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货币：曼德尔论资产阶级的国家保障事业

曼德尔在他对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当中深刻地指出，在今天，资产阶级的官僚国家机器正在通过其‘社会管理’而服务于大企业的利润。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不仅仅承担着社会镇压的职能，也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职能，并且通过这一职能，而拖延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曼德尔写道：

不过，这笔以‘工人’‘社会’或‘劳动者’为名的基金，最后却总是阴差阳错地进入了私人资本家的口袋。

一言以蔽之，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在过去以‘工人利益’为旗号，通过向后者让渡资产阶级的利润而延缓社会主义斗争的到来的手段，在现在除了这个旗号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相反，它变成了整个资产阶级系统性‘生财’的工具。‘所有的金钱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工人自己’。

曼德尔指出，随着社会革命的危险逐渐远去，资产阶级安抚工人的愿望也逐渐消退。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社会保险制度，沦为了一场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骗局。‘随着社会立法在国家事务中起到愈加显著的作用，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负当中相对更大的份额落在工人阶级而非资本家的身上。工资社会化并未引起国民收人当中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即转化为工资。真正的再分配发生于工人阶级内部，某些集团付出代价（烟酒嗜好者、私家车保有者、无子女家庭等等），而另一些集团得益。’这实际上分化了工人阶级——它使得大量的工人对于福利国家制度失去信心，不愿意再用自己的税款和社保金去养活‘穷鬼’。它使人们遗忘了，社会保险制度最初的起源和意图。

曼德尔特别指出，资产阶级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工人阶级的掠夺最为猖獗地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在这里，裙带关系，家族政治，盗窃统治，占据着核心地位。

一方面是通过‘全民的’‘公共的’‘社会的’名义向人民榨取资金，另一方面，则是源源不断地用这些资金来哺育特定的利益群体。这败坏了前者的声望：在这些国家，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公共事业，最为缺乏信心，所谓‘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最为泛滥。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而已’——完全正确。公共基金和税金等等的案例最能够说明这样一点。资产阶级国家宣称，这些东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但是事实是，每当它遇到重大的经济危机时，它就开始要求人民缴纳更多的公共基金和税金。

以资本主义的典型——美国为例。自越战起，美国的个人最高边际税率在整个70年代均保持在70%以上的高位，但是，自1974年，即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前0.01%的富人的财富占比不降反升，并且由此一路增长。可以说，正是70年代美国人民缴纳的高额税款，配合着联邦政府对于大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扶持，帮助美国的资产阶级度过了难关。

又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规定每一个工人从16岁开始就需要缴纳‘国家保险’（NI）。尽管法律限制政府挪用国家保险基金，法律同时也规定，基金的任何盈余都必须用于投资政府债券，相当于无息贷款。总体上，国家保险是英国政府收入的重要贡献者，其财政贡献占到总收入的近20%。在2008年和2021年，英国政府均宣布上调社保税率，以应对经济危机。尽管为讨好民众，个税起征点不断提高，但是，英国的国民保险缴纳门槛却长期处于低位。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政府已经在‘化税为险’。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榨取的顶点。黑格尔曾经在《法哲学原理》当中写道：‘专制国家的人民只需要缴纳少量的捐税，而在一个宪政国家，由于人民自己的意识的发展，捐税反而增多了。没有一个国家，其人民所应缴纳的捐税是像英国那样多的’。这句话在今天读起来带有十足的讽刺意味。不错，这正是‘人民自己的意识到发展’——是因为人民相信，自己生活在‘民主’制度当中，所以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缴纳保险。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否决了这样一点，这笔金钱是不会，也不能用于人民自己的。曼德尔深刻地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