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高考前：一场关于教育的集体误会

　　高考前一晚，衡水中学的教室灯依然亮着。一个17岁的男生正坐在讲台角落上做题，眼神空洞，胃里翻腾。他那天没吃晚饭，因为太紧张。他的手边有一张便利贴，写着“我不能让爸妈失望”。这句话不是为了激励自己，而是用来抵御崩溃。他觉得自己像一辆失控的车，不能停，也不准偏离半步。他从不敢想失败，因为失败代表着整个家庭的沉没。

　　这种画面，不止存在于衡水，也存在于全国无数试图“复制衡水”的学校。衡水，不是一所学校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模式，一种制度，一种阶层焦虑集中凝固之后的产物。它看上去是给穷人开辟了一条“向上通道”，实际上却像是一场宏大的、冷静的讽刺——你可以上岸，但必须先放弃作为人的一部分。

　　为什么衡水成为“现象”？为什么每一个县城的中学都在模仿它？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什么新教育理念，而是因为它用极端纪律和机械刷题，把“成功率”这个唯一被量化的指标最大化。衡水的生源大多数来自底层家庭，他们没钱找家教，没背景搞保送，唯一能赌的，就是这一次高考。所以学校必须像工厂一样训练每一个学生像机器一样运转，才能产出一个“能被985录取的产品”。这不是教育，这是精确到微秒的压榨。孩子们的感受、身体、精神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毫无价值——只要能刷出一个分数，他们就是“好样的”。

　　可问题是，这一切真的能“改变命运”吗？有多少人真正被改变了？每年衡水中学大概有一百余人考入清华北大，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一，而衡水的存在价值，却往往是用这百分之一的奇迹去掩盖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沉默。我们看到光鲜的头部，却看不到底部是无数陷入抑郁、身体崩溃、失去语言能力、青春被榨干的学生。更看不到的是，那些好不容易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又有多少最终回到了“边缘位置”：在城市漂泊、实习内卷、打工如奴，不敢结婚、不敢生育、不敢回头。他们逃出了县城，却没进天堂，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压抑着自己。

　　衡水和它的模仿者们之所以被吹捧，不是因为它让人成为完整的人，而是因为它把“穷人成功”的故事包得足够苦情、足够动人，足够让中产安心。上层社会需要这样的样板——他们需要“少数逆袭者”的故事来维持“教育公平”的幻想，好让大多数底层家庭继续相信体制，继续相信拼命刷题就有希望。但事实是：成功不是因为教育公平，而是因为极端过滤。衡水模式就像漏斗，分数最高的那几滴被包装成“希望”，剩下的都成了代价。

　　更深的问题在于：这不仅仅是衡水的选择，而是制度的需要。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教育早已不是“公共福祉”，而是商品化选拔机制。从小学到大学，它在完成一项任务：把不同出身的人分类，划出未来命运的边界。学校不是为了“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工具。高考不是“知识竞赛”，而是一次筛选游戏，它的真正目标，不是让最有思想的人走上社会前列，而是让最能适应压力、最善于内卷、最不会质疑命令的人成为资本最顺手的工具。

　　所以，衡水才成为“英雄”——不是因为它教育得好，而是因为它驯化得狠。它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型：穷人家的孩子愿意自愿把自己变成工具，还说谢谢。

　　他们说教育改变命运，但我们必须问一句：是谁的命运被改变了？一所学校一年培养几百名学生，如果最终只有几十人考入名校，那这个改变，是谁的奖赏，是谁的代价？衡水和它的复制品们，向社会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数字成绩单，却悄悄藏起了那些没能“成功”的人。他们的青春在两点一线的封闭学校中蒸发，身体被熬垮，精神在模仿标准答案中萎缩，思维逐渐失去自发力。他们没考上清北，也没成问题学生，他们只是平凡、普通，像一粒沙子，沉入社会的缝隙里，甚至没有一个“失败”的声音留下。

　　而考上了的那部分人，命运也并不因此转好。许多从衡水出来的学生，在顶尖高校显得格外沉默。他们太习惯于服从指令，不敢表达观点，也不懂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们擅长标准题，却不会提问题；他们能默写公式，却不知何谓创造。在大学里，他们常常处在自我否定与身份焦虑中，仿佛一个失去脚本的演员，不知该如何活下去。

　　社会不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按分数分蛋糕”。毕业时，学历已不再稀缺，实习靠关系，工作看背景，“学历是敲门砖”这句话听上去像冷笑话。他们考上了“改变命运”的大学，却发现命运早已在门外等着他们，用更加隐形、更加温柔而绝望的方式继续统治他们。实习的996，大厂的淘汰率，房价的遥不可及，社交的门槛，每一个关卡都在提醒他们：你虽然赢了考试，但你没有背景，你没有资源，你没有资本。你只是一个“高级点的打工人”。

　　这就是衡水模式背后最残酷的真相：它把教育变成了自我剥削的工具，把穷人的奋斗变成资本的积累资源。衡水不培养问题学生，也不培养反叛者。它培养的是顺民，是那些愿意压抑自己欲望、服从集体安排、不断否定自我的勤劳小螺丝钉。他们习惯了内卷，接受了残酷，把自律当作信仰，把牺牲当作荣耀。他们从不质疑规则，因为规则是他们唯一能握住的绳索。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根绳索其实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衡水并不是“异类”，而是当今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极端表现。资本社会需要分层，需要筛选，需要构建一种看似“公平”的机制，让最底层的人也相信——努力就能翻身。而教育就是这机制的核心装置。表面上它向所有人开放，实际上早已在起跑线上用资源、家庭、文化资本划好了等级。富人孩子有一整套补课系统、留学路径、实习资源；而穷人孩子只有刷题、服从和榨干自己。高考制度并不是不公平，它只是在公平的外衣下进行精密的分层。

　　所以，衡水模式才会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如此受欢迎。不是因为它真的“公平”，而是因为它用“极限努力”这种叙事，遮蔽了结构的不公，让人们将失败归因于自己“还不够拼”，而不是质疑游戏规则本身。它是统治者最完美的工具：不需要用枪杆子压迫人民，而是用“成功学”和“内卷神话”让人民自己压迫自己。

　　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从来不是什么“知识普及机制”，它是维持阶级结构的装置。它要培养的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人”，而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听话的工程师，忍耐的白领，不谈政治的技术官僚，还有一批能够为现有秩序辩护的伪知识分子。而真正具有批判意识、有人民立场、有实践经验的人，恰恰是在这个制度中被边缘化、打压甚至彻底压碎的人。他们会被贴上“问题学生”“不适应社会”的标签，被引导走向自我否定、自我隔离的结局。

　　我们必须看到教育的阶级属性。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句话的核心，是让教育回归人民、服务劳动者，而不是服务于少数特权阶层。毛时代的教育，不是筛选，而是普及；不是内卷，而是解放。那个时代的学生，不是为了“考高分”而学习，而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而学习。学校不是资本的附庸，而是人民的武装。

　　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是教育全面市场化、阶层固化的结果。大学变成了商品展厅，学历成了炒作概念，知识沦为资本交换的工具，学校管理层和企业HR的逻辑日益趋同，老师要像产品经理一样“服务学生”，学生则像消费者一样索取文凭，而谁也不再关心：知识能否解放人，能否服务社会，能否让我们重新获得对生活的主权？

　　这种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注定是孤独的、分裂的、自我怀疑的。他们可能“成功”——有房有车有工作，但他们感到空虚，因为他们在奋斗中丢掉了自我。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要比别人快；他们不知道生活该往哪走，只知道要不掉队。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不断被衡量、不断被比较、不断被榨取的焦虑。

　　衡水不是特例，它只是先于别处展现了教育制度的全部真相。它不是问题的根源，但它是症状最明显的地方。它把整个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逻辑——残酷竞争、精神驯化、人才筛选——推向了极致，从而暴露了制度的本质。批评衡水，绝不是要批评那些为孩子拼命的父母、那些在压力中挣扎的老师和学生，而是要揭穿那套包装得光鲜亮丽、实则残忍冷酷的社会结构。

　　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改衡水”，而是“要不要继续走这条由市场主导、资本操控的教育之路”。只要这条路还在，衡水就不会消失，只会不断被克隆，被复制，被输出到全国每一个想要“升学率”的县市。只有当我们有勇气承认教育的阶级属性，有勇气建立一种真正为人民、由人民掌握的教育系统，我们才有可能让孩子不再是分数的奴隶，不再是权力的附庸，而是成长为真正自由、健康、有创造力的人。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这不是衡水的问题，这是阶级的问题。

　　教育不是改变命运的神话，而是改变社会的武器。我们要的不是“逆袭的奇迹”，我们要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必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