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越不发达，工人阶级越支持社会主义？

对马克思来说，法国似乎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从《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到《法兰西内战》，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地马克思发展自己政治分析的灵感源泉。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而言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实际上，法国的革命与工人运动也一直是全球学者的长期关切。明尼苏达大学教授Ronald Aminzade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选票与街垒》，就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通往巴黎公社之前的40年当中，法国工人的面孔是什么样的？

针对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往往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阶级还原论”，觉得人的政治行为就是自己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而阶级立场则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这种观点下，法国工人运动是很好解释的：随着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就自然而然会形成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发展壮大之后，自然就要发动社会主义运动。

第二种则是“阶级无涉论”。强调政治行动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与经济无关。比如，有人认为，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即便存在，也是一个政治文化身份，和经济关系并不大，甚至还有人主张，“阶级”对政治分析毫无意义，是一个早就应该放弃的概念。

然而，在对比三个法国城市工人阶级以后，Aminzade发现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对：经济与阶级还是很重要，但工人阶级政治立场的形成，却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资本主义越发达，社会主义越强大？

在这本书中，Aminzade选择了图卢兹、圣埃蒂安和鲁昂三个工业城市。三个工业城市分别代表了三种非常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图卢兹以传统手工业为主，鲁昂工业的核心则是高度机械化的资本主义大工厂，圣埃蒂安处于二者之间。

图卢兹的工业化以手工业为主，工厂发展缓慢。由于远离煤铁资源，当地产业集中在裁缝、鞋匠、木匠等传统手工业，直到19世纪中后期，小规模作坊仍是主流，即使出现工厂，也多依赖手工劳动而非蒸汽动力。这种模式下，工人阶级以工匠为核心，他们掌握技能、拥有工具，工资较高且有一定劳动过程自主权。

圣埃蒂安的工业化呈现混合特征：既有历史悠久的家庭丝绸织造业，也有快速发展的矿业和钢铁业。丝绸工人多在家庭作坊劳作，依赖商人提供原料和销售渠道，在丝绸业内普遍使用Jacquard织机，虽然提高了效率，却加剧了他们对商人的经济依赖；而矿工和钢铁工人则集中在大型企业，面临严格管理和危险工作环境。

鲁昂是早期工业化的典型，以机械化棉纺织业为核心，蒸汽动力普及，大型工厂主导生产。这里的工人阶级以无产阶级化工厂工人为主，许多是刚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技能低、工资微薄，女性和儿童占比极高（纺织厂中达74%-86%）。 下表总结了三个城市工业发展与工人阶级构成的基本情况。

按照阶级还原论的思路，哪个城市的工人运动会更强，更支持社会主义？一定是鲁昂，因为显然鲁昂工业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工人阶级更惨，“无产阶级化”程度也越高，对不对？但是事实恰恰相反，鲁昂的工人运动最弱，工人在政治上也离社会主义最远，反而是看起来最“落后”的，以手工业作坊为主的图卢兹，工人运动最强，最支持社会主义。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明白，19世纪的法国工人大概会选择哪些政治立场。

19世纪的法国共和派

总体而言，在19世纪的法国各行各业的工人们普遍都比较支持法国革命，渴望建立共和国，不喜欢专制君主。那么，19世纪的法国共和派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在组织方面，共和派从 19 世纪30 年代就开始尝试建立全国性组织，比如 1832 年成立的“自助者天助”协会(Aide-toi, le dieu t'aidera)，通过报纸和地方委员会协调活动，但早期因政府镇压难以发展。1848 年革命后，共和派成立了一个统一组织，试图集中力量搞选举，却仍缺乏统一纪律，地方组织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些组织有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 “兄弟会” 色彩浓厚，以男性互助和团结为核心，女性被排除在外。

二是靠理念而非物质利益动员支持者，不像其他政党往往是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人支持自己。

三是领导层多为律师、医生等市民阶层，但基层成员主要是工人，形成 “上层市民、下层工人” 的结构。

在意识形态上，共和派又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他们都反对君主制，都支持“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原则，但是对“自由、平等、博爱”到底是什么，就只能“各自表述”了：

首先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重视财产权，偏好小政府，但是不喜欢普选，担心普选会把国家搞乱。

其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强调经济层面的平等，主张工人阶级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对资产阶级统治持质疑态度。

最后是激进共和主义（后文简称“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认为上面两派疑似有点太激进了，他们主张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和稀泥”，既支持适度国家干预改善工人生活，又反对彻底推翻资本主义。

此外，共和派的活动还受全国政治环境影响。从 1830 年七月王朝到 1848 年第二共和国，再到 1851 年后的第二帝国，法国的政治局势可谓跌宕起伏：选举权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也时松时紧。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共和派的策略 —— 有时通过选举争取权力，有时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为大家梳理图卢兹、圣埃蒂安和鲁昂的共和派自1840-1870年的变迁，并在最后介绍，在巴黎公社爆发的1871年，三个城市的工人经历了什么。

图卢兹：工人把共和派推向左边

图卢兹的共和派在七月王朝时期由自由主义者主导，但随后则转向了激进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工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图卢兹的共和派由自由主义者主导，他们与保皇党人结盟，关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业主的利益，对工人诉求漠不关心。这一时期，工匠们着面临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商人资本介入手工业生产、批量产品挤压传统手工艺品市场。这使得工匠们逐渐对自由主义者失望，转而投向伊卡利安共产主义(Icarian communism)运动，通过建立秘密团体争取权益。不过，1846 年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兴起，部分工人又重新回到共和派阵营，认为争取普选权才能解决经济困境。

1848 年革命后，第二共和国成立，图卢兹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自由主义者最初掌控临时政府，但工人通过参与政治俱乐部、罢工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然而，自由主义者对工人运动持警惕态度，曾镇压面包师罢工等工人行动，导致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矛盾加剧。在选举中，自由主义者虽初期获胜，但激进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山岳党人”逐渐壮大，工人在政治代表的选择中也获得了更多话语权。

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0），政治高压一度压制了共和主义活动，但图卢兹的共和派并未沉寂。随着 19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自由开始解冻，激进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盟逐渐掌控共和派的领导权。工人通过罢工、街头抗议等方式施加政治影响，在党内的地位日益重要。1869 年选举中，激进主义领袖阿尔芒·杜波塔尔当选，他公开宣称共和派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主张解决工人的教育、福利等问题。此时，图卢兹的共和派已从自由主义者主导转变为激进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盟掌权，工人的诉求成为党内重要议题，为后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圣埃蒂安：不一样的工人，不一样的共和派

七月王朝时期，圣埃蒂安的共和党由激进主义者主导，他们很早就与丝绸织工建立联系。1834年，丝绸织工因与商人的经济冲突爆发起义，激进主义者积极参与其中，像路易·马克·科西迪埃等领导人通过撰写宣传册、组织活动，将织工的经济诉求与共和政治结合。这一时期，激进主义者还反对当地的煤业垄断，支持矿工罢工，如 1846 年的矿工罢工中，一位激进主义律师为工人辩护，并在法庭上积极揭露煤矿企业对矿工的压迫，该事件进一步巩固了与工人的联系。

第二共和国时期，激进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合作密切。1848 年革命后，工人组织 “人民协会”成立，成员多为丝绸织工和矿工，激进主义领导人参与其中，共同推动市政改革、建立国家工场等行动。同时，1848年也是工人起义的高潮。当年春季，丝绸织工得知修道院作坊接受低价订单后，群起而上捣毁了属于修道院的织机。矿工则在6 月占领矿井，自行选举“矿坑代表”，并迫使公司暂时接受了四天工作制。

自由主义者对以上事件自然非常不满，常常指责激进主义者在上述事件当中纵容工人的暴力行动。随着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的矛盾激化，前者最终转而加入保守阵营。尽管如此，激进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成的 “山岳党人” 在选举中依然表现强劲，1849年特里斯坦·杜什等激进主义当选议员，工人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第二帝国时期，激进主义者挤走了社会主义者，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矿业和钢铁业发展，许多工业资本家成了激进主义政治领袖，弗雷德里克·多里安就是代表。他推行工厂福利政策，主张 “劳资大团结”，并最终在1869年的选举中击败了社会主义者。

在这一改变的背后，是这一时期圣埃蒂安产业结构的变化：丝绸织工因机器普及面临失业，大量失业织工转而进入矿业与钢铁行业。在同一时期，矿工群体扩大到 1.4 万人，他们住在矿区简陋棚屋，孩子从小就下井拉煤。相较而言，钢铁工人工资比矿工高。不同于矿工与之前的丝绸织工，钢铁工人在政治上相对温和，更关注工厂的福利问题，他们自然就成了激进主义的支持者。

在1869 年选举中，工人阶级内部开始发生争执分歧。矿工和钢铁工人大多支持多里安领导的激进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却只在规模缩水的织工当中找到了一些支持者。到第二帝国末期，激进主义者已牢固掌控当地共和党，为后续政治发展奠定基础。

鲁昂：工厂工人最终站到自由主义者一边

鲁昂的共和派发展是比较独特的，这和当地的工业化模式密不可分。作为法国早期机械化纺织业的核心，鲁昂的棉纺工厂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广泛使用蒸汽动力，大型工厂如“拉福德尔”雇佣数千工人，其中女性和儿童占比高达74%至86%，他们每天在机器轰鸣声中工作14小时，工资仅为男性工人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

七月王朝时期，鲁昂的共和派由自由主义者主导，他们与当地纺织业资本家关系密切，很少关注工厂工人的困境。1830 年，纺织厂工人曾爆发抗议，要求提高计件工资、缩短工时，却未得到共和派支持，此后工厂工人长期游离于共和派之外。当时活跃在共和派中的工人多为木匠、石匠等手工业者，当时这一群体大概占工人总数的 40%，他们通过互助会组织活动，而工厂工人因流动性高、居住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力量。

1848 年革命后，激进主义者短暂掌控市政权力，弗雷德里克·德尚等激进领袖任命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推行缩短工时、建立国家工场等政策，吸引了部分工厂工人参与政治俱乐部。但好景不长，当年四月，因不满选举结果，工人筑起街垒发动起义，遭到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秩序党”镇压，数百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多数是女性。这次冲突让工厂工人对共和党产生不信任，而自由主义者则借机重新主导政权，指责激进主义者 “煽动暴乱”。

第二帝国时期，鲁昂的共和派彻底转向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律师朱尔斯·塞纳尔等人主张“劳资和谐”，得到纺织业资本家的支持。1869 年选举中，自由主义候选人路易·菲利普·德塞克斯击败社会主义者埃米尔·奥布里，德塞克斯的竞选口号 “工人与资本家利益一致” 吸引了部分担心失业的工厂工人。此时，工厂工人的组织能力依然薄弱，虽有少数加入第一国际，但多数仍处于政治沉默状态。相比之下，手工业者因与自由主义者在税收、教育等议题上存在共识，成为自由主义者主导下共和派基层的主要力量。

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鲁昂的共和党已完全由自由派掌控，其政策倾向于维护纺织工业家利益，工人阶级在党内影响力微弱，这种状况深刻影响了当地后续的政治走向。

巴黎的公社，外省的工人

当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外省的工人在干什么？事实上，作为法兰西的心脏与门面，巴黎公社一直是最耀眼，被谈论更多的那个，但是在1870-1871年间，巴黎并不是唯一一个建立了革命公社的城市。在本文关注的三个城市当中，图卢兹与圣埃蒂安在这一时期都建立了公社政权，而鲁昂则没有出现公社活动。

图卢兹的公社运动源于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者的长期积累。当地工匠和工人在激进派领袖的影响下，早已形成跨行业的团结网络。1870年帝国崩溃后，工人武装迅速控制市政厅，建立革命公社，宣布废除等级制度、减轻工人税负。参与其中的多为裁缝、鞋匠等工匠，他们组织巡逻队维持秩序，甚至试图建立工人合作社接管被资本家抛弃的作坊。但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加上凡尔赛政府的军队的猛烈进攻，公社仅维持数周便被镇压，数百名工人被捕，其中不少是曾积极参与罢工的骨干分子。

圣艾蒂安的公社则由激进主义者主导，矿工和织工成为核心力量。当地共和派在1869年选举后已牢固掌控市政，1871年初，矿工武装占领煤矿，织工关闭修道院作坊，宣布成立公社。他们借鉴1848年的经验，组织工人委员会管理城市，要求煤矿公司提高工资、改善安全条件。然而，内部分歧削弱了力量：面对凡尔赛政府的军队，矿工主张强硬对抗，而部分激进主义领导人则倾向与军队谈判，这种矛盾被凡尔赛政府的军队利用，最终公社在激战中失败，矿工和纺织工人组成的自卫武装损失惨重。

鲁昂则没有出现大规模公社运动。由于自由主义者长期主导市政，同时本地工人阶级高度碎片化，工厂工人对革命多持观望态度。尽管有少数纺织工人试图组织抗议，但缺乏有力领导力量，很快被当地国民警卫队驱散。自由主义官员迅速表态支持凡尔赛的“国防政府”，阻止了任何激进行动，这使得鲁昂在这场革命浪潮中相对平静。

总体来看，革命公社的命运与共和派政治变迁的历史有着很强的呼应关系：图卢兹的社会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工人阶级得以迅速发动起义，成立公社，最后因外部镇压而失败；而激进主义者单独掌权的圣艾蒂安虽然也成立了公社，但是却面临了工人和激进主义领袖的内部分歧；而在自由主义者占据主导的鲁昂，工人参与度较低，未能形成有效反抗，最后没能组织起公社。

结语：工人阶级的面孔是什么样的？

那么，工人阶级的面孔到底是什么样的？

“阶级无涉论”认为，工人阶级完全是建构出来的概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工人阶级。Aminzade的研究向我们指出：不是这样的。工人阶级当然是很真实的存在的，而且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形态，力量与立场，往往塑造了当地共和派运动的面貌。

而“阶级还原论”则认为，工人是被历史选中的救世主，资本主义创造了他们，而他们也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大，最终用社会主义运动解放全人类。Aminzade的研究同样指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书中的三座法国城市当中，反而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最不发达的图卢兹，工人阶级力量最强，也最支持社会主义，与之相反，大工业最发达的鲁昂，工人阶级的力量反而最弱，与社会主义的距离也最远。

那么，工人阶级的面孔到底是什么样的呢？Aminzade的研究似乎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回答了。如果真的要有一个结论的话，我想布洛维大概是对的：工人的劳动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过程——生产怎么组织，工厂怎么管，工人怎么干活，都是塑造工人阶级政治属性的核心。正如这篇文章所讲的，不同的工业产生了不同的工人，不同的工人各有不同的政治。或许承认不同工人有着不同的面孔，才是走向团结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