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监控的革命

　　原编辑按：本文有某些方面有失偏颇，但有一定的启示和思考意义。不能否定老同志二十年如一日的真经宣传传承的努力，让年轻人在准确理解前人理论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正确的“新路”。

　　文/林望安

　　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革命者在所有国家都丧失自己位置的惨状，无产阶级被全球资本主义吊起来反复殴打的局面，如果仅仅是抱起经书继续复盘历史，沉入幻想，无限延迟对现实的反抗，掩盖自己的怯懦无能，对现实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方案，恐怕完全无法向群众交代。

　　列宁在《怎么办？》中作出那个时代的答案，并竭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现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占据知识—权力的占有者位置去输出他那套与实际需要天差地别，毫无洞见的观点，虽然承认自己相对于群众的无知，但其实摆出的全是“我懂但你们不懂”的姿态，在让人们失望的同时还让人们绝望，因为他给不出任何具体药方。

　　给出药方的前提是清楚地知道现有局势的病症，以及造成这种顽疾的资本主义体系机器维稳机制，尤其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测—镇压模式应当有一个系统性的考究，否则单凭对马列毛经典的复制粘贴，恐怕并不能改变什么。

　　本文便是对其探索的初步尝试。

　　一、威权资本主义通过多重手段肢解先锋队

　　现代激进左翼引用列宁主义阐明的原则组造自己的行动路线——先锋队＋暴力革命，但2000年至今，没有看到第二个成功的共产主义列宁式政党。原因不仅在于不肖徒辈自身的无能（当然这里绝不否认许多同志为此付出的赤忱努力），更在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零件设置对先锋队作用机制的肢解。

　　列宁式先锋队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并与工人阶级保持稳定联系且具备自我清洗能力的革命团体。它承认这样一件事，即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对教育、学校和军队的控制，在革命之前就希望革命意识广泛传播只是幻想。在国家机器系统的维系下，大量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无数底层身上被再生产出来，绝大多数人民在社会矛盾没有达到足以摧毁自身现存生活秩序之前，不会接受革命路线，并且往往还指责激进左翼。（在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途径在于事先率领少数觉悟分子在资产阶级国家陷入巨大的动荡与危机，再也无力维系自身统治之际攻陷国家机器的薄弱地带，从而掌握国家权力:不是通过大众走向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国家权力走向大众——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行动路线。

　　所以，我们会看到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只有2万名党员，仅占全国人口约0.1％，而当时俄国人口有1.8亿。然后在城市武装暴动中率先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继而推向农村，走向占全国人口90％以上不觉悟的多数群众，并广泛吸纳意识到资产阶级会埋葬自身生命的工人、士兵支持，扩张自身的力量。

　　执政后的先锋队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机器把共产主义从被压制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城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进一步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获取后者支持。

　　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在多数情况可以集中大量资源去攻击造反分子，将他们肢解。而在野的先锋队却没有掌握任何国家机器，所以他们总是需要长期在民间积累力量，并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给予资产阶级致命一击。

　　尽管列宁的政党在革命前长期以来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但在战争与经济危机的催化下，不少城市的士兵背叛统治阶级转向革命左翼。正确的路线带来从无到有的蜕变。

　　在长期的专制暴力压制中，列宁主义还继承了雅各宾党人的密谋传统，作为密谋团体的领袖，列宁知道许多保密技巧。

　　革命的时机往往在于那么一瞬间，如果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便再也无法回头，若是无法做好保密工作加上人数上的绝对劣势，他们便不可能成功。他们不会蠢到大摇大摆地去攻击资产阶级国家镇守的主要关卡——警察局、行政大厅、议会等权力中心。齐泽克曾指出记者库尔乔·马拉帕尔泰写的一本关于革命与政变的书籍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由于作者本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前来过苏联并与相关人士进行过交谈，获取资料，所以内容基本可信——列宁听从了托洛茨基的建议，优先攻占现代国家机器运行的九、十个重要的技术节点：铁路、邮局、电话站、电站、供水站等等，而托洛茨基说这只需要1000人，分成20个小组，并且每个小组都带上专业的战斗、技术人员。在革命数周之前，20个小组对这些技术节点的侦查由于人数稀少并不显眼，成群的布尔什维克在节点附近转来转去，克伦斯基政府却无法意识到自己遭到鹰眼般的信息捕捉，人们也只是觉得这群人可能脑子有问题，并未发现异常。于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一夜，所有关键节点均被布尔什维克瞬间控制，游戏结束。随后大家所熟知的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冲向冬宫，无非是喜剧式的收尾。被切断关键节点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如同待宰的鱼肉，沦为笑柄。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克伦斯基政府不知道革命将会发生，他们做好了一切应对革命的传统手段，把军队调来驻守议会等权力中心，但是他们料想不到布尔什维克会遁入人群以极不显眼的方式率先侦查并在一夜之间攻陷技术节点，拿下国家机器的薄弱地带，最后再杀向权力中心。齐泽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当下只要由严密的政治组织与高度专业化的单位攻陷数字网络，便可以夺取政权。因为当今的一切（食物、水、运输等）均由数字网络作为中介，切断了这个关键的技术节点，那么一切皆有可能。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严厉地垄断作为生产资料的网络，发展尖端的信息侦测技术的原因之一，如此，才能将所有潜在的危险通通及时灭除，完善自己的安全屏障，抵御住任何政治团体或技术单位的阶级攻击。

　　但齐泽克所指出的前提条件在当下（美国及其类似社会）无法实现。与其说是高度专业化与分工化的先锋队去占领数字网络，不如说在占领之前还未形成足够规模便被暴力机器发现并肢解，因而也并不严密。

　　我们可以总结，列宁主义路线的成功因素如下：

　　①全视之眼不存在

　　一群布尔什维克混入人群在各个技术节点附近转来转去，但资产阶级政府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清楚革命将要到来，却不知道怎么到来。晃来晃去的技术与战斗单位在统治阶级视域中只是脑子有问题，和普通人群并无多少区别，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由于信息获取能力的局限无法把各地发生的事件有机联系起来，在他们眼中无法窥见，这不到一千人并且分散到各个技术节点的小队居然意图颠覆国家政权。

　　②高超的密谋技巧

　　没有保密工作，便无法抓取革命时机一瞬间，还未战斗，便已经暴露全部战略意图，故而以上所说的20个小组其保密性或至少其迷惑性已经足以瞒过统治阶级，所以行动才获取成功。

　　③灌输论可以生效，因而先锋组织得以成建制的建立

　　革命意识灌输论只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才能生效，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脱离现实阶级斗争纯搞理论宣传的一切团体均无法与群众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稳固联系，脱离阶级斗争便无法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高度暴露于广大工人眼中，无法使之及时意识到资产阶级政府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的真面目，因而灌输也无甚效果。脱离了群众斗争实际的灌输论无法激活生产单位主体的高度的阶级意识，先锋队也因此陷入规模狭小难以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广泛吸纳新鲜血液的窘境，缺乏遍布于各个工厂和基层组织的成建制的先锋力量。

　　④拥有专业化的技术／战斗单位

　　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英，没有技术与知识，革命的一切免谈。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用下，特别是宣传工作处处受挫的背景中，专业化技术／战斗单位的组建并不容易，选择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共产主义战斗是多数高知技术分子的选择。

　　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十月革命便是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目前来说，作为以上五点能成立的第①点在大多情况下已经失效，先锋队还未形成便已被肢解，没有真正的先锋队，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哪怕资产阶级国家陷入危机，有多少次经济危机，左翼也难以抓住机会去夺取革命胜利。这并不是说，在危机的裂隙中无法爆发出来强大的群众自发性运动，而是指明先锋队的缺席显然无以将这种运动更加往前推进一步，使之上升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水平，比如，2024年孟加拉国虽然爆发了剧烈的反配额制群众斗争，但不存在一个可以将其导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政党，最后的结果便是军政府上台，收割了这场斗争中的运动成果。

　　二、现代侦测技术的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

　　在发达工业社会（以下指的都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反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许多节点均由数字网络中介，而网络又掌握在内部存在矛盾的（美国等）资产阶级手里。尽管一些时候，忙于内斗的统治阶级们无法一下子洞悉一些网络讯息的意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视之眼不存在。

　　列宁主义得以成为现实，在于它以秘密政党的形式长期在民间积累力量，将工人内部已经存在的自发性斗争通过身先士卒培养党的鼓动宣传手／干部在各个工厂建立组织联系并时刻准备为工人解放事业殉难的先锋成员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灌输内在于人民知识的理论极简话语，把自发斗争的工联主义意识通过灌输与斗争拔高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从经济斗争跃向政治斗争，最后上升为暴力革命，用严密的高战斗力的政党形式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秘密阶段的政党经由无数淹没在人民群众内部的成员的合法身份建立起非法联系。各个视域的承担者无法得知这些分散的信息联系的真实意图，没有办法将其有机联系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克伦斯基政府不明白布尔什维克在技术节点附近四处转悠背后真实的战略意图。

　　没有秘密性便没有列宁主义。而其“秘密性”依赖资本主义治理盲区，而数字监控正以超线性速度消灭所有盲区。

　　在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只要经过互联网中介的一切均可以有机联系起来，在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法国），国家机器出动打击的标准在于该国对于群众运动权利的实际法律规定，当运动被限制在一般的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时，暴力机器不会严厉镇压，欧洲国家的警察在旁观群众运动维持现场秩序的案例并不少见；而在一个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形式上赋予公民小三权但实际上将其剥夺得一干二净的威权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经由数字网络将信息有机联系起来的做法会被持续性地投入对激进团体的日常绞杀里，一些人暗喜自己尚未被发现，那只是因为在威权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看来，没有形成具有威胁性的组织规模，不必要浪费相关资源打击，一旦存在扩张的意图，并付诸行动，那很快就会下场制裁。各个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完全可以侦查到每个公民的聊天记录，根据各国法律的实际标准以及发展着的“危害程度”确定是否出击，在一个结社非法的威权国家，一旦实质性的政治文件一经发露于内网哪怕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也足以被侦测探明。（只要利维坦愿意）

　　其中涉及的技术原理如下：

　　①现代公民的信息交流主要以数字网络为中介，（美国等）各地左派进行政治联系之时，各个主要通讯软件均带有敏感词检测功能，能自动标记具有威胁性的话语，如果确证有组织扩张的政治目的，侦测系统会自动予以标识，并引入人工调查

　　②IP是下发的，IP上网做了任何事都能查到，哪怕把本地信息和云端信息全部清空往往也无济于事，除非彼此之间的一切交流都不使用互联网。

　　③用卫星电话，可以不上网，一般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会监听通话内容，那只是因为其中可能涉及的危险性话语还不足以成为实际，一旦其公民存在事实上的组织联系，产生了威胁，也就是线上侦测系统已经察觉到异常，便会引入人工进行调查，锁定左翼分子的IP

　　④尽管可以科学上网，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造成的IP记录客观存在，虽然一些诸如Telegram这样的通讯软件保密性较强，但在威权资本主义国家，相关暴力机器可以线下“真实”其聊天记录以及调查该公民的社会关系

　　⑤当代无论是去机场还是去动车站，在各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几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求公民携带本国公民身份证，其出行信息加上手机的自动定位（比如，2020年白俄罗斯抗议者通过Telegram加密频道虽然短暂突破监控，却因手机基站三角定位暴露了核心成员信息），赶赴某个线下集会的行程均可被侦测到，视实际需要决定是否一网打尽。

　　⑥不否认各个视域的承担者是由不同部门分工，但是一旦一些左派产生了威胁，资产阶级政府便会将分散的信息进行有机联系，调查其行动意图。

　　⑦除非既不使用数字网络，也不使用卫星电话。而在现代社会，如此恐怕只会再度沦为没有战斗力的原子化个体，因为彼此之间没办法进行高效的政治联系。（目前很少看到有人去探讨端对端加密的通讯软件以及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在“越南”左翼运动中的应用潜能，以及它们各自存在的局限，希望有相关技术科普文章的出现）

　　⑧不凭借一切技术手段，只能是在当地极小的范围内建立没有的读书社团以线下联系，（美国等）统治阶级之所以不出手打击，那只是因为其不存在任何威胁，作为脱离工人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舒适区，没有任何攻击的必要。因为这些人完全无法与工农群众产生紧密联系，而当这群人愿意介入线下的阶级斗争之时，便是读书小组社团瓦解之日。（无数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加密通信（如Signal、Session）和区块链技术支持的去中心化社交平台（如Mastodon）为组织联系提供了一种有限隐蔽性。例如，2020年白俄罗斯抗议者通过Telegram的加密频道协调行动，短暂突破了国家监控。但此类技术依赖高度自律的成员保密意识，且仍可能因物理监控（如手机基站定位）暴露行踪——技术反制仅是权宜之计，无法替代系统性革命策略。正如“棱镜门”泄密者斯诺登警告的那般：“没有技术能绝对对抗国家监控，革命者必须接受技术失效的常态”——端到端加密无法防御物理入侵（如以色列警方通过植入间谍软件破解加密手机）；区块链的透明性反而可能暴露资金流向（如FBI通过比特币链上数据追查暗网交易）。

　　更残酷的教训来自ISIS：2015-2017年其通过Telegram加密频道“电子哈里发国”高效招募成员，一度让美欧情报机构束手无策。但五眼联盟通过反向渗透其程序员小组，在Telegram协议中植入零日漏洞，最终锁定全球2.7万个关联账户一网打尽。这证明两点：第一，任何技术平台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秩序的一部分，其“抗审查性”随时可被国家暴力撤销；第二，依赖固定通信架构（频道订阅制）必将暴露拓扑关系——革命组织必须有“消灭自身数字足迹”的自觉，而非沉溺于工具迷信。

　　所以，就目前来说，全视之眼保持着强大存在，它根据斗争者是否产生实际性的威胁以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量罪标准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打击，作为可以调动一切信息交流进行有机联系的高技术侦测系统，如今，一些国家的网购软件已经掌握了手机横屏竖屏感知器对声波的振动，提取用户说话的关键词，那么大量用户的数据信息尽管庞大，但经过聚类、提取、识别，对可疑群体持续性高压侦测，就算偶尔漏掉个人，也可以由其他未漏掉的个人撬动整个团体之间的联系。而部分手机软件通过窃听用户平时的说话信息，给用户推送相关的内容，足以说明多数情况下，线上的一切无限趋近于毫无秘密，线下的联系也因为监控的存在、重要交通节点的身份信息记录使得有威胁性的政治组织难以存在。在富有阻碍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面前建立任何具有列宁主义意义上的秘密政党，难如登天。但应当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可能短暂撕裂“全视之眼”的监控网络。例如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崩溃期间，示威者通过焚烧监控设备、切断光纤，使国家镇压机器陷入瘫痪。这提示：革命组织需建立“危机响应规划”，在银行挤兑、能源短缺等系统性故障窗口期，利用社会失序迅速激活预备方案，占领基础设施节点。左翼应当多思考现代革命的技术学问题。

　　不过，在资本主义统治危机爆发之前，一旦左派做出了符合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等）法律量罪标准的政治行为，现代侦测技术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便会准确到将其组织团体连根拔起，这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代信息社会高科技加持下的资产阶级专政并非开玩笑，哪怕左派将线上群聊切割成各个极为细小的小组，以减少暴露的可能性。可是，一旦产生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政机器便会调动各方资源，对各个视域的承担者部门接收的信息进行有机联系，打击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综上，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不可能在各个技术节点复刻布尔什维克侦测调查的行径，因为全视之眼不仅存在而且力度极强，它可以利用信息的聚合将分散的行动进行有机联系识破此战略意图。

　　那么先锋队未产生便已经肢解。也许在危机的裂隙中，能迅速形成真正有雷霆之力的革命组织，但很显然，现在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网络左翼灰心丧气，希望回到互联网进行合法宣传，但我们看到由于审核机制的存在，任何具有严重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威胁性宣传都会被自动过滤，在威权资本主义国家，希冀通过线上视频、文章宣传的方式只能吸引脱产群体和极少数量的工人，因为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与现实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相结合，灌输论便无法在广大生产单位的主体中发挥有效作用。这也就是一些生活在威权社会里的公民在看到某些群情激昂的红色视频时高喊口号，明天睡醒就马上忘记的原因，这是因为不依靠实践（而斗争实践被威权体制严厉禁止）作为中介，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都难以转化成现实的物质力量，所有个人或团体均无法在“实践”意义上维持下去，除非他不实践只读书，他们会衰亡于没有战斗的低士气氛围中，只有极少数活跃分子在一具空壳的团体内活动，狂热地cosplay，陷入官僚化躯体，当他们与工人不存在一切联系时，在统治阶级视域里只不过是个毫无消灭价值的犬儒主义小知识分子团体，而当他们与工人群众结合时，便会受到镇压机器的解除。而一个劳动极其疲惫的（美国等）工人下班后宁愿选择观看娱乐视频进行放松，而不是看一些脱离实际给不出现实药方的宣传视频慷慨激昂。

　　我们已经可以从全视之眼的存在推断出线上几乎一切密谋的失效，而如前文所述，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对教育、学校、军队的控制，革命前就希望革命意识的大规模传播只是幻想，由此，被资本主义手术刀切割成无数原子化碎片的个体要想让灌输论发挥作用扩大自己的队伍要么依靠被全视之眼监视之下的线上，因而往往很快被制裁崩溃解体；要么就依靠线下本地小作坊手工业式的学习小组（有战斗力的列宁主义组织反对手工业组织模式，要求高度专业化），由于没有与工人阶级进行稳定的联系，也没有参与阶级斗争，为工人服务，很快这支队伍便会因为各奔东西分崩离析或者士气低落（乃至官僚化），而一旦他们要一鼓作气，开展线下斗争实践，就连学习小组的合法存在也会被（威权资本主义国家）取缔。当他们大部分人愿意与无产者真正战斗在一起时，也会有小部分人由于运动威胁到作为学生的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前途利益，拿不到毕业证，便会马上叛卖工人。

　　工人不会相信这群从天而降并且还有退路的学生指导运动，这些人没资格自居为先锋队教育群众，除非他真的可以抛弃他的小资产阶级前途地位，做一名工运活动家，长期与工人并肩作战从而自身褪去了脱产者的身份，再也无力回到学校走向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前途（或者所谓白领工人命运），与最劳苦的无产阶级一样完全没有退路，才可能得到工人信任，否则什么读书社团在（美国…）群众看来均为假实践真怕死的庸俗小知识分子cosplay团体。一些案例，如2023年法国反养老金改革斗争事件，铁路工人自发组建“罢工委员会”，通过匿名Telegram群组分配任务、筹集资金，形成了去中心化的抗争网络。尽管最终被镇压，却已经表明：当群众在斗争中被迫突破法律限制时，可能自发创造新型组织形态——这要求左翼放弃“教育者”傲慢，转而充当斗争经验的“翻译者”与“联结者”。

　　由于从未对劳动者有任何现行秩序下可持续性的帮助，只会念经的一些左翼无法与工农群众建立初步信任，便自绝于人民。

　　三、灌输论难以生效

　　灌输论只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才能生效，工人阶级意识正是在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理论指导，而是后者传播内在于人民自身的知识经过共同斗争实践得以飞跃，将自发性拔高为自觉性，正如毛主义指出的那样，如果左翼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便一事无成。而一结合就会被制裁打击，所以相当一部分“越南”左派后退到网上去，而这样一来就阻碍了灌输论的生效机制，并且淹没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互联网信息里。而在一个工运非法的国家，成规模的阶级斗争难以发动，因而连最低的工联主义意识也难以普遍形成。

　　四、法律改良的暴击

　　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国家也不存在真正的列宁式政党。别看什么托派RCI高举列宁主义旗帜，你看一下他们的入党标准就知道了，一个人只要他口头认可共产主义事业并宣布愿意为之奋斗，他在三十分钟内就可以成为所谓革命共产党的成员。就连他们官方网站给它发个邮箱介绍一下自己就可以火线入党，这种可笑的入党标准只能缔造一群没有战斗力的街头艺术家，以街头政治和议会路线闻名。尽管毛派与之不同，美国真正革命性的毛派政党在麦卡锡主义的打击下成为社会公认的邪教，目前也只能是上街喊喊口号，与本地极右翼组织肢体互殴，没有形成与工人阶级的稳定联系，更没办法形成什么有组织的武装团体。该死的欧美帝国主义表面上结社自由其实一直充当反共急先锋，表面上允许这些共产主义团体线上宣传，其实让他们堕入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在政治多元化与事实上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中被解构得体无完肤，反而增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包容性。这些左派团体连列宁主义的秘密性都无法保持了，他们的行动几乎都是公开的，根本不用指望他们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

　　尽管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和菲律宾乃至土耳其的毛派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示范，但我们也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到他们这种秘密性得以存在建基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全视之眼可能并没有形成或不够发达，因而不是我重点所要讨论的对象。

　　我将目光锚定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那是因为它具有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百倍强化的典型特征，即它可以像拿着手术刀一边对工人与知识分子的结合进行无限切割，致使其瘫痪丧失战斗力，一边对于合法注册的左派政党如美国共产党在它不合法的时候予以残酷镇压，在它合法之后则予以CIA（中情局）渗透监视，而对于一些至今尚未合法化的毛派政党则是扶持本地极右翼组织配合警察予以暴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极少数国家，列宁主义路线均陷入极大困境。

　　如果战斗的唯物主义脱离了科学的帮助，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

　　既然列宁主义路线已经举步维艰，那么，没有贯彻列宁主义路线的欧洲激进分子又是如何行动以及陷入僵局？

　　休·柯林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法律》中曾指出：

　　“法律拒绝谴责作为整体的运动,并且坚持个人犯罪的证据,法律通过这种方式忽略或边缘化激进团体关于集体正义的主张,并且用植根于资产阶级社会个体意识形态的话语引导法律调查。申言之,选择性起诉和处罚削弱了工人阶级内部任何意义的共同性。在一个社会关系疏远的社会中,革命烈士很快变成被遗忘的牺牲者。因此发现,集体违法没有导致阶级团结,而是导向团体的解体。因而人们用法律规则来描述阶级冲突,并且法院将阶级冲突判为个体对法律的公然藐视。”

　　这可以解释为何欧洲的激进分子步履维艰，既然马克思主义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尽管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福利改良动机都值得怀疑，但是改善劳动条件的政策满足及其实践带来的结果——福利国家的形成，却给工人阶级带来短期的实在利益，并延缓了革命的阶级意识前进。

　　对于传统的法律阶级工具论者来说，资产阶级的法律系统作为极具压迫性的手段事实上应当予以推翻，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最初设想的那样，应当通过革命让工人掌握立法权，制定无产阶级的法律。但如今，在此基础上的群体行动却表现为且只能表现为对激进团体主要领导人的法律制裁，而不是将全部工人投入牢狱，“选择性起诉和处罚削弱了工人阶级内部任何意义的共同性”，那么在一个社会关系日益疏远的社会里，为群众牺牲的革命烈士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集体违法的行动不仅没有导致阶级团结去营救工人领袖，反而由于选择性打击下的利益分化导致激进团体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派别分别指导——

　　①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法律，列宁认为，如果存在系统性的违反刑法的情况，资产阶级国家将被迫彰显它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一面以应对工人阶级的挑战，撕下中立的面纱，无情地镇压工人群众，客观上促进阶级意识觉醒，因此应当最大限度地抵制法律，因为法律越完善，作为阶级压迫工具便会越强大，但上世纪60年代公民不服从运动被证明是失败的，集体违法不仅没有增强阶级团结，反而导致团体解体，更没有达到推翻资产阶级法律的目的；

　　②另一派则极力支持惠及工人阶级的立法，但也因此无限期推迟了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下由于福利国家保险机制的存在，工人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度过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又得以大量恢复，由此革命的日程就无从提起。无论是哪一派均陷入了困境，激进派的主张反而发展成与自身出发点的对立，而温和左派福利国家法律实践的建构则是进一步推迟革命的到来。

　　在激活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方面，列宁的灌输论在欧洲大大失效了。正如新成立的RCI(托派革命共产国际，总部英国伦敦)只能以率先吸收青年学生为策略，原因在于无论它选择哪派路线，都无法促进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大规模形成，而是陷入工联主义的泥潭，而如果不优先吸纳青年学生团体，就连灌输论执行的主体都没有，而一群火速入党的学生又怎么能够轻易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狭隘真正与工人阶级战斗在一起，克服以上两条路线的局限，去真正发挥出革命的阶级意识大规模诞生？他们无力完成这一任务，托派们总是无限内斗分裂，正如本赛德在《托洛茨基主义》中所说“一个无法提升到事件水平的小圈子，将过去悲剧在拙劣的戏剧中重复上演，其中渺小的盆景自认为扮演着曾经的角色。”

　　如今所谓的英国革命共产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又走上议会路线了，这表明他们无力完成阶级解放的任务，也许他们可以作出些许改良，但几乎不可能被选举执政，继续重走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老路。

　　在这样一个如许艰难的时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左派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旧路线已经死去，新路线还未诞生。巨大的困难面前，许多人唉声叹气，有意无意地认为历史已经终结，未来一定是赛博灭世的降临；也有人陷入盲目的乐观，说到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却给不出哪怕是大概的需要时间，更无法贡献有效的行动方案克服困境。

　　对于普遍的悲观，我只好借用葛兰西的话语——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

　　左派必须告别幻想，抛弃教条，从现在开始基于现实探索可行的方案。正如毛教员开辟了井冈山道路一般，革命方法的重构，在新时代列宁主义陷入困境之际，也将成为必然，不妨大胆地去想象基于毛主义基础之上，同时又超越它的数字霸权时代下的新型革命路径的可能性，在人民当中重新铸造起不同于传统路线的现实进路，而对于上述现实情况的有效认知，则是第一步。

　　对于数字霸权时代的革命者，重构路径需包含三重维度：①技术反制，开发抗监控工具......但需清醒认识：所有加密工具终将被破解，革命者对工具的利用客观上推动了监控技术的迭代升级。②（美国）基层渗透……③危机干预……

　　正如2019年智利地铁票价抗议演变为全国起义所证明：反抗的星火唯有与全球“技术公社”的燃料库相遇，才能熔断监控资本主义的电网。左派要学会如何对准裂缝挥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