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国家与革命》学习笔记13：《法兰西内战》导言对国家问题的阐述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所写的导言中（写于1891年3月18日，最初看在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见以外，还对公社的教训做了一个极其鲜明的总结。

① 革命后资产者总是要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6页）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做出的这个总结，正是又简短，又明了。这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这个实质正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时候，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烈铁里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他把这个决定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并且说这一般是“国家”所需要的。这足以证明策烈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② 宗教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不是私人的事情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有关国家的问题的意见是关于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机会主义化和日益腐化，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也愈来愈加以庸俗的歪曲，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党员求神拜佛所在多有】这种完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立场正是恩格斯当时出来反对的，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卑鄙的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法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0-331页）

恩格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侩的水平，市侩承认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③ 普选公职可撤换，只有工人工资，阻断升官发财路径

恩格斯说：……“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种随时撤换都失败了，所以可以说国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这是不应该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权限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我们的问题刚好是是升官发财，职位越高，薪金越高。与普通工人工资的倍数是几何级数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界线，在这个界线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手续，是绝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那些无利可图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④ 民主和社会主义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

……“这种炸毁（Sprengung）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对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与国家有关的事务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非常大胆地向前买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抛掉为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336页）

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绝不对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阶级斗争形式和阶级压迫形式，能够大大地促进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为什么只有新一代才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完全抛掉呢？

⑤ 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民主的消除】。他在1894年1月3日，给自己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时写道，在所有的论文里，他都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许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次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正当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十九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字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它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让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人的进化，使得在素质方面配得上共产主义那样的社会，蝇营狗苟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思想显然是不配的。】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也许新的第一代还不行，需要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才能完全抛掉那一堆垃圾】——这里所谓国家制度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