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形态：论“半社会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有删改）

　　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又有了几十年世界历史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的认识，可以也应该在继承毛主席的基础上，丰富毛主席，发展毛主席。

　　现在看：

　　历史上能够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很不完全的、很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最初设想的那个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差别还是太大了，不能说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顶多也只能像毛主席说的“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是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形态，半社会主义形态——而且这还是在最好的情况下。

　　作为最初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说由于历史前提不同，其形态会因地而异，有高有低，但不管诞生在哪里，都会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时间既不会短暂，形式也不会一下完善，国家机器更不可能很快走向消亡，相反，有时甚至要加强。列宁和毛主席都反复强调这一历史任务的艰巨性，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是一个很长的过渡的历史时期，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历史实际提出的要求。

　　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复杂的历史理论问题，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现在经常说的“与时俱进”，只应该作这样的理解。我们不赞成依靠套话，也不赞成依靠对马列条条进行繁琐考证或固守条条，最重要的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实际，认识实际，从实际中找出马列毛主义的新理论。

　　就我们在历史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来看，事实上是建立了一个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带有浓厚前现代遗留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尽管“所有制变更了”，尽管“总而言之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只能算是半社会主义国家。半，就是过渡性，不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性，是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也就是说，还达不到科学意义上的、典型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去对这一点，在思想理论上没有足够的重视和理解，还是把建成社会主义看得过分简单了。

　　尤其在所有制变更了的情况下，在政经合一的情况下，这就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单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原则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态的问题。这不仅是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粘连了比资产阶级法权还要落后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古形态（即约定俗成意义上的封建形态）的问题。

　　这是社会落后造成的一种历史必然。列宁是马克思主义高手。他明明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含意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通过民主的形式管理国家，但是，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劳动人民文化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全体直接地管理国家，不得已，只好通过自己的代表，通过先锋队，管理国家。但对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这本身就包含弊端，就包含危险，就包含官僚主义的根源。

　　恩格斯所说的“狭隘分工”不可避免，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管理国家不可避免。而当时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又使本来存在的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多党联合执政，不复存在，变成了单单一个布尔什维克。

　　列宁深知这是历史水平造成的不可逾越的困难。他说，“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9页。]又说：“只有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 同上]列宁是非常冷静地面对现实的。

　　列宁在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做斗争的过程中，在领导实际的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领导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进行继续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那段时间里，他一二再、再二三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列宁告诫工人阶级说：“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7页。]

　　十分明显，列宁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发的思想，而且有新的重大的发展。

　　列宁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在长时间里不被人们注意的深刻的观点。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马克思和列宁说的是一个意思吗？列宁为什么用社会主义而不用共产主义？

　　是不介意二者的区别，还是一时疏忽？

　　不是，不可能的。思维一向非常缜密的列宁，不会是偶然地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这里包含着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发展了的思想。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列宁的看法和马克思的看法从原则上来说是一致的。一是列宁有时也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二是列宁十分清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但是，列宁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还有深意。就是他认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像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讲的，还要克服许多不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小生产和残存的资本主义等等。这是一种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把马克思的过渡思想深化了，进一步具体化了。

　　这是可分析的两种过渡，是属于两种历史阶段、两种历史水平的过渡，先是向完全的典型的社会主义过渡，再是向完全的典型的共产主义过渡。这是深刻的历史辩证法。过渡就是历史，就是历史过程。没有过渡，就没有历史。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旦展开，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瞬间的一刀切，而是一个漫长的可分析的可划分段落的过渡过程。

　　列宁的伟大就在这里。革命胜利后，他立即发现，虽然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能立即带来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麻烦很多，还要耐心地经过大量工作，慢慢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过渡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的水平太高了。他这些思想，早已成熟。在写《国家与革命》时，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1918年就已经反复讲。而我们至少是经过几十年成功与失败的实践，才隐隐约约、马马虎虎、大体上搞清楚。至于在整个国际共运中，真正弄懂列宁思想的党简直没有几个。所以苏东遭到惨败。

　　借用毛主席的话说，“你不崇拜行吗？”我崇拜。因为历史充分验证了列宁的思想多么正确。什么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但是，那会走到哪里去，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我说是半社会主义。我的说法或许好些。

　　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科学的思想的是毛主席，大概也就只是毛主席。五十年代说“过渡时期”是对的。1956年是想搞经济上的过渡，十年后是想搞政治上的过渡，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正是在这些“过渡”的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主席发展了马列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也就是社会主义过渡论，实际也就是半社会主义论。

　　斯大林对此基本没有认识，没有继续革命的理论，陷入了盲目性，导致了在他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得到改革和发展，相反，走了封建化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的确是很大的。

　　马、列、毛三代马克思主义大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路如此一致，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一是说明，这肯定是一个大问题；二是说明，这个思路肯定是正确的。

　　只有无知的狂妄之徒，才会怀疑三代马克思主义大师都一起错了。

　　事实最雄辩。历史实际验证了三代大师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且正继续验证这是正确的。

　　根据这些思想来看，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个历史难题。

　　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总起来说是殊途同归。我们亦未能置身于外。为什么？还是三代大师所言，历史水平的局限所致，谁也逃不出历史巨掌的手心。难就难在这里。

　　关键在于不能走向封建化。发生这种蜕变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脱离了民主制度，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比如苏东。

　　毛主席冷静地看到了这个危险，敢于揭露这个危险，敢于和这个危险作斗争，并相信，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一定能最后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的。

　　毛主席这样想，也同样是有历史根据的。

　　这就需要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历史的另一种可能的一面。这也是马列毛主义导师反复强调的，即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可能的一面。而且，这是基本的一面，也是历史肯定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社会主义理想岂不是一种空想了吗？这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不能动摇的科学信念。马克思的《资本论》论述的也是这一信念。这个信念，无疑是可靠的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是一定要实现的。

　　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一方面的社会主义的肯定的东西，另一方面的社会主义的否定的东西。肯定和否定，可能和局限，这样的两个方面的斗争和发展，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

　　我们是历史辩证发展论者。我们坚信历史的必然性、包括历史的进步性。今天不能实现的东西，不等于明天不能实现。而且，正确的历史辩证的思想正是应该在历史的今天，把握历史的明天，为从历史的今天向历史的明天过渡而奋斗。不断把历史的可能变为历史的现实。具体说，就是要通过历史的不断进步，通过制度的不断改革，不断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

　　这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是两个历史可能、两个发展方向的历史必然。是两点论，也是重点论。没有两点论，会陷入盲目性；没有重点论，会失去信心。

　　按照列宁，在先锋队执政的情况下，一是党要自律，要不断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种监督的形式。二是国家制度要不断改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部分改善”，实现群众对国家机器的管理和监督的制度化，阻止、避免官僚主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的水平，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范围，不断为国家消亡创造条件。

　　1957年的“整风”，1964年的“四清”，两年后的“CR”，不去分析具体实际搞得怎样，总体看，反映了这样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不错的。一方面是依靠群众革命运动，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脱离人民群众的作风和相应的制度；另一方面是通过群众运动、群众创造，推进制度改革，向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制度不断靠拢。

　　重点在后者，制度必须不断发展，向全体劳动人民真正管理国家机器发展，这是一个不能动摇的马列主义的原则，也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但是，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当时的认识还是有很大局限。

　　“CR”的最大的遗憾是在制度上建树不多。

　　在“CR”走向低潮的68年，我在和山东大学的Z派的头头探讨CR的利弊得失时，对当时的“打倒一切”的作法提出意见。我强调必须依靠制度，搞制度建设。我的朋友强调阶级斗争。我强调，只是斗争，不最后落实到制度上去，还是没有保证，还会再出问题。我至今坚持我的意见。三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我们再次争论。我强调阶级斗争，他强调制度。我说，没有阶级斗争开路，无法确立制度。今天，我还是这样看。

　　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断改善只能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它是随着社会整个文明的进步，逐步推进的。急不得。但是又必须不断地、耐心地、一步一步地去做。这个做的过程，就是政体改革的过程，既要大动作，也要小动作，逐步完成历史提出的任务。

　　为什么这样设想呢？就我国而言，由于生产力落后，国情落后，带来两条巨大的困难。一条是封建主义影响太大，其文化充斥于一切空间。再一条是小农汪洋大海。列宁说的小生产者主要就是指的小农。这两条，拖住了我们的历史脚步。正是在这两个历史特点的基础上，前现代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所有发生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谓“抓辫子、打棍子、带帽子”等等各种无视法治、错误整人的作法，都是由此而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自身的灾难之后，对此十分敏感和反感，也是他们对毛意见很大的一个原因。尽管他们的思想更倾向资产阶级民主，但就其反对封建专制而言不仅不应该责备，而且要加以肯定。但是，思想僵化的人们，往往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是用封建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这些人的思想，不但达不到无产阶级民主的水平，连资产阶级民主的水平都不够，而是拿封建的皇权专制主义去曲解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当用无产阶级民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时，才能体现一种历史的进步。拿封建专制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历史倒退。提出这一点，不无现实意义。

　　从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解释历史，无疑是科学的唯物史观。这是本文处处力图贯彻的根本方法。

　　解释“苏东剧变”，全部秘密也在这里。我们本来就是学了许多老大哥的东西。而在他们那里，自斯大林以来，已经是在逐渐形成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特权的康米社会。就越来越明显的弊端而言，尤其在赫玉米路线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文化上箝制，是其显著特点。这种社会制度，比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不是进步了，而是落后了，人民终于不喜欢，不接受，最后抛弃，宁愿重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从唯物史观解释“苏东剧变”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制度有弊端，路线不正确，失败在所难免。

　　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一书把“苏东剧变”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说成是党的蜕化变质。虽说这较之宫达非主编的《苏东剧变新探》在认识上有所前进，给人以启发，但是，依然并不准确。道理很简单。这样说，还是没有回答苏东党为什么会蜕化变质的更深层的原因。蜕化变质的基础在越来越严重的制度上的弊端和弱点，而苏修路线不但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只会加深这个问题，这就自然就会导致，蜕化变质势在必然，失败势在必然。这才是留给我们的最沉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时时都应该敢于面对的镜子。

　　从这个实际出发，说资，并不完全准确，至少没有反映其封建性的特点。阻碍中国历史脚步的，有时也不完全、不仅仅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倾向，而常常反倒是真正的前现代的东西。这是一个重大的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课题。这涉及到对我们社会的认识，对社会基本矛盾、基本特征的认识，并由此涉及到对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革命对象的认识。

　　这本来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一切东方国家的落后的特点决定的，历史上只能建立这样一个难于完全摆脱前现代性的社会——半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因为马克思当时是就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而谈社会主义革命的，强调的是革资本主义的命，照搬教条，只强调革资本主义的命，结果有时是用封建主义革了资本主义的命。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牢记列宁在建国后不断重复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而是把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管理国家。那种把专政仅仅和暴力统一起来的思想，是剥削阶阶级的旧国家的思想，无产阶级国家要走向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既是国家的加强，又是国家的消亡。

　　小农是解释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小农家长式统治和封建专制之间没有一条鸿沟。相反，倒是通向封建专制的桥梁。

　　封建主义的粘连，是一个纲，也是要害。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而构成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这些道理，基本上来说，是毛主席发现的，是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反复探索的，尤其经过“CR”，理论提升到了一新高度。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等等，充分验证了他所探讨的真理。他老人家所作的第二件事获得的理论收获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

　　当然他没有把“封建”二字突出出来，但他抓住了问题，他讲的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临终前，他甚至以自我批评的口气说到自己也有特权。他是一直不满自己亦在其中的这个特权结构的。

　　在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时，强调的就是苏联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只是对这个阶层的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基础原因分析得还不深刻，还没有能够回答为什么这是难于避免的。。

　　经过十年演戏，矛的思想在发展，他已经把我们的弊端看得很重，实际是把当时看得很低，很勉强。这是很冷静的，很深刻的，也是很尖锐的。正像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一样，也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我们并没有照抄苏联，但是，苏联毕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又是国际共运的绝对权威，老大哥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严重的。而且，无可争辩的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识并没有赶上、别说超过巴黎公社的英雄们了。虽说我们在后，他们在前，可是，历史背景、历史土壤太不相同。

　　我们是常人，主席是大师。懂了这个道理，也就懂了历史上实际建立的是怎样一个社会了，也就知道面对的是怎样一个社会了。

　　半社会主义论提出的意义就在这里。说明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还有另一半的许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存在，这就给继续革命、继续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石。

　　“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使用过，是用来说明低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的，其含意是说仍包括了一定私有的不完全的集体合作。我提出半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不是来源于此，但当我知道毛主席、党中央曾经用过这个概念时，我觉得至少说明这个概念是可以使用的，是具有科学性的。

　　尽管我一再说明，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范畴的，这个提法比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好。但是，在有些人的眼里，这个“半”字是大逆不道的。毛主席从来没这样说过啊，革命导师从来没这样设想过啊，于是就肯定“半”字是错了的，至少不是马列毛主义的。

　　其实是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和历史辩证法思想。什么都想纯粹，都想标准。然而，历史实际偏偏和他们的形而上学作对。正如列宁说，“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社会形态只有在它自身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展现出它的典型形态，而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无论是就其最初发生，还是就其行将灭亡，往往情况会是很复杂的，旧东西的粘连没法避免，有时就是要搞出一些“半”字来给你看。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可以给你举出大量历史实例，需要吗？

　　马克思说古代东方是“半是野蛮、半是文明的社会”。

　　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没有反映当时的德国还有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时写到：“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在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不错，德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当然，恩格斯接着说明“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恩格斯用的“半”字是多么的准确啊。

　　同样，列宁把当时的俄国称为“半农奴制的俄国”[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因此，在谈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时，也有类似恩格斯的意见：“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可能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完全胜利，来代替古契克夫、米留克夫的半君主制度，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与备受战争痛苦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一段话，两个“半”字，可是，都很科学，都不错。

　　这不过是我临时想到的几个例子，我想根本不必为此去查阅马列毛的文章。这许多例子，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夹带了旧的社会遗存是经常发生的。夹带了封建专制是近代常见的现象。我们的近代社会不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吗？而且“半”字竟然带进了新社会。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这才是中国历史。

　　既然因为合作社有私有部分，称为“半社会主义”，那整个社会中，有非社的东西，有小生产，叫“半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错误呢？不但不错，而且，很准确。

　　一个“半”字，深刻反映了我们限于历史条件所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发现这个“半”字，我们既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幸亏有毛主席的指点，不然，套用那句话，叫做：“我们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半”字是我加上的，道理是毛主席揭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