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第十二章~第二十二章

　　第十二章、武装斗争化整为零后的新策略

　　第1节.火焰山部队转移到三站

　　第三站是武装斗争的后方，它是在木杆、乌洛、枋山、昔邦一带属高原丘陵地区。本书第一篇有关“西婆罗洲华人历史”中，已较详细地介绍了十八世纪,中国华人不远千里来到西婆罗洲开金矿的历史记载，十几个华人开金矿公司区域即是鹿邑和顺公司的范围，如林田公司、乌洛公司、大港公司等、鹿邑公司等，就是在三站的地盘内。这里曾有过和顺公司工人军与荷兰殖民统治者战斗的故事，深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九卅事件发生后砂拉越游击队最先在此建立“三站”联络站，以后此站由印尼西加印共工作者王明，统筹印共游击小分队以及联系指导沿海地区地下组织工作。

　　林平负责三站周边的木杆地区各村（徐人港、三巴雨历、高山背、木杆埠头及乌洛等村镇）的群众工作。永强和张瑞等在枋山窝禾领导那儿的群众工作。而昔邦方面的工作由海涛负责。

　　各村的男女青年自願地组织民兵团，在“民兵营”中进行军事训练，政治辅导及医务训练，人数达三、四十人。决心参加武装斗争的青年一部分调往火焰山基地，

　　因贝辉带兵 袭击群众营，一千多名群众男女老幼，被敌军押往木杆镇，然后用小汽船分批押下文岛宜。再送往山口洋“巴士兰”集中营，而其余的妇孺老幼则被集中到山口洋难民，结束了群众的逃兵生活。

　　对于作恶多端的军方走狗，组织上决定给予应有的惩罚。胡文忠在山口洋市街上公开被刺杀身亡。贝辉从邦戛逃往假狮，一天夜里正当他在民众家聚赌之际，被当地组织上的负责同志枪杀。还有其他各地区也同样进行了类似的行动。此次除奸行动令民众大为振奋。

　　边区武装斗争暂时失败了，火焰山部队分散转移到三站，暂时保存力量。在敌我强弱悬殊、失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情况下，苏哈多军大规模围剿，使武装部队陷入被动地位，无法进行游击战争，于是部队领导梭菲安决定退回白区再搞群众工作，重新打好群众基础是基本目标。全部火焰山部队成员撤回第三站。

　　根据长远的政治斗争观点，分析其发动武装斗争的时间、地点、民族情况，第三站是不是有利于武装斗争基地的条件？

　　一、昔邦木干一带清一色是属华人区，被达雅族村庄紧紧包围着，一有风吹草动华人逃不了；

　　二、革命斗争没有与其他友族携手合作，没建立与其他族群的统战工作，没有群众基础。

　　三、1967年发动革命武装斗争是正当苏哈多篡夺政权后，他们狂妄地屠杀印共，反华最疯狂时期，华人成了代罪羔羊，发了疯的族群又受到反动军人反共反华的宣传，华人处在最下风，华人虽被迫拿起武器跟军人干，但友族却受到军人的挑拨离间向华族群众杀过来，这里三站的群众就站不稳了。

　　在军人子弹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都集中起来建立群众营，这样一来这里的华人群众已不能成为武装斗争的支柱 ，却成了武装斗争的负荷。不是革命群众帮助西加党组织解决人力物质的来源，相反的是西加党组织必须帮助群众解决吃的、住的、医治病痛 以及保护他们的生命危险。

　　军人配合达雅族不断围剿，从中又出现叛徒，群众全被集中赶出革命武装斗争区域，党需要革命群众铜墙铁壁的支持，在实践中党的路线违反了革命理论，鱼不能离开水，党不能离开革命群众。武装斗争的路线错误了，就使党失去了群众的支柱作用，结果失败了，从三站走出森林再投入白区工作。

　　第2节.  重整旗鼓

　　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当火焰山部队及其他部队残余战士，突破苏哈多中央军联合大规模围剿以后，全部残余的战士与干部化整为零转移到沿海白 区山口洋属厥兰坪，总领导人梭菲安决定召开第一次党干部工作会议。主要干部是树华、张瑞、林英、永强、展明、林平、海涛、老虎、东方红、老马等十多人 ，在陈武侠主持下学习辩证唯物法则和毛泽东选集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接着便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梭菲安也作自我批评，会上总结了六七年开展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上今后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

　　会议决定：

　　1. 因局势变化暂时停止武装斗争，部队化整为零。

　　2. 实行两项任务：

　　a.重新整顿党组织

　　b.成立A局、B局

　　3. 决定全面发展群众工作路线。

　　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西加武装部队成员转移到三站最后走出森林来到沿海区，他们脱下军装成为平民，落实到群众中去，和农村群众一起到田里种田，海里撒网打鱼，一起吃苦和群众打成一片。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

　　为了更好地展开群众工作，首先决定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西加新印尼共产党，以梭菲安 、陈武侠、王明为最高党领导小组，同时还第一次建立西加党领导的AB局，A局是坤甸、松伯港一带，B局是山口洋百富院一带。

　　以后又再重整，区委会属下有各村的负责同志，每个村中都有积极分子和 群众中的保垒户。村负责人在区委会的指导和协助下，在定期或必要的情况下召集建众小组痤谈会，讲政治、局势、党的方针路线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以对群众进 行政治教育。一些有条件的村单位还进行集体生产种农作物，以增加组织的经济收入。从这些活 动中锻炼群众的组织纪律性，提高政治思想，非常有效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力量。

　　有关西加党组织刊物《劳动报》，这份刊物原由陈武侠主编，但当他前往山区领导武装斗争之后，坤市的《劳动报》编辑工作由郭克、阿光和阿庆等人负责。郭克被捕后，便由阿光、阿慕、阿庆三人共同负责。不久后阿庆变成消极脱离革命队伍，老马从山市调来与阿慕一起负责《劳动报》之出版工作，直到一九六九年底在陈武侠直接领导下转移到砂坝港地区，老马及阿慕等也转移到砂坝港。阿云、阿志和阿德三人加入编辑出版工作，並把《劳动报》改名为《燎原》。另一份是党报《红旗》，党员必读，由梭菲安直接掌握，老马为执行编辑。

　　一九六九年中，沿海白区地下组织工作及群众工作全部由 陈武侠所掌控。梭菲安、陈武侠和王明三位最高领导层中间发生意见分歧，领导层出现了矛盾。三位领导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党的工作策略和方针上，特别是着重对内地达雅族群众工作，这是搞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因此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卡江上游内地落后农村，开展达雅族的群 众工作。

　　一九六九年五月，组织内掀起“批判学思”的运动。是因陈武侠以学思笔名在《燎原》刊物中论述组织工作的问题，陈武侠认为不必急于搞卡江达雅族工作，必须先打好华族群众基础。由于领导人内部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统一思想，明显地出现了陈武侠独个儿与梭菲安和王明的意见分歧。

　　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作，组织把梭菲安准备接到敌人鼻子底下的松伯港一间亚答屋住 ，一九六九年六月间的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交通员阿宝租用一辆军用吉普车到砂坝港接林平，警卫员学平坐在后座；林平和司机坐在前座，四个人全穿上绿色军衣，戴上军帽，每人各持冲锋枪以防万一。他们登上吉普车后，司机（交员）加大油门快速前进，一路上有许多军人和民防队员的岗哨，汽灯通亮如白昼，幸好一路上通畅无阻，当晚一点正抵达松柏港市郊。

　　在松伯港住了三个月又转移到远离米仓十多公里的森林处，此处位于勿里里河上游，没有公路山道可通，沿水路才能抵达该处，这就是以后被称为“愚公山”的据点。上下“愚 公山”或运送物质的工作都经过周密的伪装掩饰，一般人不易察觉。   “愚公山”这个据点，脱离敌人的监控，又不为外人所知的安全地带，神不知鬼不觉地让西加组织最高领导者和一批革命战士在那儿生活了数年。

　　第3节. 有关“愚公山”基点

　　在“愚公山”召开党 干部会议，在这儿开展滨委会属下的各区委会开展政治教育的学习班。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负责人和群众中湧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对党的重要文件 ──“自我批评”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从中提拔村干部、中级干部等，因不断开辟新农村党组织，于是干部的培养教育是党最为首要的问题。

　　一九七零年三、四月间，梭菲安和王明在“愚公山”主持了第二 次干部研讨会，学习印尼共产党的重要文件“自我批评”及其他革命理论，参加的人数有林平、林英、老马、张瑞、展明、永强、林醒、老虎、海涛。学习完毕后，召开了第二次干部工 作会议。参加的干部对一九六七年武装斗争至一九六九年党组织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总结对党组织今后的工作，制定了其战略性目标和具体的方针、策 略。并成立了新的党领导机构，即省委会，滨委会，卡委会。

　　第4节 “愚公山”会议的决定：

　　会议通过了以梭菲安为书记、王明和林平为委员的西加印共党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省委会属下的滨委会 以林平为书记，负责领导沿海地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卡委会以王明为书记，负责卡江上游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党的宣传及党刊物出版由老马负责，直属省委书记 梭菲安掌控 。大会制定并通过今后西加党的战略目标与策略 方针，其要旨如下：

　　1．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印尼共产党的“自我批评”为指导，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以及在偏远的卡江上游落后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2． 建立西加印共省委会，逐步在各地区建立党委会、党支部和党小组。

　　3． 加强各基层干部、工作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印尼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文件的学习和教育。

　　4． 把卡江上游内地落后农村的达雅族工作，作为党组织的重点工作，把主要的干部调派到落后农村与达雅族群众，实行“四一起”即冋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作为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

　　5． 巩固沿海地区的群众工作，调派干部进入沿海内地达雅族乡村和马来由族乡村开展工作。

　　6． 坚持白区的地下工作原则，避免公开暴露；建立严密的地下组织。

　　7． 以合法身份打入各合法社会团体，进行宣传鼓动并引导群众展开合法形式的斗争。

　　卡委会由王明负责领导，初步工作主要是调派干部打入卡江 上游一带，因此卡委会仍未有委员。一九七零年初，一批上层的领导干部开始顺利投入卡江上游各重要城镇，在那里以合法的身份、公开的职业立足下来，

　　第5节.滨委会最后改组：

　　滨委会历经几次改组，最后一次改组是西加沿海地区直至党组织，全面崩溃的最后一层滨委会，

　　书记：林平；

　　委员：陈武侠、哈山（爪哇族）、乌末尔、发青。

　　改组后的滨委会，具有以下特征：

　　1.  华族与爪哇族成份的相结合。

　　2.  老、中、青年的相结合。

　　3.  滨委会委员直接兼任区委书记。

　　第6 节. 五.二五政治行动

　　一九七二年在滨委会领导下，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行动──“五.二五政治行动”。这是七一年“锄奸行动”后的又一次政治行动。该行动由滨委会提议并获省委会认可的一次政治行动。为纪念五.二三印共党成立周年纪念日。这里所指的政治行动就是张贴反对苏哈多右派军人政权的传 单和标语。五月二十五日清晨六时，在同一时间内，西加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出现青红兰绿各色传单和标语，在政府机关、警署，甚至长沙坝军事训练所学校同一时间升起红色印共党旗。“五.二五政治行动”轰动了整个西加乃至于全印尼。

　　“五.二五政治行动”并非偶然或突发之事件。它是西加印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化之下产生的一项政治行动。党组织领导人是想通过此政治行动来激发群众乃至于党员、干部日渐低下的革命斗争情绪。

　　组织上决定进入落后农村的立足点，应该设在卡江下游处的一条出海支流北岸的大森林。这一地区位于昔加罗南面，那里已经有干部投入，待那儿的群众工作搞得差不多之时便能逐步向上转移。该地区东北边便是彬路，南面靠近西加与中加边界的“拉夜山”，属于西加最高的大山。按计划以后便 可以在此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

　　领导上急于转移到达雅族落后农村之山区，是因考虑到“七.二五政治行动”后的局势可能会紧张，担心在“愚公山”不安全，才急于转移。

　　省委书记和警卫队员转移到古务农场后，西加党组织派去谒见印共国外党代表团的陶青回来了。他顺利会见了党代 表团成员。早在一九七二年省委会决定派人去与国外党代表团建立联系。临行前，梭菲安在“愚公山”召见陶青，并把西加党组织自“九卅事件”后的一切活动讲 述给他听，要他转述给代表团。经过一番功夫终于顺利前往。在那儿停留两个多月后，经过对方深入调查后便获准见到了党代表团成员；经对方的 不断盘问审查后，陶青把西加省委书记所交代的事情转达给他。对方没有自我介绍，只要求陶青将其面孔特征告诉省委书记必会清楚会见者是谁；对方要求西加省委会调 派省委会成员前来面洽。

　　当时省委书记忙于召开省委会讨论当前局势发展和对策，对陶青传达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待后处理；陶青暂时被委派去椰加达，等候决定。

　　第7节. 省委会最后工作会议

　　省委会三人就有关当前的局势作全面深入的检讨。由于有些组织遭破坏， 一部份工作同志被逮捕；更加上以往组织活动方面过于暴露，预测将有更多的同志会遭到逮捕，党组织将遭彻底破坏。领导人已感到其危险性，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 以往组织上的一切活动。检讨从一九六五年“九卅事件”后直到目前为止组织上各项活动，以寻找对策加以全面整顿。此次省委会开会讨论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并对 十几项组织工作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最后决定将设法召集十位重要的干部开会讨论上述决议，并重新选出新的省委会来领导并执行会议之决议。省委会也决定了这十位重要干部之人选，其中包括陈武侠、老马、林英、哈山、乌末、张瑞、树华、老虎、永强、林醒 。但是两个月后时局发生变化，情况极为紧张，续之不断发生逮捕和变质之现象，省委会计划召开的重要干部会议无法付诸於行。（部分取自林平《西加风云之动荡》）

　　第十三章、挑战达雅族农村

　　第1节.落实达雅乡村

　　1970年在移公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新决定，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扩展到卡江上游，落实到达雅族乡村。革命的胜败取决于群众，但不能仅靠华族群众，能不能推动和搞好达雅族及其他族群，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我和几个朋友坐卡江的万隆船，经过几天几夜来到华族小市镇，我们以难民身份作掩护去做工，潜伏在华族群众中，先解决吃饭和立足问题。然后脱离约束，以开杂货店作掩护，几个同志住在一起，解决了身份问题。

　　我们和当地驻军的关系搞得好，以做生意的名义，到达雅族乡村搞群众工作。做生意只是一种工作形式，利用当地华人和达雅人的良好关系融入达雅族中，当时我们认识了一位华族，太太是达雅人，他的小孩都能讲客家话，他们在达雅地方也有个家，我经常跟他的孩子到达雅村庄以卖衣服，发夹、镀金项链等生意和达雅人生活在 一起，作为打好关系的桥梁，也给她们烫头发，我的烫发技术不大好，没学过，只凭勇气，用老式烫发，就是用火烧铁针热了才夹到头发上。

　　我们作买卖或烫发什么的都没用现钱交易，在内地乡村没学校，他们没读书，文化教育方面非常落后，因此当地人民不懂得钱的使用，甚至不知道钱是舍样子。只好和他们交换米谷，树胶，登加旺等当地产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要做群众工作又要养活自己。

　　我和这些达雅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种稻，休息之际，他们喜欢抓被火烧死的树干上的小昆虫吃，咬得滴滴答答好像挺好吃的样子，他们也要我抓来吃，我不得不抓来吃，活生生的昆虫放进嘴里怎么能咽得下？我偷偷地吐出来放它走。他们挺能看出在洞里有山蜘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山麻蜞（小螃蟹）这么大的蜘蛛，抓到后就烤来吃。黍粉树里的虫很肥胖，也都抓烤来吃，挺香甜的。

　　我到这甘榜后，经常住在甘榜头家，甘榜头有妈妈和一个太太，没兄弟姐妹，而他也没孩子，当时我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甘榜头已是三十多岁，因为我和他妈妈结拜姐妹，他非常尊重我，叫我阿妈。起初觉得好笑，但久了倒觉得亲切。我经常学习他们的达雅语言，他们每次开甘榜会议时，只要我在那儿他们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我倾听他们的讨论，最初完全听不懂，慢慢地能懂得些他们讨论内容。甘榜头或德盟公在开会前必须念一段好长又很顺口的开头语，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世代相传下来的文化。不容易念，但他们念得非常快非常顺耳。

　　他们不管在开始收割或喜宴、死祭、处理甘榜的事务、偷窃、打架，坐下来开会，开头都必须以此种念开头语的形式。他们没有进学校、没学习文化，他们根据世代相的风俗习惯相传下来，他们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他们出去好远的地方种植找食物，除了几家留下孩子，其他屋子都空无一人，就是在饥饿的季节，都很少听到有偷窃别人东西的事情发生。偏僻农村很少出现奸诈虚伪，老乡们也比较有友爱的精神。

　　我曾试开劈一座稻芭，我不曾当农民，当然我完全不知怎么种稻。他们帮我砍树烧山，帮我插洞播种，我们一起工作,我只给他们吃饭，不久他们又来帮我拔草，我也给他们吃饭，他们开稻芭，我也帮他们工作，他们也给我吃饭，我们互相帮助。一边工作我的朋友一边给我讲故事，讲了好多达雅族民间故事，其中一个坏姐姐陷害妹妹换丈夫、米老鼠的故事、为什么会有瀑布（我们要去这甘榜要经过一座山的瀑布）、仙人桌的故事（在一个乡村有石桌和石椅子，还有他们吃的杻栎（daun sere）盘、沙拉外的石臼等。对我来说这些故事和传说非常宝贵，但有些故事已忘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相对唱山歌(pantun)，一首山歌有时是讽刺性或开玩笑的，他们能很快地流利回答对歌，而且对得很好。我也觉得奇怪，他们没读书，但是能演讲得这么好，对山歌对得这么好，故事讲得这么好呢？甘榜里的事情也处理的有条不紊！这里他们信奉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我参加了他们的结婚礼仪，收成礼仪、送葬礼仪。

　　Pantun

　　达雅族乡村人民的山歌:

　　Kalau ada sumur diladang,

　　Bolehlah kita menumpang mandi.

　　Kalau masih ada umur yang panjang,

　　Bolehlah kita bertemu lagi?

　　如果在田里有井水，

　　我们可以借光洗个澡吗？

　　如果大家寿命还长，

　　我们还可以再相见吗？

　　Kalau ada jarum yang patah,

　　Janganlah engkau memakai lagi.

　　Kalau ada kata yang salah,

　　Jangan engkau simpan di hati.

　　如果有断了的针，

　　你千万别再用它。

　　如果有错了的话，

　　你别深藏在心上。

　　第2节.结婚礼仪

　　根据达雅族人的风俗，他们有早婚的风俗习惯，女孩子九岁、十岁他们一般上已经有婚约，一个十多岁至二三十岁的男子就已经向这些女孩子求婚，男方经常等女方长大，大概最重要的是杜阿酒(arak tuak)已经准备好了，女孩十三四岁就可以出嫁。有一次我跟一位刚12岁的小女孩烫发，这女孩非常漂亮，她告诉我收成季节她要结婚了。

　　他们的结婚典礼经常是在收成以后，上年如果收成好就已经先酿杜阿酒。有的因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没请酒席，只是简单的婚宴罢了。

　　有一天达雅甘榜头和德盟公及其他朋友邀我参加附近甘榜人结婚之宴，听说有杜阿酒我特别高兴，我经常听说杜阿酒好香，但还不曾尝试呢，这正是好机会。

　　我们用一艘小船，前面后面一个撑竹篙的，在河面上一撑船就向前行，两个多钟头来到婚宴的地点，我们上了船，就听见铜音声在丁丁当当地响，我们高兴地来到结彩的家，已经有人把我们引进屋去，接着坐在竹编成的地板上。

　　成群的人群围着一个一个的瓮，大约有十几个瓮，瓮里插着用稻管做的吸管，我先被邀请去跳朗岗舞，我跟着他们扭啊扭，手伸平直左右摇啊摇，自由自在的没有一点约束，要跳的就毫不犹疑地上前跟着Gamlang锣声在扭。扭了后就坐下来喝杜阿酒，我咬住了吸管然后慢慢地吮吸品赏，有点苦味也有诱人的香甜，吸上两三口后马上觉得天旋地转，喝醉了，倒下马上睡着了，他们叫醒我回家的时候，我摇摇欲坠、跌跌撞撞跑回船上。

　　第3节.送丧礼仪

　　我们来到一个乡村，听到很长的哭喊声，根据达雅朋友说，家里人去世了，哭的声音要放长而且要响亮，米谷多的也就是有钱的，可以留棺五、六天。这家她的孩子去世了，配着敲锣声Gamlang的乐器，好像哭得很伤心。

　　送葬的时候，一些人戴着牛鬼蛇神的面具，据说是鬼神来迎接阴魂回阴间，敲着锣跳着舞，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正出神地观看的时候，几个人走上前来，摸了我们的脸一把，当看对方的时候，才吓了一跳，整个脸成了黑脸，只看到黑白转动的眼睛。原来他们用黑锅底加椰油摸在观看的人脸上，我们用水洗不去，只好找肥皂擦，非常有趣。

　　第4节.收成偷稻仪式

　　我也种了一个山头的稻禾，因为气候不好，很久没下雨，稀稀疏疏地结了些稻穗，收成一定不好。当收成季节，整村的人轮流收割，轮到收割我的稻谷，虽然只收了几箩谷，但还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首先有一组人先到要收割人的稻田偷割稻，如收割我的稻山时我假装不知道他们已在采收我的稻山，就叫“偷稻”，割了一篮的稻谷由带队的来到我们的茅屋前，然后队长讲了一大堆听不懂的非常流利好像诗歌这么动听的达雅语，所谓前言，意思是我们偷了你的谷，对不起，现在还你，但愿你明年有更好的收成。

　　我们的饭菜煮熟了，偷谷的回来了，我们马上开饭，虽然菜很简单，鸡肉煮树薯叶，一样菜而已，但非常好吃。当我吃完饭，他们竟把他们盘中剩下的饭菜往我头上倒下来，我被淋得非常尴尬，我说你们怎么搞得，他们哈哈大笑，说这是风俗习惯，他们的意思是年年收成有余，我也笑着去洗澡。

　　第5节.我和达雅朋友同甘共苦

　　我曾和三四个朋友在达雅朋友的带领下，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一个落后达雅族农村，女人腰上只围着围裙，上身有的穿内衣有的没穿，光着两个奶。

　　在那儿我们也刚好碰到几个达雅族男人，以最原始的围着屁股下部的布(Pan jiau wat)，大方地扛着打死的山猪向我们走来，相隔还好远一种难闻的味道已经传来，当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猪已经生虫了，肥肥的虫在钻，他们说已打了两三天的山猪，特意让它生虫腌了，这样更好吃。

　　我们自己在外面煮树薯吃，他们也煮山猪吃，他们好客特意邀请我们，我们按照风俗在山猪的菜上用手点了一点，就是意味着我们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了。

　　我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一起上山种谷、收割、一起喝TUA酒、一起跳LANGGANG舞，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一起挨饿。我第一次看到挨饿的人民是那么痛苦的，他们从十月份已开始吃薯莨、野菜、竹笋、蘑菇充饥。

　　薯莨是一种薯状的果物，削了外皮以后，切成块然后用篮子装了放进流水中冲两、三天，才能拿起来晒干后锤碎做成饼来吃，不经过此过程将中毒甚至死亡。

　　我们好几天没吃饭只吃薯莨拌芭姑，我曾跟他们一起吃大蘑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蘑菇，像雨伞那么大，大约一米宽、一寸多厚。吃起来没味道，有点酥。如有饭吃当然不可能吃这种一点味道也没有，而且没半点营养的东西，只是为了塞饱肚子吧了，因为他们种的蜀黍都被山猪抢着吃完了。

　　在青黄不接的饥荒月，我目睹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两三个月粒米不进肚，我也目睹一位十一岁小女孩已经剩下一口气从她的乡村送下来，他们煮了一点米汤喂她，就这样救活了她。有一个乡村死的人最多，他们吃浸在水中的一种树的皮，最后很多得肚子疼死去。我达雅朋友的妈妈告诉我，过去有一次大饥荒，什么都没好吃了，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吗？他们吃树菇（树上生的蘑菇），连树菇都没有了的时候，树菇不消化，大便后再捡起来洗了再煮来吃。

　　达雅人种稻只能种高山丘林，因水量少太干燥以及季节的变化，都会造成收成失败。要渡过很长的青黄不接时期，直到二月份才收成，因为向放债主先欠账借米谷，收成时必须加倍还债。如果收成不好，刚收割后一两个月又得挨饿了。每年都饿死了不少人，尤其是小孩儿瘦得不成体形骨瘦如柴，夭折的更多。大概一月份出水果季节，他们便吃水果充饥，约二、三月份才开始收成。我亲眼看见一位达雅女人，孩子刚生下几天，因为母亲没乳水，又没牛奶或米浆水，结果用榴莲喂孩子吃，刚出世几天的孩子吃了榴莲哪能活？

　　我与达雅友族同胞共同的生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国家领导人应该更加关怀内地达雅族人民的生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应该让他们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关注他们的健康问题，孩子的识字教育问题等，达雅民族的进步就是印尼国家民族的富强！

　　第十四章、最后一次研讨会

　　1972年，农场的一个隐蔽地点，在警卫班的严密防卫下，召开了全西加滨海局和卡江局的干部研讨会，这是在西加革命遭破坏以前的最后一次干部研讨会，参加者达四十多位。会议前进行学习讨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各单位作报告并互相学习搞群众工作经验，最后集中研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上的决定：贴标语！

　　最初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时虽非常严谨，但有时也因地点暴露遭逮捕，在没有法律庇护下，不少被枪毙屠杀。当我们把斗争矛头转向西加最北部的森林搞武装斗争后，因政策上的错误，在武装斗争中无论砂拉越或印尼的革命者和群众，牺牲了无数优秀的好儿女、好干部！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武装斗争失败后，我们被调往最东部的卡江上游搞群众工作。亲身体会到内地革命工作的艰苦，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硕果得来何等不易，没经过这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没有这种深刻的体会，最后好不容易才保存下一些干部和革命种子，多么宝贵！

　　我是参加最后研讨会者之一，我倾听许多干部的发言，尤其是干部班班长雄民激烈鼓动性的演讲。他说：“为了让群众得到革命烈火的锻炼，使革命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壮大，贴标语是锻炼群众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以考验和激励革命群众和干部的斗争情绪。”

　　有位干部说：“到处贴标语，军人就会吓得疯狂了。”接着一个个上去发言，不外是热烈支持“贴标语”运动。我急了。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我经历过一个事件：九卅前我与一位同志曾被派出外地搞工作，她很热情而且忠心耿耿，她认为应利用合法时期，尽量发展和公开地搞。而我认为尽管合法时期组织问题也得保持一定的秘密，以防万一。真的，因为她工作地点搞得热火朝天太暴露了，九卅事件发生后她的组织全被摧毁，群众被逮捕，遭受极大的损失。根据这一经验教训，我想必须尽量阻止“贴标语”这一可怕的行动！

　　为了说服大家，我还向大家介绍我过去曾读过的一本中国革命时期的小说，故事情节与印尼革命类似，大意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几十个乡村的干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反抗，组织暴露了，结果遭受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大逮捕和屠杀。这时仅一个村的领导干部，平时领导群众在表面上服从日军的命令，日军叫修路他们修路，叫送粮就送粮，日军认为他们才是好样的，其实他们暗地里在进行抗日活动，结果仅这乡村保存了村干部，被日本追杀后剩余的其他村干部，都在这村保存了下来。

　　最后我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尽量保存力量，保护我们的干部！贴标语非常引人注目，政治触角非常灵敏，我们的革命工作各方面还未成熟，卡江一带民族工作刚开始取得一些成绩，这一行动可能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雄民作为研讨会班长，他不曾经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们认为搞革命非常轻松，他听了我与他相反的意见便问我，卡江一带要不要跟着“贴标语”行动，我说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我决不参加贴标语行动！我的发言马上受到一些干部激烈的抨击，尤其是雄民（贴标语行动后被捕成了大叛徒），批评我不积极支持组织政策，结果想站在我一边的同志都畏缩不前。

　　滨海局领导人林平认为： “五.二五政治行动并非偶然或突发之事件。它是西加印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化之下产生的一项政治行动。党组织无非是想通过此政治行动来激发群众乃至于党员、干部日渐低下的革命斗争情绪。”

　　会议结束了，各回各的岗位的时候，沿海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贴标语活动。事实证明，贴标语行动带来了不堪想象的后果。我们卡江一带民族工作虽没贴标语，但也被风暴席卷进去，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举棋不慎，全盘皆输！          

　　第十五章、一个受伤的心灵

　　每当我假期回坤之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探访过去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叙叙旧事，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

　　2008年我回坤之际听说阿美病了，我们几位老朋友，特意去看她。过去是非常瘦弱风吹都会倒的小女孩，现在胖多了，脸庞好像胖得特别不正常。晚上我们一起到文多罗家叙旧，谈谈过去，回忆旧事。阿美越谈越激动，痛苦的回忆像刀割一样心疼。1972年5月25日，当时她还很年轻，十多岁的小女孩，因为组织错误的决定，叫她去张贴标语。清晨街上还是静悄悄的时候，勇敢的她在张贴反对苏哈多的标语时被逮捕了。与她一起被捕的几个年轻女孩，都监禁在坤甸警局扣留所。

　　她说：“在扣留所他们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男的只穿短裤，受毒刑拷打和用电刑，两个拇指绑上电触，有的打得死去活来，再从楼上拖下楼。女的除了拷打以外，衣服全被脱光，烧下身，有的还被用瓶子塞进去。在两个乳头绑上电线通电，双手也被绑上电线通电，一阵抽搐，心脏好像要停止一般。把枪头夹住两手指之间，疼得死去活来。有一个女孩来月经，不给穿衣服，血在滴，还遭受残酷的毒刑，她气愤地乘军人不注意，便一把抓住打字机向自己头部砸下去，想自杀，被军人阻止。”军方把能用的刑具都在他们身上尝试了。有一个军警，曾经对人谈起他亲自参加过进行审讯的经过，讲得天花乱坠，叙述他们如何对待这些政治犯，好像干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这种残无人道的对待政治犯的做法，完全违反了人权！

　　军人能抽打他们的身，用尽各种刑具，但都不能让他们开口屈服！能活到现在非同小可。因为曾遭受电刑，所以阿美的心脏受了伤，非常衰弱，讲太多走太远都很累。她说不久前，因为心脏病发作差点送了命。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

　　第十六章、坤甸大监狱绝食记

　　1965年九卅事件犹如热带的暴风雨横扫整个千岛之国，右派军人发动恐怖行动，到处是腥风血雨，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老百姓遭到无妄之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流离失所、有的精神崩溃……新秩序的军人政权干下了滔天罪行。

　　1965年10月，西加军事掌权者大举逮捕异己份子。印共党员及属下组织成员首当其冲。一批批毫不知情的群众被投入坤甸大监狱。

　　第一批入狱的有工会领导范邦、拉斯摩； 青年团领导逹哈、沈平； 《赤道日报》和《首都日报》坤甸版记者苏纳约和杨国豪； 妇女会领导西莎和华蒂玛； 早市商贩财伯和张伯；咬呷、老港、蓬佛、大院、上侯、富都等地的印共支部领导。随后坤甸外围一批批的农民也相继鱼贯入狱。

　　西加华社人心惶惶，日夜忧心忡忡。军人时常夜出清乡，搜捕异己份子。深夜里军车隆隆，四出抓人，华社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杨国豪首当其冲被捕，他是黎明报副编辑也是坤甸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他说：坤甸大监狱分A、B、C、D、E和F六座监房，政治犯入狱后，原来监禁罪犯的D、E、F监房改为政治犯的拘留所。军事掌权者未经任何法律途径强行逮捕无辜者，事后才拿了一纸拘留书叫己被监禁的政治犯签署，以防受到法律上的指控。

　　狱中的政治犯遭受到非人的待遇。没有放风，不准交谈，家人不得求见，每天24小时狱吏严密看守。F座单人房塞进六人，E座四人房塞进八人，D座八人房塞进十余人。监房坐东朝西，中午时分才见到太阳。早餐是一小撮玉米饭和一小杯水，午餐和晚餐是一小勺米饭、一小杯黑糊糊的空心菜和一小片农民平时用作肥料快要发霉的kapetek咸鱼脯。入狱不到一个星期，政治犯都消瘦了。

　　虽然在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但大家的意志并没有消靡，透过窗口大家暗地里传播内线传来的信息，承受政治斗争的严竣考验。

　　1966年3月份，政治犯的伙食越来越坏。早餐只分一小块姆指 大的树薯，午餐和晚餐是一小勺连猫儿都吃不饱的米饭。更糟糕的是，米饭不时渗有尘土和沙粒，要进食还得用水冲洗。

　　恶劣的伙食给政治犯带来致命的疾病──营养贫乏水肿症。得病者手脚和面部浮肿，精神萎靡、懒于走动； 久而久之，患者腹部肿胀，一直拉肚子，身心极度疲困而呼出最后一口气。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接二连二的政治犯饿死了。

　　有一天，来自农村的沙雷伯饿死了。入殓之前，全体政治犯站在铁门前，向沙雷伯表示深切的哀悼。

　　当晚狱中领导阿未兄通过窗口传话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我们要过人的生活，我们不愿饿死，我们宁愿绝食而死，从明天起，大家一起绝食，向当局表示抗议!”

　　翌日，狱吏送来伙食时，大家都拒绝领取。狱吏们慌了手脚，经上司下令，即刻把伙食改善，把一盘盘香喷喷的大米饭送进监房。但政治犯都拒绝进食。一向霸气十足的军事掌权者也亲临监房规劝大家进食，并把阿末兄隔离，用尽威逼利诱的手段要政治犯就范。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绝食还在进行，有的狱友开始进入昏迷状态，媒体也已有所闻，当权者害怕激起公愤，只好答应阿末兄的要求：1.改善伙食，2.每天放风两次，3.准许家人接见，4.政治犯可以在狱中空地种植蔬菜。

　　经过这次绝食行动，提高了政治犯的觉悟和地位，狱吏们不敢再作威作福了。 绝食行动让政治犯的身心获益不浅。

　　第十七章、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设在坤甸Sungai Raya约六公里处的路旁，四周冷冷清清。集中营占地很大，前前后后围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荒地。走进铁丝门迎面是一座岗哨，由机动警察日夜看守。岗哨后面有座双层楼，下面是囚室，上楼是办事处。楼下不远处的中间有个池塘，两侧是囚房， A、B、C、D、E、F、G、H、I、J、K、L、M共有十三座，其中四座是散仓，能容30至50人。一个囚房有二十多个小房间，一个小房2 x 2.5米住三个人，小房大房都锁着，空气混浊就在房中轮流到小铁窗透透气。早上五点半和下午开门拿饭的时间才能去厕所大便、洗澡，不然大便小便被迫在牢房里边，没有放风时间。

　　A房是重要的政治犯守得最严密，王明、林平、Pak Kestan中校，监禁在A房， 1978年pak Kestan心脏病发作，在监狱去世，经他家属的抗议尸体才允许载出去。H房大多是前迪波尼哥罗军人，他们大都是苏加诺前总统的同情者。

　　政治犯中也有一部分他们是被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的，其中007流浪汉、阿兰、mariam、Kartini她们是路上等客的妓女。神经不大正常的 Kartini还被提上法庭，以印共罪名监禁十多年，苏哈多政府宁愿抓错一千，不愿放过一个而被投进监狱的。

　　集中营里烧饭做菜由难友当炊事员，诊所的医师则由政治犯Mandrung 担当。环境和条件虽比监狱好，但饭食却与监狱相同。一日三餐，早上发给每人一碗粥，拌上几条“狗鲠骨”（kapitek）咸鱼脯，中午或下午则发给每人一碗掺沙和小石头的饭、几条咸鱼和一碗煮得黑黑的空心菜汤。每人发配一个军用饭盘(Ompleng)，因为吃得少，营养缺乏，食物不卫生，加上水土不服，初来乍到时，有几个难友因饥饿腹肿不治而死去，凄惨场面令人心寒。狱方将难友尸体用草席包裹载到十一支柱（公里）华人公墓草草埋葬了事。

　　1973年，山口洋各地华人因反迫害、反暴政的年青人散发传单而被捕者众多，西加当局将他们分批地押解到坤甸集中营，至此难友的人数升至四百多人，难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山口洋、三发、邦戛、孟加映、华莪、松柏港、坤甸等地，还有来自山区被捕的游击队成员，难友们除了极小部分是印共党员或同情者外，大多是华人。监狱里白天必有人被调去楼上受审问。1971年代被捕的大部分是贴标语的，最初被捕的受的苦最多。为了逼口供，遭到木棍的毒打，甚至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遍体鳞伤，用电刑、用烟火烧、剃光头、在烈日下跑，被推进水池里浸。

　　起初在这里被监禁的难友只有60多人，被捕的越来越多，最后监禁人数达千名政治犯，包括砂拉越一些被俘虏的几十位游击队员，其中有张立华、新汉、姣娜、伊莎、小明等，后来他们因砂拉越领导人黄纪作与政府签订斯里阿曼和平条约，经砂拉越政府要求被送回砂拉越处理，并在砂拉越释放。

　　监狱里由于人多，水源不足，用水成了大问题。不久，狱长命令将池塘挖大，从那天起，每天喝了粥，大伙儿便下塘挖泥。干了一个多钟头，已感到精疲力尽，双脚陷入烂泥里难于自拔。挖塘劳役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挖好。厨房烧水做饭不是用自来水，而是用卡江流进来的沟渠里的水，沟渠上游则是机动警察的厕所。

　　狱方为了减轻伙食费的负担，便命令难友每天早上8时开始到铁丝网外开垦荒地种菜。当初到田里工作时，有的难友却乘这个机会采摘生果或抓鱼。有一次，在中午12点整队检查时，有个难友把鱼藏在衣衫里，被值班军人查获后当场拉出队伍，被打得鼻青脸肿，难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975 年，国际国内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印尼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尤其是木材业领域更是欣欣向荣，不少新兴的林业主需要大批砍伐工人，狱长看准了这个机会，串通了宪兵头目将难友分批地“卖”给林业主，从难友们身上榨取血汗钱。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狱方也对难友们渐渐开放，不但允许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并且还批准他们回家探亲，此时，集中营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偷拿玉米种和采摘生果从此不复重现，捕抓布袋蛇吃的事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此，难友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生活好转，健康也恢复如初。

　　老李说：某天晚上，他们从值勤军人那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有一个在山林伐木的难友被大树打死，当晚，其尸体用席子裹着载回散仓里，掀开席子一看，头脸和衣服满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善后，难友们分摊一些钱买了神香宝烛，在田埂上为死去的难友开了个小追悼会。祝他“一路好走！冤有头，债有主，作孽者必得恶报！”

　　事隔不久，道房集中营伐木的一个难友，在监护军人允许下，进入山林打猎，被受伤而伺机报复的狗熊抓破了脸庞，熊爪将他的鼻腔挖了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营房时，扑倒在地不省人事。伐木局和军人连忙将他带回坤甸军医救治。当时的医术落后，何况是在坤甸。医院试图用手术切其腿肉修补，然而以失败告终。只好用纱布盖住。隔三五天到医院去上药。就这样一直延续生命。听说，他在1978年，释放后不久因破伤风不治去世。

　　老李说：尽管生存条件逐渐改善，但失去人生自由则是人生一大悲哀。他说： “印尼政府不可能长久的监禁下去，船到岸头自然停。现在我们要努力锻炼身体，学好印尼文，将来走出去才能在社会立足。”

　　从那时起，各房便展开了学习印尼文的热潮，并且还建起了一座篮球场。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男女难友们集合在一起打篮球，每逢节假日还举行篮球比赛。乐此不疲。难友们的正当活动获得了狱长及值班军人的应许。通过这些活动，政治犯与监狱看守人员的感情亦渐渐地融合。从1976年至1978年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曾两次来探访集中营。当第二次来访时，正好来到老李的房，来者是一位自称是瑞士人，人长得高高瘦瘦，能操一口流利的华语语，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看到老李他们的床铺上空空洞洞而大多赤着脚时便问：“你们有否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被子和运动鞋？” “没有！”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铿锵有力的回答声震得他目瞪口呆。

　　有一个难友打趣说：“你们送来的物品正像一块大冰块，途中遇到烈日就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位笑容可掬的瑞士人听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后不久，雅加达就寄来了被子，但却没有鞋子，而且一床被子被切成两截，盖在胸前却遮不了腿。

　　《国际红十字会》数度来访好比天气预报，从中获得一个启示，即：“残冬将尽，春天还会远吗？” 最后在国际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干涉下，一些没经过审判的1965年后被捕监禁在监狱或集中营的政治犯，终于在1978和1979年间一共一千多名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了。1983年王明、郭克等被判十多年徒刑的也期满后释放。但陈武侠在出狱前夕不知何原因在监狱里去世，监狱的官员说心脏病发作，叫他家人来收尸把他埋葬了。

　　第十八章、山口洋政治犯集中营

　　1968年8月8日山口洋的巴士兰集中营，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山口洋监狱斗争事件，小平说：事件起因是1967、68年被逮捕的群众或武装人员被集中在山口洋军营，而在军营中也混进被扣留的民事犯。各房有房长，C房换新房长刚接位，由难友阿发担任C房房头。

　　早上大家有秩序地排队领饭，房长阿发在旁边维持秩序，民事犯名叫里果的不知阿发是新房头，看他不排队就推阿发，阿发还手推里果，马上几个民事犯围打阿发，阿发再大的本事一个人怎么也打不过几个民事犯，他的头被打出血了，当然政治犯难友们也不会袖手旁观，马上向民事犯发出进攻，民事犯件事不妙，他们赶快跑回自己的房自锁，政治犯也被赶回房里。

　　荷兰时期建造的监狱非常坚固，但愤怒的政治犯竟把房门推倒。监狱长马上要求军部派兵来集中营维持秩序，他们说政治犯造反。事件发生后民事犯就被调走，政治犯不再和民事犯混在一起了。

　　在那里集中了男女几百人，监狱里每人都有编号，如贝官明1968被捕后编为933号，成为正式犯人，狱中每天两顿饭，半饥饿。过去这里很严，吃不饱不卫生，每天都有几个人死。政治犯被监禁的时间有的较久了就较自由，他们在狱中可以种空心菜，早上采了后就在营前的店里卖。守得不那么严，要买东西向看守说声就行了，每星期两次让家人看望，送东西多大家开玩笑说榴莲掉得很大。集中营里开饭了大家就通知说领来路了，就准备拿盘领饭了。

　　每天下午看守带政治犯去尖山路边水沟洗澡，早上看着上百的难民们挑着柴到市上卖，下午又看着他们回家，要走几十里的路，他们很多是难友的亲人。集中营中大家闲着就会一堆堆坐着听讲故事、讲笑话，大家哈哈大笑，一时也忘了身在狱中。

　　第十九章、道房流放集中营

　　1974年 政府给政治犯一些有限的自由，但从中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一部分调去新党作了五年的砍树工后，又把他们二百人载去道房县，贝官明是其中一位，他从山口洋巴西兰监狱载往坤甸sungai raya监狱，从坤甸载去新党做树，又从新党再载往道房流放区，辗转几个监。贝官明说，下午三点离开坤甸，第三天船在道房县的沙古安小镇靠岸，经过一整夜在海上摇晃，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出海，都有感到头晕，呕吐，躺着没吃东西，上岸后走路也不平稳，第二天，从沙古安走了十多公里路，最后到达一个沼泽喃地通过一个小区加纳KANAL，在那里难友们造一座桥还建造了四间房子，每间五十人居住，这里有讲课教室，军人守夜房，看守人住房，值日军人参谋部，这里被称为工作训练中心，营房离海边三公里路，是道房通往沙古安必经之地，因此被流放的政治犯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

　　每天早上五点集合做早操，早上吃了饭就工作，做草场、除草，若几天没下雨，就会有一种红虱子，咬人廷疼，难友们每顿饭都吃不饱，所以有钱就自己买米，没钱只好把衣服当些米，最后军人允许他们去找吃的。当广场做好后，坤甸司令部人员来这儿举行开幕仪式，政府开始派农业、工业、园林、建设、渔业等技术人员来讲课，循化，学习班查西拉课、上宗教课，大家都喜欢争后面的座位，因为乐得后面睡大觉。两个月后，政府寄来了造房子的工具，他们开始造房子五人一间。随后坤甸又载来五十人，一共造了五十间房子。村里有什么热闹如演唱会、庆祝会、放电影等这里的政治犯都会走六七公里的路去凑热闹。

　　每天早上八点得点名报到，还叫一人上去读班查西拉，这政治集中营解散后，他们到难友的亲戚开的林场做散工，如修铁道、造铁道、做木桐等工作，但还不也允许到道房做买卖，他们在本地做糕饼业、晒油、打铁、裁缝、造船等等，很多人也开始耕种。

　　1979年得到释放但不准离开市区，只发给释放证。以后他们要求回山口洋，但每月都要报到，有时被集中训话，做了盖上OT的居民证。被监禁的人，不许出国，直到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才得到真正的自由。

　　第二十章、试探讨革命失败的几个问题

　　1965年西加共产党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后，高级干部已完全被苏哈多专政者一扫而光，创伤还未愈合，无法进行党的建设，组织工作只服从梭菲安的指示和决定。当统治者向印共党大扫荡时期，西加只保存下寥寥无几的民族干部，在发展群众问题上除了华族群众，完全不敢向其他族群进展。正当组织内部面对干部奇缺，还未产生巩固的领导核心之际，暂时的领导层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缺乏人民群众支持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中牺牲了不少优秀的忠心耿耿的干部，这是给西加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左倾幼稚病的急性病，至使武装斗争失败了，带着残兵败将退回白区。

　　1969年撤退到沿海白区以后，在百富院横平山的蕨兰坪（所谓蕨兰坪是因为这地带长了很多ketlam草），梭菲安召开第一次干部会议作了检讨，总结了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训，决定了当前任务，以群众路线为最基本政策，重新建党。1970年在米仓的愚公山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经过一年的群众工作已大有进展，培养的干部大大增加，会议结束后，大批干部被派往卡江上游搞其他族群的工作。

　　当时沿海一带群众，一般上对苏哈多反华排华政策感到不满，但是觉悟性还不高。滨海干部和群众工作者积极地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他们在华族乡村的每一家去串联，整个沿海区绝大部分乡村的华族群众可以说已经组织起来，已把各沿海乡村连成了一片红区，干部在这些区域活动都不成问题。

　　每个乡村都有本地和外地结合的村干部，他们领导群众，男女青年、小孩进行学习、教育、运动、开会、集体种稻、搞经济工作，向群众做个别或小组宣传教育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等，这些工作正在发展壮大。

　　卡江达雅乡村群众工作也正在开展，每个较大市镇和乡村都有一个稳扎稳打的地下站，群众工作者脚踏实地真正地和当地民族融成一体，串联当地族群尤其是达雅族人，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列，群众工作者在农村认真执行四一起的统战工作。

　　在此作者仅想探讨几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已经有相对广泛的群众组织，能在群众中立足，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因贴标语而一败涂地？我们试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一) 1972年东南亚各国如马来亚、泰国、砂拉越、菲律宾等国革命斗争正走向低潮和失败；中国国内正闹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形势影响了西加革命斗争的走向；外在因素对印尼西加革命运动产生不利影响，动摇了一些领导人和群众工作者的思想和革命信心。

　　(二) 领导人低估敌人的政治军事力量，造成失败的内在因素。苏哈多上台以后，便向他的政敌大刀阔斧砍尽杀绝，实行法西斯政策，成了军事独裁者，军人到处横行霸道，尤其是华人完全失去民主自由的权利，苏哈多强化军事力量，这是在进行政治行动前决不可低估的的重要因素。

　　(三) 从基层到高级干部甚至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觉悟不够高，干部们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大都是教师、学生或者小贩、商人，还有一部分农民和工人，他们因不满苏哈多的排华政策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而对革命认识不够深刻，对领导革命工作缺乏经验，在碰到困难和被捕的时候左右摇摆，动摇不定，经不起严峻的考验。

　　(四) 领导层对组织系统不严密，没根据严密的地下工作原则办事，即以无形组织单线联系法进行秘密的地下工作，却采用多线联系法，使军方从贴标语的行动中找到了革命弱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当军方下手的时候，非常轻易地把一连串的有关者全都投进监狱里。

　　(五) 处理干部工作做得不好，在武装斗争中牺牲了大批干部，以后在白区地下工作中也不少干部被逮捕。在提升干部方面，最高领导人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人，没彻底了解干部的思想实质，只看到表面的积极性，没认真研究被提升者的工作能力和对组织的认识，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都认为这是领导人梭菲安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最大的失策。

　　(六) 整个印度尼西亚政治形势非常不利于西加革命运动，因为只有西加省进行反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斗争，而邻居东加、南加、中加及其它岛屿如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巴布亚、马鲁姑等地方人民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只要有风吹草动，当然苏哈多可以集中调派大量军事力量，针对西加革命运动。贴标语行动一被发现，中央马上如临大敌，调派最有经验的特种部队、特务人员，进行大规模行动以摧毁革命力量。

　　(七) 1969年，蕨兰坪会议总结经验后，群众工作正稳步渐进，1972年5 月25日滨海局领导人林平及其委员提议由省委梭菲安同意，决定以政治斗争形式激发干部和群众的斗争热情，大规模发动从坤甸至山口洋一带、老港、海外等地进行统一的贴标语发传单运动，内容是反对苏哈多政权，还张贴了党的标志甚至升党旗。在平静的海岸兴风作浪，在还没成熟的政治斗争时机大大暴露自己，让军方省悟到反苏哈多政治组织原来还存在并再重组，还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地下活动。公开地到处贴标语，向军方显示了自己似乎非常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没估计到政府军拥有强大完备的军事力量，鸡蛋碰石头，因此造成贴标语的执行者、积极分子、地方干部被捕。贴标语运动是导致最后崩溃和失败的原因之一。

　　(八) 政治斗争是武装斗争的前提，因此必须先有武装斗争的准备，有了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经受考验的党组织、有了觉悟的群众、决定了有利于武装斗争地形的基地、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都准备好了，才谈得上政治斗争。发动政治斗争的目的就是要锻炼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才能在斗争中逐步把政治斗争推向武装斗争的平台。

　　领导层没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进行深入研究，落后农村工作刚刚起步，以上所提的条件还没具备，虽然已研究了基地的范围，但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条件还差得远，尤其是达雅群众还没组织发动起来，一旦白区发生事故，落后农村无法隐藏保护干部，更谈不上武装斗争。

　　滨海局发动政治斗争，展开贴标语运动，却无法阻挡和应付敌人的强大攻势，已经没可撤退的地方，背水一战只能进不可退，退就跳进海里了。

　　第一次是武装斗争的错误路线导致武装斗争的失败；第二次是政治斗争的错误路线，重蹈1967年武装斗争的覆辙，更导致全党的覆灭。

　　(九) 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领导核心不团结，意见分歧，没以革命利益为重，各   坚持自己的意见。正当革命处于垂危之际，根据林平说，他们最高领导层进行二 十多天的讨论会，都不能作出突破危机的决定，最后因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 各自跑了。

　　三位一体的西加最高领导核心，不能以最突出、最有眼见，最坚定正确、最能以 身作则并以团结为主的领导作风去完成历史使命。

　　(十) 最高领导人的革命信心不坚强，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的思想，没有彻底为革命的决心。他们被捕后，在面对军人的最后考验关头，没有坚决维护党的利益，上级最高领导层王明和林平，以右倾投降主义向军方投降了。全盘托出。

　　1972年，整个滨海区的组织被破坏了，接着追捕卡江一带的干部及有关者，全部领导人及干部相继落网。整个革命队伍瓦解了，被逮进山口洋军营、坤甸集中营以及道房集中营监禁。1974年1月13日西加革命首领梭菲安，在坤甸附近的瓜兰森林中，在重重包围下壮烈牺牲了。最后树倒猢狲散！虽然梭菲安已经倒下，但是最后还有在蔡兰花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五十多人的队员，还在昔邦山坚持，1977年蔡兰花因病去世，最后的两个人于1978年被捕入狱，反苏哈多革命力量全部结束，从1965年至1978年的革命过程共坚持了13年之久。

　　第二十一章、浅谈袭击西加华莪机场事件

　　人民战争胜利之本，首先必须深入发动、组织、武装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总是把革命战争的进行建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民军队必须有根据地，革命战争才有了根基，人民军队就能依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有了训练、休整和补充的基地，就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夺取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根据地是在长期游击战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在不断实践中证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中国人民的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可作为各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前车之鉴。

　　第1节. 715华莪机场战斗的历史责任

　　1967年5月，经过西加、北加两党最高领导人精密讨论的结果，在火焰山建立西北加联合的火焰山部队指挥部。7月15日华莪机场的战斗首次写进了历史的一页，在黑夜中非常顺利地进行着，一百多支枪支子弹全收入火焰山部队背囊中，点燃了西北加在历史上第一次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非常振奋人心。

　　从片面的武装斗争框架角度评价，715战斗激起华人向苏哈多政权斗争的激情，这一号角的吹响，让西加一些华人感到无比痛快，出了口受冤的气，压了苏哈多咄咄逼人的威风，显示出在苏哈多恐怖统治下，还有人敢站出来跟他作对的英雄人物形象，这是打响武装斗争的积极面。但是从整个革命斗争的角度评估，对往后的革命斗争是否起到推动、发展和坚持的作用？面对历史事实，作为历史见证者，就不能以感情用事，轻描淡写来作结论，必须敢以尊重现实，以历史研究者的态度严肃地进行分析这历史事件，从715战斗中所引起的若干问题向历史作交待。

　　火焰山部队是西加、北加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以反抗苏哈多反动政府而组织联合军事指挥部队，所以整个部队部署都是统一的，经过印共和北共领导人进行周密探讨，作出军事部署和最后决定，不可能是单方的行动，在合作的过程双方担负了重要的历史的使命。

　　715战斗一旦打响，意味着人民武装斗争马上向苏哈多政权正式宣布开战，既然武装斗争已经打响，则无其他选择，就必须坚持打下去。面对军事力量悬殊的强大敌人，无可置疑游击战争是残酷的持久战，不可能抢了武器就逃跑算了，必须认识到人民的对手是刚篡夺苏加诺政权的苏哈多，他宁可杀错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对付共产党的政策。面对这样强大凶恶的敌人，火焰山部队司令黄汉和西加省委书记梭菲安在策划抢夺飞机场武器之前，是否已做好短期和长期的战略、战术、政策各方案，是否有考虑到火焰山根据地对周边群众及往后武装斗争的影响？这是双方应承担打响武装斗争的历史责任。

　　第2节.西加印共对715事件的检讨

　　武器当然重要，但是当时印共党组织遭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重新建党是印共党员的首要任务。从被摧残杀害的血泊中站立起来，重新建立一个坚强的地下党，一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有较高素质的党员所组成的新型的党组织，党领导，才能执行历史使命。有了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党，才能实行长期武装斗争的计划。

　　1968年西加党书记梭菲安领导下，在百富院蕨兰坪召开第一次党干部会议，梭菲安对发动武装斗争的错误路线作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承认1967年715战斗是左倾错误路线的决定，没考虑到建党的重要性，并先执行群众路线和维护群众利益，造成边区华族群众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和遭殃。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历史的惨痛经验教训。吃了亏才认识到印共党中央代书记苏迪斯曼1966年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所提出的高举三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清除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重建马列主义党的旗帜。第二面旗帜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争。第三面旗帜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统一战线。证明印共代书记苏迪斯曼所提出的党的最后指示是正确的。

　　据了解，西加印共党的第二把交椅彭任能，在1966年未联系到北加组织之前的建议在卡江最上游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他的考量，那里有广大的达雅族乡村山林，九卅前他在那里搞民运工作，民族区搞得很不错，有不少的达雅族党员群众，地形方面山峦起伏交通非常不便，大规模政府军队要去围剿是一个大问题，符合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梭菲安急于与北加同志联手，欠缺考虑选择根据地的最佳地点， 1967年彭任能在未与西部砂拉越革命党组织联合前因胃癌去世了。

　　梭菲安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认识到选择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把革命根据地重点转移到卡江，坚决执行群众路线，许多干部秘密潜入达雅乡村，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

　　西加卡委会的指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实行四一起，把自己当作达雅群众的一员，把革命战争的进行建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其次才谈得上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才有人力、物力的来源，才能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第三节、 总结西加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715战斗成功地打响了而且打得很漂亮，但在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原则上，就这最关键性的一枪，给武装斗争宣判了必然失败的定论。为什么？

　　武装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根据地范围内的群众基础没打好，领导人的主观决定没很好的结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革命是残酷的斗争，革命组织必须深入研究当时是否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了解分析周边的族群，有把握地准备好实行落实各种政策和计划方案。

　　爆发武装斗争前先搞好和提高基地周边人民群众的觉悟，团结和发动他们，使他们成为人民战争的堡垒，这是决定这盘棋胜负的主要因素。如果武装斗争基地的人民不是我们的群众反而是敌人的朋友，群众帮助敌人屠杀围剿我们的武装部队，四面楚歌受敌包围，部队无法休整和补充，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就不能坚持长期的战争。

　　我们试分析基地群众的阶级特性，孟加映和华莪周围乡村大部分是华族和印尼友族，深山住的是达雅族。边区华族一般是种椒、经济上比较富裕，可算得上是中等阶级，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印尼友族以割胶为生，都是回教徒，与华族的感情有一定距离；达雅族是主流也是生活最为困难的族群，是武装革命根据地最需争取的对象。但是他们住在偏远的村庄，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一般认识水平很低，近墨者黑，若受煽动，他们不会进行正确分析，马上作出冲动的举动。

　　西北加统一指挥的党组织没有把武装根据地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来不及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因此达雅族群以后被反动派军所煽动和控制，最后与人民军反目相待，火焰山根据地就落入达雅族村庄的包围中，军队和游击队员的命脉全掌握在达雅族人手中。715战斗后退回火焰山军事基地，也猶如说退回如来佛掌中。

　　发动715战斗之前，在决定性的重要问题上，火焰山联合指挥部领导人没邀请在靠近火焰山坚持战斗的宋公山北加第三支队叶杨领导人，大家联合召开党内与部队的战略战术的探讨和部署，以达成统一意见，共同策划武装斗争的整体计划与对策。

　　因为部队组织内部闹不团结，以至北加三支的战友在完全不知情（715战斗）的情况下，遭到敌方致命打击。当时苏哈多军称山里的部队叫做北加游击队（PARAKU）这反动政府还不知道砂拉越与西加已经联合成立火焰山部队，地点就在华莪区一带，他们把好几次的袭击和战斗都归罪于北加游击队的杰作，所以反动军队集中火力针对叶杨第三支队，造成叶杨领导人在敌我军事力量的悬殊的情况下，导致三支领导人最后英勇牺牲和全军遇难。

　　1965年前北加和西加革命者在边区乡村搞革命宣传工作，确实受到群众的热情招待和支持武装部队，715战斗爆发后便引起苏哈多政府向边区人民实行高压及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调戏强奸妇女。有一件必须检讨的事，当群众遭到政府军屠杀追赶集中的时候，西北加武装部队领导人没意识到应该发挥部队党的领导，必须站出来帮助处理安排群众走出森林，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对此问题西北加双方应检讨没做好的责任，应该承认715战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后果既是苏哈多利用排华行动使千百个华族群众被杀害外，又面对几万难民的生存与前途问题。

　　苏哈多排华政策把无辜的华族群众集中在乌烟瘴气无法生存的工厂，载到日本沟、山口洋、坤甸一带，把他们软禁在难民营，毫无人道地折磨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造成每天有无数的群众病死、饿死，他们失去家园财产甚至家破人亡，直到现在有些群众已经三代人还生活在水生火热中，这是非常值得西加北加老友们关注的情况。

　　1967年10.13在保安站展开了一场阵地战，刘晓、陈山、老何都在战壕上，战斗时十多个西加战斗队员还没发到枪枝，他们在两手空拳的情况下，与上百个全副武装的敌军对峙，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他们只能高喊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以激励有枪的战友，并指示射击冒出头来的敌人，最后顺利结束战斗平安地转移，陈山只是受伤罢了。当然这也归功于领导这次战斗指挥员砂拉越人刘晓，相当镇定地带领这批没武器的新兵，完成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任务。

　　如果深入探讨这次战斗是迫不得已而且是非常侥幸地完成任务，从敌我双方力量和武器方面，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几支重机枪和火药枪就敢与武器装备各齐全先进的敌人相较量，能安全撤退亦是侥幸更不能说打胜仗。

　　刘晓和老何最后在回砂拉越征程上为革命牺牲了，西加的战友们永远怀念他们，并向他们致予最崇高的敬礼。

　　715机场战斗后经过一年的胶着，反动统治者派遣中央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反复梳理，把整个基地森林踏遍，游击队员最初还能边游边击，所依靠的华族群众被集中了，断绝了粮食囤粮，没了人力和物力来源，武装队员饿着肚子，为了找填饱肚子的东西而在大森林里游走，部队成员逐渐分散，分组，他们遭到逮捕枪杀，内部思想问题越来越多，有的坚持不了便出去投降，带兵围剿，最后火焰山部队无法坚持，西加北加的两支革命队伍分手了，武装统一指挥部宣告解散，各奔前程。

　　715华莪机场战斗所开辟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因两党的错误路线而告终，就永远画上了句号。

　　最后，根据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人民战争胜利之本，我们试探讨几个问题：1、当时火焰山武装根基地的人民群众是否已经组织起来了？

　　2、武装根基地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如何？

　　3、在与反动势力较量的时候，根基地周边的人民群众，是否站在人民军一边？

　　4、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火焰山部队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人力物力的来源？

　　以上所提的几个基本问题，没有一个符合条件，所以西加武装斗争还没有条件进行。

　　第二十二章.  砂拉越共产党领导人洪楚庭的评语

　　火焰山部队打华莪空军基地，虽军事是成功的，但我们不能单纯从军事观点去看。若从政治的和军事战略要求的层面来看是不可取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若是站在印尼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也可以看到这场攻打行动后的影响。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印尼右派军人的法西斯的屠杀与残酷镇压下，濒临瓦解的边缘。对侥幸保存下来的印共领导人，可以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收拾残局，重建或重整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为印尼人民指出斗争方向,顽强地带领印尼人民指明坚持继续斗争。在那时，他们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加至整个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以及逐步建立革命政权。若能这样做，这将对西加省委的斗争和我们在边区的武装斗争都是有利的。但印共跟我们的合作引起了印尼右派军人的不安，加上火焰山部队的攻打华莪机场,和接连开展几场进攻战，导致他们下了铁心，要消灭火焰山部队和其他边区部队。

　　我军在异国的土地上，从争取统一战线的战略去考虑，我军应不主动出击，即使有很好的夺武机会。主动出击，就失去盟友的机会，盟友就转化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树敌越多，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不利的地位。在印方认为，在不断镇压之下，印尼共基本上已被镇压下去了，在西加还出现省委和北加革命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华莪空军事件更给他们狠狠一揍，刺激了他们派军来围剿。实际上，华莪空军基地夺武的成果不能持久，也巩固不了。一时一仗的胜利，反而对加速三支的灭亡，对第一、二支都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