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主义左翼否认帝国主义论的新动向

　　提要：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左翼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削弱甚至否定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对此作出回应，文章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出发，揭示了列宁特别强调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剥削边缘国家”这一帝国主义的本质，并对不发达国家反帝国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作了简要分析。随后，文章结合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对西方左翼提出的否认帝国主义的观点进行一一批判，以捍卫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关键词：左翼 帝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 列宁

　　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译者：李新雨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破产以来（在此期间，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站在各自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加入了帝国主义战争），左翼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从未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是当前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愈发深刻的一个标志。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削弱帝国主义理论，但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所有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能够准确地解释两次世界大战，还因为它为理解二战后的全球秩序提供了重要视角。此外，列宁的整个分析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新的历史发展状况下，通过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析等不同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始终保持了其基本统一性，为全球革命斗争提供了指导。

　　然而，如今在西方，那些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已经甚至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西方左翼与“全球南方”的革命者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分歧比20世纪任何时候都要大。这种分歧的历史根源在于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以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为核心的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相对衰弱，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全球南方”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崛起。在这种极端两极分化的背景下，许多左翼人士否认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经济剥削，最近甚至还出现了针对反帝国主义左翼的尖锐攻击。

　　当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下来自西方左翼的相互矛盾的论断。（1）一个国家无法剥削另一个国家；（2）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存在；（3）国家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剥削已经被彻底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所取代；（4）当今所有大国都是参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5）帝国主义国家主要可以依据民主—专制的程度来评判，因此并非所有帝国主义都是相同的；（6）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政策；（7）旨在保护人权的人道帝国主义是合理的；（8）“全球南方”的统治阶级不再是反帝国主义的，而是具有跨国主义或次帝国主义倾向；（9）“反帝国主义的左翼”支持道德上“善”的“全球南方”，反对道德上“恶”的“全球北方”，持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10）经济帝国主义如今已经被“逆转”，“全球东方/南方”正在剥削“全球西方/北方”；（11）列宁主要研究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中心和边缘帝国主义理论；等等。

　　为了理解这里涉及到的复杂的理论和历史问题，必须研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除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还要研究列宁在1916年至1920年间所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全部著作。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在20世纪是如何在列宁的分析和早期共产国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及这一理论在二战后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的。这将为批判当前众多左翼人士否认帝国主义的存在奠定基础。

　　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

　　总体理论

　　当前，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左翼普遍认为，列宁没有关注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或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相反，他的作品主要涉及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横向冲突。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教授威廉·I.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甚至坚持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剥削无关。

　　马克思十分鄙视那些无视“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人。同样，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主导趋势是“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后来，他还指出，“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极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列宁非常明确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剥削是指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地世界中的被压迫国家那里“榨取超额利润”。

　　尽管如此，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维克·齐贝尔（Vivek Chibber）仍然认为，列宁将经济帝国主义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个概念是“有缺陷的”，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经济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从帝国主义中受益的上层工人阶级（工人贵族）的观念也是“有缺陷的”，其理论的意义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领域。

　　导致上述这种对列宁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产生严重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方激进学者倾向于孤立地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而忽略了他写于1916—1920年期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其他文献。这些文献是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补充，直接聚焦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问题。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写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垄断积累的兴起取代了自由竞争，在相对较少的公司中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超额利润领域，这些公司逐渐主宰了经济走向。紧接着，列宁总结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极高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并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列宁的上述分析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分析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帝国主义将发展成为“超帝国主义”，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最强者的联盟”实现统一，这一论点被两次世界大战所否定。虽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一个集体性的帝国主义阵线，但这是美国全球霸权的结果。总体而言，考茨基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策”的观点远不如列宁将其视为一种“体系”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印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RUPE）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的重点在于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根源。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并没有探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影响。”为了理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有必要考察列宁的其他著作，主要是其在共产国际成立的背景下直接面对边缘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反帝斗争时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

　　列宁尤为关注不发达经济体遭受的剥削，这一直是他对帝国主义进行整体分析时所面对的首要历史矛盾。早在1916年，列宁就在其著作中提及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剥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他认为一些殖民地/附属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决，但“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经过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

　　列宁不仅认为垄断资本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通过这些手段获得超额利润，而且认为正如恩格斯所暗示的那样，这使得垄断资本能够“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工人阶级上层），这一主张被称为“工人贵族”论。列宁在1920年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写的序言中着重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正是这一点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以及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更为保守的本质。他写道：“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下到和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

　　列宁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了“地球上一小撮人”是如何赋予自己“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权”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甚至优先于阶级斗争，尽管二者在本质上仍然存在内在联系。“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应当“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他认为，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建立名义上拥有主权的国家来掩盖国际剥削的程度，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在“经济、金融和军事上”都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些观点，并得出结论：在目前被压迫国家不发达的条件下，“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这些“民族革命”斗争（尽管具有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特征）需要获得支持，但前提是这些斗争是“真正革命的”斗争。列宁坚决反对革命“必须不可避免地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而是认为，鉴于这些革命的反帝性质和复杂的阶级构成，并且有苏联的例子在前，可以想象它们能够发展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现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许多发展任务。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代表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提纲指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整个经济政策都是由其竭力保持和加强殖民地的依赖性、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并尽可能地阻碍殖民地独立发展的企图所决定的……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中榨取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被转移到国外，导致殖民地国家的财富外流。

　　最困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反帝国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列宁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实现通常与民族资产阶级有关的发展目标，但“民族革命”斗争的性质并不一定由民族资产阶级决定。毛泽东写于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则“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因此，“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二、依附、不平等交换、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和全球价值链

　　二战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发生了历史性演变，超越了列宁时代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毋庸置疑的霸权国家，并发动了冷战，致力于遏制苏联，同时镇压世界各地的革命。然而，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一场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革命性的去殖民化浪潮席卷了亚洲和非洲。

　　与亚洲和非洲相比，南美洲和中美洲由于在19世纪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的反殖民运动而建立了主权国家，因此殖民地相对较少。然而，拉美国家早已沦为英国和美国的经济附属国或新型殖民地。因此，该地区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美帝国主义强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依赖。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源于秘鲁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的著作。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反对美国干预尼加拉瓜的斗争则唤醒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后来，古巴革命在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反帝国主义思想的启发下于1959年取得胜利，并演变为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使拉丁美洲再次成为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前沿阵地，并与亚洲和非洲并驾齐驱。

　　由于二战后第三世界三大洲革命浪潮的发展，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得以深化和拓展，反映了诸多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本土情况，并始终强调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保罗·巴兰（Paul Baran）。巴兰在其著作中不仅展现了列宁、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帝国主义理论，还展现了苏联和印度的经济计划经验。他还将这些理论与二战后的新形势相结合。他认为，帝国主义“不可估量地扭曲”和阻碍了整个不发达世界的发展。巴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他认为，阻碍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抽走了剩余，然后将其侵占的剩余投资于本国经济，或投资于边缘国家，以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长期剥削。与恩格斯和列宁一样，巴兰也认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上层工人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由此形成了一个从垄断者餐桌上捡食残羹剩饭的“工人贵族”阶层，这一阶层与广大工人阶级格格不入。

　　继毛泽东之后，巴兰也坚持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买办阶级或大资产阶级直接与国际资本联系在一起，在本国社会中扮演着寄生性的角色。他写道：“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就减缓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他解释说，“虽然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在这方面，“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将其大部分经济剩余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输送到发达国家”。几乎在所有方面，依附性经济都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市场”的附属品。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此，巴兰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轨道”，成为“激励和启发世界所有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源泉。

　　在非洲，埃及裔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对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阿明的大部分分析一方面聚焦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自我中心型”经济，这种经济适应自身的内在逻辑并进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聚焦于边缘经济体的“脱节型”经济，其生产是根据帝国经济的需求来构建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边缘经济体的脱节性质使得从世界帝国主义秩序中进行革命性的“脱钩”成为唯一的选择。对阿明来说，脱钩并不是要与世界经济绝对分离或“自给自足式的退出”，相反，它意味着从围绕着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和受支配的边缘组织起来的世界劳动价值体系中脱钩，并过渡到一个更加“多中心”的世界。

　　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吉里·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的著作《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也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伊曼纽尔认为，在新殖民主义时代，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交换的关系。伊曼纽尔的著作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阿明指出，当“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工资差异大于生产率差异时，就存在不平等交换。他进而指出，在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下，价值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

　　1970年代，大部分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开始与世界体系理论相融合。世界体系理论将民族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克服了依附理论的某些局限性。因此世界体系成为主要的分析单位，它被分为中心区和边缘区（同时也存在半边缘区和外部区域）。然而，某些版本的世界体系理论，特别是在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著作中，与帝国主义理论出现了分歧——他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简单地归结为霸权的转移，这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

　　到了21世纪，对经济帝国主义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全球劳动力套利和全球价值链上。“全球北方”从“全球南方”榨取剩余价值的情况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这是因为国际剥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系统化：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中，并体现在从边缘到半边缘、再到中心地区的成品出口中。其结果是“超级剥削”理论日益凸显，即“全球南方”的被剥削程度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损害了“全球南方”工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就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而言，21世纪的焦点一直是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相关分析集中于美国自1991年以来在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支持下试图扭转这一局面的努力。其目标是通过更加“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建立以美国为首的、美国—欧洲国家—日本三足鼎立的全球单极势力。这种反革命态势最终导致了当前的“新冷战”。

　　尽管帝国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有了诸多发展，但真正凸显的不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而是“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剥削的实际加剧，以及后者对此的抵抗。正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现代资本主义及其他论文》（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抵抗的锋芒在20世纪从“全球北方”决定性地转向了“全球南方”。自1917年以来，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并且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些革命绝大多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的，并且都遭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动势力的镇压。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矛盾和阶级矛盾。

　　三、左翼对帝国主义的日益否认

　　完全或部分否认帝国主义的声音在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西方左翼中由来已久。然而，随着二战后西方左翼势力的复兴，特别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者采取了强烈的反帝立场，以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但随着1970年代初反越战运动的退潮，这种立场逐渐淡。

　　1973年，比尔·沃伦（Bill Warren）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进步力量。沃伦宣称，这一观点在后来被列宁错误地颠覆了。沃伦在此对马克思的解释与美国、印度和日本的理论家自1960年代起对马克思进行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观点相左，后者证明马克思自186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发展的阻碍。然而，认为马克思甚至列宁都持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驱”这一观点在左翼中却成为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假设。

　　这一分析的背后是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左翼拒绝接受以下结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提高对附属国工人的剥削率来剥削边缘国家，由此产生的巨大剩余的很大一部分被体系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占有。长期以来，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社会主义者违背列宁、巴兰和阿明等人的分析，认为“全球北方”较高的生产率抵消了南北方的工资差异，以至于“全球北方”的剥削程度实际上高于“全球南方”。但实证研究表明，即使考虑到生产率或技能水平（实际上由于使用的是跨国公司提供的相同技术，目前“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出口制造业的生产率或技能水平相当），“全球南方”的剥削率也要高得多，因为其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事实上，当前这种彻底否定帝国主义理论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面对日益增多的证据，有人试图通过放弃整个帝国主义问题来回避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过度剥削这一现实。

　　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对经济帝国主义的批判根源于他们拒绝接受恩格斯和列宁的“工人贵族”理论，认为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部分工人阶级从帝国主义中获益的整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然而，“工人贵族”的存在很难被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劳工上层（或其代表）一直在机会主义地反对美国大多数工人和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需要。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会领导层压倒性的白人特征以及其中鲜明的种族主义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府反动地支持帝国主义政策。

　　面对这些历史矛盾，阿瑞吉在《帝国主义几何学》（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一书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否认帝国主义。该书试图用“霸权”这一概念来取代帝国主义的整体概念，并将其简化为地缘政治的内容，回避了国际经济剥削的问题。在阿瑞吉看来，列宁时代的旧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当下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它们都在争夺霸权。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全球化浪潮来临以及美国积极推进单极秩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左翼更加公开地否认帝国主义。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在《帝国主义究竟怎么了》一文中指出，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形成了明显的断裂，这并非马克思主义内部广泛理论辩论的结果，相反，它可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极大强化和巩固”。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Empire）一书是西方左翼在帝国主义理论上退却的一个例证。该书于2000年出版，得到了《纽约时报》《时代》和《外交事务》等美国主流报刊的一致好评。哈特和奈格里采取了一种“扁平世界”的视角，认为旧有的等级制帝国主义如今已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平滑空间”所取代。他们宣称，“不再可能将大片地理区域划分为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帝国主义实际上通过干扰资本主义的扁平世界倾向给资本制造了一件紧身衣”。哈特和奈格里将他们以美国为蓝本的、既去中心化又去领土化的、基于全球宪法秩序的概念命名为“帝国”，以区别于帝国主义。

　　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一书提供了灵感。在这本书中，哈维通过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概念对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其命名为“剥夺性积累”。在这里，基于抢劫或掠夺的“积累”行为，而非经济过程内部的剥削，成为了“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剥削与垄断资本主义直接相关，而在哈维的分析里，剥削的这一作用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他幻想出“‘新’帝国主义”或重新推行“睦邻政策”，以此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办法。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也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与追求利润本身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2010年，哈维在其《资本之谜》（Enigma of Capital）一书中更进一步指出，“前所未有的转变”已经发生，“扭转了自18世纪以来财富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流向欧洲和北美的长期趋势。（这）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心”。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为他的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该报告预测世界将更加多极化。但是，尽管该报告预计到2025年亚洲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继续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但它并没有指出哈维所说的全球资本流动的“逆转”，更没有指出资本从“全球东方/南方”流向“全球西方/北方”的历史性逆转。

　　事实上，美国毫无疑问是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霸权中心，正与“全球南方”地区进行着长期斗争。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认为，关注这一点的观点是一种“拜物教”，最终会陷入矛盾的迷宫。这种认为反帝国主义政治应该被反霸权和反全球化政治所取代的观点本身就容易受到指责，即它将抽象的全球化奉为神物，而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

　　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西方左翼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最新否认已经扩展到对反帝国主义的左翼人士的批判，这与美国霸权衰落所带来的全球秩序的变化密切相关。继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持续崛起之后，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随后，特朗普政府发起了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拜登政府持续推进上述战略。美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利用美国的金融力量对那些被视为处于美国权力之外并违抗美国权力的国家实施大规模制裁。2022年升级的乌克兰危机更是加剧了这种态势。因此，各种左翼思想家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更加公开地放弃了传统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齐贝尔在2022年接受《雅各宾》（Jacobin）杂志采访时公然拒绝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所有基本观点，提出“应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此外，他还宣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有缺陷的”，因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垄断趋势”。在这里，齐贝尔对垄断资本概念本身的攻击暴露了他对近几十年来资本集中和集聚状况加剧的无知，这种加剧与接连不断的兼并浪潮有关，导致垄断力量持续增强、财富集中化。一旦摒弃了垄断资本的概念，齐贝尔也就摒弃了任何关于国际剥削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列宁的理论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主要涉及的是“国家间的竞争”，列宁的“工人贵族”概念“对‘全球北方’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分析没有任何意义”。

　　在齐贝尔看来，“反帝国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任何“在本国反对自己政府的军国主义和对其他国家的侵略的集体行动”。这构成了一个纯粹的民族政治定义，既脱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脱离了对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自身运动规律的任何直接反抗。齐贝尔总结道，总的来说，我们已经从“列宁主义的世界转变为考茨基式的世界”。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帝国主义仅仅是一种国家政策，它涵盖了处于体系中心的各个国家的联合，且从逻辑上讲，与世界剥削问题并无关联。

　　同样，罗宾逊在其2018年出版的《进入风暴》（Into the Tempest）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外部统治关系的经典形象现在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广泛扩张的结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他还在《“反帝国主义”左翼令人难以忍受的二元对立》等文章中试图用“由跨国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完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来取代帝国主义，并抨击任何关于“全球北方”剥削“全球南方”或“前第三世界”的概念，认为一个国家无法剥削另一个国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挑战。罗宾逊宣称，“帝国主义”仅指“资本的暴力向外扩张，以及由此涉及的所有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机制”。他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本质是“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对资本主义世界边缘国家的剥削。

　　同样，吉尔伯特·阿赫卡尔（Gilbert Achcar）于2021年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题为《如何避免愚蠢的反帝国主义》的文章，指责整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左翼都是“阵营主义”，即效忠于某一特定的阵营或集团，因为他们明确反对美国及其三巨头盟友针对“全球南方”的混合帝国主义。那些在原则上坚定地与周边国家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一切军事干预和经济制裁的社会主义者被指责为“为独裁者辩护”。与此同时，阿赫卡尔表示，如果干预的目的是在当地帮助所谓的进步运动，那么“进步的反帝国主义者”应该支持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为实现政权更迭而进行的军事干预。

　　如今，那些批评反对帝国主义的左翼的人将矛头指向阿明，认为与帝国主义的脱钩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是在一个不再由全球经济的帝国主义中心主导的、更加多中心的世界中。毫无疑问，当今世界正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北美全球研究协会（The Glob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秘书杰里·哈里斯（Jerry Harris）在接受采访时争辩说，当今完全全球化或由跨国资本家阶级统治的世界不可能走向多极化。这一观点与罗宾逊一致，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已无突破的可能，因为不再存在真正的帝国主义阵营划分，除了少数国家外，也几乎没有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所以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在此，左翼跨国资本理论家的分析未能理解：无论资本如何全球化，它都无法构成一个全球国家。因此，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资产阶级或跨国资本主义国家。

　　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西方左翼人士的另一个理论特点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简化应用，仅仅将其视为大国之间横向的帝国主义冲突模式。在这里，中国和俄罗斯被描绘成同一阵营（尽管二者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构成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竞争。“全球南方”的中等水平国家或半边缘国家被描绘成“次帝国主义”国家。“次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巴西学者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在依附理论的背景下提出，但现在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使用。这一新的观点本着主要从横向而非纵向的角度看待帝国主义的思路，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扩展到半边缘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使其被归类为帝国主义或次帝国主义国家。

　　如今，国际帝国主义将中国视为与美国同样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和中国的发展道路。然而，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西方左翼人士试图将中国视为帝国主义的依据无非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输出的不断扩大、（面对美国军事基地及其联盟的包围）加强自身地区安全的措施，以及其对美国和西方主导下的帝国秩序的质疑。然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寻求加入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秩序，也不是要以一种所谓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取而代之，而是致力于促进各国自决，同时反对集团地缘政治和军事干预。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和平的主要建议。中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没有进行过任何海外军事干预，除了保卫自己的疆土外，没有参与过任何战争。

　　中国并没有侵占美国产生的经济剩余，而且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全球南方”国家生产的商品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导致来自世界体系中心的跨国公司的毛利率不断扩大，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被出口到“全球北方”国家消费，而这些国家的商品最终销售价格是生产国商品出口价格的数倍。在国际超级剥削的环境中，中国凭借对世界市场的开放、强大的国有部门的杠杆作用、相对有计划的发展方式以及其他关键因素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其出口制造业部门所产生的大部分盈余被抽走，充实了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跨国公司的金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帝国主义大国，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着技术、金融和军事霸权（即使这种霸权正在迅速削弱），并持续依赖于从“全球南方”国家净榨取经济剩余。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历史上对101个国家进行过军事干预。自二战以来，美国在五大洲进行了数百次战争/军事行动。自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干预行动更是加速进行。如今，在“新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正在扩大其军事联盟，旨在确保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优势。美国在海外拥有多达902个军事基地。

　　2024年7月，美国《呼声》（The Call）杂志发表题为《“多极世界”：支持多重帝国主义的委婉说法》的文章，指责对中国和“全球南方”表示同情的反帝国主义者重复了第二国际的错误。在这里，历史被完全颠倒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与其各自的国家一起参与了瓜分世界的战争，尤其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和剥削，没有一个政党同情“全世界受苦的人”。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在德国组建的斯巴达克同盟反对一战并与不发达国家站在一起。追随列宁和卢森堡并不是要重蹈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覆辙。恰恰相反，站在帝国主义国家一边反对不发达国家才是犯下了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类似的反人类罪行。与“全球南方”国家站在一起并没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的中心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而非中心。

　　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放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恰恰相反。鉴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上层是工人贵族这一现实，我们有必要，从那些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最深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斗争。美国的反帝运动一直深深植根于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绝非偶然，这一点在20世纪初以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为代表，如今则以“黑人争取和平联盟”（Black Alliance for Peace）为代表。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一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任何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是反对种族资本主义的运动。

　　如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不仅在加剧世界剥削，还在通过全球性生态危机和日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热核战争将我们推向全球毁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思想家如果认为反帝国主义就是敌人，那就等同于支持帝国主义、野蛮主义和灭绝主义。正如马里亚特吉所说的，“我们是反帝国主义者，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是革命者，因为我们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