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一苦百姓成了路径依赖么？

　　2025年的时间轴即将划过中点，随着各地一季度经济数据陆续揭晓，一组组冷热交织的数字背后，藏着中国经济肌理中愈发明显的张力——有人在“勒紧裤腰带”，有人在“挥金如土”；有人在大城市的钢筋丛林里挣扎，有人在小县城的烟火气中暂寻安稳。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当增长引擎换挡，普通人的生活压力，还会被继续“阶段性牺牲”吗？

　　一、财政账本的“冰火两重天”：谁在为压力买单？

　　从治理端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1%，但税收收入同比下滑2.3%，非税收入却逆势暴涨22.7%。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出让金延续低迷态势，同比再降12%，但非税收入中的“其他项”却异军突起——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科目，共同撑起了这轮非常规增长。

　　举个直观的例子：某中部省份2025年一季度罚没收入增长45%，而当地某民营企业家坦言，“疫情后环保、消防检查频次翻倍，合规成本比2019年涨了30%”。当税收增长乏力，非税收入的“腾挪术”本质上是压力的转移——企业和个人，正在为财政缺口埋单。

　　企业层面，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分别微增0.8%和1.5%，剔除政策退税因素后，实际营收利润率已连续5个季度低于5%。为求生存，超过60%的中小微企业申请了社保缓缴，32%的民营企业将公积金缴存比例降至5%以下，更有15%的企业选择“停缴补充公积金”。一位制造业老板在座谈会上直言：“保员工不失业已经耗尽心力，哪还有余力搞创新？”

　　个人层面的数据则更显沉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3%，跑输CPI 0.8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攀升至0.91%，信用卡透支逾期6个月以上规模突破2000亿元。但蹊跷的是，奢侈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再创新高——当普通人在“奶茶自由”与“房贷账单”间纠结时，顶端10%群体的消费力，正以惊人的速度虹吸着市场资源。

　　二、城市分野：当“新中产”沦为“断供族”，小县城为何稳如泰山？

　　一线城市均价较2023年峰值回落15%-20%，深圳某网红盘单价跌回2019年水平，法拍房挂牌量激增300%；而中西部县城房价却保持稳定，湖北某县级市新房均价仅微跌3%，二手房市场甚至出现“本地公务员接盘”的小阳春。

　　这种反差的背后，是两类群体的生存状态撕裂：

　　大城市“新中产”的脆弱性：他们是“985毕业留沪”的程序员、“年薪50万却背300万房贷”的金融从业者，也是疫情后降薪最狠的群体。当收入预期崩塌，断贷潮与抛售潮形成负反馈，大城市房价的“泡沫挤压”本质上是中产财富的再分配。

　　小县城的“稳态逻辑”：这里没有高杠杆炒房团，买房主力是“本地体制内家庭”“返乡置业的外出务工者”。某江西县城住建局官员解释：“我们房价本来就没涨多少，一套100平房子50万，首付15万，月供2000多，公务员家庭完全能承担。而且年轻人去外地打工，孩子要在老家读书，父母多少会备套房。”低负债、低预期、强地缘绑定，让小县城楼市避开了“踩踏式下跌”。

　　三、韧性还是惯性？当“苦一苦”成为路径依赖

　　必须承认，中国经济的韧性依然存在：小县城的稳定、制造业的根基、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都是抵御风险的缓冲带。但也要警惕，某些“韧性”正在异化为“惯性”——比如用非税收入填补财政缺口，本质是短期透支企业活力；用“允许降公积金”减轻企业负担，实则是将成本转嫁到员工福利；用“人口回流支撑县城房价”，掩盖的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失衡。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苦一苦百姓”成为政策选项时，边际效应正在递减。2024年居民储蓄率攀升至52%，创下历史新高，意味着消费潜力被压缩到临界点；个人不良贷款率连续12个季度上升，显示底层抗风险能力已近极限。如果高端消费的“繁荣”永远建立在普通群体的“节衣缩食”之上，如果财政压力永远沿着“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链条层层传导，那么“共同富裕”的承诺，终将遭遇信任危机。

　　站在2025年的中点回望，我们看到的不是单一的“好”或“坏”，而是一个被数据切割成多面的现实：财政在“开源节流”中腾挪，企业在“生存还是转型”中挣扎，个人在“负债与储蓄”间摇摆，城市在“收缩与稳定”中分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分化究竟是转型期的阵痛，还是系统性的失衡？当“苦一苦百姓”从权宜之计变成路径依赖，当“牺牲短期利益”演变为“长期利益让渡”，政策的温度，必须追上数据的冰冷。毕竟，经济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数字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