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掌握文化传承中的批判与吸收的辩证法

　　作为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一样，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规律不同。在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机器的政府、军队、法院等)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它随着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发生根本性变革；而观念上层建筑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一部分可能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改变，另一部分则并不立即消失或灭亡，它可能逐渐消亡，也可能经过改造创新，还要继续起作用。一定社会形态之下的观念上层建筑无论是渐变还是突变，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个对其进行批判与吸收的过程。经过扬弃，吸收其合理可用的部分，抛弃其过时的、腐朽的部分，从而达到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当前，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处理好批判与吸收的辩证关系。

　　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科学的、一贯的、稳定的，只是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根据当时主要矛盾的不同，对待传统文化的重点做法有所不同。简略地说，在革命时期，侧重对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方面进行批判和否定;在和平建设时期，侧重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进行吸收和借鉴。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注意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中腐朽和陈旧的东西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和态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的国家政权，这就包括推翻为旧国家机器服务的、在旧的国家系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旧意识形态。这个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批判其糟粕为主。五四运动期间及其之后的革命阶段，党的文化工作的主要方面就是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批判孔孟之道。只有掌握了辩证法的革命领导者，才能在批判为主的同时，注意吸收传统文化之中有用的和优秀的东西，为当前的斗争服务。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会的报告中赋予“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以崭新的内涵，运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全党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抗日战争年代，毛泽东还借“黔驴之技”寓言中的“驴子”比喻日本侵略者，用生机勃勃的“小老虎”比喻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精神。毛泽东就是运用这些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古典寓言故事，团结和鼓舞人民奋起斗争。可见革命战争期间党对待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单一批判、没有吸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文化工作方面，需要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建设和完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还不牢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及其分化、西化图谋还在，所以，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也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于腐朽文化内容的分析和批判。新中国是在批判和剔除腐朽文化的前提下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对一切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

　　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 在这里，所谓批判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加以分析、鉴别，要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封建主义文化，即使大体上是人民文化的内容，也要注意它自身带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这样的梳理和分析，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出可以借鉴和吸收的内容，抛弃无用或消极的糟粕，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无论环境发生多大的变化，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放弃对一切敌对思潮和错误思潮的批判。自1982年以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一直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条中。正如党的百年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这说明我们在吸收国内外思想文化领域的优秀成果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批判武器的运用。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凸显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回应了国内外各种敌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同时，坚持对一切腐朽文化及其思想内容进行批判。党的百年历史决议指出：“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必须进行坚决而持续的批判，才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思政课建设提出的要求那样，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思政课的任务是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性是其根本。同时，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不断斗争中开辟前进道路的。思政课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用好批判的武器，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旗帜鲜明进行剖析和批判”。

　　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成果为主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消极的一方面，也坚持不丢弃批判的武器。革命时期，重在批判腐朽的传统文化，这是革命的进步的必要举措。今天，不能因为我们处于和平建设时期，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就回过头去否定或指责过去对于腐朽文化进行革命批判的历史。比如，在五四运动时期，一部分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青年和其他先进分子投身于批判旧文化旧道德，这个主流是好的，但其中也有支流。例如，有人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这就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认识。他们没有看到：“汉文在发展全国文化、交流各地情况、增强全国统一等方面，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后来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总结了经验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人主张向当时提出废除汉字的人来一番讨伐和追究，那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

　　列宁曾提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5]。这是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要求，只有在其所处历史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才能正确地判断是非曲直。

　　五四运动时期，革命青年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在当时具有历史的必要性、革命性和合理性。因为，当时孔孟之道是清朝官方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旧的观念上层建筑，严重束缚了人民头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堕落为西方殖民地或殖民地附庸，首先就要坚定不移地打倒孔家店，解放人民的思想，这样才能推进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的文章，明确指出：“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作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的评论很准确地指出了五四运动时期批判孔子的必要性。

　　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是批判孔孟之道的先锋。他批判孔孟之道，代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先驱和方向。鲁迅在1918年4月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写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文字是对封建主义礼教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启发了进步的仁人志士的觉悟，是当时社会进步、救亡图存的需要。然而，如果今天有人指责鲁迅这样做是“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了”，就完全离开了分析问题的历史条件。我们今天强调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财富，决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上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腐朽部分的批判来一次“再批判”。鲁迅是正确的，他是民族之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做法有批判为主与吸收为主的不同，这是由革命与建设各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不同而决定的。对此，陈先达曾指出：“人类要发展就必须以每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为尺度重新审视传统，所以在历史变革的激烈时期，它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往往表现为反传统。例如中国的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态度，就是任何一种革命变革风暴来临时对待传统的规律性现象。……当革命胜利以后，掌握了政权的人民有条件有力量重新审视传统，以便确立自己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这不是对以往传统的全部肯定，不是对以往批判的批判。”

　　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过去在革命年代批判传统文化落后腐朽的一面，并不是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对于当时革命事业需要的东西，也是积极借鉴、吸收和利用的。我们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一切照搬照抄、“拿来主义”，更不是“复兴”古代的哪个学派，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以当时的时代任务需要为转移，或以批判为主、兼有吸收；或以吸收为主、兼有批判，其批判和吸收所涉及的内容也绝不是同一具体对象。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