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还有人谈“经济决定论”？对，还真有！

最近读到友号一篇文章为“经济决定论”辩护。忽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想想往前推三四年，我其实也花大力气想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慢慢就没有当年那种追根究底的执念了。

那么，都2025年了，学术界难道还有人在乎“经济决定论”这种话题吗？诶，还真有！2022年，纽约大学社会学家Vivek Chibber出了本书，叫《阶级矩阵》，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当然，他没有大而化之地处理这个问题，而是聚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的核心分析范式：阶级问题上。

这个就是Vivek Chibber

Chibber教授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对某些“新左派”来说，他可能算一个活在20世纪的“老顽固”。在世纪初，他写过一本书叫Locked in Place，主要比较韩国与印度20世纪的工业发展模式，那本书旗帜鲜明地和“国家中心主义”对着干，试图把阶级分析重新纳入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研究当中。

第二本书则是和后殖民理论正面交火：Chibber本人是印度裔，据书中说，他写这本书的最初理由就是印度国内有人希望他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印度裔学者几乎是后殖民研究中的绝对主力，于是Chibber就写了一本书和他的老乡们激烈交火，大概就还是说要理解前殖民地社会，马克思主义比后殖民理论好多了。

第三本就是今天这本，和各色人等复读了“阶级、资本主义”二十几年的Chibber，最后真的重新回到了“阶级问题”上，在这个领域继续和人对线，捍卫“经济决定论”。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各章内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来看，Chibber的英文写作，可能比汪晖、张一兵等某些中国学者的中文著作还好读一点。

为啥“阶级”不是个文化身份？

在谈论阶级问题时，坚持经典的，“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会遇到一个挑战：如何解释“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位置？毕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意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思路。

第一种思路里，文化就像个“中间人”，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却握着结构能否运转的钥匙。比如一个宗教社群，神父与信徒的关系、祷告的仪式流程，这些结构能立住脚，全靠大家对宗教教义的理解和认同。要是有人搞不懂神父的权威为啥存在，或者不接受祷告的规矩，这个社群的结构就可能散架。在这里，文化是“先于”结构的，结构的稳定全看文化这“中间人”给不给力，充满了不确定。这就像一场需要特定剧本才能演下去的戏，要是演员对剧本理解不一，戏就没法演了。

但放到阶级结构里，事情就变了，这正是第二种思路要讲的：不是文化决定结构，而是结构塑造文化，文化更像个“传声筒”，把结构的力量传递给每个人。你看，不管是在北京的餐馆打工，还是在德里的工厂做工，打工者都得学着找工作、听老板安排——不是因为他们打心底里认同这种关系，而是不这么做就赚不到钱、养不了家。老板也一样，不管信什么教、有什么习惯，都得想着怎么降低成本、多赚钱，不然公司就会被同行挤垮。

在这里，阶级结构就像一张大网，先把人框在“打工的”或“当老板的”位置上，再逼着人调整自己的想法和习惯去适应这个位置。文化不再是那个说了算的“中间人”，反倒成了人们适应结构时的“工具”——打工者会慢慢学会怎么跟老板打交道，老板也会琢磨出一套管理员工的办法，这些都是结构“教”给他们的。下面这张表对比了两种模型的基本特征。

这两种思路的差别，正好揭开了阶级结构的特殊作用。在第一种思路对应的那些结构里，比如宗教、社区，文化变了，结构可能就跟着变；但阶级结构不一样，它能顶着不同文化的“外壳”，保持核心逻辑不变。就像不管是在伊斯兰教国家还是佛教国家，只要有雇佣关系，老板和打工者的核心矛盾——老板想多赚钱、打工者想多拿钱少受累——总是相似的。这就是因为阶级结构能“改造”文化，让不同文化里的人，都朝着适应它的方向去想、去做。

说到底，看清这两种文化与结构的关系，我们才能明白：阶级结构不只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更是一股能穿越文化差异的力量。它不用等大家都认同，就凭着“要生存、要竞争”的硬逻辑，把人们的行为、想法往同一个方向拉，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在全世界扎根，不管当地文化多不一样，雇佣、竞争、赚钱这些核心事儿，总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这正是阶级结构最关键的意义——它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提供了一套硬邦邦的、跨文化的运行逻辑。

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怎么这么难？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后世学者，都有一个习惯，把阶级区分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自在阶级”是由阶级结构决定的，你是一个打工人，你认不认可，理解不理解你的处境，你都是打工人；但是“自为阶级”就不一样，它需要存在阶级意识，意识到自己打工人的身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诉求，乃至联合起来用各种方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那么，“经济决定论”意味着什么？许多人机械地理解它，就觉得只要阶级结构在那儿，只要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无产阶级就一定能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作者认为，这个过程没那么容易。这种“不容易”的背后，也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注定了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一定不轻松。

首先，阶级结构决定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总会出现冲突。作者简单介绍了三层，可能大家能想到更多：

第一层是“权力不对等”。老板手里有钱有资源，就算一时不赚钱也能撑很久；可打工的不一样，没工作可能连一周都熬不过。这种差距让老板在谈工资、定规矩时占尽优势，打工的只能被动接受，心里肯定不舒服。

第二层是“有钱也不给你”。工厂效率高了、赚得多了，这些好处未必能落到工人头上。老板可能把钱投到新机器上，或者分给股东，工人干得更累了，工资却没涨多少，换谁都会有怨气。

第三层是“让你拼命干活”。老板总想着让工人多干活、快干活，这样能多赚钱。可对工人来说，拼命干活可能累出病，甚至受伤，好处是老板的，代价却是自己扛，自然会想办法躲懒、磨洋工。

这些冲突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地方的特例，只要有老板和打工的，就可能存在。所以工人想反抗，其实是很自然的事。但反抗不一定就是大家一起罢工。工人的反抗有两种常见方式，差别特别大：

一种是“各顾各”。比如觉得工资低就跳槽换个工作，不想太累就上班摸鱼，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旷工。这种反抗不用和别人商量，风险小，也不用担责任，大多数人都会这么选。

比起8工，还是提桶跑路简单

另一种是“抱团反抗”，比如大家一起要求涨工资、罢工。但这种方式太难了：首先，打工的怕丢工作，不敢带头；其次，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想涨工资，有人更想少加班，很难达成一致；最后，就算成功了，好处大家分，可万一失败了，带头的人可能会被开除，所以很多人想“搭便车”，等着别人出头。

这就是为啥咱们很少看到工人集体行动，不是不想反抗，是集体反抗的门槛太高了。那抱团反抗到底靠啥才能成呢？关键得有“团结的文化”——就是大家觉得“咱们是一伙的，得互相帮衬”。但这种文化不是凭空来的，得有人刻意去建。

比如工会会组织大家开个会、搞个野餐，甚至排个小话剧，讲讲工人的不容易。这些事看着不起眼，其实是在慢慢攒信任：你知道我不会出卖你，我也信你会跟我一起扛。时间长了，大家才敢一起提要求。

有时候还得靠正式的组织，比如工会或工人政党。这些组织能定规矩、搞协商，让大家觉得“一起行动不是瞎闹，是能成事儿的”。比如罢工前筹一笔钱，万一老板不让上班，大家也有钱吃饭，心里就踏实多了。

但这种团结文化有个底线：得真能给大家带来好处。要是光喊口号，却涨不了工资、减不了工时，再热的热情也会冷下来。

说到底，工人能不能抱团形成一个“阶级”，主要不是看文化够不够热闹，而是看社会结构给不给机会。

老板天然就比工人有优势：他们不用抱团也能压低成本、赚大钱，甚至还能花钱拆散工人的组织。可工人要抱团，就得跨过一堆坎——怕丢工作、意见不合、没人敢带头。这些坎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老板有钱有资源，工人只能靠卖力气”这种结构本身带来的。

所以，工人能抱团反抗其实是特例，各自为战才是常态。这不是因为工人不团结，而是结构把大家逼得更倾向于先顾好自己。明白这一点，咱们才能理解：为啥有的地方工会厉害，有的地方工人只能默默忍受——不是文化差异，是结构给的机会不一样。

资本主义没被推翻，是靠“意识形态霸权”吗？

接下来，作者谈了一个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很常见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为啥能一直稳定运转下去？毕竟老板和工人之间矛盾不少，按说工人早该起来革命了，可现实并非如此。很多学者觉得，这是因为“同意”——就是工人打心底里认可这个社会规则，觉得老板赚钱、自己打工是合理的。但作者显然不同意这件事儿。

先说说“同意”这回事。有些学者认为，统治阶级特别会用文化、思想这些东西影响人。比如学校教我们要努力工作才光荣，媒体说成功就是当老板赚大钱，慢慢的，工人就会觉得“老板就该发号施令，我就该听话”，这就是“同意”。他们觉得，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认同，让工人不反抗，社会才稳定。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漏洞。工人每天累死累活，工资却只够糊口，老板坐在办公室里赚钱比谁都多，这种差距谁看不出来？要是真靠思想洗脑，那工人早就该清醒了。而且，就算工资涨了、生活好了，工人还是会反感被老板呼来喝去，反感随时可能被开除的不安。这些实实在在的不满，说明“同意”顶多是表面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稳定的真正原因。

我也不知道配啥字好

那“同意”如果存在，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跟物质利益关系更大，跟思想洗脑关系不大。比如经济好的时候，工厂赚钱多，老板可能给工人涨点工资、发点福利，工人日子好过了，自然没那么多怨气，甚至会觉得“现在这样也还行”。这不是因为他们认同老板的权威，而是因为自己确实得到了好处。

可这种靠经济好处换来的“同意”特别脆弱。一旦经济不好了，老板要降工资、裁人，之前的“同意”马上就会消失。而且，就算经济一直好，工人还是会反感工作太累、没尊严，这些问题不是涨工资能解决的。所以，“同意”只能解释一时的稳定，解释不了资本主义为啥能长期存在。

真正让社会稳定的，其实是“顺从”——不是工人认可现状，而是他们没别的选择，只能接受。你想啊，工人没地没工厂，想活下去就得找工作，不管老板多苛刻，辞职了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就算心里再不满，也只能忍着。这种“不得不接受”，比“打心底里认同”要普遍得多。

为啥工人没别的选择？因为想联合起来反抗太难了。前面咱们说过，工人要抱团，得克服怕丢工作、意见不合、有人搭便车这些难关，成功率太低了。大多数时候，工人试过几次反抗不成，就会慢慢认命：“算了，就这样吧，至少还有份工作。”这种“认命”就是“顺从”。

那意识形态、文化这些东西在里面起啥作用呢？它们更像是给“顺从”找个理由，而不是让工人“同意”的原因。比如工人可能会想：“社会本来就这样，老板就是比打工的厉害，再挣扎也没用。”老板则会想：“我能赚钱是因为我有本事，这都是应该的。”这些想法不是天生的，是在“不得不顺从”的日子里慢慢形成的，用来让自己心里好受点。

有些学者觉得，资本主义能稳定，全靠文化洗脑让工人“同意”，这其实看反了。真正的原因藏在阶级结构里：工人没别的路可走，只能顺从；老板不用费劲洗脑，光靠“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就能稳住局面。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把社会稳定的原因归到文化上，而是能看到阶级结构本身的力量——它不用靠大家认同，光靠“没选择”就能让一切继续转下去。

但是，“偶然性”、“主观能动性”怎么理解？

第四章咱们聊聊“主观能动性、偶然性”这些听着挺学术的词，其实说的是：人在社会里到底能自己做主多少？社会规律是不是铁板一块？这章就想说明白，承认阶级结构的力量，不代表否定人的选择，只是得弄清楚选择是在什么框框里做的。

有人觉得，说“阶级结构很重要”，就像说人是被线牵着的木偶，只能跟着结构走，没自己的想法。但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工人找工作、老板做买卖，都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在行动：工人会挑工资高的活儿，老板会算哪笔投资更赚钱。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动性”——人会想办法、做选择。

那结构的作用在哪呢？它是给这些选择划了个范围。比如工人再能选，也只能在“找工作”这个大框里选，没法像老板那样直接开工厂；老板再精明，也得跟着市场规则走，不然就会赔钱。结构不直接指挥人怎么做，而是通过“这么做有利、那么做吃亏”来引导人的选择。就像水流会顺着地势走，人也会顺着结构给的“利”和“害”去行动，这不是没能动性，而是能动性被结构的力量框住了。

没看过，就是觉得需要配张图

再说说“偶然性”——就是事情会不会出乎预料。有人觉得，既然阶级结构有力量，那社会就该按固定剧本走，没什么意外。但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有的工会强，有的工会弱；有的福利好，有的福利差。这些差别就是偶然性，受文化、历史这些因素影响。

可偶然性也不是没边儿的。不管工会强不强、福利好不好，只要是资本主义，老板都想多赚钱，工人都想多拿工资，这个核心矛盾变不了。就像一棵树上的叶子，形状、大小可能不一样，但都长在树枝上，离不开树干。阶级结构就是这树干，偶然性是叶子的差别，再怎么变，也跳不出结构的大框架。

所以，那些强调“文化万能”“偶然至上”的看法，其实没看到关键。比如有的国家工人团结，有的不团结，表面看是文化差异，其实背后还是结构在起作用：工厂大、工人集中的地方，更容易抱团；工人分散在小作坊里，就难形成合力。文化能影响团结的方式，但能不能团结，主要看结构给没给条件。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阶级结构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会把社会往一个大致的方向推；但在这个大方向里，人有选择的空间，事情也会因为各种因素出现差别。既不能说人完全被结构捆死了，也不能说结构没啥用、全看文化和运气。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资本主义社会为啥既有相似的问题（比如老板和工人的矛盾），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的乱、有的稳）——这都是结构的必然性和具体情境的偶然性一起作用的结果。

当年工人运动是怎么起来的，现在怎么不行了？

最后作者用自己的框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工人运动以前风起云涌的，现在好像就变弱了？

先说上世纪早期的情况——那会儿工人运动为啥能闹起来，甚至一度让资本家感到威胁？

因为当时的社会正处在向资本主义迅速转型的阶段：农村人大量涌进城市工厂，制造业越做越大。这带来了几个意外的“便利”：一是工人扎堆在大工厂里，天天见面，喊一句“咱们一起要涨工资”，一呼百应，比农民分散在田里好组织多了；二是那会儿工人基本没投票权，政治上被排挤，心里本来就憋着气，觉得“整个社会都帮着老板”，这种共同的憋屈反而让大家更团结；三是工人住得也近，往往在工厂周边形成贫民窟，平时互帮互助惯了，真要反抗，街坊邻居就是现成的盟友。

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工人

当然，光有这些条件还不够，还得有人带头。由于以上的一系列便利，交流互助多了，就总会有“带头人”站出来，于是就冒出大量工会和工人政党，一边给大家打气，一边教大家怎么谈判、怎么罢工。这些组织把零散的不满拧成一股绳，真就逼着老板让了步——工资涨了，工作时间短了，甚至还争取到了医保、养老金这些福利。还有些国家，工人直接发动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段时间，工人好像真能和资本家“叫板”，让人觉得资本主义可能要变天了。

但好景不长，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情况又反过来了——工人的“叫板”声越来越弱，资本主义反而更稳了。

这不是因为老板突然变好了，而是工人的“底气”被削弱了。一方面，经济增长慢了，蛋糕做不大，老板不愿再让利益，反而开始抢工人的“蛋糕”——工资不涨了，福利砍了，说开除就开除。另一方面，工人组织也不行了：工会会员越来越少，政党也不怎么替工人说话了。

更关键的是，工人慢慢从“同意”变成了“顺从”。“同意”是觉得“这体系还行，有奔头”；“顺从”是觉得“就算不满，也没别的办法”。你想啊，要是没工会撑腰，没政党帮忙，单个工人敢跟老板叫板吗？大概率是被开除，还找不到下家。所以大家只能忍着，上班打卡，下班回家，就算心里骂骂咧咧，也只能接受现状。这种“没选择”的状态，反而让资本主义稳了下来。

那现在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样？它变了不少“新花样”，让工人更难团结了。

最明显的是“工作变了”：大工厂少了，服务业多了。以前几百个工人挤在一个车间，现在可能是几十个服务员散在不同餐馆，几百个快递员骑着车满城跑。这种分散的工作状态，想凑一起商量事儿都难。

全球南方的国家更惨，还没来得及建多少工厂，就直接进入了服务业时代，工人要么在小作坊打零工，要么在街头摆摊，连个稳定的“同事圈”都没有，更别说组织起来了。

还有个麻烦是“住得远了”。以前工人住得近，现在不少人搬到郊区，上班各走各的，下班各回各家，连碰面聊天的机会都少了，共同的“阶级感”也就淡了。

当然，现在也不是一点反抗都没有——偶尔有罢工，有人投票给反对现状的政客，但这些动静都不大。为啥？因为以前那些帮工人团结的条件没了，新的办法还没找到。工会和政党要么老了，跟不上现在的工作节奏；要么离工人太远，不知道大家真正愁啥。

说到底，第五章想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能撑到现在，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它总能让工人“难团结”。过去的工人能闹起来，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帮他们跨过了“团结的坎”；现在的条件变了，坎更高了，工人暂时没找到新的办法。但这也不代表永远这样——只要老板和工人的矛盾还在，总有一天，新的团结办法会冒出来，只是现在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