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下而上还是“强制集体化”？一位加拿大人眼中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

　　导    语

　　《五星照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文月华与丈夫文幼章亲历中国变革的珍贵记录。本书第五章《耕者有其田》和第六章《黄土岭村》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195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如何彻底颠覆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让亿万农民首次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土改后的农民并未止步于个体经济，而是自发地走向互助合作与集体化道路。这种转变并非源于行政命令的强制推行，而是农民在实践中真切体会到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更高的产量、更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摆脱贫困与债务的自由。

　　在黄土岭村，作者记录下了这样生动的场景：农民们把自家的犁耙凑在一起，合伙买来了第一架钢犁；妇女们轮流照看孩子，让更多人能下地干活；丰收时节，互助组的粮食产量比单干时多了四分之一。农民们围坐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烈讨论生产计划，他们的选择源于切身利益与理性计算，而非外部的压力。互助组从最初的季节性合作逐步发展为长期生产合作社，人们甚至憧憬着机械化集体农场的未来。正如一位村民所言：“大家一起干比各扫门前雪，产量高，生活好。”

　　文月华的记录打破了西方对“强制集体化”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中国农民在解放后的自主性与创造力。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体化探索，不仅重塑了农村经济，更赋予农民前所未有的尊严与希望。土地改革仅是起点，而合作化道路则是农民通向社会主义的自觉选择。

　　作者 | 文月华

　　翻译 | 杨文、亦静、psq、Jaeger、龙眼、YW、阿菜

---

　　山乡巨变·竞赛，套色木刻，作者：李桦

　　作者简介

　　文月华（Endicott(Mrs.)Mary Austin）是中国人民的加拿大老朋友“文氏家族”的一位成员。1894年，文氏家族第一代人James Endicott携家带口来到中国，选择了“文”字作为他们的中文姓氏，并给自己取名为“文焕章”。文氏第二代人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t)1898年在四川乐山出生长大，之后在重庆工作期间与周恩来交往频繁，深受其影响，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文月华即是文幼章的妻子，她与文幼章志趣相投，并在1925年婚后，与丈夫一同赴华。此后几十年，他们夫妻二人在华夏大地上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甚至不惜付出代价。

　　1947年，文月华夫妇回到加拿大后，因为他们的左翼倾向，遭到了“反共”势力的打压。他们被媒体列为“头号敌人”，加拿大政府甚至威胁要以“叛国罪”起诉他们。但他们立场坚定，依然公开批评美国入侵朝鲜使用生化武器，并在1952年再次回到了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是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各个方面的进步，包括解放后妇女的生活。《五星照耀中国》即是文月华基于这次访华经历而写的500多页的长篇著作。

　　【编者注：以上两段内容参考《野天鹅的歌声：文氏家族的中国情》一文】

　　2025年2月7日-4月30日，文幼章、文月华夫妇的生平展览在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举办。据悉，所有展品将运往四川乐山，有望在2026年展出。（图片和展览信息由谢小庆老师提供）

　　第五章  耕者有其田

　　土改让“一无所有”成为历史

　　1949年革命以前，中国有世界上土地最少、人数最多的农民群体：三亿二千万人，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与苏联人口的总和。这个庞大的群体，占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几乎一无所有。但解放后，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几千年来，许多种田人一直被压迫，梦想拥有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仅在中国，在那些少数人拥有大部分土地、多数人被剥夺权力的国家，也是同样的境况。早在基督纪元之前，希伯来先知时代，人们便描绘了这样的世界愿景：“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而在1952年的中国，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也亲身了解了这一变革的过程。

　　读过赛珍珠小说《大地》的人会对中国农村地主阶级的堕落和残酷有所了解。农民几乎处于被地主半奴役的状态，而地主同时兼任税吏、放债人和地方法官，牢牢把控着农民的命运。

　　《大地》与作者赛珍珠 | 图片来源：人民政协网

　　这种情形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似乎别无他途。许多历史学家将中国的封建时期界定为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1年。在某一时期，中国曾有1773个小型封建诸侯，他们后来被一位强大的皇帝（秦始皇）镇压。这位皇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试图抹去以往的文化遗存[1]。我在此沿用现代中国学者的用法，用“封建主义”一词来描述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在某些方面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有所不同，但目前尚无更恰当的术语。因此，我将遵循惯例，用“封建主义”概括地主-佃农制度以及严格约束家庭与社会关系的伦理体系。中国的封建制度对妇女尤为残酷：她们被视为物品或财产，被分类、交易。她们先是归父亲所有，然后归丈夫所有，任其处置。

　　一、从农民起义到土地改革

　　在讲述我们参观的村子之前，或许先回顾一下中国农村的历史，这将帮助你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中天翻地覆的变化——土地改革。

　　对于地主们几个世纪以来强加给他们的封建枷锁，中国农民并没有逆来顺受。他们一次次地发动起义，结果却总是被镇压。从公元前209年起，历史上记载了数百次农民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历时十四年的全国性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斗争中约有1200万农民丧生，最终在1862年，满清皇帝在西方军队协助下将其镇压。

　　去年（1952年）三月，我在南京参观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花园。我看到茶楼下那被称为“石舫”的地方，洪秀全曾潜在水下躲避追捕。在老太平宫后面，蒋介石建造了一座高耸的现代建筑，后来被称为他的“白宫”。我在想，从1931年起，当日本人侵吞一个又一个北方省份，蒋氏夫妇在这古老花园里散步时，作何感想。农民领袖洪秀全的鬼魂是否会在他们漫步于青苔覆盖的“石舫”旁时出现，警告他们：只有农民脱离地主的统治，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与强盛。

　　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 图片来源：360百科

　　太平天国起义是西方军队第一次协助中国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类似的事件在1900年再次发生，即被称为义和团起义的激烈斗争。这一次，当农民起来反抗时，满族封建统治者试图逃避罪责，于是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外国列强，而这些外国列强确实正在榨取中国的财富。八国联军镇压了起义者，同时也削弱了腐败且岌岌可危的满清政权。

　　在义和团起义被镇压十年后，由基督徒医生孙中山领导的更加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外国列强殚精竭虑，在不直接使用武力干预的情况下，竭力阻挠，但中华民国还是于1911年建立了。新的中华民国承诺的伟大变革之一，就是“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在60年前的太平天国起义中便已提出。

　　孙中山未能亲眼看到这一承诺兑现。1925年他去世后，这一政策仍是国民党纲领之一，但掌权者以各种借口推迟“耕者有其田”承诺（即进行必要的土地改革）的实施。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声称，必须在打败军阀、统一中国之后才能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日本侵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推迟了土地改革，一直到日本侵略者被赶走。

　　与之相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意识到土地改革对于团结人民抵抗侵略者至关重要，他们在根据地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成为了他们赢得人民支持、抵抗日本侵略者及后来打败蒋介石的基础。共产党有句名言：“我们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如鱼得水。”

　　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农民分田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网

　　1947年我们从上海回到加拿大时，吉姆在加拿大各地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革命的情况。虽然过去有人认为中国革命是异想天开，但现在除了华盛顿顽固的中国游说团及类似势力外，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现实。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的重视，一些人误以为他们只是农业改革者。土地改革是他们获得人民支持的基础，因而也是他们胜利的根本原因。土地改革促进了生产力，这是新中国社会发展必要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将与社会主义并行一段时间，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的著作中将这第一步称为“新民主主义”，即由各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共同选举一个联合政府。通过这种方式，1949年成立了全国政府，作为普选之前的临时替代方案。

　　二、土改前后的阶级力量对比

　　仅了解中国农民斗争的背景是不够的，要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带来的彻底转变，就必须清楚他们过去所处的封建关系。由于加拿大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很多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在旧中国，勤劳和节俭不足以维系起码的温饱。

　　人口与土地占有（所有）规模对比情况 | 图片来源：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中国从未像印度那样存在种姓制度，但阶级差别极为悬殊，尤其在农村。男性靠什么谋生、是否有及有多少土地决定了他所处的阶级。女性没有任何权利，被默认与其父亲和丈夫属于同一阶级。男性由于天灾人祸，如干旱、久病或父母早亡，可能迅速滑入社会底层，但极少有人能通过努力爬升到更高的阶级。妇女们常说她们处于“社会最底层”。

　　我们参观不同村子时，当地人总是告诉我们各阶级户主及家庭成员的情况，以及土改前后他们的土地数量。统计数据依各地情况而不同。

　　湖南省南部洞庭湖流域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在这个地区，地主仅占人口的1.8%，却占有71%的耕地。在有些地区，中农人数相当多，有小块土地。但在全国范围，贫农和雇农始终占人口的大多数。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土改前中国的状况，请想象将100个家庭的户主按照他们的阶级和土地占有量排成几排。

　　土改前中国农村阶级与土地占有情况

　　图片来源：AI生成

　　第一排是四个地主，他们靠从农民那收租和放高利贷生活。地主并不种地，往往住在城里。他们不雇佣劳动力，而是要求穷苦佃农给他们无偿干杂活，比如抬轿、挑水、修房子、跑腿等等。作为租地的“特权”，这些劳动必须无偿提供。逢年过节，贫雇农还得给地主送鸡、鱼、乳猪等礼物。这四个地主占有约60%的土地。

　　紧随其后的是六个富农，他们有25%以上的收入来自出租土地和放债。与地主不同，富农自己务农，同时雇佣劳动力。平均来看，富农有10%的土地。

　　同在前排的还有十个中农，他们从出租土地获得的收入不足25%，少量雇工，大部分土地靠自己及家人耕种，或从他人处租种。他们也大概掌握10%的土地。

　　第二排是五十个贫农（占总人口的一半），他们几乎没有土地、农具或家畜，不仅要向富农租小块土地，还得给他们当雇工。这些贫农经常因租地押金而负债累累。土地押金通常相当于一年的收成价值外加15%月利息。租金通常占预计收成的50到80%。这一庞大而被压榨的人群拥有的土地不足20%。

　　最后一排是三十个雇农，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最贫困、受压迫最深的阶级，通常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

　　这是否能帮助你想象土地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的情况？

　　土地改革现场：农民拔除地主立下的界碑

　　图片来源：凤凰网

　　改革后，地主的家畜、农具、余粮和多余的房屋被没收，在农会组织下进行“统一、合理和公平的分配”，地主及其家庭成员通常每人能分得约两亩耕地。他们在城里的财产——被视为资本家投资——则未被没收。富农可以保留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的土地，也可以继续出租土地。但《土地改革法》规定：“如果富农出租的土地份额超过自己和雇农耕种的土地面积，多余的部分应予以征收。”中农的土地并没有被重新分配。他们仍可以小规模租地、雇佣劳动力；贫农和雇农阶级按照与地主相同的标准分配到土地。具体土地数量由农会根据本村情况决定。

　　因此，曾经属于贫农和雇农阶级、占农村人口80%的广大群众，在土改使他们摆脱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榨后，自然成为农村组织中最活跃的力量。

　　湖南省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书

　　图片来源：新湖南网

　　这些农民过去根本无法避免因地租、种子和肥料的押金和贷款而负债累累。他们称这种债为“铁债”，因为地主收取的高额利息让农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有句老话：“债就像雨天蓑衣，越穿越重。”

　　领土地证  上海大沽路三八三弄四〇号

　　华东书店印行 | 图片来源：搜狐网

　　如今，恐惧和焦虑的消除彻底改变了这些饱受压榨之苦的人们。生活不再是在黑暗中负重前行，而成了充满无限可能的事业。他们的心中洋溢着喜悦，感受到尊严。在学习识字和写字的过程中（由于采用拼音法，大大降低了学习难度），他们很快学会了承担村里的各类职务。

　　这些贫雇农有敏锐的眼睛和深刻的理解力，不会轻易被愚弄。他们曾在军队中、在保卫家乡的游击战里，为争取自由而奋斗。他们学会了自我组织，一起解决问题。同时，他们也得到了来自城市的朋友和顾问的帮助。稍后我会讲一个朋友的故事给你们听。

　　第六章  参观黄土岭村

　　土改后农民的新生活

　　“我们最想看的就是农民的生活变化。”在我们刚到时，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接待人员询问我们此行的愿望，我们这样回答。他们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满足了我们的请求，并对我们对农民的关切感到十分欣慰。

　　第二天，我们前往黄土岭村——一个距北京大概三十多公里的典型北方村子，全村有365户、约1500人。黄土岭村大约三年前实行了土地改革，如今已发展成一个组织良好的互助合作村。在那里，我们亲眼见证人们如何享受革命的成果。

　　京郊土改时农民丈量土地的情形 |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政府网《精彩图集：1950年：实现耕者有其田》

　　为了让群众能以中国传统礼节热情款待外国客人，这样的访问通常需要提前安排。我们一行人包括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及夫人（讲葡萄牙语），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及夫人（讲西班牙语），一位会法语的中国翻译负责与他们沟通，我的翻译负责英文交流，以及吉姆——他能用法语自如交流且中文流利。亚马多夫妇的英语比我的法语稍好一些，因此，我们在不断切换语言、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无需言语的共同纽带——都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也都渴望亲眼见证中国发生的变化。

　　我在想，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朋友，会如何看待这里的农村。比如，一个加拿大农民看到这些屋顶覆盖茅草或瓦片的泥屋，可能会觉得中国的农民并不富裕。但我们沿途看到的新农舍，比我们记忆中在解放以前的中国西部见过的农舍建得更好，窗户也更多。

　　1953年河北怀来农家院内，整理新摘的葡萄

　　图片来源：搜狐网《图话历史：年代百姓生活》

　　农家院落比以前更整洁，向我们挥手的孩子们衣着干净，脸色红润。这里的农田规模不大，也尚未实现机械化。我们注意到，几乎每块农田都有一口井和一头蒙着眼罩的小毛驴，不停地拉着辘轳。当然，若是随便一位游客来访，不加比较的话，这一切并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特别。他们可能会问：“这就是所谓的土地改革？土改到底改变了什么？”如果他们和我们一同来到黄土岭村，一定会找到答案。

　　当我们抵达乡道与公路交汇处时，已有上百人在路旁热烈欢迎我们。前排是一群眼睛明亮、笑容灿烂的孩子，手捧着粉红色的梅花。他们把花塞满我们的怀里，令我无比欣喜，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些美好的花枝。

　　一、丰盛的欢迎餐

　　按照当地的待客习俗，我们被邀请到村委会的办公室，那里早已备好他们用温室种植的茉莉花泡制的香茶。一小时的欢迎致辞后，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餐饭，所有食材都来自村里的农田。饭菜十分可口，尤其是大棚里种植的四季豆和其他蔬菜，味道鲜美。鸡肉和猪肉也都是本村自养的，做成了各种美味佳肴。桌上没有外地来的珍馐美味（这在中国的宴席上通常是主人的骄傲），但菜品的丰富程度足以证明，当中国农民能吃上自己种的食物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以媲美任何国家的农民。东道主告诉我们，在土地改革之前，北方的农民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主要是单调的小米粥，蔬菜极少，一年大约只能吃到三次肉。

　　陪我们就餐的是村里各个组织的负责人，比如来自村委会、供销合作社、互助组、妇联、青年协会等，还有村里八位教师中的一位。许多群众也围拢过来，想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在我们到访之前，他们已被告知我们都是“和平之友”，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通行的友好信号。当吉姆用中文代表我们致答谢辞时，人们十分高兴。

　　村委会主任首先发表了欢迎致辞，随后，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包括那位教师，也依次发言，讲述他们的组织如何为人民服务，并与土地改革前的生活做了比较。

　　这些农民在三年前大多还是文盲，不擅表达，而现在，他们能轻松自如地发言，尽管有时仍需稍作停顿，寻找恰当的措辞。他们有太多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我们，也迫切地想要表达。他们对过去四年的变化记得清清楚楚，还不断强调，是人民解放军让他们摆脱了世代的苦难，是那些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教会了他们如何彻底挣脱地主的剥削。从他们的讲述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曾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说，一旦欠了债，几乎不可能还清，除非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询问后得知，村里担任主要职务的人中，只有互助组组长是共产党员。老乡们告诉我们，政府派来的共产党员干部曾长期在这里工作，直到村里的组织架构稳定后才离开。今天如果要真实地描绘中国社会变革，无法回避共产党人在新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农民对他们的评价。

　　发言内容被随行翻译译成法语给亚马多夫妇和纪廉夫妇，我的翻译在我耳边低声翻译成英文，吉姆则专心做笔记，详细记录各种统计数字和信息。外面传来歌声，我有些难以集中注意力。那是村里的年轻人正等着为我们表演节目。我注意到纪廉先生用脚轻打着节拍，并忍不住不时向窗外张望。

　　二、互助组好在哪？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村主任对“互助组”的解释。他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个体经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一些比较先进的互助组已经发展成了生产合作社。他告诉我们，要改变农民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并非易事，但互助组绝不会使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耐心的示范和解释来推动。

　　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场景

　　图片来源：光厂视频素材

　　第一个互助组由五名原本无地的贫雇农组成。他们白手起家，铆足了劲想闯出一片天。

　　村主任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解放区，互助合作主要是为了节省人力和共享有限的农具。而现在的目标则是提高产量、改善大家的生活水平。最初只有几户尝试互助合作，但当其他人看到互助能提高收成之后，便纷纷加入现有互助组或自行组织新组。

　　互助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季节性的，旨在加快犁地、播种或收割的进度。我们在南京就听说过这类小组，也听说过“季节性托儿所”——由老年妇女照看幼儿，这样年轻的妈妈们能下地劳动。黄土岭村的人们告诉我们，1950年全国仅有约一百家这种托儿所，但到1951年已增加到一万多家。

　　另一种更先进的互助组是长期的生产合作社，主要为了集体购买个体农户无力负担的农具和牲畜。这些农具和牲口的使用顺序由民主讨论决定。互助组组长负责领取政府提供的优良种子，积极分子率先试种，原本持怀疑态度的邻居们看到丰收后也会纷纷效仿。加入互助组的农民每户产量平均比单干时高出约25%。

　　一位农民说：“我们已经发现，合伙买的钢犁替换木犁后，犁地更深，把以前翻不到的杂草根也挖出来了，收成也多了。大伙儿一起干活，男女都按组里定下的标准领工钱。我们把这叫‘工分’，每个人挣多少，看种的地是啥样，还得看挑水浇地的远近。这样大家都能多挣点。”

　　“现在干一样的活儿不用过去那么多人手了，”另一位农民接着说，“有些年轻人还能抽调去城里新开的工厂上班。对我们也是好事，他们能造更多犁具、耕机和水车。现在这些东西还不够用呢。”

　　“去年我们都添了两套新衣裳，今年我们希望能有三套——当然要种棉花的同志们加把劲儿多产点儿。想想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农民，以前衣服缝缝补补穿到补丁都挂不住，现在变化可太大了。”

　　一位老人家说：“互助组之前，我们几乎家家欠账。现在不光都还清了，还能盖上新房子呢。”

　　三、走访农户，一片新气象

　　当我们走到一片被夯得平整坚实、用作活动场地的空地时，人群仍然聚拢着。几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女孩和男孩都穿着蓝色棉布上衣和长裤），围成圈跳起了舞，周围站着看热闹的老人和孩子。

　　我们边看边鼓掌打拍子。突然有人拉起我们的手，大家开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场面愈发欢快。我试着邀请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妇女加入，但她们笑着摇头。

　　我们跳得气喘吁吁时，八个女孩搬出红色的鼓，伴着歌声表演了一场精彩的鼓舞。这让我想起四月时北京和平委员会送给我的临别礼物——两尊精美的象牙雕刻，上面刻着盛装少女在五彩斑斓的节日里击鼓起舞，这是新中国艺术的绝佳范例。

　　开始参观村子前，我请翻译帮忙找厕所。一位农家姑娘带我们穿过一排房屋，来到一间较结实的屋子。虽然条件简陋，但还算私密。而阿马多夫人和纪廉夫人则被领到玉米秆堆后更为简易的厕所。

　　我与那户人家门口的母子聊了几句，我的中文勉强能简单对话。正聊得愉快时，一位满脸皱纹、牙齿几乎掉光的老太太快步从里屋走出来。她笑容满面地伸出手，热情地与我握手，感慨自己粗糙皲裂的手与我的手的差别。握手在以前中国的农村并不常见。我努力想说些特别友好的话，看到旁边嬉戏的胖娃娃，便问道：“这是您的孙子孙女吗？”她咧嘴一笑：“不！我是这家做饭的。”

　　这种事在旧社会绝无可能。如今，一位帮佣工人不仅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其他人平等，也相信远道而来的外国客人会乐意与她握手。后来我知道，这户人家曾是地主，使得这一幕更具深意。

　　我问这家人是否参加了今天的欢迎活动，带路的姑娘笑了：“哦，没有，”她说，“他们还是不太合群，但他们家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跟我们交朋友了。”

　　这位姑娘自己也是解放后才有机会识字，现在学得很快。她今年十七岁，盼着不久后能进城当电车司机。她有位朋友已经去了，而且很喜欢这份工作。我问她是否加入了村里的组织，她回答加入了青年协会，还曾作为青年代表去北京开过一次会。

　　1958年9月，福建省福州市船民妇女在练习写字。解放前，福州市的水上居民中妇女100%都是文盲 | 图片来源：凤凰网《1950年代中国影像：农民分得土地》

　　我告诉她，我女儿1951年参加过在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看到我四个已长大的孩子的彩色照片，听说他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非常惊喜。

　　她说，“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想回到中国。”我们重新跟其他客人及“欢迎委员会”汇合，准备去村里转转。

　　黄土岭不是按街道布局的，而是很多泥屋的聚落。这些坐落在小块农田之间的房子的屋顶，有的是稻草盖的，有的是瓦片盖的。时值三月，田野裸露，一片枯黄。与我们记忆中西部早春的景象相比，显得有点荒凉。在重庆周边的温和气候下，即使在冬天，也总有绿油油的植物。

　　我们受邀去参观几户农家，我特别感激这样的礼遇。或许他们特地打扫过，这些农户家里显然比我刚偶然去过的地主旧宅整洁舒适很多。农民家里的物件崭新，大炕角落总是整齐叠放着色彩鲜艳的棉被，人们可以在烧暖的炕上坐着说话或睡觉。每家都有个坚固的柜子，上面放着个中国式的花瓶，有的屋里也有挂钟。每家桌子上都有手电筒和热水瓶，这是曾经一无所有的人们最珍视的两个物件。

　　因为在中国，人们不喝生水，而是把生水烧开灌在热水瓶里，这样当有客人来时，总有热茶或热水招待。手电筒也极为重要，因为村里还没通电，小菜油灯又不方便携带。

　　墙上贴着色彩鲜艳的爱国主题宣传画。一幅广受欢迎的画是毛泽东跟延安的农民聊天；另一幅画描绘了毛主席在北京的全国劳模大会上给一位劳动模范颁奖。这位劳模是一个年轻女工，她在一次工厂事故中机智勇敢，防止了一场爆炸的发生。她救了工厂，却失去了一只手。

　　陈永康互助组向全国农民挑战，1951年，

　　凌虚 徐京 作 | 图片来源：搜狐网

　　在黄土岭，我们还注意到一张宣传禁止原子弹的世界请愿书的漂亮海报。海报上一片乡村景象，人们争相签名，鸽子飞翔在金秋的田野上空。我告诉这家农户，在我们国家，有人挨家挨户收集签名。农民们问是不是每个人都签了，当我们回答说并没有，因为有人相信我们政府和媒体的宣传，说这不过是共产主义者的骗局，并非真正为了和平。他们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签和平请愿是个骗局？”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小孩跟我们说，“如果有孩子，谁不希望和平呢？你们的人没经历过炸弹落在房上的滋味，也不知道被日本兵抢走的妇女有多惨。”我们解释说，加拿大人也渴望和平，但有些人对如何实现和平感到迷茫，他们被告知必须制造越来越多的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和自由。

　　我们说，许多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对这些问题深感忧虑，这位年轻的父亲让我们转达对这些为和平而努力的人的感谢。然后他说他邻居的儿子去了朝鲜战场，互助组所有人都帮这对老夫妇干农活，还在春节时给他们送东西。他说报名参军的青年男女比需要的人多，但毛主席说了，必须有足够的人留在家里种地，好给志愿军战士和全国人民种更多粮食。

　　在中国，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注意到人们说起政府时，总是以毛主席代之，怀着极大的敬爱之情。他们正在学习他在延安窑洞里写的著作。他是革命的理论家，也是国家的领导人。

　　农民协会的主席（农会是在农村设立的第一个组织，以保障土地改革顺利进行）带我们参观了他过去在一户富农家做雇工时睡的大棚里的“床”，那时他无家可归，更不敢奢望结婚。现在他分到了地，也盖起了房子。他请我们去见见他的妻子和孩子，我们欣然前往。

　　他的妻子抱着胖乎乎的婴儿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孩子穿着传统的棉衣，外面套着一件鲜红碎花的小围兜，穿着开裆裤——这在中国很普遍，使得换尿布更方便；等婴儿再大点，也更容易教小孩子练习自己上厕所。

　　农会主席自豪地介绍他的家人，然后指给我们看门口一架崭新的钢犁，他在路上已经跟我们讲了，“毛主席借钱给我们互助组买的。”这是他的原话，因为这是农民们的真情实感。他邻居的院里养着互助组的耕牛。他的妻子带我们走进简朴的两间屋子，她的脸上闪着喜悦自豪的光芒，就像任何加拿大主妇介绍自己的新式厨房时一样。

　　土改完成农民生活好，1951年，哈琼文 ，

　　华美画片出版社出版 | 图片来源：搜狐网

　　我们来到一座砖砌的建筑，这是学校。那天是星期六，仍有一些老师和孩子迎接我们。这里从前是个有钱地主的住家，现在成为供三百名学生读书的学校。由于座位有限，孩子们不得不轮班上课。从前全村只有一名教师，三十名学生，都来自地主和富农家庭。其他孩子上不起学，要帮家里做活，勉强维持温饱。现在学校已有八名教师，晚上还有为成年人开设的扫盲班。高年级学生也教成人识字，因为每个人都迫切想要学会认字和写字。

　　四、农民议税：互助在旧社会行不通

　　我们回到村委会喝茶，准备驱车回城。村主任问我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通过吉姆翻译，问了有关税收的问题：“我们有时在西方读到，政府分给你们土地，但收税太多，导致你们现在和以前一样贫穷。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能否谈谈现在的税收跟过去相比如何？”

　　村主任解释说，土地改革最早在北方推行，那里一度税赋较重，因为新政府负担很重，要供养军队，解放全国。

　　“我们大多数人都理解这一点，”他说，“我们愿意等到可以卖更多粮食、少交税的那一天，因为我们也参加了解放我们村的斗争。我们白天是农民，夜里是游击队员。我们帮助运送人民军队，有时甚至背着疲惫的战士，帮他们追击敌人。”

　　供销合作社的主任接过话茬：“我们一直都习惯了重税，以前交那么多税，咱老百姓一点好处都得不到。先是地主要收我们一半甚至八成的收成当租子；没剩多少，还得拿出三成到六成给国民党政府，地方的、中央的都有。有时候粮食不够交税，他们就抢走我们的牲畜、家具……”他停顿了一下，眼里冒出怒火，咬紧嘴唇，“甚至连我们的老婆孩子都不放过。”

　　另一位坐在桌旁的农民插话：“收成最好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勉强过日子。那时我们老是吃不饱，孩子和老人饿死的情况太常见了。要是生了病，基本没啥指望，因为买不起药，也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家家都有人得肺结核死了。哎，哪怕你们在中国住过，认识不少城里人，也没法想象我们那时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时吉姆讲起他探访重庆附近村庄的教会时曾与当地农民有过接触。他说二十年前他和一位中国牧师帮农民组织了个互助会，农民可以互相帮助摆脱债务。大家都满怀热情，但这项工作最终被地主雇的地痞流氓以威胁和暴力破坏了。

　　众人纷纷点头，一位农民说：“在地主制度下，这种互助是行不通的，旧社会的政府也不管。”

　　村主任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他介绍了当前的税收情况。1950年的税收比1949年刚解放时降低了25%。1951年，农民的税赋平均约占收成的27%，以农作物缴纳，其中约五分之一是地方税。（1952年6月16日，地方税被废除，国家税率降至作物总产量的13%。这一政策变更由新华社发布。）

　　“军属家庭不用交税，”村主任补充说，“去朝鲜的志愿军家庭也不用交税。如果有特殊困难，像遭洪灾、旱灾、家有残疾或长期患病的人，税会被减免。在旧社会，闹饥荒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会从饥民那抢走最后一点粮食。有些甚至被贪污后转卖给美国救援机构。这些救援人员再把粮食送到饥民手里，但往往都太晚了。”

　　“现在的救济再也不是那样了，”妇女主任说，“我们不用靠外国人的施舍。宋庆龄组织全国人民开展救济工作。我们现在能互相帮助了。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了大水灾，全国人民都捐粮。公路和铁路很快修复，工人们一接到消息就把粮食往灾区送。长征老战士董必武同志帮助我们敬爱的宋庆龄组织筹粮，政府马上安排运送。董老发话了：‘不让一个人饿死！’我们在村里读到这句话时，深受鼓舞，宁愿自己少吃点儿，尽快把小米送往灾区。从那时起，我们再也不怕饥荒了。”

　　“你们一定要去看看淮河的防洪工作，”合作社主任建议，“就能真正了解我们国家的变化。现在不光是再也不会发生饥荒了，还开了新的水运航道，往全国各地运粮食更方便了。”

　　“贸易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好。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种出更多粮食。所以我们制定生产计划，一起努力，而不是各顾各。”

　　五、农民为何自发走向合作化？

　　“跟我们聊聊未来的计划吧，”我说，“互助组和合作社是迈向集体化农业的第一步吗？这里的农民怎么看？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农民被骗了，政府先分地给他们，但打算不久就收回。”

　　有人看起来困惑不解，另一些则面露难以置信的神色。我不禁担心是不是问得太唐突了。但互助组组长笑着说：“你们国家的朋友如果真这么想，那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晚上，尤其是冬天，花了多少时间讨论相关的事情——不仅是我们村的生产计划，还有毛主席对整个中国的规划。我们大声念他在延安写的著作，一起讨论。虽然他出身富农家庭，但他关心贫农的幸福，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还一起学习《共同纲领》和新法律，尤其是《土地改革法》，它是我们土改的指南。”

　　1950年学习土地改革法

　　图片来源：新浪网_河北经贸大学

　　“还有啊，我们农民现在不光在村里、县里有代表，在北京的政府里也有人替我们说话呢！我们也帮着制定些计划，一起研究怎么落实。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明白了：大家一起干比各扫门前雪，产量高，生活好。现在，华北一半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互助组了。”

　　“下一步，就是搞生产合作社。在我们黄土岭，大伙儿把牲口、农具、种子、肥料和劳动力集中起来，最后根据每个人投入多少来分收成。在别的地方，土地也一起共有了。这样就不用算每块地的好坏、产量多少、挑水远不远这些麻烦事儿了。大伙儿都说，这样产量更高，这才最重要，比这块地属于自己还重要。想想，以前一辈子交租欠债，跟现在的光景天差地别。”

　　有个客人问：“要是有农民思想转不过弯儿，跟不上大家怎么办？他能不能退出，回去种自己的地？”

　　“能啊。他可以随时退出互助组或合作社。可能拿不回原来那块地了，但会在集体大田边上给他一块质量差不多的地。没人强迫，哪怕以后搞集体农场也不会强迫。”

　　“你想啊，等大伙儿在互助组、合作社里干一阵子，就慢慢想着买更多东西啦——先是买自行车，再是买汽车，去城里方便。再把小块地合并成大块地，还得要拖拉机。自然就有人问了，‘下一步呢？我们还能怎么让产量再翻番？”

　　这时候老师插话说：“别忘了，还有不少孩子没学上呢。学校不够，老师也不够，有些孩子还得帮家里干农活。我们也想要个大礼堂。冬天演戏、唱歌、看电影。现在只能挤在学校里或坐在外面地上看。”

　　“对！”村主任笑着接过话茬，大家也笑着点头：“我们去县里开会，从互助组里选出代表去北京参加增产会议。他们带着满脑子的新主意回来。他们听说，东北那边的农民解放得比我们早，离大工厂近，比如沈阳那些地方。他们跟工厂工人接触多了，学了不少集体干活的办法。”

　　“我们这边的人开始聊东北的事了。1947年那阵，政府在北大荒办了集体农场。那些没地的农民，只要参加修水利，就能分到一块地。农民们盖了房子，用政府发的农具、牲口开荒。原本打算过几年，这些小农场归农民自己所有，附近还有个国家示范农场。结果大家干了一年，又搞了互助组实验，最后东北农民决定，干脆搞成真正的集体农场，土地继续归国家。”

　　“他们那儿已经通电了，住上了四间一套的房子。孩子妈们还能休息一阵，有笔补贴。有些妇女和男人去苏联考察，参观了那边的集体农庄，回来后赞不绝口，就像恩迪科特博士【编者注：即作者的丈夫文幼章】在乌兹别克斯坦看到的一样。他们拍了好多工人俱乐部的照片，看到家家户户有自行车和汽车，屋里还有电熨斗、电炉子。”

　　中苏党务国务工作人员代表团，代表们在土豆田里视察（1956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图片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公众号

　　“东北人口不像咱们这儿这么多，”青年协会主席插话说，“搞大农场容易些。现在那边已经能自己造拖拉机和大机器了。我们这儿的年轻人也急着想用新机器，就得把小块地合成大田。不用多久，全国到处都会有集体农场了。”

　　有客人问：“对了，黄土岭自从土地改革后，农户到底有多少地？”

　　“每户大小不一，”村委会主任说，“重新分配的时候，根据地的好坏，仔细考虑过。平均下来，每个人大概有两亩地。听着可能不多，但这是每个人都有两亩地。以前贫农一家人总共才三亩地不到。现在按照新法，家里每个人包括女人和孩子，都有权分两亩地。还有军、烈属有他们的份儿，包括牺牲了或者还在部队的亲人的。城里失业回来的，如果村里有多余的地，也能分一块。哦，对了，谁要是开荒，就能种那块地，不算在正常分的地里。”

　　这时候，虽然喝了不少茶提神，访客们还是有点儿头晕，因为忙着记笔记，还得消化这么多新知识。我们纷纷感谢村里人的盛情款待，也祝他们以后越来越好。临走前，村主任代表大家送行。他还向巴西、古巴、加拿大的农民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转达黄土岭人民的美好祝愿，因为我们代表着这些国家的朋友们。最后他说：

　　“你们看到了我们村，也知道了我们过去经历的困难。我们保证，一定会更快地提高生产。这里的农民很幸福，因为我们获得了解放。我们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未来，已经为将来建立集体农场打下了基础，到那时，别的村子的人也会来学习。我们每天睡得心安理得，没有人剥削别人。以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我们算丰衣足食了。世界和平万岁！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门口围着的人群也跟着高声欢呼，给我们让开了道。我们和村干部、还有一群围着的孩子、青年们握手告别。他们笑脸盈盈，高喊着：“再来呀！再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