩菼说了两件事，一是三桂初反时有汉官说“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二是汉官尽移其妻子回家；退后，韩菼问王熙，王熙说，有苗格云云是魏象枢所说，然而断章取义，果如此岂不是“误国”，汉官移家是有，怎么可能尽移，果如此岂不是“背主”，误国背主，汉官怎么立于朝堂之上，于是同玄烨直言，此时，玄烨尚说“朕固知此两事载不得也”（碑传集卷12，韩菼《文靖王公熙行状》）。按起居注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玄烨训斥姚缔虞时，尚且言“风闻”“诸臣中”，而到了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则言之凿凿，又成了“汉官尽移”，玄烨狡诈阴险可见。又，经过王熙辩驳玄烨也承认此二事非实后，又在三十三年重提魏象枢“有苗格”之论、魏索“争论成隙”（争论缘由明确为魏象枢阻碍发兵）、魏“挟仇怀恨”独对请斩索额图，甚至造假弄巧成拙把时间给明确出来了“著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而后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又提斩索额图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又提“有苗格”事，讲满军“将自京师发兵”，魏象枢劝阻发兵：“圣人舞干羽而有苗格，何必劳师于远。贼至，我以逸待劳，即可以消弭矣”，还编造出捧哏——“满大臣面嗤之曰：‘贼逼城下始出兵御敌，有是理乎’”（皆见起居注同所写日期）。

　　Q4“有苗格”一案的马脚在哪里？

　　第一，也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索额图是不主张撤藩的，甚至索额图在吴三桂叛时说“始言迁徙吴三桂之人可斩也”，是玄烨说这是他自己的主意后索额图才“甚惧而退”，此事起居注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四十五年七月初二日都有记载。如果魏象枢“有苗格”的投降主义是真的（见实录三十三年记明确记载，魏象枢先说了不用发兵，然后与索额图争论），那么岂不是说索额图和魏象枢都主张不发兵，观点一致有什么可争论的？

　　第二，坏就坏在实录造假太认真，把时间从模糊变成明确——“著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根据实录，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辰，玄烨知道吴三桂反，召议政王大臣面谕，即刻下令前锋统领硕岱率军兼程前往，进驻常德，议政王大臣议奏所派兵员。这就告诉我们，二十一日得知吴三桂反的消息当天，满清中央就完成出兵决策，而索额图请求斩主张撤藩者只可能在得知吴三桂反之后、满清出兵前：不知道吴三桂反，干什么请求杀主张撤藩的人，只有逼反吴三桂的后果满清难以承受才可能；出兵之后说什么请斩主张撤藩者，这种决策完之后另行一套的举动，三岁小儿都不会做。因此，索额图言请杀撤藩者只可能是在二十一日当天的议政王大臣面议时。（关于此时索额图未兼议政大臣何以参此会议，一者见《文献丛编增刊》专集《清三藩史料》载，满阁臣预议政已于康熙十三年成为定制，可以推测定制前有一段惯例时间；二者索额图受康熙信任，且在平三藩前期仍是玄烨左膀右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索额图参加可能性极大）。而汉官是不允许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另据《王熙行状》“丙辰（十五年），奉谕专管密本。前此汉官不与闻兵机，盖异数也”，而二十一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唯一例外就是王熙（正因为此，他才敢替韩菼直言，玄烨才承认两事做不得数），不过他并无议政资格（议政王大臣会议题奏无汉官署名，见《清三藩史料》，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89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所以这次会议魏象枢不可能参加。

　　第三，再考其时间，二十一日议毕出兵，二十二日京内杨起隆叛乱，魏象枢一直在都察院审案至除夕（寒松老人年谱癸丑年），据实录记载，正月初三、初七共有三次秘密调兵，不见于起居注，此时期满汉部院大臣尚不得预，魏象枢又哪里知道“调兵”来劝阻呢？

　　四、圣祖圣乎

　　满清对江南汉人士绅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本文开始提及的江南欠税案、探花不值一文钱之前的清军进军江南，就有不知多少次屠城之事，乃至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围攻南京失败后，清军杀镇江乡绅数百人（郑成功曾击溃管效忠万余人占领镇江），也正因为此李光地才恐惧一旦三藩不成清廷滥杀而密丸上书（榕村续语录卷十本朝时事）。

　　残暴之事，岂止一处，苟有苗例，必当万亩。康熙十九年夏，久旱康熙求言，宋德宜等再次提出归还良民，甚至没有提到处置满洲掠民军队，而玄烨则说“尔等所奏，尚属肤词”，宋德宜说要区别冤屈，玄烨则答道“如照尔等所奏，察其从贼虚实，其以前从贼官员士庶作何处治？现为职官者又何以堪？且江西之人亦有曾经受札从逆、现任在京者，如复行察，将此等人员岂可一概处分乎？”（起居注十九年五月十五日）这就是滑坡谬误，把水搅浑，明明人家是说分辨良民，玄烨偏偏搞扩大化。还有平定江西后所说“江西于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所在背叛，忠义全无……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逋赋未蠲，职此之故。……其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钱粮，著尽行蠲免，以昭朕爱养百姓至意。”（清圣祖实录卷79十八年二月乙巳，注意此康熙十八年诏谕也）此愤激之辞实乃由衷之言也；然而据徐元文《含经堂集》卷19《推广皇仁疏》有云：“江西……十八年报阙地丁银四十六万两。奉旨会议，十九年半征，二十年全征。……祈恩与宽免”，此疏上于二十年底，被玄烨斥为市恩（起居注二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另外，满兵大量掳掠江西人口是在此诏谕几个月后的康熙十八年下半年。

　　清军进攻云南时，招降纳叛，许诺不予追究，“朕宽大好生之心”“昭如星日”云云（清圣祖实录卷80十八年四月乙酉，卷85十八年十月癸酉），然后出尔反尔，赵良栋条奏宽大释放，玄烨不许（起居注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复云南后接任总督蔡毓荣请蠲免荒地钱粮以苏残民，以及从贼虽受虚衔然未曾助逆者，应停迁移，玄烨答复“云南官民并无可悯……蔡毓荣此奏明系市恩徇情，断不可准”（起居注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满汉之隔，深于骨髓。三藩之乱后，玄烨一方面以儒教自饰，“师道所建，百王治理备焉。舍是而图郅隆，曷所依据哉？”（清圣祖实录卷130二十六年五月壬辰，御制周公、孔子碑文）另一方面又宣称满人传统不可丢，“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起居注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平藩期间，明明自己说“一切供应，皆取给于民”“各省大兵往来，凡米豆草料及供应等物，闻皆派之民间，不给价值”（清圣祖实录卷62十五年八月乙未，起居注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获胜之后又立即翻脸，说“数年之间，翦灭大寇，拯救黎庶。即大兵需用钱粮浩繁，不于民间加征，故天下生灵无不威戴。”（起居注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玄烨虽然常常言“一体”，然而不信任汉人，虽然信任蒙人，却对蒙古充满鄙夷：“蒙古性情怠惰愚蠢，贪得无厌。且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顾”（清圣祖实录卷198三十九年三月甲午，同类的还有卷143二十八年十一月庚申，卷203四十年三月戊申）。康熙四十八年江南出现疫情，对待汉人就是“知道了。皆因一念（即朱三太子）等作反，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459页）对待满人则“朕心甚为满洲人担忧。”（《满文奏折》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杭州织造孙文成奏请万安折》朱批）

　　五、开卷而思

　　连番动兵，民间残虚疲困，满清财政乃是地方解至中央，自留率很低，为此地方不得不在正规国家财政分配经费外自行附加，两个途径——捐纳和加派。康熙时期如此，往后雍正、乾隆亦如此，在18世纪，尽管银的购买力下降、物价上涨，但是正额财政的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许多，州县的财政支出“存留银”削减以至于摊捐摊款愈多，追加性赋税增多还加剧了私相送礼的腐败问题；此事逐渐加剧，借着太平天国运动，晚清地方督抚的省财政甚至取得独立地位，央地围绕着有关地方政府的“外销”经费展开较量。改开以后央地财事权之间的变动亦在此大类。

　　满人入关，至三藩之乱，仅仅三十年，八旗军力不复，其从猛安谋克乎？本为奴兵，唯劫掠生存，今入关受土，家用不须，何以劳神辱体，所以怠惰腐化，其非自然之理乎？满人自汉矣，而满人之皇帝难汉，查满清皇帝未尝有一人自以为汉，是其心存满汉之别，所以满汉日益别，是满汉日益别，所以心中成见日益深，以此观之，儒教亲亲之语实则“率兽食人”，且汝君父尚不得亲汝，汝何以认彼为君父，惟闻孟子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今人仍有不察者。

　　一姓之天下，是以天下供一姓，苟一姓江山不稳，复添几个，其质何改。权，唯废其私而后公，利，唯废其攫而后得，此寻常道理，何须议论。每念及此，愤而不解，痛感愚国愚民之弊，为几姓之利而牺牲亿万人之天下，何其当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