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

　　（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

　　目前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和我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

　　世界资产阶级企图在经济上包围我国，在政治上孤立我国，暗中封锁我国，并因苏联工人援助西方战斗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而企图对我国进行直接的报复，——这造成了外部的困难，我国由恢复时期过渡到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工业的时期，以及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因这一过渡而日益复杂化，——这又造成了内部的困难。

　　党看到这些困难，并且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党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下，已经在克服这些困难，满怀信心地引导着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并非我党所有的队伍都相信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我们党内某些人（固然为数很少）畏惧困难，因而感到疲倦，表现动摇，陷于绝望，滋长消沉的情绪，感染不相信无产阶级创造力的心理，产生投降主义的思想。

　　在这种意义上说，目前的转变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转变时期。当时，一九一七年十月，复杂的环境和由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困难使党内一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产生了失败情绪和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并保持政权的心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现在，在目前的转变时期，也和那时一样，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过渡的困难使我们党内某些人发生动摇，产生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成分能够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心理，不相信苏联能够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心理。

　　反对派联盟就是我们党内一部分人中间存在这种消沉和失败情绪的表现。

　　党看到这些困难，并且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但是，要战胜这些困难，首先必须克服党内一部分人中间的消沉情绪和失败主义思想。

　　反对派联盟在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文件中表示放弃派别活动，并和联共（布）党内外那些显明的孟什维主义的派别划清界限，但同时又声明它仍保持自己原来的原则立场，坚持自己的原则错误，并将在党章范围内为这些错误观点辩护。

　　由此可见，反对派联盟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培植消沉情绪和投降主义思想，它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在于揭露反对派联盟的基本观点的毫无原则根据，说明这些观点和列宁主义基础绝不相容，并和反对派联盟的原则错误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以彻底克服这些错误。

　　一  “新反对派”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基本问题上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党的出发点是：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而且第一、它是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第二、它在苏联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如果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无产阶级就能够顺利地而且一定顺利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还需要一方面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另一方面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强大得足以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才行。

　　托洛茨基派对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持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尽管托洛茨基派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跟着党走的，但是它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实质上我国革命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只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如果世界革命延缓到来，西方的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最近时期及时发生，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打击下，一定会垮台或蜕化（二者都是一样）。

　　党在组织十月革命时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能够而且应当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相反地，托洛茨基派在十月革命时期虽和布尔什维克合作，其出发点却是：“……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一九一七年八月第一次发表的“和平纲领”）

　　党的出发点是：在苏联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论合作社”）；相反地，托洛茨基派的出发点却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三页，一九二二年为“和平纲领”所写的“跋”）

　　党的出发点是：“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见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七六〕）；相反地，托洛茨基派的出发点却是：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

　　代表会议确认：托洛茨基及其同道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

　　代表会议认为：这种观点降低作为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的我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比重，削弱苏联无产阶级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并因此阻碍国际革命力量的发展，从而违反真正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

　　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以其目前首领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奥托·鲍威尔硬说：“在无产阶级仅占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不过是号召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火焰”，“只有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奥·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文版）。

　　因此，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种观点是我们党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新反对派”的原则观点的代表大会）以后，联共（布）党内关系发展的主要事实是：从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已经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去了，他们放弃了自己以前和党一致的那些观点，而完完全全投向托洛茨基主义了，他们现在拥护托洛茨基主义，就像他们从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一样热烈。

　　“新反对派”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是由两种主要情况决定的：

　　（甲）“新反对派”分子面对目前转变时期的新困难产生了疲倦、动摇以及无产阶级所不应有的消沉情绪和失败心理，并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现在的动摇和失败心理也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旧病复发，重复他们九年以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面对当时转变时期的困难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消沉情绪；

　　（乙）“新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完全失败了，因此，它产生了一种意图：无论如何要和托洛茨基派联合起来，以便用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的联合去弥补这两派的软弱和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缺点。而且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和“新反对派”目前的消沉情绪也是完全符合的。

　　也应该这样来说明下面的事实：反对派联盟已变成了联共（布）党内外的被党和共产国际所斥责的、已经破了产的各式各样派别的集合点，即从联共（布）党内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到德国“极左的”机会主义者和法国苏瓦林之流取消派的集合点。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两点他们就不能把各种各样反党派别纠合在一起。

　　因此，一方面托洛茨基派、另一方面“新反对派”就在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和各种各样反党分子在反党斗争中无原则联合的共同立场上完全合乎规律地会合起来了，并形成一个类似在新形式下复活的八月联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反对派联盟。

　　二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就是它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一问题上的基本错误的直接继续。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最重要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几点：

　　（甲）国际运动问题。党的出发点是：一般说来，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局部的和暂时的稳定状态；目前时期是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它责成各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资本因妄想巩固稳定状态而发动的进攻，不能不引起工人阶级的回击，不能不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反对资本而团结起来；各国共产党应当参与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并把资本的进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反攻以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各国共产党应当把至今还靠拢改良主义工会和第二国际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争取过来，因此，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各国共产党所必需的、非执行不可的。

　　反对派联盟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反对派联盟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并且看到世界革命延缓到来的情况而陷于绝望，于是从对革命中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立场滚到“极左的”自欺和“革命的”冒险主义的立场，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状态的存在，因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因此，反对派要求修改统一战线策略并解散英俄委员会，因此，它不了解工会的作用而提出以新的臆造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代替工会的口号。

　　因此，反对派联盟支持共产国际内的（例如德国党内的）“极左的”空喊家和机会主义者。

　　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在国际方面的政策是不符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利益的。

　　（乙）苏联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党的出发点是：“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页）；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成为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者，正像一九一七年十月在政治方面、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当过农民的领导者一样；只有靠着逐渐改善大多数农民（贫农、中农）的物质生活状况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因为农民是我国工业的主要市场；因此，应当实行巩固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保持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的经济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等）。

　　反对派联盟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反对派联盟在农民问题上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不相信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而且把农民主要是看做敌对的一群人，于是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从而摧毁真正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的经济和财政措施。例如：（甲）反对派建议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这种提高势必引起零售价格的提高，贫农和大部分中农的贫困化，国内市场容量的缩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纠纷，切尔文汇率的降低，最后引起实际工资的降低；（乙）反对派建议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这种压榨势必在工农联盟事业中造成裂痕。

　　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对农民的政策是不符合国家工业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的。

　　（丙）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党的机关。党的出发点是：党的机关和党员群众是统一的整体；党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区域组织、省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等等）体现着整个党的领导部分；党的机关是由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我们对于这些人的错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批评，对于这些人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刷新”，但是不能冒着瓦解党并使党解除武装的危险去诬蔑这些人。

　　相反地，反对派联盟的出发点却是把党员群众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它竭力降低党机关的领导作用，把党机关的领导作用缩小为登记员和宣传员的职务，唆使党员群众反对党的机关，从而破坏党机关的威信，削弱它在领导国家方面的地位。

　　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的这种政策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只能使党在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争取真正改造国家机关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解除自己的武装。

　　（丁）在为党内民主而斗争的幌子下反对党内“制度”。党的出发点是：“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党内民主所以需要，不是为了削弱并破坏党内的无产阶级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并加强这个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靠着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来增强的坚固制度，那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相反地，反对派联盟的出发点却是把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对立起来，把派别和集团的自由跟党内民主混为一谈，并竭力利用这种民主来破坏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反对派联盟旨在反对党内“制度”的、实际上是保护党内派别和集团的自由的号召，自然就是被我国反无产阶级分子当做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最后希望而拚命抓住的号召。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的反对党内“制度”的斗争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它只能破坏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助长国内力图削弱并破坏专政的反无产阶级的势力。

　　反对派联盟选择了全国性争论的方法作为破坏党的纪律并使党内斗争尖锐化的一种手段，今年十月该联盟曾企图强迫党进行这种争论。代表会议认为在我们党的理论杂志上自由讨论意见分歧的问题是必要的，并且承认每个党员都有权自由批评我们党的工作缺点，代表会议同时请大家注意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党不是争论的俱乐部，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代表会议认为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有进行全国性争论的必要：（甲）至少党的若干省级或区域级的地方组织承认有这种必要；（乙）中央内部在党的政策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十分稳定的多数；（丙）虽然中央有站在一定观点上的稳定的多数，但是中央仍然认为必须通过党内争论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而且即使在这一切情况下，也只有在中央做了相当的决议之后，全国性的争论才能开始进行。

　　代表会议确认：在反对派联盟要求展开全国性争论的时候，这样的条件一个也没有具备。

　　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是完全正确的：它承认争论是不适宜的，并且斥责了反对派联盟企图强迫党在党已经解决的问题上进行全国性争论。

　　代表会议总结了对反对派联盟实践纲领的分析，确定这个纲领表明反对派联盟在国际国内政策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上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路线。

　　三  反对派联盟的“革命”

　　言论和机会主义行为

　　反对派联盟的特点是：它虽然事实上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却竭力以革命的词句粉饰自己的行动，竭力“从左面”批评党，竭力穿上“左的”外衣。这因为反对派联盟主要是向共产主义无产者呼吁，而共产主义无产者是全世界无产者中最革命的，他们受过革命传统精神的教育，根本不会倾听明目张胆地从右面来批评党的批评家的话，所以反对派联盟为了推销自己机会主义的货色，就不得不给这种货色贴上革命的标签，它很清楚，只有用这种诡计才能引起革命无产者对它的注意。

　　但是，因为反对派联盟毕竟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向导，因为它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所以反对派联盟的言论和行为必然是互相抵触的。这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工作中的内部矛盾。这就产生了言论和行为的不一致，革命词句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不一致。反对派“从左面”大叫大喊地批评党和共产国际，同时提议修改统一战线策略，解散英俄委员会，脱离工会并以新的“革命的”组织来代替工会，以为用这一切办法就可以推进革命，其实这样做就会帮助汤姆斯和乌捷格斯特，使共产党脱离工会，削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阵地，因而就会延缓革命运动。口头上是“革命者”，事实上却是汤姆斯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的帮凶。

　　反对派“从左面”吵吵嚷嚷地“责骂”党，同时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以为这样就可以加速工业化，其实这样做就一定会扰乱国内市场，破坏工业跟农业的结合，降低切尔文汇率，降低实际工资，因而就会破坏任何工业化。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

　　反对派责备党不愿意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同时建议提高出厂价格，大概以为提高出厂价格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没有关系，其实这样做就一定会使国家经济机关完全官僚主义化，因为高额出厂价格是使工业凋敝、使工业变成温室植物、使经济机关官僚主义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口头上反对官僚主义，事实上却是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化的保卫者和向导。

　　反对派大声高喊反对私人资本，同时建议从流通中抽回国家资本而用于工业，以为这样就可以摧毁私人资本，其实这样做就会多方加强私人资本，因为把国家资本从私人资本的主要活动场所即流通中抽回，不能不使商业完全受私人资本支配。口头上反对私人资本，事实上却是帮助私人资本。

　　反对派大叫党的机关蜕化，事实上，当中央提出开除一个真正蜕化了的共产党员奥索夫斯基先生的问题时，反对派却对这位先生表示最大的同情，反对开除他。口头上反对蜕化，事实上却是蜕化的赞助者和保卫者。

　　反对派大叫党内民主，同时要求全国性的争论，以为这样就是实现党内民主，事实上却是反对派代表党内极少数人强迫党内极大多数人进行争论，极粗暴地破坏了任何民主原则。口头上拥护党内民主，事实上却破坏任何民主的基本原则。

　　在我们所处的尖锐化的阶级斗争时期，在工人运动中，只能在两种可能的政策中实行一种：或者是孟什维主义政策，或者是列宁主义政策。反对派联盟企图在“左的”“革命的”词句掩盖之下，在加强抨击联共（布）的情况下占据两条对立路线之间的中间地位，这种企图一定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反对派联盟滚到列宁主义敌人的阵营即孟什维主义的阵营里去了。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敌人知道反对派联盟这种“革命”词句的价钱。因此，他们不注意这种一文不值的词句，而一致颂扬反对派联盟的非革命行为，并抓住反对派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基本路线的口号当做他们自己的口号。下面这个事实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俄国孟什维克和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认为可以对反对派联盟反对我们党的斗争公开表示同情，他们指望反对派联盟的斗争会造成分裂，而分裂则会助长我国反无产阶级的势力，使革命的敌人拍手称快。

　　代表会议认为党必须特别注意揭穿反对派联盟的“革命的”假面具，揭露它的机会主义本质。

　　代表会议认为党必须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自己队伍的统一，认为我们党的统一是防止革命敌人各式各样反革命企图的主要抗毒素。

　　四  结  论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在总结过去一个阶段的党内斗争时确认，党在这次斗争中显示了自己在思想上的显著提高，毫不犹豫地摈斥了反对派的原则观点，迅速而彻底地战胜了反对派联盟，迫使它公开放弃派别活动，使它不得不和联共（布）党内外那些显明的机会主义集团划清界限。

　　代表会议确认：由于反对派联盟企图强迫党进行争论并破坏党的统一，党员群众就更加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从而孤立了反对派，这样也就保证了我们党的队伍的真正统一。

　　代表会议认为：只有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中央才能获得这样的胜利；党员群众在和反对派联盟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时所表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是党确实在真正党内民主基础上生存着并发展着的最好证明。

　　代表会议完完全全同意中央在保障统一的斗争中所执行的政策，

　　并且认为今后党的任务应当是下列各点：

　　（一）务使已经取得的、为党的统一所必需的最低条件真正实现。

　　（二）对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向群众说明反对派联盟原则观点的错误，揭露这些观点的机会主义内容，不管这些观点是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的。

　　（三）力使反对派联盟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

　　（四）尽力保护党的统一，制止各式各样恢复派别活动并破坏纪律的企图。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第二四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