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梁漱溟的“新孔学”？

　　我们说“现代新儒家思潮兴起于20世纪的20年代”，这个时间是怎么确定的？以什么为标志呢？这正是梁漱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的时间1922年。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梁漱溟自己思想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是现代新儒家思潮兴起的标志。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开创者。

　　梁漱溟在那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转折，中外思潮异常丰富、活跃的环境中其思想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早年他一度醉心于西方的“君主li宪”论。辛亥革命后他从功利主义转向佛学。1916年他在自己写的《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中，在评点古今中外各家学谈时说:“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而从1920年起,他的思想开始由佛转儒。他曾对美国汉学家，也是《最后的儒家》一书的作者艾恺说过：“从1921年起，我要过孔家的生活放弃佛家的生活”。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第八版自序中称自己“归宗儒家”，此刻他说的儒家非先秦时代“纯粹的”儒家，而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糅合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中国的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等的思想而创造的“新儒家”了。他的学说，被人称为“新孔学”。

　　本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不久他就告别了书斋，走向了社会。他说他不甘为学者，而总要行动，所以对于世间的事，他总要参与，不愿做一个旁观者。他投身到乡村建设、抗日统一战线、反内战等一系列事件中。在此过程中，他在理论上始终关注着两大问题，一是人生与心，二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对于后一个问题，他的思考从文化哲学出发,扩展到了政治、经济的领域。到了晚年，也就是在cr结束后的1979年，他又对来访的艾恺说“你说我是儒家，说我是佛家都可”。

　　梁漱溟的主要著作还有《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人心与人生》(1984年)等。从1989年起，山东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梁漱溟全集。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1920年在北京大学、1921年在济南山东省教育会两次演讲的结集，由他的学生陈阵、罗常培编录而成，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出版后，毁誉参半，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年之内，山东、北京、上海已经5次印刷。到 1929年，商务印书馆已出到第8版。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所以能够造成轰动效应，从客观上讲，是由于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中东西文化论战的高潮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从主观上讲,是因为梁漱溟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直言不讳地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他不但宣称“我只来为孔子发挥”，要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会引导西方人到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他的言论，无异于在当时的思想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中国仍然积贫积弱。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那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抱着极大的热情，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为榜样，到西方的思想库里去寻找思想武器。西方各种思潮滚滚而来，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几种。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被视为封建糟粕，一时面临灭顶之灾。然而,此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另一件是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人们对西方道路和西方文明的反思。梁漱溟极其敏锐地观察和捕捉到了这些事件中反映出的历史动向,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不仅要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现代化的困境，还要拯救世界文明，使之走出工业文明破产的困境。

　　在五四时期，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梁漱溟对它尤为赞赏，称它“迈越古人，独辟蹊径”,因为“只有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不过，在他心目中，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本”生命哲学为“用”的。他运用生命哲学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一番改造：首先,他用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论解释和发挥《易传》的变易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天理流行”、“万物化生”的思想，建立了生机主义的宇宙观；其次他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解释和发挥儒家认识论学说，特别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再次，他唯意志主义的某些观点解释和发挥宋明理学的理欲之辨，创立了“尚情无我”的伦理学说。总之“援西入儒”，使儒学旧貌换新颜，加上新主题、新立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新孔学”。

　　总之，后人总结的现代新儒家的各种基本特征，在梁漱溟身上和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都已经显露了出来。在梁漱溟身后逐渐形成了现代新儒家的队伍。现代新儒家不但延续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传统，还构成了儒学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投身乡村建设前后十余年。1936和1937年他把自己在此期间的演讲结集出版，这就是《乡村建设大意》和《乡村建设理论》二书。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慢慢地解体，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到上世纪20年代末，农村遭到国际与国内的两重压迫、天灾人祸的两种摧残，经济破产甚至崩溃。国民政府在“行政院”设立了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些中间势力，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寻找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济世良方。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高践四等人,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昆山、无锡等地进行了试点。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等高校也都积极提倡。一时间，全国都在关注乡村建设，甚至一些外国人也想来救济中国的农村，形成了乡村建设的高潮。

　　梁漱溟认为，救济农村只是表面的目的，其真正的意义是要创造新文化。如果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到以乡村为本的中国文化在以都市为本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造成了农村的破坏。所以，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老根”上发“新芽”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

　　梁漱溟指出，农民自觉性的确立和乡村组织的建立，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基本条件。乡村组织集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其典型就是邹平的乡学村学。它由学众、教员、学董、学长四方面的人员组成。学众是本地乡民，是主力，起立法作用；教员是副力，起设计动（？）作用；学董在本乡本村遴选后由县政府聘任，起行政作用；学长由齿德并茂者担任，起监督教训作用。四方面缺一不可。

　　在乡学村学的基础上，拓展、分化出乡长、乡公所、乡民会议。乡长兼乡学村学的校长。这是农村的文化团体系统，但是要得到现政权的承认。乡公所和乡民会议属于现政权下之政治组系统。乡学村学是核心，它与现行的地方自治组织有相似之处，但是管理原则不同。乡学村学不是用西方式的民主与法治，而采用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尚贤尊师、合作商量与互相礼让的做法，这是对“中国古人'乡约’的补充改造”。乡约是宋儒吕和叔发起的，主要内容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梁漱溟希望改变西洋的权利观念为中国互以对方为重的义务观念；变西方的民治、法治为中国的人治，以村民积极参与为前提的“贤人政治”。中国不走法律的道路而要走情义的道路，把法律问题放在德教的范围内。

　　在对农村问题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梁漱溟把他的思考上升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高度。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写作历时九年。1942年梁漱溟开始动笔，中间因战争与国事时时辍笔。1946年5月，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代表当时的第三方面势力，参加了国共和谈。他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中国国内问题，而提出kmt政治上让步实行宪z、ccp军事上让步交出army的设想，未被双方接受。同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于是他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研究课题，从文化层次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一番清理，说是以便为中国今后的政治找到一条出路。

　　《中国文化要义》于 1949年6月写成，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以宗教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因理性早启而形成中国文化的早熟，是该书的两个理论支点。

　　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则是梁漱溟勾勒的政治蓝图。

　　梁漱溟把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生产关系划分社会形态的观点称为“楼梯观”，而他自己持“流派观”。他认为人类社会形态可以归纳为两大流派、三种类型。一派是西洋社会，一派是中国社会，西洋社会又有两种类型：以英美为代表的个人本位社会和以苏联为典范的社会本位社会。而中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最符合人的本性的理想社会。

　　所谓“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就是基于人与人的天然关系、由家庭推广而成的社会。“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这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姐妹。即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这种社会是以“情义”为基础的。“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只有职业分途的，“各人做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的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其化阶级为职业，不使经济上趋于兼并垄断”，“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这样的社会“注重伦理上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所以不需要法制和政权机构，只需用“乡约”来协调和规范。

　　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社会政治理论，包含着许多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例如把文化当做政治的根本，把政治变革归结为文化改造，否认中国阶级分化、阶级斗争的存在，反对暴力革命，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