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天录，一个汉奸恶霸地主的崛起与落幕

1945年10月，中共抚顺县委、抚顺民主政府成立。

抚顺籍东北流亡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张澍，在冀南抗战八年后，终于回到了故乡，担任县委书记。伪职员、伪警察和土豪劣绅拼凑的抚顺县维持会被取缔了，抚顺县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

第三区组建前夕，张澍找区委副书记兼副区长、区中队长陈建侯谈话。

那时候的干部，都特别年轻，张澍28岁，陈建侯26岁。虽然来自五湖四海，陈建侯是胶东来的，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人民服务，集中到一起的。所以张澍直言不讳地告诉陈建侯：“到东社，要注意汉奸地主王玉祺，他可是‘三朝元老’，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你既要防止其和城乡坏人勾结，兴风作浪，更要时刻提防，拉你下水，这家伙很会‘做人’！”

东社是第三区最大的村子，也是区政府所在地，伪满时期的警察署、村公所和兴农合作社也都设在这里。东社维持会长王玉祺，领着人敲锣打鼓，早早迎候在村前。看到陈建侯，就是一副谄媚相，敬酒敬茶敬烟，恭维陈建侯劳苦功高，几个花枝招展，满身香水味的女人，也不断往陈建侯身上蹭。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及时掌握王玉祺的动向，区政府就设在王玉祺家。陈建侯发现：在一片平房中，王家两进两层建筑群，真是“鹤立鸡群”！不但装修豪华，陈设讲究，吃喝玩乐等各种用品，一应俱全，而且多是洋货。王家二十口人，老少四代，雇了八名长工和女佣，其中一人专司烧大烟泡，侍候他们抽大烟。

王玉祺，名治山，以字行，时年63岁。看到共产党干部是群小年轻，非常不屑，时常当面夸耀自己如何有本事，见过什么大场面，怎么逢凶化吉。要彻底弄清他的真面目，就必须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其罪行。

一开始，群众谁也不敢说，甚至都不敢接近我们。

毕竟东北沦陷十四年，由于日寇的反动统治，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很模糊，不了解党的历史，更不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不少人存在错误观念，认为国民党是正统的。王玉琪又散布谣言，威胁群众，说：“从民国到‘满洲国’，哪朝那代，我对付不了？共产党算个啥！”

所以不少人认为，王玉祺有钱有势，怕我们跟他是一事的；又怕我们不解决问题，反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还怕我们站不住脚，国民党来了，再受二茬罪。

对此，区委先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关于除奸反霸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揭发控告汉奸恶霸的罪行；接着是办夜校，由在东社蹲点的县委组织部长赵向、区长杜余庆和陈建侯担任教员，每周讲两次课，专讲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救国的历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事实，解决群众思想中的正统观念；同时派出工作队，访贫问苦，明里暗里，重点动员知情人揭发王玉祺的罪行。

经一段时间的工作，信息逐渐收集起来：

王玉祺，原先也是苦出身，最早在赌场当厨子，顺便替人做局，拉媒说纤，由此练就了能言善辩，见人下菜碟，号称“遇事不吃亏”的本事。又投靠区保长关荣武，给其当狗头军师。这个区保长，基本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在张作霖时代，就是地方诸侯。从人命案件到夫妻吵架，全归他关，遇到盗匪，还有生杀捉放之权，更别说经济纠纷，山林土地，说谁是谁。有了靠山，又说得上话，由此王玉祺一步登天，迅速致富。

后来，关荣武莫名其妙被人暗杀，王玉祺接了班。他自己不当区保长，找了“替身”当橡皮图章，在背后把持实权。为了洗白形象，王玉琪穿上了长衫，到处劝募，说要“兴办教育，培养人才，造福乡里”。他在东社办村立高等小学，自任学董，成了远近闻名的“慈善家”和“教育家”。买通几家报社，铺天盖地的宣传，奉系政府就把王玉祺选树为乡贤典型，又是“选”了议员，又是颁发勋章。石碑、万民伞的套餐，群众也识趣，纷纷献上。

私底下，王玉祺在干自己的“正事”。

抚顺桥头“忠魂碑”（纪念日俄战争的日本侵略者）

他深知东北真正说了算的，不是奉系军阀，而是日本人。利用东社附近的山地育林，作为龙风矿坑木基地，勾搭上了日本资本家。有块山林，一直是周围几个村群众的传统樵牧地，王玉琪不顾群众反对，巧取豪夺，成了他发家致富的资本，群众敢去，就得挨揍。有人告他，他不但能运动司法，还屡次收买领头告状的，替他反过来说服群众，没理也有理了！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风起云涌，王玉琪继续玩两面派手段。

为掩盖其经济汉奸的丑行，更怕群众借机报复，王玉祺也“抗日”了。当上了东北民众自卫军三十七路第二旅旅长，实际上他的队伍，根本不打日本人，只是借抗日之名，行搜缴民财之实，并纠集无赖之徒，给王玉祺看家护院，也替日本资本家打掩护，保护其“合法产业”。

1932年9月，当地的抗日义勇军，在日军的残酷打击下，死走逃亡。不少原先积极的“抗日将领”，迫于形势，也纷纷“下水”，跟日本人“合作”。王玉祺见势不妙，赶紧找日本资本家想办法，勾结上了抚顺日本宪兵队，被改编为“东社自卫团”。得到日本侵略军赏识的王玉琪，由此变换门庭，步步高升，先当团总，接着又是协和会支部长、地方法庭调停处委员、抚顺县防谍团副团长、警察督席官，还有裕民造林总会总经理、奉天造林组合长、出荷监视长……

总之，王玉祺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成了铁杆汉奸。地方上，除了日本人是“太上皇”，他就是“二皇上”，伪满地方政府更是他家的衙门，王玉琪的大小爪牙，分司各职。

跟了鬼子，就得消灭曾经的抗日痕迹。在他看来，这是种“耻辱”，更是把柄。当初跟他一起组织抗日队伍，不少人明确反对投日。尤其是孔广萃、庄青山，家里些势力，地方上也有影响，他们劝王玉祺：不要做绝，打不过日本人，插枪散伙，各过日子，当平头老百姓，没必要为虎作伥，愧对祖宗。咱毕竟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的狗。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玉祺怀恨在心，勾结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罪，将两人残忍杀害，尸骨无存，财产全部充“公”。

巴结日本人，王玉祺无所不用其极。时值“治安肃正”，日军下乡，反复对我抗联进行“讨伐”。王玉祺安排女婿杨景武，当上了村保长，专门负责招待好蝗军，同时替他销账。招待蝗军，也是他发财的门路之一，不然蝗军不白来了，当汉奸还有啥意义？

年底，王玉祺找杨景武算账，说：“我一年为村里招待军警，花有上万元，村里怎么补？要不然，把村里的稻田写个卖契，给我10亩。反正都是乡里乡亲，你又是我女婿，我吃亏就吃亏了。”

杨景武还有良心，顶了王玉祺几嘴：“您招待是好客，可村里并未委托您。另外该花多少钱，您也得给我个账单，不能您说多少，就是多少？何况稻田是老百姓的，这样就把稻田抵出去，我做不了主！”

王玉祺大怒，找了警察署的日本司法指导官，送了份厚礼，答应稻田分成固定有份，遂以“侵占罪”，抓进去一年多，搞得双目失明，才给放出来。

有人说不是亲戚吗？怎么还这么下得去手？啥亲戚，有利益亲吗？何况不“大义灭亲”，怎么震慑地方，为所欲为？你以为给帝国主义反动派当地方分销商，那么容易？

伪满“皇帝”溥仪“参拜”臭名昭著的靖国神厕

巴结日本人到位了，继奉系军阀之后，王玉琪又成为日本人和伪满选树的“新典型”。1940年，鬼子发明历史，搞“皇纪2600年”庆典，营造所谓“昭和盛世”假象。儿皇帝溥仪为表忠心，组织了盛大代表团，号称从“全国国民”中选出“优秀代表”，赴日“朝贺”。王玉祺就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从日本回来后，为表示对“日中亲善”的忠诚，他亲选了个“风水绝佳”的山头，命名为“温品山”，以“纪念”在本地被抗联打死，双手沾满东北人民鲜血的日寇温品士尉，并严禁当地农民植牧，说这是蝗军“英魂”所在的“神山”。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对中国人，王玉祺可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了，完全是个大恶霸。

欺男霸女，家常便饭，连原配小舅子的媳妇也不放过，抢过来当妾，霸占土地山林，更不在话下。不但他霸，还要替别人霸，也就是当日本人和伪满高官的白手套。

比如王玉祺霸占村民张书玉的土地，就是为了献给大汉奸金名世作墓地，后者是爱新觉罗宗室，投日前是吉林军务公署的参谋长，后历任伪满省长、部长，时任“新京”特别市（今吉林长春）市长。所谓“风水宝地”，显然并不保佑丑类，不管是金名世，还是王玉祺。

群丑图（以溥仪为首的大小汉奸，在日寇扶植下，成立了伪满洲国）

抚顺日商“大松号”经理大江惟庆，是明治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的代理商，也是当地著名的金融资本家。为了巴结他，稳固资金流，王玉祺强租民田四千亩投献。当然也不白拉套，土地产权归了日本人，王玉祺又逼迫原主“租赁”，一倒手两头吃，好处费拿到手软。

此外，东社所有山地，不论公私，王玉祺都组织人种上树，成为日商抚顺炭矿的坑木专采林。这笔不义之财，使他成为挥霍不尽的超级富豪。这个民国初年仅有三亩土地的“小财主”，一跃成为拥有一万多亩山林和水旱田的抚顺头号大地主。尤其是山林，面积之大，居伪满时期“奉天”全省私有山林主之冠。有人说，王玉祺家的树木，分给全东北几千万人，每人一棵还有余！

有钱有势，自然有里有面。王玉祺的干儿子，遍布军警宪特。通过利益输送，日本人和伪满实权人物的双重加持下，大量的木材送到日本人控制的矿井，“绵羊票”成袋子往家扛，当地的官吏都得看他脸色，谁也惹不起。伪警察署长在上任之初，都得先去拜访，否则王玉祺到伪县公署，喝杯茶的功夫，署长就别干了。

虽然攀上日本人，但王玉祺觉得并不保险，他觉得未来天下还得是美国人的，所以还要挂上美国人的线。为此，又跟天主教会的美籍传教士打得火热，还入了教，还自掏腰包，在东社修了一座教堂，以表“虔诚”。

万没想到，这却种下了祸殃。

珍珠港事变第二天，1941年12月8日零时，王玉祺家突然被日本宪兵队包围，接着就把他抓进审讯室。原先贿赂拿到手软的那些日本人，现在都变脸了，二话不说上“套餐”，非说他是美国特务。当然，日本人高估了王玉祺对美国人的忠诚，王玉祺当即表示：再也不装洋蒜，信洋教了，今后只信蝗军！饶是如此，也关了一年多，才被释放。各路“神仙”没少拜，为报不杀之恩，王玉祺出手阔绰，日本人每人一万棵树，“中国人”五千，一手交接产权，绝不过夜。

不过，王玉祺也因祸得福，勾搭上日本特务组织后，替它们当白手套，插手营口港的国际贸易业务。不但稳赚不赔，而且买空卖空，纯是空手套白狼。当然大头归日本人，可也不白“帮忙”。创新多元营收战略，再造“财富神话”，王玉祺成了成功“企业家”。

日本投降，东北光复，王玉祺盼望国民党赶紧来。

不过，先来的是我们，王玉祺仇恨我们，但他不吃眼前亏，懂得用旧社会的办法，拉拢新社会的干部。奉系、伪满、日本人、朝鲜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国人、苏联人……哪家猫儿不贪荤腥？我送给谁的好处，谁退回来过？

中国共产党人是毛泽东思想淬炼出的“特殊材料”，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所以从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人民的利益，没有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也是其先进性之所在。

八路军解放山海关，张进学摄，1945年8月30日

回顾王玉祺的拉拢腐蚀，晚年的陈建侯同志曾说：“我们到东社后，他靠有钱财，给我们送吃的，送用的，我们识破他的阴谋，不吃他那一套！”

掌握了王玉祺的主要罪恶后，经县委批准，区政府正式逮捕了王玉祺。他的儿子、儿媳，立刻跑来，要求我们“修好积德”，并且表示：知道“共产党先生爱干净”，我们家在国外还有存款，可以一并奉上。

遭到拒绝后，王家又串联了附近几个村，派出“代表”，要求联名保释王玉祺。我们的工作队，一个个村子开群众大会，做解释工作。王玉祺是什么样的人，群众当然心知肚明，那些“代表”是什么人，大家更清楚了，所以这招又失效了。其他村的群众，还不断找过来，揭发新情况，要求共产党给他们也撑腰，他们村也有“王玉祺”要抓！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王玉祺还有“高招”，他要告“洋状”，中国官哪有不怕洋人的？

没两天，区公所外突然来了辆苏军的吉普车，下来两个“红军老大哥”，一个少尉，一个上士。还有个“中国人”，水獭皮大衣、文明棍、金丝眼镜，仿佛“大人物”，自称是沈阳苏军司令部的翻译李凤岐。

苏联人喝得醉醺醺的，叽哩哇啦，说了好半天，我们也听不懂。李凤岐狐假虎威，说：“苏军长官说了，你们区的王玉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今天的中情局）有关系，莫斯科要他。你们赶快把人交给我们带回去，好审查他！”

煞有介事的样子，并没有唬住陈建侯他们，何况我们跟苏联党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你们凭啥说带走就带走？程序都不走，文件也没有，我们上面也没打招呼，既不合理，更不合规。

陈建侯和同志们商量，决定不交王玉祺。

素描《松江天崐区万人公审恶霸土匪特务大会》，吴耕 作

苏联人也没说啥，李凤岐不甘心，最后撂了句话：“过两天我们还来，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引起国际争端，你们要负责！”

陈建侯立刻向张澍报告，张澍表示，你们做得好！他们再来，要设法留住他们，我这就向市委报告。为防万一，县委当即派车，把王玉祺转移走，由部队监押。

真说话算话，两天后，李凤岐又带着那俩苏联人回来了。

给县委打了电话后，为尽量拖延时间，区委出面宴请他们，好酒好菜好招待。苏联人喝蒙了，李凤岐着急了，大吵大闹，批评我们不讲信用，还说：“到这时候还没把王玉祺交出来，到底想干什么？破坏“苏中友谊”，是要吃枪子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真共产党，如果是，怎么中国共产党，敢不听苏联共产党的话？”

陈建侯也不跟李凤岐着急，就是跟区长杜余庆，不断劝酒。这俩都是胶东汉子，都是二十四五的年纪，正能喝的时候，搞得苏联人只顾喝酒，根本不搭理李凤岐，更不愿离开酒摊。

搞到下午三点，李凤岐坐不住了，跟苏联人不知说了啥，他们当即不吃也不喝了，开着车就走，拦也拦不住。

这一走，建侯同志他们可着急了，正生闷气，突然门外又响起汽车喇叭。出门一看，苏联人回来了，后面还跟着我们的一辆吉普车，一辆挎斗摩托。原来市委派来了公安局长孙培臣，老孙是老革命了，抗战前就入了党，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还懂俄语。这下不怕中间商吃差价了！

江南新四军党务委员会颁发的党证（当时各地党组织的党证并不统一）

孙局长亮出镰刀斧头的党证，说明身份，直接用俄语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跟汉奸相勾结，为什么要干涉中国司法，有无苏军司令部的正式文件……

一顿连珠炮打出去，苏军少尉赶紧解释：“李翻译说这里有他一个朋友，求我们帮他接回沈阳，我们就来了。”

见这架势，李凤岐也瘫了。苏军被送到苏军司令部，请他们处理，李凤岐则被押到市公安局（事后也送交苏军处理）。经过审讯，李风歧招供：王玉祺的二儿子原是伪满宪兵，老丈人是沈阳的大资本家，伪满时代的经济汉奸。在女婿的哀求下，拿出巨款，请他去“捞”王玉祺。李凤岐原来是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店员，会来事，苏军一来，仗着会俄语，当上了苏军司令部的翻译。老汉奸给了钱，他觉得根本不算事，遂拿钱蹚路。由于根本无法买通我们的同志，只好贿赂苏联人，来演“双簧”。当然，最后也演砸了。

搞清楚情况，三区的干部，迅速下基层，一个个村走访，一户户群众调查，开展诉苦活动，发动清算汉奸恶霸王玉祺罪行的斗争。

群众看到我们动真格的，“老毛子”来两次，都提不走王玉祺，共产党跟穷人坐一条烂板凳，真是一条心，不忽悠人。纷纷打消顾虑，揭发王玉祺的各种罪状。

不揭发不知道，一揭发触目惊心：王玉祺依靠敌伪势力，杀害我三名抗日战士；坑害乡里，霸占山林，霸占妇女，手里多条人命；有的人被他逼得倾家荡产，有的被他逼得家破人亡。群众还揭出了他私藏刀枪，妄图变天的罪恶活动。

土改工作队员访贫问苦，帮贫农冶金财“算细账，挖穷根”。

通过诉苦清算，我们不但进一步掌握了王玉祺的大量罪恶事实，同时通过揭发出的累累罪行，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教育了群众。还在王家起出大量弹药，还有两支“三八大盖”、一支“花口撸子”，一把东洋战刀。

在此基础上，对王玉祺进行审讯，并报请县委，准备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得到市委、县委的同意后，区委召开扩大会，各村工作队的同志，还有村里刚刚发展的党员、积极分子和贫雇农骨干，也参加意见。建侯同志告诉大家：“市委、县委都同意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这是我们三区的第一次反霸大会，必须开好，工作做扎实，通过大会，把地主汉奸恶霸反动气焰打下去，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

随后召开村干部会，各村村长，农会会长全来了。在会上，陈建侯宣布了王玉祺的罪行，讲明了召开斗争大会的意义，让各村发动群众参加斗争。

划分阶级，三榜定案（公平与否群众说了算）。1951年，王家户村，茹遂初 摄

1946年2月22日上午，斗争恶霸地主王玉祺大会，在东社村召开。

村里扎了松树彩门，搭了台子，村里和周围几十里外的群众都来了，足有三千多人。王玉祺被押上台，面向群众，看到人山人海，还有群众仇恨的目光，昔日威风没有了，不得不低下头。

县委赵向同志首先讲话，讲了这次这次斗争恶霸地主王玉祺的目的，讲明共产党是站在贫苦群众立场，为群众伸冤报仇，坚决镇压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地主和反动分子。

陈建侯同志宣布王玉祺的罪行后，顿时群情激奋，受害群众纷纷上台揭发诉苦。有的大声质问，有的冲上去撕扯，有的边哭边诉，甚至哭晕过去……

土改中贫农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诉苦会从上午开到下午，日头都要偏西了，诉苦的群众还是络绎不绝。台下要求复仇，要求共产党主持公道，要求严惩汉奸恶霸的口号声，如同阵阵海啸，一浪滚过一浪！

怒吼声中，王玉祺连站也站稳了，跪在台上，后来瘫若烂泥，体似筛糠。

参加大会的群众，坚决要求人民政府枪毙王玉祺，为民伸冤报仇。现场由各方代表组成的人民法庭，经过审理，最后由主审、抚顺县民主政府县长徐长村同志，宣读人民法庭的判决书：“根据79人的控诉，55件状子，以及场上人民所控诉王玉祺的诸多事实，王玉祺乃为罪大恶极，为民痛恨而不知改悔的汉奸恶霸。根据国民政府《刑法》和本省《处治汉奸条例》，将王玉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土改中妇女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徐县长还宣布，王犯的一切土地、山林、房屋，没收归公，其他财产（如粮食等）待清理后，分配给贫苦农民。

镇压了王玉祺，群众莫不拍手称快，都说：“有共产党，才能这样惩治王玉祺，穷人才换了出头天！”

镇压了恶霸地主王玉祺，震动了全县，广大群众扬眉吐气，过去为非作歹的恶霸、恶棍和伪警察之类的，都老实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热烈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农会，掀起了参军的热潮，为以后我们坚持游击战争，彻底解放抚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万岁！”人民发自肺腑的声音。1951年，王家户村，茹遂初 摄

尾声

在处理王玉祺的财产时，张澍的警卫员寇仁风，从皮货中挑出一顶水獭帽子，准备给张澍戴。张澍发现后，狠狠批评他，说：“王玉祺的财产都是剥削农民血汗的结果，理应分配给农民，咱们不能拿，你赶快送回去！”

小寇很“委屈”，说：“现在是数九寒冬，你戴个夹帽子怎么行？”

张澍说：“乱拿群众的胜利果实影响不好，会造成思想混乱，更会影响我们党的威信，一定要退回去！”

寇仁风只好将帽子送回东社农会，当着群众面，做了认真的检讨。张澍一直戴夹帽子，度过寒冬。

 

又：悼念并缅怀去世不久（2025年6月11日）的老摄影家茹遂初同志。

不是他在建国之初，深入农村，记录下土改中的深刻变化和整个过程，我的很多文章，将缺失这些宝贵的影像资料，今人也很难读懂大历史背后，超越地域、民族等复杂因素背后的一些东西，比如那两个字或四个字。

当然有些人，对这个并不“感冒”，但我依然认为，“教员”同志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八个字口号，并不过时，仍然极具现实意义。遇到某些热点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拿出来当“照妖镜”。暑假过半，有家长总问我，孩子想看历史书，让我推荐的，请先读读1925年12月他的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顺便我也想与大家重温开篇的这段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中国青年》第116期，1926年3月13日（注意个别词语跟现在版本不同）

最近因为鄂省某大学的事情，有些直线思维的朋友，对我们文科生进行无脑攻击，甚至主张废除文科，让理工科同学来干文科，以保证“屁股不歪”。问题是歪不歪，并不在学什么，就像民族、地域和性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谁做事，怎么做事？

作为历史学人，文科生，我对得起先烈，对得起老师们的传承，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良心，就足够了。

我能多挖掘一些无名无姓的革命者、抗日者，还有被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群众名录，和各种被历史遮蔽的惨案真相，写出来，让大家看到，哪怕没有流量，只有几个人看到了，也有作用。

这就是我作为文科生的追求：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我蠢，没有些人聪明，没有些人有本事，没有些人那样被谁谁谁看得起，引入圈子，但我踏实，知道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标，知道该做什么，该为谁做下去。

仅此而已。

2025年8月5日16：38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