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失败者，是这世界出了问题

　　小时候，家里人常说我聪明。我刚会走路就能从一数到一百，读书也顺风顺水。初中进了镇重点，高中考入县一中，老师们都说我将来能“出人头地”。我也真的相信了那套话——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我信得非常认真。高三那年，我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刷题，连周末都不敢离开学校一步，深怕落下一分成绩。父母省吃俭用，甚至卖掉用了十年的摩托车，为我凑补课费。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全村人都说我“光宗耀祖”。我父亲那天抹了把眼泪，说：“你将来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吃苦了。”

　　我也以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真正上了大学，才发现不一样的不是命运，而是题型换了。不再是课本上的选择题，而是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现实题。

　　我的学校只是普通一本，所学专业也颇为冷门。四年里，课程教学平淡无奇，师生之间疏离冷淡。大三开始，身边人纷纷为考研、考证、出国、考编奔波，有人依靠家族关系早早进入体制或金融系统，有人家里出钱“镀金留学”。我突然意识到，这场被誉为“改变命运”的赛跑，并不是公平起跑的较量，而是另一场阶层分化的排位竞赛。而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希望”，不过是被告知太晚了的参赛者。

　　那年，我父亲下岗，原先的工厂被并购裁员。他五十出头，无一技之长，四处碰壁，最终靠送外卖维持生计。冬日的清晨，他在被扣的电动车边蹲着抽烟，哑着嗓子在电话里安慰我：“你只要读好书，就能有不一样的生活。”

　　可我早已看到，那些在图书馆通宵备考的同学，有人卖网课维生，有人靠灰色项目挣钱，有人计划回老家考编，只因“北上广活不起”。现实的寒冷不在于它残酷，而在于它遮蔽了真相，让我们以为失败是个人的咎由自取。

　　我开始质疑那些我曾深信不疑的叙述——“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怀疑奋斗、怀疑正能量、怀疑“天道酬勤”是否真是天道，而不是一种强者的自我神话。但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直到那天，我在图书馆翻到一本破旧的《共产党宣言》。它的封面皱得像流浪汉的外套，但里面有一句话击中了我：“无产者在这个社会中失去的只有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我并未立刻理解那句话的全部含义，但我明白了一件事：问题不在我，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我开始读更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从“剩余价值”到“异化劳动”，从“生产资料”到“意识形态”，那些看似遥远、抽象的术语突然变得具体起来。它们不是学术辞藻，而是对我父亲一生的注解，是对我和同龄人困境的精确描述。所谓“异化”，正是我父亲劳作一生却无法拥有体面生活；所谓“剩余价值”，正是我室友实习两个月无薪还被称为“锻炼机会”；所谓“意识形态”，正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责怪自己，责怪父母，责怪运气，却从未想过：游戏的规则是谁定的。

　　我曾把读书当作向上流动的扶梯，如今才明白，那不过是被资本装饰过的传送带。它允许一部分人上升，作为榜样，也作为神话。而更多人，则是站在原地，被“你不够努力”的叙述不断拷问。

　　马克思主义教会我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苦，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这个社会设计了一整套系统，让你在失败中自责、在疲惫中沉默、在孤独中苟活。这不是偶然，而是制度性逻辑的产物。

　　我们之所以接受“个人奋斗”的叙述，是因为它给了人幻想：失败可以靠自己弥补，痛苦是暂时的，只要再坚持一下。但事实是，如果我们不看清社会的结构，就只能在看似自由的跑道上被迫奔跑，最后撞上无法逾越的高墙。

　　我逐渐明白：学习马克思哲学，不是为了考试拿高分，也不是为了在课堂上“显得深刻”，而是为了活得清醒。它不是灌输，而是解毒；不是说教，而是分析；不是给你一条出路，而是让你明白：眼前的“无路”，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

　　当你开始看见制度如何塑造命运、资本如何吞噬人性、意识形态如何构建“常识”，你就不会再轻易责怪“自己不够好”。你会开始发问：谁从我们的痛苦中获利？谁制造了这些“正能量”的幻觉？谁在控制教育、话语、理想的方向？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也许暂时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但理解结构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痛苦的根源，并开始不再自责、不再沉默，那些高墙才有可能被推倒。

　　我的人生未必会成功，但我会活得明白。我也许不能成为“上等人”，但我拒绝继续扮演一个被操控的人。我不再奢望成为例外，而是愿意做清醒的大多数中的一员。

　　在这个用“奋斗”掩盖压迫、用“机会”粉饰不公的时代，学习马克思哲学，是一次逆流而上的坚持，是一次不肯麻木的拒绝。

　　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