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易中天其人其学面面观（中）

【摘 要】经由百家讲坛的运作，易中天成为学术明星。声名鹊起后，靠品三国赚足眼球的易中天又炮制了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及系列儿童经典读物。综观此类粗制滥造的“鸿篇巨制”，更像是一筐散发着历史虚无主义臭气的“历史预制菜”。哗众取宠的命名方式、为稻粱谋的制式快餐、膜拜西方的剪裁标准、欺师灭祖的降维打击、随心所欲的历史虚构、粗鄙轻佻的言说风格、颠倒黑白的历史叙事、无视史实的率性取舍、偷梁换柱的学术剽窃、定义信仰的西方基准、素养缺失的“流量超男”、恨国公知的惯用伎俩、荼毒少儿的“罂粟之花”……诸如此类，构成流氓史学的滥觞。正国必先正史，用唯物史观剔除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回归大道学术，责无旁贷。

【接上篇】

七、颠倒黑白的历史叙事

历史固然可以酿酒，上下8000年中华文明就是历史酿成的醇厚美酒。易中天恶意抹黑中华文明，诬名化中华史，硬是把厚重的历史沉淀酿成了毒酒。热衷于特立独行的易中天直言：“没有颠覆性观点的写作没意义。”且看易中天是如何创新性地“揭穿中华谬论史”，开始他那名为正本清源实则颠倒黑白的“颠覆性观点的写作”的。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的历史吗？《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自原始社会瓦解以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概括为“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而秉持凡是革命导师的经典必须进行颠覆性创造的易中天，在“总结阶级史”时认为：“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一部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就是剥削本国人民和掠夺其他国家地区人民的历史，就是美西方大国“煽动‘恨’与‘斗’”的反文明历史。只要还存在国家，人类文明史就仍然是以阶级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之一的历史。在异常残酷的国际国内斗争中，要求“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无异于引颈就戮。

井田制是土地公有制吗？易中天放言：

“‘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所谓“井田制”和“公社制”“都是土地公有制”，完全是信口开河。井田制的规制是：如同井字格方块田中的八方块私田，由八户农奴分种、分收；中间一块归农奴主所有的田块曰“公田”，由八户农奴共同“助耕”，而“不复税其私田”。此“公田”并非公有制之田，而是农奴主公侯们的私田。无论是农奴的私田，还是农奴主的“公田”，皆非公有制之田，与公社的公有制之田风马牛不相及。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社制比作奴隶制下的“井田制”，可谓用心歹毒。

“攻心联”是讽刺还是赞颂诸葛亮？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赵藩所撰写的著名对联，世称“攻心联”。上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作为著名的治世名联，“攻心联”要义在于“攻心”与“审势”。赵藩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智圣诸葛亮心悦诚服，本是赞颂诸葛亮的对联，却被易中天在《品三国》的开篇就“颠覆性”地新解为讽刺诸葛亮穷兵黩武。把这幅挂在“名垂宇宙”下的对联解释为暗讽，要么是不识攻心联，此为蠢；要么有意曲解，此为坏；或者，是为稻粱谋的惯用伎俩，此为财。

中国没有商业文明基础吗？在易中天看来，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力量之所以弱，原因在于三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商业文明基础。自古以来，中国重农但不抑商。炎帝时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的记载。中国人素有极高的经商天分，何必言必称西方发达的“商业文明”，补什么“商业文明这一课”！以鸦片战争为例，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中国针锋相对毁毒禁毒。那么，英国为什么以举国之力为贩毒护航呢？盖因英国商人商商欠缺，在同中国商人的交易中讨不到便宜。为了弥补逆差，所以才以武力为后盾向中国贩毒。

西方列强是改造中国还是侵略中国？膜拜西方文明的易中天，不惜为西方的血腥殖民历史洗白。在《帝国的终结》中，他极力美化西方侵华史，公然为侵略者涂脂抹粉。与hs派如出一辙，认为西方国家不远万里而来，

“与其说是要‘灭亡’中国，不如说是要‘改造中国’”；“与其说是要‘亡我国家’，毋宁说是要‘亡我制度’”。

他颠倒黑白地认为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推动中国的发展。

“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颠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事实上，1840年那场战争，在英国人那里就被称之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

既然英殖民者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推销鸦片、“掠夺钱财和妇女”，而是为了“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那么，用“鸦片战争”去定义这场战场，是历史的误会。只要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稍有了解，断不会认为被易中天和侵略者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的目的，“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至于偶尔存在的血腥屠杀，那是因为中国人的“不文明”抵抗和清政府未能“平等待人”；大量存在的“掠夺钱财和妇女”的罪行，“多半顺手牵羊”而已。按照易中天的逻辑，我们应该为当年“对英殖民者误会太深”的前辈向如今仍然散发着血腥味的殖民者后代鞠躬致歉！

是平等互利还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易中天深知，洗白殖民侵略，必先洗白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可是，明明白白的不平等条约，如何洗白呢？这难不住易中天，且看他从个别辞藻入手的洗白套路：

“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并非条条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目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说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也只是为了‘贸易通商无碍’，并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之意。何况‘恩准’二字，也给足了大清面子。”

易中天以条约中列强“给足了大清面子”的几句“客套话”来否认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性，真是黔驴技穷。沿着易氏逻辑，任何不平等条约都能用放大镜找到“平等性”，例如，

“就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条约》，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处，比如要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

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视作平等待我的例证，看来他实在是再也找不到自欺欺人的借口了。事实是西方列强要求将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将一切涉外事务放在清政府最重要的位置。至于条约中明明白白的

“丧权辱国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比如放弃关税自主权，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等。但这些条款，是英方的敲诈勒索，还是清方的主动奉送，也还两说”。

这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儿戏般研究的揭露：“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易中天“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的颠覆性观点是：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

为了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功绩进而否定中国革命史，易中天将常识踩在脚下。“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的断言，若非无知，便是在故意搅浑水。

（1）作为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土地私有制、地主剥削和人身依附制，直到始皇帝后的2100年，依然如故。分封制和集权制，只是封建帝王统治国家的权力分配模式。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同属于封建社会。共产党人领导农民阶级进行的土地革命，才真正终结了封建主义。

（2）将“帝国主义”偷换成帝王制，进而得出帝王制早被孙中山推翻的结论，纯粹是胡搅蛮缠。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政府，并未撼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有无帝王，是否“帝制”，绝不是判定帝国主义的标准，如同存在帝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是帝国主义而不存在帝王的美国却是帝国主义一样。在易中天的文字游戏下，血泪斑斑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瞬间化为乌有。量中华之物力、结帝国主义列强之欢心、被“孙中山推翻”的晚清帝国，敢说自己是帝国主义国家吗？我们说的帝国主义，通常是指那些百年来欺辱中华民族、逼迫中国割地赔款的西方列强，而不是类似于实行帝制的清王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了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帝国主义势力，改写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

（3）垄断和竞争，不过是资本家牟利的两种方式，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又会产生新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辩证法。著名学者程恩富在《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中，指出了新帝国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而且这种新垄断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垄断。况且，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是权力寻租与资本增殖的双向选择。易中天口中“压根不存在”的官僚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60年代时，买办资本就与宫廷官僚上下其手，联合打造出中国版的官僚资本主义怪胎。新中国的成立，彻底铲除了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土壤。

“《马论》”是“用‘贫富’划分阶级”的吗？易中天指责

“《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依靠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稍微懂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论》”根本就没有“用‘贫富’划分阶级”，而主要依据谁占有生产资料、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以及是否剥削划分阶级。列宁有一个经典的阶级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是和平使者还是战争贩子？在粉饰美国方面，易中天不吝笔墨：

“这个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个谈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典型。”

果真如易中天所言，美国是和平建国、谈出来的吗？“耸立在累累白骨上的帝国大厦，从头到脚都散发着血腥味。在崛起的道路上，美国恰似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自1776年立国至今，这台战争机器从未熄火。根深蒂固的战争文化，使得武力已不再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项，而越来越成为第一选择。正因如此，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位和平总统。以自由女神名义进行自由杀戮，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强盗逻辑，以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美国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犯有史上最大规模种族灭绝罪的美国，以战立，以战强，以战霸，也必将因嗜战而亡。无视历史事实，将战争贩子美颜为和平使者以售其奸，易式“中华史”果然不俗！

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是最大权利吗？从黄帝时代，顺应农耕文明的要求，中国就有了早期土地人户登录制，结束了羲娲以来的漂泊游走生涯。安土重迁，安居乐业，作息有时，逐渐成为民族性格。土地和人口由国家统管，是中国社会秩序分明、长期隐定的重要条件。崇尚海盗文化、掠夺成性的民族，习惯于无偿夺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当然希望以“自由谋生、自由迁徙”为名义的自由掠夺，希望废除哪怕是起码的户籍管制。如果不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不自由地奔波于出卖劳动力的路上就没有生活来源的雇佣劳动者，有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又能若何？能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吗？显然不能。况且，包括谋生、迁徙等涉及到他人和社会的一切行为必须合规合法。既然如此，就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易中天所谓的最大权利——“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

谁是万恶之源？对万恶之源，易中天如是归因：

“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

在对比谷爱凌和“铁链女”时，易中天再次重弹“贫穷和愚昧是万恶之源”的老调：

“谷爱凌享有的，是富足与自由。铁链女面对的，是贫穷和愚昧。贫穷和愚昧，不可能塑造健全人格，只能造就人间惨剧。”

他还搬出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中“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应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笔者注）之富足与《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宣言》中并无这个词组——笔者注）之自由加以佐证。易中天一方面声色俱厉地斥责作为万恶之源的贫穷，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掩盖导致贫困的根源私有制，以表象冒充实质，纯粹是玩弄倒因为果的把戏！在私有制下，“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讳言产生贫困的原因，空洞地指责“贫穷和愚昧”，用歪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搅混水，此乃易中天的学术日常。易中天在责难小花梅没有在“富足与自由”和“贫穷和愚昧”之间行使选择权时忘记了：这是选择权的问题吗？小花梅有的选吗？有人富足、有人贫困，有人自由、有人带枷，有人因独享优质教育资源而“有教养”、有人没有条件受教育而“愚昧”……诸如此类，是私有制的伴生物。

八、无视史实的率性取舍

作为一名低级历史搬运工，易中天在搬运、杂烩过程中无视史实，率性取舍，完全根据个人好恶书写《易中天中华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只因为易中天极度厌恶农民起义，所以誓言：绝不写农民起义。他曾经恶狠狠地表示：

“什么黄巢起义、黄巾起义，这些农民起义我一个字都不会写的”；“我坚决不会涉足农民起义的篇章，不论是英勇的黄巢起义，还是震撼的黄巾起义，它们虽波澜壮阔，但在我心中却无一席之地，我不会用笔墨去描绘这些历史的波澜。”

之所以如此口无遮拦地发毒誓，源于他对社会底层的鄙视。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情有独钟的易中天也许忘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正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在中国的历史长卷中，农民起义如璀璨星辰，熠熠生辉。从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朝太平天国燃起的连天烽火，义军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抗争篇章。秦朝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拉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序幕。西汉绿林军与赤眉军农民起义，成功推翻了新莽王朝，建立“更始政权”，客观上奠定了东汉开国的基础。东汉黄巾农民起义，加速了东汉王朝覆灭进程，奏响了三国鼎立史的序曲。隋朝瓦岗农民起义，加速了腐朽隋王朝的覆灭。唐朝黄巢农民起义波及半个大唐江山，“满城尽带黄金甲”，敲响了摇摇欲坠的唐王朝丧钟。宋朝方腊农民起义和梁山泊好汉聚义，打击了以贪官污吏为主体的统治阶级。元朝末年由农民组成的红巾军揭竿而起，推动了朱明王朝的建立。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亡明立政，建立“大顺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立国长达14年之久，建有完整的政权体系，疆域覆盖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薪火相继，均平旗帜号令天下，犹如历史的开山之斧，一斧斧敲击着封建王朝的枷锁，促进了王朝的更替，推动着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是“犯上作乱”“杀人越货”“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历次农民起义，在被解救的农民阶级看来却是锄强扶弱、重见天日的义举。农民起义对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动摇、瓦解腐朽王朝的统治，推动历史前进，以迫不得已的暴力手段强制统治者重温“民为邦本”的历史常识，重新分配土地，使生活境况得到有限度改善。农民阶级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正是在一次次农民起义中走向成熟。是否能够正确看待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易中天之所以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选择无视，想必源于鸵鸟一样的奇葩逻辑：只要我易中天无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就不复存在，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自然会被一笔勾销！

一方面对《资治通鉴》中的王侯将相治国之术随意毁谤，另一方面口口声声对农民起义避之不及，那么，什么样的历史能入易中天法眼呢？至于取舍，完全取决于个人爱好。因为喜欢清朝的帝国制度，所以对清帝国极尽美化之词：

“有清一代，……没有废杀皇帝，比如晋；没有藩镇割据，比如唐；……没有民不聊生，比如秦；没有种族歧视，比如元；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比如宋。”

果真如此吗？在慈禧的阴影下，光绪形同废帝如何解释？“没有藩镇割据”，何来三藩之乱？清朝的历次农民起义难道不是因为民不聊生？通过若干不平等条约丢掉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难道不算“大面积的国土沦丧”？“王八蛋”乾隆的60年算什么？

“每一个史实，包括历史人物的每句话，我都在后面注明出处。也就是说，我保证我讲述的这段历史至少是有案可稽的。……我能保证，第一我是有案可稽的，不是我信口雌黄”。

如此信誓旦旦，恐怕易中天自己都窃笑。

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是历史学家立身之本，也是读者对历史作品的基本要求。真正的历史都被尘埃覆盖着，而且历史都是人叙述的历史，只要是人在叙述就可能失真，史学家所做的，就是不依一己好恶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然而，看了《易中天中华史》及其系列书籍，你得到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考据，而是易中天个人的历史观，一种极端情绪的发泄。无知者无畏，“只为爽一把”者无根，在《易中天中华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佐证。

九、偷梁换柱的学术剽窃

自称没有拉过一节课且还到处巡回演讲谋利、“坐飞机的时间比坐在书桌前的时间还长”的易中天，是怎样炮制如此鸿篇巨制的？我们不妨从易中天自诩为最擅长的论宪政、品三国、中华史三个方面入手，剖析不学有术的易中天是如何进行学术剽窃或变相剽窃的。

是自己品美国宪政，还是将尹宣之品偷梁换柱为“易中天之品”？《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以下简称《费城风云》）封面下方推介语是“著名学者易中天品读美国历史的首部著作”。可是，这部封面署名方式是“易中天 著”的书，完全套路了尹宣先生译注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以下简称《辩论》）一书——粗略估计，70%剽窃自《辩论》一书；其余30%，系易中天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叙述一番，姑且算通俗化改编。凡是剽窃自《辩论》的章句，皆考据严谨；凡是易中天通俗化改编的，则错漏百出。易中天，大盗欺天！“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2003年1月，《辩论》出版，一年后的2004年5月，快手易中天就根据这本书写完了《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当年8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初版。如此赤裸裸地剽窃颇有隐患，为防患于未然，不得不在不起眼的后记中附加说明：

“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即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

这段易于被忽视的说明，隐藏着易中天长期练就的狡黠的聪明：如果作者和读者发现不了，即可瞒天过海，算是易中天品美国制宪的独家成果；即使被作者和读者发现，可以拿“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搪塞.易中天究竟限于什么样的“体例”，才“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的呢？学术界有如此“总注”的吗？除了这段不起眼的说明，易中天既未跟尹宣谈及此事，也未在其他公开场合向公众提起尹宣。“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2007年，朋友把疑似赃物的《费城风云》交给尹宣，“花了两天，读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后忽然发现：“易中天先生的手法，是夹叙夹议。叙述部分，即基本内容，包括情节推进、人物评介，大体从一本书中提取：《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包括译文和注释。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至于改编的部分，素来严谨的尹宣对信口开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笔法，非常不屑。继尹宣把易中天“如此‘著书’”的学术不端公之于《中华读书报》后，原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也跟进了《品三国，也品美国制宪记录》一文。自知理亏的易中天一改“好斗的公鸡”的德行，均没有回复，最后不了了之。

是自己品三国，还是窃取他人之品、咀嚼偷来之菜？2006年10月22日《百家讲坛》录播的易中天《品三国·得寸进尺》，基本出自张作耀所著《曹操传》，鉴于易中天好歹不经意间提及张作耀的名字，姑且算作搬运，不以剽窃待之。如果说《品三国·得寸进尺》映照的是易中天的搬运工角色，那么，基本内容全部出自《曹操传》却三缄其口、从不说明来源的《品三国·半途而废》，折射的就是易中天的学术剽窃勾当。

有心人发现，“2006年10月15日《百家讲坛》播出的易中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竟然全部是从张作耀书中抄来的”。只要稍加对比，就不难发现易中天《品三国·半途而废》与张作耀《曹操传》的雷同：

（1）有人提醒曹操关西长矛不好对付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0页；

（2）曹操北渡黄河，差点被困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1页；

（3）曹操与马超、韩遂再次相会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3-194页；

（4）曹操打败马超、韩遂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5页；

（5）“草船借箭”原型一节——雷同《曹操传》第201-202页；

（6）刘备称汉中王一节——雷同《曹操传》第234页。

没必要再一一列举了，整个《品三国·半途而废》，真正属于易中天的只有两处：一处是说曹操“狡猾狡猾的”，另一处是将“破马、韩”和“征孙权”都说成是“半途而废”，而《曹操传》只言“伐张鲁”是“半途而废”。易中天的创新，就是在《曹操传》中现成的史料之间缝补一两针，或者是在有些观点后面附会几句而已。

是专属研究成果，还是团队捉刀、自己独享其成？以2007年为例，易中天累计出版的作品有《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品三国——下》《成都方式》《帝国的终结》《易中天读史（全四册）》《从星空到心灵》等七套书。这是“学术超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自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作品究竟是如何炮制的？易中天承认自己有三个支持团队：

“我是有3个幕后团队，这不假，但他们不是所谓的创作团队。第一个是顾问团队，主要工作是审稿，包括拟定计划，构建36卷的结构，实际上是作为‘第一读者’发表看法；第二个团队是编辑团队，主要是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文字编辑每个人都要读稿，并把意见写出来，集中到一起，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决定意见中提到的部分要不要改动和删减，主要是保证书的质量；第三个团队是营销团队，跟我的写作毫无关系，虽然他们也很辛苦。”

他在接受中新网视频访谈时也承认有三个支持团队，又矢口否认代笔。针对会不会成为粗制滥造的“历史泡沫剧”的质疑，易中天一如既往地信誓旦旦：“我有3个幕后团队但写作是我自己完成。”易中天以一己之力用一个“五年计划”出炉36卷鸿篇巨制，高价雇佣的高端团队只是干一些边边角角、无关写作的工作，你信吗？

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易中天《品人录》的雍正部分，关于雍正生平事迹的史料及观点，大量出自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朱明王朝》里说的“明朝专制”，照搬的是牟复礼的结论；2008年版文集《高高的树上》中一篇同题中篇小说，偷菜对象是杨曾宪的小说《“高兴学”兴衰记略》，把别人的故事换个表述重讲一遍，是易中天的拿手好戏……易中天狡黠的剽窃手法，是一打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限于篇幅，留待后品。

由上可见，易中天在他最为人熟知的论宪政、品三国、中华史三个方面其实都很外行，基本上是改头换面而来，拾人牙慧所得。概而言之，其剽窃手法有五：一曰改头换面、欺世盗名，二曰偷换主体、添油加醋，三曰东拼西凑、缝缝补补，四曰置换题目、“重新”表述，五曰团队捉刀、独享其成。明明是从别人那里偷菜所得的一锅大杂烩，了无新意，却假装是自己的创新，义正辞严，大呼小叫。当然，我们也无意否定易中天的二道贩子工作，在东拼西凑、缝缝补补方面，易中天做得也算出色。这个快乐的老裁缝，这儿捡两块布头，那儿裁两剪刀，而后将这些材质用五彩缤纷的针线缝补起来，再配以华丽的包装袋，煞是好看。至于大家反对还是赞同，则无所谓，最好是反对者和赞成者吵的不可开交，如此，就鲜有人注意他那些来路不明的“预制快餐”究竟是拼接、捡拾抑或是偷来这个事实了。

十、定义信仰的西方基准

信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世之本，“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变成无根浮萍、行走‘僵尸’；一个国家没有信仰，就会四分五裂、任人宰割；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受人欺凌”。为了对中华文明进行釜底抽薪式的破坏，易中天剑指中华民族的信仰。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易中天照旧用西方尺度丈量中华民族的信仰，并试图对“缺乏信仰的中华民族”进行“长臂管辖”。什么是信仰？易中天的答案是：

“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根据易中天的理解，三大宗教才是信仰，中国没有一神教文明，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故而得出“多种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的结论。易中天屡屡痛责中国没有依赖宗教而存在的信仰——“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问题的实质根本就不是有无信仰的问题，而是谁来定义信仰、以谁当信仰坐标基准的问题。

中华先民素有满满的信仰，正是根植心灵深处的信仰，支撑起上下8000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痴爱和笃信，在无形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悠久的历史及其回声。只是中华民族没有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有神论国教，这难道不是优点！中国人不信上帝，不相信此岸世界受彼岸世界的造物主主宰，才有一系列讴歌、崇拜、信仰奋斗者的不同于宗教传说的传说。《易经》开显的天、地、人三才文化，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的生生哲学，远高于后世西方的创世神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的奋斗者之歌，幻化成中华史深处的天籁之音。随着一曲曲天籁之音出场的，是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钻木取火、愚公移山、吴刚伐桂等自强不息传说。这些传说，带有鲜明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建设者特色，而不是诸如“盗火者”、撒旦之类与海盗文化相匹配的劫掠者面目。建设者、奋斗者的角色定位，使中华先民形成了祖先崇拜以及对真善美矢志不渝的信仰追求。在中华文化里，宗族文化是一大特色。宗者，尊宗庙也。推而广之，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是牢不可破的民族共同体。这在世界民族中，是非常独特的文明现象。譬如，现在的欧洲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文化和血统传承脉络如何。可见，中华民族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又是血统意义的。中国人一看族谱，就可以大致定位自己的世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正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的延续。在革命文化语境里，共产主义信仰飞入寻常百姓家。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进程中，中国人掌握了分析包括宗教在内的“怪力乱神”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这是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对宗教的基本判断。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只是信仰的早期和粗鄙形态，必须在超越宗教的意义上理解信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人，信仰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随之迎来新的转机。当年，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万水千山只等闲”，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今天，让马克思主义占领信仰主阵地，才能筑牢中华民族的“信仰长城”。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知识分子深陷从制度否定、文化否定到信仰否定的三重陷阱中无法自拔，从此失去了平视西方的视角。没有了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信仰自信，自然会拿着金饭碗满世界讨饭吃。针对“终极创造者缺位”“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易中天开出的药方是：

既然“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要走出惆怅困境，就必须张开双臂恭迎“普世价值”。

易中天煞费苦心，为的是寻找全人类一体遵守的共同价值：“从雅典到费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价值也一目了然。但，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回答是肯定的。”对“普世价值”心向往之的易中天赞颂道：

“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

西方输出“普世价值”竟然是出于善意，出于让“普世价值”之光照耀全球的救世情怀！千方百计围堵中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的美西方，为什么单单与中国分享“普世价值”？！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科技可以助力发展，民主用来制造混乱。易中天之意，不在乎有无信仰，在于腾笼换鸟，为西式信仰鸣锣开道，“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且看易中天的媚西逻辑：

“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

照此逻辑，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千恩万谢“让人懂得了独立”的殖民者。拥有8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氤氲了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文化当量，无须借西方“普世价值”诠释中华文化。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易中天兜售的“普世信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毒品“摇头丸”。【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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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明：易中天其人其学面面观（上）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