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政治利益说”概述

“政治利益说”作为一种学说或理论体系，由本人肖志夫率先创立，旨在揭示政治的利益本质，以及政治与利益的关联属性，并以此解构政治现象背后的深层利益逻辑。

以下从政治的基本含义、历史发展、主要影响、利益属性、与人性的关系，“政治利益说”的提出及其演变过程、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基本观点和现实意义等10方面展开讨论。

一、政治的基本含义

政治，是政治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与国家相伴而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及活动的形式和范围。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政治通常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政治的本质在于通过权力实现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利益诉求。

政治通常包涵两层含义：

（1）“政”指的是政府；

（2）“治”指的是治理。

“政”是政权主体，“治”是维护政权的方法和手段，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政治包括军事、法律、政权机构、政治党派团体等等方面。“政”主要是指政权、政府、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治组织、政治机构；“治”主要是指法律、制度、政策以及依据这些进行的行为，包括军事、法律、行政等方面。“政”是硬件，“治”是软件。

从人类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从不同学科角度，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论述也不尽相同。而且政治内涵的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对政治的阐释也充满了争议，始终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定义。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出现在产生阶级对立和产生国家的时候，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家相联系。政治同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各种权力主体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发生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冲突，从而决定了政治斗争总是为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基本属性。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权力的追求以及某些心理满足等，对于各种权力主体来说，都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动力。

政治作为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各种支配行为和以对国家的制约性权力为依托的各种反支配行为，如统治行为、管理行为、参与行为、斗争行为、领导行为、反政府行为、权威性影响、权力竞争等。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利益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

政治作为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上述特定行为的相互作用。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参与的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相互斗争的关系等。这些关系又基本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所具有的必然性。

政治的社会属性，就是规范化的社会管理。

二、政治的历史发展

政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的部落联盟，随着国家的形成，政治逐渐发展为更复杂的权力结构。从君主专制到民主政治，政治的形态不断演变，但其核心始终围绕着利益的分配与争夺。

1、西方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是处于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转型期。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城邦体制被破坏，逐渐形成了赏赐和分封体制，政治已经不再是所有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活动，而成为了国王和大臣们的活动。政治已经不是为了共同起源、共同信仰而实现正义的活动，而成为了一种利益政治。政治活动中解决问题的手段由对话和说服，变成了暴力和战争，成为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治的超越意义已经不存在，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依其本性是政治的动物”改成了“人依其本性是社会的动物”。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宗教信仰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古代时候的政治。从封建统治下发展出来的这种政治成为了现代政治的起源。

2、东方

“大一统—民心—致治”，大致构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逻辑或者国家理论，有学者称之为“治体论”。大一统是国家之体，民心是政治价值观，致治是重民的政治方法。

中国古代的政治贯穿了个人的日常生活，道德是衡量政治活动的标准。在这种政治下，缺乏制度上的规范，政治的运作更多依靠道德规范。

3、现代政治

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全球政治伦理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为核心内涵，对全球交往主体进行价值引导、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的综合机制。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导与塑造世界历史的产物，全球政治伦理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资本增值的严重束缚，造成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维度中的地位不平等并引发了种种问题。

数字地缘政治是传统地缘战略思想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目的是为了争夺数字空间的主导权，进而强化和延伸在物理空间的控制权。

三、政治的主要影响

政治的影响力渗透至社会肌体的每个角落：它塑造国家制度与法律框架，界定公民权利与义务；它主导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深刻影响经济格局与社会公平；它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关乎国计民生；它调节社会矛盾与冲突，维护秩序或引发变革；它亦深刻塑造国民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观。

1、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政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政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生活的状况，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状况。另一方面，政治对于经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状况。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最经常的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2、与法律的关系

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主要通过国家权力与法的关系反映出来。国家和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和体现，都属于上层建筑，产生于和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两者的关系中，政治是根本，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法律总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的权威和效力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另一方面，法律对于政治也有重大的影响，它体现国家的意志，通过法的准则来巩固国家权力并维持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

3、与宗教的关系

政治与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宗教曾经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宗教冲突往往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或不同政治集团斗争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在国家的政治权力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已越来越疏远，这已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

4、与道德的关系

政治与道德也有密切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受政治制约，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道德能造成一种有利于巩固国家权力的社会秩序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政治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国家权力的维持。同时，政治对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巨大的作用，一种道德风尚的建立和发展，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才能实现。

四、政治的利益属性

利益构成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石，政治则是利益博弈的制度化表达。二者形成“利益需求→权力构建→资源分配→新利益格局”的闭环，贯穿人类社会的组织与演化。理解该关系需结合历史语境：从古代分封制导致的诸侯割据，到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游说集团，无不印证“政治是利益关系的总和”这一核心命题。

政治与利益存在本质性关联，互为表里，政治为“表”，利益为“里”。利益不仅是政治活动的基础动力，更是政治关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二者的关系可从以下维度解析：

1、利益是政治关系的根基

（1）政治活动的原始驱动力

物质利益需求推动人类结成政治关系，阶级、政党、国家等政治现象均围绕利益诉求展开。

政治主体（个体、组织或国家）通过政治行为实现其利益目标，政治本质上是利益分配与博弈的过程。

（2）政治权力形成的基础

共同利益：特定群体为维护共同利益凝结成政治力量，构成政治权力的内部基础。

利益矛盾：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催生权力协调需求，政治权力成为调节矛盾的必要工具。例如，国家政权通过规制资源配置化解社会利益冲突。

2、利益关系决定政治结构

（1）纵向与横向利益关系的交织

纵向关系：个人、群体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如中央与地方资源分配矛盾）。

横向关系：同一层级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如党派竞争、国际贸易冲突）。

现实政治中，纵横利益关系交叉重叠，构成复杂权力结构。

（2）政治制度的核心功能

政治制度本质是利益整合机制：通过法律、政策等工具平衡利益分配，维护社会稳定。例如，民主制度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多元利益诉求，而制度失效可能引发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推翻阶级利益垄断）。

3、政治对利益的反作用

（1）权力对利益的再分配

政治家运用武力、货币、法律、媒体等工具调整利益格局；

政策倾斜可重塑行业命运（如新能源补贴推动产业转型）；

再分配政策可能加剧阶层分化（如减税政策偏向富裕群体）。

（2）利益合法化的途径

政权通过代表特定阶级或公共利益获取合法性。例如，国家自主性需平衡阶级利益与公共利益（如国防安全属全民共同利益），失效则导致合法性危机。

4、政治经济学视角：互动循环

（1）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

经济关系决定利益格局（如资本垄断催生财阀干政），而政治权力通过制度设计反塑经济秩序（如反垄断法规限制资本扩张）。

（2）全球化下的利益政治化

国际竞争实质是资源与市场争夺，经济制裁（如俄乌冲突中的金融制裁）成为政治博弈工具，体现“经济利益政治化”趋势。

5、政治利益及其表现形式

政治利益，是指政治主体为有效开展政治活动而产生的政治需要及其满足。这一概念强调政治主体在参与政治活动时，需通过满足特定需求以实现其目标，体现了政治行为与利益诉求间的内在联系。

政治利益始终处于动态重组中——从古代君权神授垄断利益分配，到现代民主制下多元利益协商，其表现形式随权力结构变迁而演化，但“资源控制权争夺”的核心从未改变。

政治利益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驱动力，其表现形式具有多层次、多面向特征，主要可分为以下五类：

（1）个体政治利益

权力获取与职位晋升。政府官员通过政治参与追求个人职业发展，如选举竞选、职务晋升等，本质是对决策影响力的争夺。

经济利益变现。政治身份可转化为经济资源（如政策性补贴、项目审批权），形成“权力寻租”空间。

（2）集团政治利益

部门利益固化。政府横向部门（如财政、交通系统）通过政策制定争夺财政预算与管辖权限，形成“部门保护主义”。

地方利益博弈。纵向层级间（中央vs地方）存在资源分配冲突，例如地方保护主义阻碍统一市场建设。

阶级/阶层利益代言。政党与利益集团代表特定阶级诉求（如资产阶级游说减税政策），体现利益的政治集中性。

（3）国家机构整体利益

组织存续与扩张。政府机构追求预算最大化、职能扩展（如增设监管部门），以强化组织稳定性与话语权。

治理效能合法性。通过公共政策（如社保体系、基建投入）兑现公共利益承诺，维护统治合法性。

（4）意识形态利益

价值观主导权。政治思想体系争夺话语权（如民主 vs 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输出），本质是精神统治权的竞争。

文化认同整合。民族主义、宗教伦理等成为凝聚共同体利益的符号工具。

（5）国际政治利益

地缘战略竞争。主权国家通过联盟、制裁等手段争夺资源通道与市场准入（如芯片技术封锁）。

规则制定主导权。国际组织中的规则话语权（如WTO改革、碳排放标准）实质是利益分配权的延伸。

6、政治利益的运作逻辑

⑴ 转换性：经济资源（资本）↔ 政治权力（政策）↔ 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循环增值链。

⑵ 冲突性：个体私利、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通常存在张力（如官员腐败侵蚀公信力）。

⑶ 制度性：政党制度、选举机制本质是利益博弈的规则化容器。

五、政治利益与人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一言一行都拥有动机目的。一切政治主张、行为、活动无不与利益相关，无不服从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与人性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两者相互塑造且互为因果。政治利益本质是人性需求的规模化表达，而权力结构既可能异化人性亦能引导其向善。构建可持续的政治生态，需通过制度设计抑制人性之恶（如贪婪、短视），同时激活其积极面（如正义感、同情心），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1、人性是政治利益的底层逻辑

政治本质源于人性需求。政治作为规范社会关系的制度设计，本质是对人类谋利行为的调节机制。其合法性建立在满足人性对安全、资源分配及社会秩序的需求基础上。马斯克因税收政策调整损害其电动汽车产业利益而激烈反抗的案例，凸显了经济利益受损时人性中的自保本能对政治行为的驱动作用。

人性弱点被政治力量利用。权力集团常利用人性中的贪婪、恐惧等特质巩固统治。例如资本通过制造消费焦虑刺激购买欲；专制政权则通过信息封锁强化民众对权力的依赖，如古代统治者宁肯集中财权导致地方凋敝，也不愿分利削弱控制力。

2、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效应

权力放大欲望与道德风险。“权力魔杖效应”揭示权力会诱发人性扭曲，列车长坚持要求残疾农民工出示“盖钢印的残疾证”方能享受优惠，体现权力制度化后对个体同情心的消解。历史案例中，乾隆时期和珅等权臣的贪腐，正是权力膨胀导致欲望失控的典型。

特权阶层的人性悖论。既得利益者往往陷入“零和博弈”思维定式，明末崇祯帝募捐遭贵族拒绝、最终王朝覆灭的悲剧，反映人性短视与制度缺陷叠加的恶果——特权阶层宁与体制共亡也不愿让渡利益。

3、利益冲突中的人性妥协

制度漏洞诱发道德滑坡。当规则缺失时，人性趋利性主导行为选择，ATM机吞卡后客服延迟处理，但若声称机器多吐钱则维修迅速到场，揭示利益关联性直接决定系统响应效率。公司晋升机会被老板亲属垄断的案例，更显示人情伦理对公平原则的侵蚀。

跨文化视角下的治理差异。西方制度基于“人性自利”预设，强调分权制衡（如三权分立）；东方传统则倾向道德教化，试图通过“修身齐家”实现善治。二者均需直面人性复杂性：前者可能陷入程序僵化，后者易滑向人治陷阱。

4、制度建设与人性的动态平衡

良性制度引导人性升华。党性作为人性的升华形态，通过党内法规约束党员行为，形成对国家法律的引领示范。这种“党性-人性”辩证统一机制，是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治理逻辑。现代民主制度需通过跨党派对话打破信息茧房，缓解政治极化对公共理性的消解。

利益协调机制的关键作用。政治认同依赖利益分配、制度公正与意识形态三要素协同。当民众基本需求被满足、制度保障程序正义、价值观获广泛认同时，人性中的合作倾向将强化政治稳定。反之则可能激化矛盾，如美国社会因贫富分化加剧的政治撕裂。

六、“政治利益说”的提出及其演变过程

“政治利益说”的率先系统提出，主要基于对中外政治实践的深刻观察与理论反思，试图构建为一个分析框架。该理论并非僵化封闭，而是在后续的研究与争鸣中不断被阐释、应用、检验和丰富，并尝试将其应用于分析具体历史事件、解读当代国际关系、剖析政策过程等，推动理论在深化核心洞见的同时，拓展其解释边界与应用场景。

1、“政治利益说”的发端

这是本人2004年11月4日写的一篇日记，经整理后收录于个人专著《军需官日记》第357页，201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图书借阅号ZWJC，2013，1267.5，68）。

这篇日记大致体现了“政治利益说”的3点思想萌芽：

⑴ 在政治竞选中，竞选者为了取胜，会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择手段标榜自己的优势，同时极力打压对手，其结果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残酷。

⑵ 在法治社会中，总统的权力是有限的，“火车司机”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解读了总统用权不能任性，必须服务于选民和国家利益，必须依法行政，而且受到“三权分立”政体制度的制约。

⑶ 政治选举制度设计必须科学合理，才能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和表达民主意愿。

2、“政治利益说”的雏形

本人此文于2017年11月30日原创首发，人民网强国论坛和强国博客、老夫子杂货铺、天涯论坛、新浪博客发布，原标题《“利益”二字破解西方民主政治》，被收入《诉说美利坚》第67页。

该表述大致体现了“政治利益说”的3个思想观点：

⑴ 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利益”；

⑵ 政体、政治制度是调节利益的“工具”；

⑶ 全民选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主权切分等，与“利益”密切相关。

3、“政治利益说”最先表述为“政权利益说”

⑴《上下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构想》首次提出“政权利益说”名词概念：

根据笔者的“政权利益说”，政权的内核是“利益”，权力性质决定权力使用，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这种机制的突出特点是通过人民考核，把权力与人民利益挂起钩来，在一定程度上，由人民掌握权力的命运，迫使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体现人民主权原则。

本人此文于2019年1月7日原创首发，人民网强国论坛和强国博客、新华网发展论坛、老夫子杂货铺、天涯论坛、新浪博客发布，被收入《诉说美利坚》第451页。

⑵“政权利益说”形成基本定义，名词及表述被多次引用

政权的“内核”是利益，权力性质决定权力使用，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政体、政治制度，不过是划分和调节利益的工具；只有由公民选举官员、监督官员、掌握官员的命运，才能迫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迫使官员放低身段听取公民的心声，为百姓办实事，谋福祉。

4、“政治利益说”名词概念的正式提出及定型

本人文章《全面“倒向”特朗普阵营，马斯克为利益而战》（2024年11月1日昆仑策网原创首发）首次使用“政治利益说”名词概念，较之先前使用的“政权利益说”内容更宽泛，定义更精准：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政治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对利益的追求；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调节利益的工具，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争夺利益的手段；权力性质决定权力使用，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

之后，“政治利益说”名词及表述被多次引用，如本人文章《特朗普“惊天狂言”志在“总统山”》，2025年1月6日原创首发；本人文章《马斯克风暴：撕裂美国政治制度背后的利益黑箱》，2025年3月30日原创首发。

七、“政治利益说”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

该学说的诞生有其深厚的土壤：它回应了传统政治学（如权力论、制度论、道德论）在解释复杂政治现实时可能存在的盲点；它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和关于阶级与利益冲突的深刻洞见，强调利益是政治的核心驱动力；它亦受到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启发（将个体视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更重要的是，它深深植根于对漫长而丰富的人类政治史中反复显现的利益驱动规律的提炼与总结。

尤其源于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现象的深度观察和分析，比如美国的民主选举充满了金钱和利益的影响，大选金主通过政治捐款来影响选举结果，并期望在当选后获得相应的回报。

该学说的历史哲学溯源，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利益观有相似之处，强调利益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城邦利益共同体”理论，强调政治组织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但现代政治实践已背离该初衷。

八、“政治利益说”的基本观点

1、政权内核的“利益决定论”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政权的内核由利益驱动，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

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权力的运行方向始终服从于权力来源主体，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利益授予者，因此其服务对象必然指向特定利益群体，这意味着权力的行使是为了满足授予它的利益集团或个人的需求。

2、政治制度的“工具属性”

一切政治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对利益的追求，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调节利益的工具，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争夺利益的具象化手段。

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权力分配，本质上都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例如美国大选中的资本介入，直接印证了政治活动与利益争夺的深度绑定。

执政者行为本质上是对权力授予者的“利益回报”，如政客对选区选民的承诺兑现可视作“政治交易”的履行。

3、资本与政治的“共生关系”

资本作为利益的核心载体，对政治生态具有支配性影响。资本逐利性导致政治决策往往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例如大资本家通过资助选举、游说政策等方式攫取政治资源，进而巩固经济利益。

资本家深度介入政治的本质是追求超额利润，如马斯克投入巨资支持特定候选人，旨在通过政策倾斜获取商业利益（如新能源补贴、航天监管放松）。

资本通过操控舆论、资助智库等方式，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形成“财阀—政客”利益闭环。

4、权力制衡的“利益博弈本质”

传统理论中的“三权分立”表面强调权力制衡，实则隐含利益争斗逻辑。权力机构间的制衡机制本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为保障自身权益而设计的制度框架，其有效性取决于利益分配的动态平衡。

美国民主制度已异化为利益集团博弈工具，选举本质是“资本与权力的挂钩”，政客通过政策承诺换取选票与政治献金。

三权分立制度在实践中沦为权力集团划分利益边界的工具，典型案例包括最高法院对特朗普“紧急状态令”的合法化裁决，因为特朗普一口气就塞进最高法3名保守派法官，使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占据绝对优势。

九、“政治利益说”的现实意义

这一学说为理解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分析国际关系、国内政策等实际问题。同时，它也为政治改革、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一把锐利的分析工具。

1、透视本质。帮助人们穿透意识形态迷雾与政治修辞，洞察政策、制度、运动背后的真实利益动因。

2、理解冲突。为分析国际争端、社会矛盾、政策博弈提供深刻的利益维度解释框架。

3、预测行为。基于对相关主体核心利益诉求的判断，可对其可能采取的政治策略与行动方向进行更具逻辑性的预判。

4、理性决策。提醒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并妥善协调多元利益诉求，寻求更可持续的平衡点，以提升治理效能。

5、公民觉醒。促使公民更清醒地认识自身利益所在，更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维护自身权益。

6、揭示矛盾。揭示了现代民主制度在资本渗透、权力异化、制度堕化等层面的深层矛盾，为分析美国政治乱象提供了批判性框架。

⑴ 一张选票——驾驭政府的“缰绳”，沦为资本的奴隶

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立法者由民众选举产生，民众借助这一方式参与立法；行政官员也由民众选举产生，民众借助这一方式参与执法。民众是自身的管理者，政府所能得到的权力微小而脆弱，并要接受民众监督。是民众组建了政府，政府要对民众的权力臣服。所有事物的起因与结果都是民众造就的，民众是万物的起源，也是万物服务的对象。

这段话具有很明显的“前因后果”关系，道出了美国民主政治的本质，美国民众就是通过选举掌管着政府的命运，或者说“一张选票”是驾驭政府的“缰绳”。

一张选票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挂起钩来，“迫使”政府和政府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竭力讨好人民，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所以，托克维尔说：“美国准确意义上的统治者是民众，民众就像上帝掌管宇宙一样掌管着美国政府”，“美国各阶层的政府，都不得不竭尽所能迎合自己的主子——民众，美国行政官员的特权比独裁制条件下更大，但是民众断然不会担心他们滥用权力”。

然而，美国的民主政治早已堕落为“金钱政治”，“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一张选票已经沦为资本的奴隶。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总统大选的花费屡创新高，2004年40亿美元，2008年50亿美元，2012年60亿美元，2016年70亿美元，2020年140亿美元，2024年159亿美元。

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公众普遍认为美国选举是腐败的，国会议员被企业、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俘获，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至少要花费150万美元，选举过程中存在大量“以金钱换选票”的舞弊现象。

而且，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这意味着富人可以没有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客和政党捐款，从而获取更高额的回报。

⑵ 三权分立——制衡权力的“笼子”，专制独裁不可避免

美国是公认的实行最彻底的三权分立的国家，三权分立被认为是美国联邦宪法的灵魂、美国强大的“遗传密码”。美国联邦党人麦迪逊有一句经典名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说明了实行分权制衡的重要性。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三权分立并非简单的权力分离，而是一个完整的权力制衡系统，它以“人性本恶”理论为基础，通过科学的机构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体系各归其位，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权力腐败的土壤。

从表面上看，三权分立是制衡权力的“笼子”；但是从本质上看，三权分立是制衡政治利益的“笼子”。因为作为国家权力，是“统治者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也就是说，权力是以实现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是统治者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三权分立在实际运行中早已偏离其初心，沦为一个事实上的“党争利益”工具。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互相争权夺利，甚至“大打出手”，互相监督演变成了互掐，互相制约演变成了互相拆台，形成严重内耗，导致政府决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政效率低下，给国家长远建设和人民福祉造成不利影响。

而且，通常赢得总统选举所在的政党，在三权分立中会取得绝对权力优势，形成事实上的专制独裁。特朗普在第一总统任期，一口气塞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3名保守派大法官，使得9名大法官中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以6:3对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使共和党在司法权中占据绝对优势；在第二总统任期，共和党在掌握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均占多数，获得实际控制权，三权分立的平衡被“一边倒”彻底打破。因此特朗普成为独裁专制统治者，专横跋扈，为所欲为。

⑶ 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人民永远是被利用的对象

在野（革命）党为了推翻执政党夺取政权，会千方百计揭露批判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列改进措施，以赢得民心。但是一旦自己“坐江山”，其首要任务马上转型为维护政权稳定，必定转换思维模式，视情况选择性兑现承诺，有时不得不“违背初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在竞选时和当选后常常判若两人。

对于政客，人民（选民）就像一张手纸，用完就扔，永远是被利用的对象。比如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一度煽动有关爱泼斯坦档案的阴谋论，高调承诺“公布爱泼斯坦客户名单”，但是当上总统后马上“变脸”，表示“没有更多文件可以公布了”，调查已经结束，“别再浪费时间讨论爱泼斯坦了。”甚至不惜得罪一大批他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基层选民，宣称“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了”。当初作出这一竞选承诺，是为了迎合一部分选民的喜好，忽悠他们去投他的票；之后背叛承诺，是为了掩盖真相，维护自己（他自己也在名单内）和大金主及权贵政治同盟的形象，保持政权稳定。

十、总结

“政治利益说”以其对利益这一核心要素的聚焦，为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提供了一个强大而深刻的“透视镜”。它揭示出政治并非悬浮于空中的抽象理念或纯粹道德实践，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利益需求与互动之中。本人开创这一理论路径，旨在提供一种启示：唯有把握住利益这一“阿基米德支点”，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政治现象的本质逻辑，更理性地参与政治进程，并在现实的利益博弈中寻求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秩序与繁荣。它不仅是解构政治的钥匙，亦是通往更务实、更清醒政治实践的一座“桥梁”。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