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与“全盘否定‘文革’” 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提  要：“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是逻辑相同的两个判断，区别在于前者是完全肯定，后者是全盘否定，二者都陷入绝对。否定“两个凡是”而肯定“全盘否定‘文革’”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都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否定“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的做法，使我党在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前后不一致。

主题词：两个凡是  文革  两个不能否定  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下简称“两个不能否定”——作者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不仅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知道，所谓“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换言之，也就是“文革”前后的历史。我党在“文革”前后和“文革”期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不能相互否定，即使某一个阶段在理论上、政策上、工作上存在错误，那也还是主流和支流、经验和教训的关系。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观点，为我们重新探索认识“文革”历史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南。

人类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检视一下过去对“文革”的评价。

邓小平提出的否定“两个凡是”，以及后来提出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政治口号，几乎等同于一个时代的政治纲领，被无数次地写入党和国家的政治文件，成为中国近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走向的指针，左右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至今还在左右着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向和经济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对“两个凡是” 的否定，对“文革”的否定，拉开了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在“改革”实践中，对劳动密集型的国有工商业领域的所谓“改革”，演变成为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既得利益阶层独享国有资产收益的独角戏，最终把失业压力、就业矛盾、养老压力推向社会、推给政府，并导致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

否定“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关乎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必将被写入党和国家的历史。因此，下面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否定“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从逻辑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认真地分析。

一、否定“两个凡是”与“全盘否定‘文革’”的缘起及历史影响。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同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中，对当时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同年2月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由此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批判“两个凡是”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后来，邓小平又在多种场合包括外事场合反复地批判“两个凡是”。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并发表讲话，说“‘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2年9月28日，邓小平陪同来访的金日成同志去四川访问途中，对金日成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由此正式提出了否定“文革”，并将“文革”的主要责任归结为毛泽东的领导错误。后来，在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文件以及理论界进行的研究中，都沿用了“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全盘否定‘文革’”）这种提法。

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否定“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以此为起点，逐渐实现了他的治国方略：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党的最高领导权进行大调整，全面评价毛泽东，实际掌控中央最高领导权，构建法治社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完成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重大调整，重构了社会意识。邓小平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成为事实上的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有效掌握最高领导权长达十几年。

毋庸置疑，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前，他对中国的改革大计必然早已经了然于胸，但这时他已经73岁。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必须“只争朝夕”，因此，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仅仅过了两个月，生性耿介、原则性强的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否定“两个凡是”，后来又提出了“全盘否定‘文革’”。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的实质，是他实现心中的国家改革蓝图，实现他的强国梦想的第一步。

二、从逻辑上讲，“两个凡是”与“全盘否定‘文革’”的逻辑并无二致。否定“两个凡是”与肯定“全盘否定‘文革’”在逻辑上自相矛盾。  

无论任何事物，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党提出的重大理论都应当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则，就背离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会动摇党的理论根基。

从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和肯定“全盘否定‘文革’”这两个特定判断来看，只要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和思考，就不难看出，在逻辑上存在着同一性。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虽然号称“两个”，但描述的是同一个事物，即完全拥护和遵循毛主席的所有决策、指示，这是对同一个事物的完全肯定，故可以看成是“一个”事物，是一个独立判断。而“两个凡是”在逻辑上对特定事物的绝对肯定，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邓小平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两个凡是”，只要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这一判断不为真，对“两个凡是”这样一个特定事物便可全部否定。当邓小平得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后，否定“两个凡是”便为真。于是，作为全盘肯定某一特定事物的“两个凡是”这一独立判断，便合乎逻辑地被邓小平否定了。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独立判断，是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事物的绝对否定。而无论是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某一事物，都会把事物推向绝对，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两个凡是”是对特定事物的完全肯定，而“全盘否定‘文革’”是对特定事物的全盘否定，那么，既然绝对肯定某一特定事物的“两个凡是”不为真，是错误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能为真，必然也是错误的。

“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都属于独立判断，都是对特定事物进行的绝对概括，二者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所以，“全盘否定‘文革’”也必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两个凡是”与肯定“全盘否定‘文革’”在逻辑上自相矛盾。

三、从理论上讲，“两个凡是”与“全盘否定‘文革’”都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两个凡是”与肯定“全盘否定‘文革’”让我党在理论上前后不一致。

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的主要理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邓小平“平反”的问题，他也“就不能出来工作”了；二是因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三是因为“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由于当时邓小平已经得到平反和“出来工作”了，这一事实与继续维持“两个凡是”的基本精神相矛盾。因此，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在1976年4月就“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  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包括对邓小平的第三次处分，当然也是错误的。由此得出结论：“两个凡是”应当而且肯定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第二个方面，所谓“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要求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化，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毛泽东的功与过、是与非，对毛泽东不能只承认他的历史作用而忽略他的错误。而“两个凡是” 是对毛泽东及其“决策”和“指示”的全部肯定，这就与“重要的理论问题”相冲突，因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第三个方面，所谓“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在邓小平的蓝图中，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党必须有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一整套政策、理论和方法，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总是拘泥于毛泽东时代。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一是毛泽东及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包括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等，已经成为旧的社会意识，应当让其成为过去，并对毛泽东及其作出的“决策”和“指示”予以历史的评价；二是党不能一成不变地沉浸在对历史人物毛泽东的崇拜中，不能任由毛泽东时代一成不变地延续着。因此，必须将绝对肯定毛泽东所有“决策”和“指示” 的“两个凡是”予以推翻，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邓小平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他个人的政治复出这一实践行为结合起来，否定了“两个凡是”，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历史事件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戏剧性。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上推翻了“两个凡是”这一判断。然而，他推翻“两个凡是”的理由和逻辑，也完全适用于推翻他亲自提出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判断。

四、邓小平“全盘否定‘文革’”与对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在“文革”期间对他的挽救和保护相矛盾，对他自身政治生涯在某种意义上构成自我否定。

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因为对特定事物予以绝对肯定，而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遭到否定。同样的道理，而肯定“全盘否定‘文革’”，就是对“文革”十年特定历史过程予以绝对否定，没有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待“文革”这一特定事物，陷入了绝对化，违背了唯物辩证法，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判断，也必将因为对“文革”这个持续十年的特定历史事物的绝对否定而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被否定。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要辩证地和一分为二地对待任何事物。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个持续十年波及党政军民各行各业、各领域的重大政治运动，邓小平怎样理解他自己在“文革”中政治挫折，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客观公允地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国际上冷战时期，在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对我国持续全面封锁的形势下，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成功地建立了国防工业、机械制造业、车船制造业、纺织工业、石油工业和煤炭工业，农业机械化也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初步建成了全国公路铁路交通网，支援了越老柬三国的抗美战争，赢得了对苏边境武装斗争的胜利，多种型号的核武器试验和远程运载火箭试验先后获得成功，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获得举世尊重，恢复并继承民国政府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拥有了重大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和否决权。基本实现了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实现了免费住房，城乡基础教育开始向普及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力落后的状态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基础准备，基本维持了七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始终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大办民兵师，把枪杆子交给人民，七亿人民七亿兵，各级干部继承了战争年代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优良作风，几乎都是廉洁奉公的表率，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体现了党群鱼水关系和先锋队作用。时下，50岁以上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领军人物的青年时代，都是在“文革”中陶冶锻炼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以上都是“文革”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党的历史中的重要一页，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虽然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先后遭受三次重大政治挫折，即“三起三落”，虽然这期间他和他的家人也遭到过一些非人道的对待，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我们辩证地看待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就会发现，在“文革”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处理邓小平犯错误的问题上，始终控制在党内政治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对邓小平三次给予了类似“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这也表现了毛主席从没动摇对邓小平的基本信任，对他的政治处分其实是对一种爱护，也是对他的政治考验，也体现了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中央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所谓“三起三落”实际上是安排邓小平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下放到基层工厂去，让他有时间对自己坚持“走资本主义路线”这一严重错误进行深刻反思。而在同一时期，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不计其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来没有考虑要彻底终结邓小平这个“二号走资派”的政治生命，更没有把他送上审判台和打入死牢。而且在“文革”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三起三落”让邓小平得以离开高层政治斗争的激烈漩涡，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这一安排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邓小平的作用，也使得他有时间思考和设计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蓝图。对此，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如果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中央放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邓小平采取的不是保护性的党内处分，而是“全盘否定”式的无情打击，甚至把他送上审判台，或者在法治的幌子下让他把牢底坐穿，那么就可以断言，在“文革”复杂的政治背景下，邓小平面对的只能是“落” 的结局和彻底终结政治生命，又何“起”之有？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革’”的做法，说明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的政治考验，没有看到在他后来实际掌握最高领导权的背后隐含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文革”期间对他的关心爱护。

从1969年起，邓小平被软禁在江西，直到1972年才被党中央重新起用，再次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据苏台仁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一书透露：1973年10月19日，邓小平去韶山，他在用餐时，指明了要喝茅台酒，而且说“我只喝茅台。”并对湖南省一位陪同领导说：“我下放江西时，情况那么糟，茅台也从未断过呢。”这次在韶山吃了一顿饭，69岁的邓小平喝了四大杯茅台，吃了四个馒头一碗米饭。另据方毅同志回忆：邓小平“非常喜欢喝茅台酒，粉碎‘四人帮’时，他一口气干了27杯。”显然，邓小平在江西工厂做工，经常能喝到茅台酒，这绝非他本人当时的工资收入所能买得起，这里推测应当是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特地交待江西方面安排的特供酒，说明了邓小平受到党内处分和下放江西，只是对他的保护性措施而已，也说明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考虑到邓小平的健康，关心邓小平的生活，而且邓小平始终是毛泽东主席眼中的中央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一度将其作为他的接班人来培养。

邓小平提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以及“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以此作为推翻“两个凡是”的理由之一。同样的道理，如果按照“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法，不但我国在十年“文革”期间取得的工业农业国防等领域的建设成就被“全盘否定”，而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后来继续起用邓小平而作出的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种“治病救人”式的保护性处分以及1974年对邓小平的起用，也是“说不通”的。

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必然包含着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爱护邓小平、以及在“文革”中再次起用邓小平的战略安排的根本否定。退一步讲，如果说“三起三落”是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错误处分，那么在“三落”之后能够“三起”，这一定是党中央作出的正确决定。“三落三起”客观上为邓小平在毛主席逝世后迅速走上最高政治舞台做了民心和舆论上的准备。对此，是无法否定的！

邓小平提出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口号，同时也铸就了邓小平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否定。

五、心语和结论。

笔者作为对“文革”有着肤浅记忆的“六零后”，对“文革”从未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也理解“文革”给邓小平及其家人在政治上、心理上、家庭和生活带来的创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灾难是全局性的，发生了许多反人道的事件，有的甚至是灭绝人性的，如：掘孔子墓和毁暴孔子遗骨，中华大地几千年历史沉积下来的寺庙、牌坊、古墓、古碑等文化遗存和历代圣贤遗迹，以及民间收藏的无数史籍、谱志等，几乎被毁坏殆尽，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彭德怀、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惨遭不幸，他们的家人也多有不幸遭遇，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遭受严重摧残，几代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几乎被注定终身做“工农兵”……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应当坚决予以否定的一面，对这些罪恶即使给予大规模思想清算都不为过。

对待十年“文革”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而应当历史地、辩证地予以批判和“扬弃”。应当首先跳出狭隘个人主义、狭隘利己主义的局限，站在国家和历史发展的高度，着眼于中国的未来，通过一分为二地“解剖”和分析“文革”的功与过、得与失、利与弊，尽力革除“文革”遗留下来的弊端，医治“文革”带给人们心灵的创伤，呼唤中华民族人性善的回归，维护人道公平，恢复秩序正义，激励人们坚定地跟党走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抑或是从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上来看，否定“两个凡是”和肯定“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邓小平式的否定模式，既是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也是前后不一致的理论错误，与“文革”期间邓小平受到保护和“文革”后邓小平得以迅速复出并成功地推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政治实践严重不符。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增强紧迫和责任感，要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两个凡是”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两个凡是”而肯定“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邓小平的个人错误，也是我党的重大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的要求，党应当在习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精神指导下，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尽快在适当时候纠正这一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尽早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正确的理论轨道和实践轨道上来。

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才使得党不断地成长壮大。纠正自身错误，是党拥有自信心的表现，是党的力量的源泉之一。只有不断地纠正自身的错误，党才能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永远走在历史的前头，才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战胜的。

2012年9月初稿

2024年10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