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当代婚姻 | 出生率下降

婚姻应当是两个人出于互相爱慕，为了达到他们的自然目的而达成的一种结合。但是在当今，动机这样纯真者极少。绝大多数妇女把婚姻看作是她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踏入的生活保障机构。相反，大多数男人则以纯粹的交易眼光看待婚姻，从物质观点出发衡量和计算婚姻的利弊。甚至那些不是出于低下和自私动机的婚姻，也会由于残酷的现实而遭受许许多多的侵扰和破坏，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结婚者热烈期待的希望才能够实现。

这是很自然的事。婚姻如要保证夫妻过上一种满意的共同生活，除了要求夫妻相互爱慕，相互尊重以外，还要求有物质生存保障，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他们认为是自己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设施。严重的忧虑，艰难的生存斗争是把婚姻的和美幸福作为封棺的第一颗钉子。结为连理越是结出累累硕果，也就是说越是在更高程度上达到其目的，操心的事也就越多。例如，农民美滋滋地看着他的母牛生出的每一头牛犊，津津有味地数着母猪给他生下多少小猪，并兴高采烈地告诉邻居；但是，如果他的老婆给他增添一个新生儿，这个新生儿已超出他认为不必过分操劳就可以养活的子女数目，超过他认为不能再增多的子女数目时，他就一脸忧郁；如果这个新生儿不幸偏偏是个女孩，他的脸就更加忧郁了。

因此可以说，不论缔结婚姻还是婴儿降生都由经济状况支配。法国是这方面最古典的例子。在那里，农业盛行小块土地占有制。而超过一定界限细分的土地就再也不能养活家庭。由此，著名的臭名远扬的两子女制在法国形成为社会制度，令执政者惊恐的是，这种制度不仅使许多省的人口几乎停止增长，而且导致人口剧减。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工业更蓬勃地产生。这里结婚生育的人口极为迅速地减少。

在法国，虽然结婚的数量增多，新生儿的数量却在下降，但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法国，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也是如此。这反映出我们社会状况的发展后果，统治阶级对此应当加以思考。在法国，1881年有937057个孩子出生，但在1906年只有806847个；1907年为773969个。1907年出生的新生儿比1881年减少了163008个。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私生子的数量增加，1881年为70079个；在1881至1890年这一时期，1884年达到最高数目75754个；1906年还有70866个之多。因此，新生儿的减少只是指结婚所生的新生儿而言。新生儿减少是整个世纪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法国每1万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分别是：

同1801年332个新生儿相比，1907年每1万名居民就减少135个新生儿。可以设想，这一结果使法国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政治家大伤脑筋。但在这方面法国不是独一无二的。德国，特别是萨克森早就有过类似现象，而且出生率的下降比法国更快。德国每1万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分别是：

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况。每千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是：

可见，新生儿减少是普遍现象，虽然减少率最高的是法国和爱尔兰，减少的速度最快的却是英格兰、德国（萨克森）和苏格兰。同样的现象我们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不去考察普遍的出生率，而只是观察一下结婚者所生的子女，就是说，观察一下已婚妇女在育龄期，即15岁到49岁期间所生新生儿的平均数字，那么新生儿减少的倾向更为严重。

15至49岁每千名已婚妇女所生子女的数字如下：

上述事实表明，生一个人，按照宗教人士的说法是生一个“神的形象”，比生一头家畜的平均价格还低。但这说明，我们的境况是何等可悲。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观点同野蛮人的观点所差无几。在野蛮人那里新生儿常被杀死，女婴的命运尤其如此，有些民族至今仍然保持这种习俗。我们已不再杀死女孩，我们在这方面是很文明了，但女孩经常被当作贱人对待。比较强壮的男人在生存斗争中到处排挤女人，而当女人起而斗争时，强壮的异性就把她们看作是讨厌的竞争者，怀着仇恨迫害她们。上等阶层的男人尤其如此，他们极其怨恨女性竞争者，极其激烈地反对她们。工人也有要求排斥女工的，但这只是例外情况。例如，1876年在法国工人代表大会上，一条类似的动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从那以后，女工是具有平等权利的人这一观念在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表明了这一点。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知道，当前的经济发展迫使妇女成为男人的竞争者，他们同时也知道，禁止妇女劳动正像禁止使用机器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们竭力向妇女说明她们的社会地位，并竭力把她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