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之王晟

王晟原名王成，是 《黑与白》中的主人公之一，是新旧时代交替背景下的一名知识分子。其父亲王胜利是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代表。王胜利在战争时期英勇作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以功臣自居，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心心相连，战争结束后积极地申请到基层进行工作，想继续为人民群众服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胜利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主动提出去邳镇砖瓦厂工作，并立下了在五年之内让全公社的贫下中农都住上砖瓦房的军令状。

王晟就是出生在这样的革命干部家庭中，王晟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革命英雄的故事，内心树立起了对革命英雄的崇拜。王晟喜欢看战斗故事片，学着故事片里面的战士和小伙伴一起玩打仗的游戏，向往着自己未来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一名英雄。

然而，王成进入楚州师专上大学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去革命、告别革命乃至否定革命的社会思潮甚嚣尘上，年轻的王成也陷入了信仰危机，其思想经历了多次转变。如同马垃遇到逯永嘉那样，王成在大学时期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郎永良教授，以及在时代大背景的影响下，王晟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将自己的姓名从“王成”改为“王晟”，从此与过去告别，与父亲告别，从而融入社会大环境，迈向新的时代。王晟虽然在大学时期改掉了名字，与父亲告别了，转而崇拜自己的精神导师郎永良，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时常陷入矛盾与纠结之中，一面是过去，一面是现在，两种思想将他不断拉扯，既不能完全告别过去，也不能完全融入当下。大学毕业后，王晟考上了东江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依旧是郎永良。研究生毕业后他到了省文联工作，被下放到娘子师范当老师，在那里他遇到年轻女教师田芳和凤凰岛的老校长俞解放。在与他们的交往中，王晟知道了田芳宁愿放弃个人的美好前程也不愿离开凤凰岛的那些孩子们，王晟被田芳的善良纯朴和奉献精神所感染，也被老校长的执着和坚守所激励，一度沉睡的理想主义信仰又悄悄复苏。后来，儿时的朋友杜威把王晟调到自己的大众艺术传媒集团，并坐上了副总编辑的位置，经历了从刚开始的勤奋努力工作到后面想离开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的工作岗位的过程。

再后来，王晟因举报杜威和武伯仲之事，再次发生思想转变。这一次思想转变，王胜利和骆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王胜利至死都在坚决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骆正也和老校长一道，带领凤凰岛的群众发动维权运动。看到骆正为维护老校长而奋不顾身，在病床上的骆正对王晟说：“孩子，看见你，我就像看到你父亲一样，要记住，你是革命者的后代，任何时候都不能向邪恶势力投降！”王晟的精神再次受到洗礼，在此之前，王晟要不要继续举报杜威和武伯仲的事情上，内心是纠结犹豫的，但在此之后，王晟在内心深处开始与那个所谓的新世界决裂。这个决定，王晟面临着被杜威威胁、工作不保、牢狱之灾，王晟最终还是拒绝了杜威的威逼利诱。在杜威及其背后庞大势力的操纵下，王成举报失败，还承受了三年牢狱之灾。王晟在狱中时，顾筝继续在寻找申诉的证据，王晟再次面临杜威的威胁，没有在杜威承诺继续做副总编辑和年薪百万的诱惑下屈服，这一次的拒绝，也意味着他和杜威之间彻底决裂了。

王晟与《人境》中的马垃相似，是一位酷爱读书思考、执拗内向而心地纯正的知识分子，和马垃一样，在他成长过程中内心经受着两位相互对立、分别代表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教父”的矛盾纠葛，经过内心的纠结与挣扎，他们终于挣脱了黑暗的掩蔽，没有同邪恶势力屈服，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边。马垃是选择与资本和私心作斗争，带领农民创办合作社；而王晟则是选择揭露资本与权力勾结的怪胎杜威和武伯仲。

一、少年时代，深受革命文化熏陶，崇尚英雄，立志做英雄

在少年时代，王成深受父亲王胜利的影响，从小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他听了许多英雄的故事，崇尚雷锋，崇尚英雄，长大后也想成为一名英雄。

在王成的少年时代，发生了对王成影响比较大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妈妈裴凤兰去世。 裴凤兰去世的时候，王成刚满八岁，那时的王成和父母一家三口住在砖瓦厂的宿舍里。父亲王胜利在砖瓦厂当厂长，王成在厂子弟小学念书，母亲裴凤兰在厂里的食堂当炊事员。裴凤兰每天忙完食堂的工作，就抽空回家给王胜利和王成父子做饭，实在抽不出空做饭，就从食堂打饭带回家来。后来得了肿瘤而去世，裴凤兰去世后，王成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件大事是毛主席去世。裴凤兰去世后的第二年，毛主席逝世了。那天，王成听见砖瓦厂的广播说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后，他怔怔的，还没反应过来，仿佛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他觉得天一下子黑了。  王成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去，从制坯工地到厂宿舍一路上，他看见许多人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大声哭泣。一个穿着劳动布工装，身上沾满尘土的中年妇女拖长声调，扯起喉咙悲伤地哭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你老人家不是万寿无疆么，怎么说走就走呢……”  哭声此起彼伏，从砖瓦厂的每一个角落传过来，汇集成了一股悲伤的河流。  

王成回到家，他脑子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想。 他抬起头望墙上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像往常那样慈祥地注视着他，目光那么和蔼；再望一望对面墙上妈妈的遗像，妈妈也像往常那样慈祥地注视着自己，目光那么温柔。王成觉得，毛主席和妈妈的目光照在自己身上时，都像阳光那样温暖。在王成的心里，毛主席跟爸爸妈妈一样，是自己的亲人。可现在，这个亲人跟妈妈那样，也不在了！想到这儿，王成难过极了，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哭得跟妈妈去世时一样伤心。  

那天，王胜利回来得很晚。他进门后第一眼就看见了王成脸上的泪痕，王成也看见他脸上有一道泪痕。爸爸已经在外面哭过了，王成想。爸爸一句话也没说，紧挨着王成坐下来。父子两肩挨肩坐了很长时间，忘记了去食堂吃饭。后来，王成听见爸爸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声音沙哑地说： “毛主席不在了，革命还要继续干下去哪……”  毛主席逝世后，爸爸难过了一阵子，又重新振作起来，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他每天很晚才回家，有时王成半夜醒来，床上空荡荡的，不见爸爸的影子。每逢砖瓦出窑时，爸爸都要带领厂里的干部，跟工人一起加班。窑洞里的温度高达 50 多度，跟蒸笼一样，还在晕倒过。王胜利的亲力亲为与全身心投入工作，但没多久就被免职了，巴东的爸爸巴光明接替王胜利做了厂长。

二、大学时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互相撕扯

1、大学时期（第一次思想转变时期）

王成从邳镇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楚州师专专科学校中文系。楚州师专坐落在北门外十里远的毛竹山下，比较偏僻。王成是以中文系最高分被楚州师专录取的，本来可以上本科院校甚至东江大学，但由于英语拖后腿，他只好进了楚州师专，王成一直心有不甘，大一时就立下宏愿，将来一定要报考东江大学的研究生，所以平时除了埋头功课，忙于英语四级的考试，对学校的其他活动很少参加。

王成热衷于读书，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虽然王成的父亲是砖瓦厂厂长，但王晟的大学生活经济并不宽裕，每个月除了学校发的 15 元助学金，父亲按月给他 10 元的零花钱。这符合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的本色。除了购买一些零星的生活用品，还能积攒一点钱给自己买书。除了读书，王成没有什么别的爱好，这大概跟他儿时喜欢看小人书有关。从小学到初中，王成买的小人书不下百本，砖瓦厂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他是个书迷。 父亲对他很严格，尤其反对铺张浪费和乱花钱，但唯独在买书这点上从不吝啬钱，只要他开口，一次都没落空过。

一次，楚州师专邀请了名声远扬的青年企业家宗天一到学校做讲座，座无虚席，由此可见，学生们对青年企业家宗天一的青睐，王成也去了。讲座结束后宗天一邀请王成在聚珍园吃饭，聚珍园是楚州最有名的老字号餐馆，去那儿吃饭的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寻常百姓和王成这样的学生只能望而却步。这次一起吃饭的还有杜威、宗天一的妹妹顾筝。在饭桌上，王成一直很少说话，坐在宗天一身边的顾筝也是如此，从进包厢起，顾筝就没说什么话，她甚至也不关心宗天一和杜威在说什么，仿佛那是两个陌生人。

天黑了，宗天一带着王成回到他的公司——一座三层楼的房子，门口挂着巴州红河谷农工商公司的牌子。宗天一邀请王成来，其实是想和王成夜聊，想要有人能够倾听自己的心声，这些心声，宗天一没有和其他人说过。那天夜里，宗天一向王成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祖父是个大叛徒，父亲逃亡毫无音讯，后来母亲也疯了，投湖自尽了，他自己都把自己当作孤儿看待。王成听了宗天一的身世之后，深感同情。与此同时，王成心中有一个声音萦绕在耳畔“我是谁？”，事实上，王成从走进楚州师专的大门那一刻起，他就被“我是谁” 这个问题缠住了，如同一个漩涡，他读的书越多，在里面陷得越深。

王成在楚州师专上大学的时期，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现实对历史的背叛使得人们对过去所尊崇之物避之不及，宣扬自由、抹黑英雄、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一些人越来越富，一些人却越来越贫困……。王成是这个时代中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他陷入了信仰危机。入校后第一次上课，当老师点名点到‘成’时，班上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他身上，那种惊诧、嘲讽乃至歧视的眼神，只有在面对一个异类或不合时宜的人时才会有。有一次学校放映电影《英雄儿女》，当银幕上出现那个志愿军战士对着步话机大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时，坐在王成旁边的几位同学以低俗的口吻嘲笑他，王成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耻。许多以前被当作英雄的人物不再是人们学习的对象，也不再被尊重、仰慕，有时甚至成了嘲讽、戏弄和被抹黑的对象。王成过去所仰慕的雷锋这样的英雄被身边的同学抹黑了，过去被人所唾弃的地富反坏反倒成为了“善良仁慈”的人。时代变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变了，以前接触的多是充满革命性的正面的东西，但现在，身边的同学口中多是低俗淫秽的东西。曾经，‘王成’这个名字是一个令人称羡的符号，代表着英勇、献身、壮烈、崇高，王成心里也因此常常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少年时代的王成具有强烈的英雄情结，小说通过王胜利的战斗英雄故事和小人书、红缨枪、红小兵等红色文化符号，以及捉拿在砖瓦厂偷“废铜烂铁”的宗天一等情节，展现了王成的革命英雄情节。这种革命英雄主义情结，在小说第一部毛主席逝世的描写中达到了高峰：“广播喇叭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哀乐，爸爸还没有回来，屋里静得出奇，他抬起头望一望墙上的主席像，毛主席像往常那样慈祥地注视着他，目光那么和蔼；再望一望对面墙上妈妈的遗像，妈妈也像往常那样慈祥地注视着自己，目光那么温柔。王成觉得，毛主席和妈妈的目光照在自己身上时，都像阳光那样温暖。在他心里，毛主席跟爸爸妈妈一样，是自己的亲人。可现在，这个亲人跟妈妈那样，也不在了！想到这儿，王成难过极了，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哭得跟妈妈去世时一样伤心，泪水从脸上滚落下来，把衣服都打湿了……”。

现在，王成和其他人一样，深受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拼命地想和过去的时代进行告别，摆脱与过去的联系，想摆脱父亲王胜利，也因为这样，王成和父亲王胜利的矛盾越来越大，他常年不回家，以和父亲王胜利告别。“王成”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名字也应该进行修改，“王晟”的诞生，意味着王成与过去的时代进行了一次决裂。王成在幼年时崇拜父亲王胜利，在告别过去后，转为崇拜自由派教授郎永良。郎永良是王晟在楚州师专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也是他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郎永良原先是东江大学五十年代中期的中文系副主任，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化为右派，被调到了楚州师专任教，在文革期间下放到五七干校两年。在文革结束后郎永良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担任了楚州师专的系主任，后来又被调到东江大学。

王晟青年时期的成长深受郎永良的影响，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在王晟的心里，父亲王胜利代表着过去，导师郎永良代表着未来。王晟的这段个人经历是一段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思潮汹涌激荡，无数人走到了思想的十字路口。在“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下，人们纷纷抛弃了“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思想，选择了“与国际接轨”。只有像王胜利、骆正、俞解放这样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才战胜了时代潮流的同化，那些没有形成坚定信仰的人，便逐渐放弃了以前相信的东西。王晟即是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员，他接受了时代潮流。

2、研究生时期

王晟从楚州师专毕业后，考上了东江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依旧是郎永良。从楚州师专到东江大学一路走来，王晟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导师郎永良的引导和谆谆教诲。每当学业上遇到什么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向导师郎永良请教。郎永良的一言一笑，都对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王晟心目中，郎永良的经历、学养、成就都打上了一层庄严和辉煌的色彩，让他仰慕不已，并且暗暗将导师当成了自己的榜样。然而，尽管他一直试图跟上老师的节奏，融进这个充满魅惑的时代，可还是像一个正在磕磕绊绊学走路的孩子那样力不从心。作为一个看小人书长大的乡下孩子，黑白线条和色块构成了王晟少年时代的全部色彩，因此，当他突然置身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彩色世界时，感到很不适应。他一度以为，知识和学历能将他从里到外地改变，但这个过程如此漫长、艰难，丝毫不亚于一只蚕化蛹为蝶的过程。尽管他一直在努力，而且表现得出类拔萃，朴实，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对城市的繁华与光怪陆离不感兴趣。王晟想到从楚州师专到东江大学，郎永良对他一直十分欣赏，要不也不会主动提议让王晟考他的研究生，因此觉得王晟自己是被导师郎永良认可的。

王晟在东大读研究生时，发生了一起由东大学生食堂“发霉大米”事件引发的学潮，王晟第一个站出来写大字报，参加了最早的几场游行，担任过维护秩序的学生纠察队，游行，王晟在队伍前面喊口号。学潮平息后，王晟被列入了清查对象。幸运的是校长何首乌向宋乾坤打过招呼，王晟才没受到学潮的处分。其实，王晟并不是那种热衷于关心政治的人，在楚州师专读书时，他连共青团也没加入。考上东大研究生后，他参加的唯一社团是浪淘沙文学社，但那也不过是为了在《浪淘沙》杂志上发表文章方便。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当“发霉大米”事件发生后，他却第一个站出来写大字报，参加了最早的几场游行，还担任过维护秩序的学生纠察队，在集会上发表过演讲。内敛的王晟并不爱抛头露面，在中文系几届研究生中，他给人的印象差不多是一个书呆子，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王晟仿佛变了一个人呢？

其实，王晟一直没有形成自己坚定的信仰体系，所以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时，他的内心是撕扯的、矛盾的、痛苦的。王晟的矛盾在于：他是如此渴望将全身心融入到时代大潮中去，却又顽固地想保持着自己的那一点点“初心”。他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伴随着他的“初心”不断被社会拒绝和容纳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 但另一方面，他总是瞻前顾后，游移不定。在这种状态持续久了，会变得焦虑不安，仿佛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人，对解放身体的渴望，会远远超过心灵的解放一样；反过来亦如是，当一个人的心灵世界过于复杂，他也会产生一种返璞归真的渴望，使自己重新变得像孩子那样单纯。王晟就是如此，这两股力量始终处于一种拉锯状态，哪种力量占上风，往往取决于外部因素。

三、青年时代：研究生毕业后

王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省文联工作，但先要到基层锻炼。王晟锻炼的地方是娘子县师范学校。娘子县地处大江市西郊，是一个小县城，县城距市区不到一百公里，东江浩浩荡荡，蜿蜒而过，同邳谷山脉隔江相望，是东江省最主要的水产基地。娘子师范学校坐落在县城西北部，前身是娘子县工农干部进修学校，工农干校创建于五十年代初期，主要是举办一些短期文化速成进修班，培训工农干部，1958 年大跃进时，国家为了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遂将工农干校改成师范，成为了一所正规的中等师范学校。七十年代初，全国兴起了一股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 “共大”）的热潮，娘子师范也加了一块“共大”的招牌。娘子师范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它的前面是那条横贯娘子县境的康庄渠。康庄渠建成于七十年代中期，是文革期间全省最著名的水利工程，竣工时上过《东江日报》的头版头条，被称为娘子县的“红旗渠”。

王晟到娘子师范锻炼的第一个学期，学校没有给他安排课程教学，他每天待在宿舍里看书，读完毕业时带来的半箱子书，就去校图书馆借阅。第二个学期，王晟担任了民师班的班主任。校长姓鲍，是文革前东江师范学院的毕业生，鲍校长平时对人挺和气的，对王晟尤其如此。  鲍校长很看重学历背景，王晟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听他说，全校只有他俩是名校毕业的。王晟担任班主任是校长对王晟的器重和锻炼。

当王晟在娘子师范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次对宗达产生了兴趣，他在硕士论文中并没有解决的一些疑问，包括导师郎永良教授给他指出过的问题，又重新凸显出来，又开始研究宗达。《新文学史料》那期专辑里刊载了宗达叛变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的那篇《我的自白书》。对宗达的这篇“自白书”，王晟一直没有读过全文。写毕业论文时，他几乎查遍国内公开出版物，都只有摘录或引用的片段，没有找到全文，以至他怀疑宗达是不是真的发表过这么一份“自白书”。除此之外，关于宗达叛变投敌这段至关重要的史实，中共党史和文史界也一直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大多数人采信的是国民党溃退台湾之后解密的一份《关于共党东江局领导人宗达被我策反自首之要略》。王晟研究宗达，除此证据之外，再无第三方佐证，个中真伪，无从辨析。加之宗达叛变之后，除了这份“自白书”之外，再未发表过任何文章，也未参与过任何公开的政治和学术活动，直到大陆全境解放前一年，在香港悄然去世。其时，距宗达在中共中央东江局领导人任上叛变，已过去了整整十年之久。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共要人和著名左翼知识分子，长达十年的时间竟然成了一段空白，这未免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黑与白》第一部结尾的一段描写，将60后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迷茫困惑揭示得淋漓尽致：“王晟心里一阵茫然，仿佛堕入了某座错综复杂的迷宫，或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是的，孤儿，精神的孤儿，一个在历史和时代的荒原上迷失了方向的孤儿。王晟想，脑子里再次闪现出在宋乾坤家里看到的那张旧照片：宗达和宋乾坤在石碑前面并肩而立，两个人脸上洋溢着舒心的微笑，显得那么亲密，耳边响起两个人爽朗的笑声，其中还夹着安娜•路易的笑声，像百灵鸟那样清脆、鲜亮，在岁月的山谷间引起阵阵回响……”

王晟在娘子师范学校担任民师班班主任期间，认识了凤凰岛的教师田芳、田芳的侄女田青青和凤凰小学的老校长俞解放。王晟和田芳在一段时间的来往之后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双方都没有来得及将这种感情向对方表达，田芳便在去尖角岛授课返回凤凰岛时遭遇台风遇难。

之后，王晟被杜威调到了《大众艺术》杂志社，在杜威的领导下，杂志社成发展为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王晟在大众艺术传媒集团勤奋工作，加之杜威的提携，成为了集团副总编。

四、举报事件，思想再一次变化

王晟成为大众艺术传媒集团副总编后，工作正有序进行时，宗天一临终前的举报信再次使得王晟的命运发生转变，王晟再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宗天一临终前将自己的离别信与举报信寄了一份给王晟，在向王晟进行生命最后的告别时，希望王晟能够将杜威和武伯仲的罪行揭露出来，即使不能够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处，也要对其进行曝光与鞭笞。王晟经过一番内心战后，将举报信公开到了天涯网。举报信在天涯网快速地传播，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杜威动用各方资源，很快就查到了王晟就是发举报信的人，并动用黑客技术，一天之内关闭了天涯网的帖子。此外，杜威通过总编郑月娥向王晟劝降，希望王晟公开道歉，不要举报了，如果继续举报，大众艺术传媒集团会陷入不利处境，威胁王晟的前途也会毁于一旦，在郑月娥的劝说下，王晟犹豫了。

此时的王晟，内心又是矛盾的。王晟想到杜威对自己的帮助，如果没有杜威的提拔，自己是无法坐到如今副总编的位置的，若是自己坚持举报使得集团利益受损，他无法面对集团的员工。但如果妥协，放弃举报，他便辜负了宗天一对他的信任，若举报信内容为真，王晟却站在杜威一边，便是同流合污、为虎作伥。此时的王晟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中，犹豫不决。

最终，梦里的父亲以及父亲的老战友骆正的斗争经历给予了王晟选择与杜威、武伯仲继续斗争的勇气和自信。王晟在睡梦里梦见了父亲王胜利，王胜利对王晟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梦醒后，王晟接到了父亲的老战友骆正负伤的消息，于是去医院看望骆正。骆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大江市的省委和地下工委的联络员。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骆正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来被营救了出来。出狱后得知了省委机关和省军区总医院在娘子湖遭遇敌人偷袭，包括骆正未婚妻在内的一百多名干部群众和伤病员牺牲。在白雪等烈士的坟墓之前，骆正发誓要找出叛徒，他将怀疑对象定在了他的老首长宋乾坤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检举了宋乾坤，宋乾坤在停职审查一年后官复原职，骆正因检举宋乾坤受到了排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骆正加入了造反派，宋乾坤被打成“走资派”后，骆正贴出了针对宋乾坤的大字报。在宋乾坤被“解放”后，骆正被免了职。“四人帮”倒台后，骆正作为“三种人”被判刑进了监狱。出狱后，骆正仍坚持斗争。他支持了王胜利举报巴光明的行动，也多次带领群众上访，为群众争取利益。凤凰岛的“岛主”聂长海与武伯仲相勾结，企图将凤凰岛上的烈士陵园给迁走，老校长带领凤凰岛的群众向骆正求助，骆正带领他们维权，进行上访，并将书店提供给他们住宿。一天夜里，武伯仲的保安部长黑三前来捉拿老校长，在冲突中骆正为了保护老校长与黑山的斗争中，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被送进了医院。

王晟在医院与骆正见面后，整个人经受了一次洗礼。骆正了解了王晟举报杜威和武伯仲的事，对王晟表示了支持。这位始终忠于革命、坚持斗争的老战士，对王晟说：“孩子，看见你，我就像看到你父亲一样。要记住，你是革命者的后代，任何时候都不能向邪恶势力投降！”这句话给了王晟继续斗争的信心，他以前所轻视的父亲在他眼中的形象再次高大了起来，原本他像撇清和父亲的一切关系，投身到一个新的世界去，现在他开始和那个新的世界决裂了。

因为王晟的举报，最终被杜威背后操纵。在杜威的钱权操纵下，王晟以顶格的刑事处罚被送进了监狱，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被送到了劳改农场服刑。在劳改农场时，王晟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也正是在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两年后，王晟的身体更加强健结实，从外表上看，王晟与过去的自己判若两人。然而王晟的内心深处正发生着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似乎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没有自己的灵魂，他存在的意义就是无休无止地劳动，人生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一步一步努力地走到了集团副总编的地位，最终却落得这般地步。在刑期第二年，王晟接到了顾筝的翻案申诉申请，在面对是否要申诉、继续举报杜威和武伯仲时，王晟再次犹豫不决，他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赶快出狱，他害怕申诉会延长自己的刑期。然而面对杜威的威逼利诱，王晟没有选择屈服，而是下定决心要进行申诉。

五、小结

王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王晟的思想经历了由左向右，再向左转变的历程。幼时王晟崇拜作为战斗英雄的父亲王胜利，在青年时期崇拜自由派导师郎永良。年幼时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在步入青年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两个时期王晟所崇拜的不同对象是这两个时代所推崇的不同价值观的反映。毛泽东时代工农兵是光荣的角色，在改革开放时代企业家、自由派学者成为了时代的偶像。十几年间时代的巨变使得人们的观念也纷纷改变，信仰危机在社会上进行蔓延，曾经无比“革命”的红小将也能迅速转变成为新时代的追随者，人们抹黑英雄，官商勾结，利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为自己捞取官、钱、名、性等利益。王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被这股时代大潮所裹挟，改名是王晟的思想发生第一次重大转变的标志，他将自己原来的名字王成改成了王晟。王成的名字来源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一名志愿军战士，这个名字既是毛泽东时代崇尚革命英雄的价值体现，也是父亲王胜利对王成的期待，希望其能够传承自己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在改开时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王成进入楚州师专后，在同学们歧视、低俗嘲笑的眼神中，王成越来越讨厌自己的名字，他不再为自己的名字感到自豪，反而感到脸红羞愧。通过改名为王晟，他与自己的过去进行切割，与过去的时代进行切割。

举报杜威和武伯仲是王晟思想第二次重大转变的标志。王晟接受了朋友宗天一的请求，在网上匿名公开了宗天一对杜威、武伯仲的举报信。在自己的身份暴露之后，王晟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公开道歉，继续在大众艺术传媒集团担任副总编，在集团股票上市后成为百万富翁，二是顶着牢狱之灾与杜威、武伯仲在法庭上进行较量。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话选择一是最优解，举报信是否属实和王晟没有一点关系，但王晟最终选择了二。一方面王晟不愿辜负宗天一对他的信任，心中还有一些善良在，假若举报信是真而王晟并没有挺身而出，那么王晟就是助纣为虐；另一方面是父亲王胜利和骆正对王晟的影响，王胜利的英雄形象以及骆正誓死保卫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激励了王晟，使得王晟最终下定决心与杜威、武伯仲进行抗争。由于杜威掌握了诸多资源，能够对整个法律交锋过程进行操纵，王晟虽然有宗天一的妹妹顾筝的帮助，仍然没逃过三年牢狱之灾。

王晟在劳改农场期间经历了三次探视。

第一个探视的人是程国军，他作为骆正的遗嘱执行人将骆正的遗产“民众书店”交给了王晟。通过书店的交接，也是革命精神的交接，骆正将自己的革命精神传承给了王晟。

第二个探视的人是顾筝，顾筝找到了给王晟翻案的有力证据，希望王晟能够在申诉书和委托书上进行签字，向最高法院进行申诉。在申诉书面前，王晟表现出了恐惧，非常期待一年之后就能出狱。王晟知道服刑期间的犯人若企图翻案却没能成功，刑期将会延长，王晟已经在劳改农场度过了两年，这两年他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失去自由的人无疑对自由充满了渴望。王晟若平稳地服完最后的刑期，他将开始新的生活，申诉成功不会使王晟得到更多，但是一旦失败王晟的刑期将被延长。是否选择申诉，王晟内心拿不定主意。    

第三个探视的人是杜威，杜威是来威胁王晟不要申诉的。杜威许诺王晟在服刑结束后让其继续担任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的副总编，前提是要王晟放弃申诉，不要继续举报，不要威胁到杜威大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的利益。面对杜威的威逼利诱，王晟再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原本仍处于犹豫状态的王晟从杜威的话语中感受到了杜威的心虚，他不再犹豫，坚定地选择与杜威进行对抗。到这里王晟的第二次转变才真正地完成，他没有使前面与杜威的斗争白费。如果王晟的第一次与杜威的斗争还带有一丝茫然、对后果的无知，而第二次选择与杜威的斗争则是在已经经历过斗争失败的后果并且有可能再次遭遇失败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正是王晟成长的体现，是王晟历时三年的转变之路的完成。

王晟的思想转变仍没有结束，公开举报信、与杜威交锋只是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还不够彻底。王晟在劳改农场的农业队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经历了两年这样的生活王晟的内心早已麻木，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王晟一度绝望，在一次挖沟渠的过程中由于体力不支倒在了沟渠中。在沟渠中，他充满了悲观、厌弃和灰暗的情绪。然而躺在沟渠中，他看到了天上盘旋的鸟儿，那种与大自然进行搏斗的精神使王晟想起了高尔基的《海燕》，这种精神使得王晟的内心开始燃起了一丝希望，此后王晟开始追寻自己的来路，思索着发生的一切…

刘继明老师对王晟的评价是：“很难说他已经从个人走向人民，成为了一个自觉自为的知识分子。”王晟的第二次转变或许还没有真正地转变完成，但是让他再回到转变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太可能了。王晟转变的“未完成”也是体现了对未来的一种未知，但是这种未知并不是毫无希望的，王晟虽然还在追寻自己的来路，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未来，但是新一代青年梁天、田青青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正在逐步地成长。王晟已要步入不惑之年，他的转变是否能够真正完成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迎接未来的新的一代已经在成长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新的希望已经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