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构成上升、活劳动根基与利润率的自我设限——劳动的历史2.0（6.4）

6.4 资本一般与竞争

我们知道，货币的内容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者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在上一小节中我们推导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初始货币资本的价值。那么，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由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量决定，因此资本家如果要想增加剥削的剩余价值量，那么就要提高剩余劳动时间量，以及提高剥削率。

对于资本家来说，存在着两条提高剥削率的途径——增加绝对剩余价值或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是，剩余价值率即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那么对于增加绝对剩余价值来说，主要有这两条途径——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工人数量——而这两条路径也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的。而我们在“活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学习笔记】活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中已经看到，一方面资本积累需要活劳动，而另一方面在流通环节的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又趋向于同时减少这种需求，因为劳动又意味着资本家的成本，因此资本积累必然意味着增加生产资料来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以提高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这一趋势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资料对活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它在预付资本中就表现为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请读者注意的是，我们知道另一个趋势是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而这伴随着可变资本的下降趋势，但是我们会在本小节后面讨论这一问题，如果不特殊说明，我们假定可变资本不发生变化。

而对于预付资本来说，其货币的价值形式已经注定了它只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因此在这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与（总）剩余价值的增加都是对整个资产阶级而言的，即“资本一般”。“整个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所失去的东西而发财致富，增大他们的总资本，或者说产生出剩余价值”（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因此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领域来说不存在竞争关系，因为在此时不涉及总剩余价值的分配，而是在为这一分配做准备，即总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整个阶级是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的”，因为价值本质上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规定，而这一规定恰恰区分出了两大对立阶级——在生产领域分工体现出来的“总体工人”/无产阶级与作为“资本一般”化身的资产阶级，但是对于前者来说资本对它的吸纳必然是不完备的，因为是它在创造剩余价值（尽管价值要在流通领域实现），所以甚至可以说本质上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所创造的。

然而在这里我们依旧要区分作为“活劳动”的总体工人与作为“预付资本”的总体工人：对于我们而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只是生产力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因劳动工具的进步与科学管理原则的完善而提高的劳动效率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是像劳动社会学所描述的那样，“资本家、管理人员和工业工程师孜孜以求的（这也是他们擅长的），正是不把劳动看作人的全面努力，而是把它看作劳动的一切具体性质的抽象形式，以便把劳动理解为一般的、无休无止的重复的动作”（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对于“总体科学家”（斯威齐）来说，他们只不过是在适应自动生产过程以建立相应的管理框架，从而保持与活劳动有关的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一体化和自主性——更重要的是让工人去满足机器生产的技能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言“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恰恰是由于劳动过程将科学和技术纳入自身当中，让工人去习得和实践一种技术文化，反而让全面发展的需求产生出来，尽管是以异化的方式。

资本有机构成与可变资本是活劳动对象化的产物，而不等于活劳动本身，将两者混淆只会陷入极端乐观主义与极端悲观主义。

一方面，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将“一般智力”纳入到了机器中，随着自动化的发展，活劳动在生产中似乎被消除了。因此“加速主义”便跟随“机器论片段”将一般智力限定为固定资本的形式，即对象化在机器中的科学力量（可以说这种观点根植于德勒兹的内在超越性欲望哲学），因此技术加速的自发性发展要么帮助我们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摧毁，要么让人类完全遵循资本与技术的要求，“如果机械被先验地设想为工具技术，那么它本质上是相对于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它被内在地整合为控制论技术，那它将把所有对立性重新设计为非线性之流”（尼克·兰德：作为一种回路模型的控制论结构）；而奈格里和哈特则将一般智力限定为流动资本的形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介入并占据社会的每一个空间。社会本身已转化为一座工厂”（Negri Antonio：N for Negri: Antonio Negri in Conversation with Carles Guerra），现在整个社会都作为资本内部的生产总体运作，生产过程所特有的支配逻辑被全面应用于社会总体，这样价值就不再是引导生产的组织逻辑，而是内化为生产本身，因为生产已经与交换同一，“劳动在资本主义支配下不再是被从属，而是被形式上消灭”（Negri Antonio：Revolution Retrieved: 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1983）。价值形式已被消灭，那么剥削就完全成了一个政治概念，“支配”、“霸权”、“剥夺”代替了剥削，这也正是为什么奈格里和哈特会将一整个全球性的资本逻辑称为“帝国”，“支配在形式上变得更加法西斯化，越来越锚定于自身的简单再生产，越来越掏空除了再生产其自身有效性之外的任何理性”。这样，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就成为了全球性的“游牧无产阶级”与国家的对抗；同样在大卫·哈维那里，剥夺作为一种抢劫或夺取而不是经济过程中内在的剥削成了“新帝国主义”的本质。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后福特制”反而成了解放性的力量，因为资本逻辑已经不在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领域，所以认知劳动当然也就“逃脱了资本逻辑”“能在没有资本帮助的情况下创造合作能力”，“非物质劳动在表现自己的创造力时，似乎为一种自发的初级共产主义提供了可能”（奈格里 哈特《帝国》）。

而另一方面，对于德国新马克思运动来说，既然价值是在交换中被构成，那么只有通过产品交换个别耗费的劳动时间才能实际转化为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这一逻辑上的“迂回”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量决定”这一表述带有同义反复的特征，因此把价值形式的逻辑基础置于劳动价值论所归纳的社会内部的劳动关系之上没有必要。这样，价值形式完全可以独立于价值本质即劳动去理解，一旦价值形式建立起来，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便会通过不断的市场交换过程转型为相对价格。这一逻辑也就迫使他们忽视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而仅仅关注其流通职能，而这一职能是根植于历史上共同体之间经济的相互关系。因此要么指出货币可以在完全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只要生产资料依然是由社会所拥有并由基层组织进行民主的控制，货币就会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而可以不需要扰乱基本的劳动过程”（伊藤诚 拉帕维查斯《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要么则陷入阿多诺与鲍德里亚式的悲观主义，“极权资本主义”塑造了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并营造出一种“客观必然性的幻象”、“拟真控制”，甚至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四个取向，都将资本主义总体性视作了谢林意义上的有机整体，而这一理论立场实际上来源于卢卡奇：卢卡奇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仅仅是将简化为量化价值形式的价值理论（西美尔货币文化批判）与对劳动过程客观化和现代法律的形式理性的批判（韦伯社会学）进行类比性的结合，从而无意识地将线性决定论置换为了总体范畴，其“不仅决定着认识的对象，也决定着主体”（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对于我们而言，资本有机构成与可变资本虽然被资本吸纳，但其在资本主义总体性内部发挥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作用，使得活劳动与资本产生了内在否定性，这种否定性是无法用某种哲学手续提纯到任何体系的单一范畴中的，但也绝不是可以作为张力直接消融到所谓整体的有机性中的。

现在，总剩余价值还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抽象形式，它需要“结出果实”，因此总剩余价值将转形为总利润，这一转变没有任何苦难，因为“从物质内容来看，利润完全就是剩余价值本身。就其绝对量而言，它与资本在特定周转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并无不同”（马克思《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既然如此，一般利润率（=总剩余价值/总预付资本）就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它并不是竞争所决定的，相反它是在生产领域既定的。一般利润率乘以各行业的预付资本，我们就得到了各行业的平均利润，但是平均利润通常与各行业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不等，因为总剩余价值按照各行业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在行业间分配，同时也意味着“竞争...不管它们（不同的工业部门）的有机构成如何”（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8月2日），因为不同部门的每一笔资本都要表现为具有同一有机构成的总资本的相应部分。谢克从生产价格的角度出发假设“总生产价格=总价值”，并通过区分“相对价格”与“基础价格”证明“即使流通中的总货币价值保持不变，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也会引起价值在这两种循环之间的转移”（谢克《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进而证明了“总生产价格=总价值”，但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相对价格不同于基础价格，总利润便会与它所对应的‘基础’利润不同”，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迫使“总利润=总剩余价值”，如果资本主义企业的总利润低于总剩余价值，这意味着奢侈品的生产价格低于其价值，因此当资本家以更低价格购买这些奢侈品时，他们的个人消费也就获得了隐性增益，而当个人消费增益被计入企业利润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总收入便等于总剩余价值。这是乔治·拉姆赛的观点，而他是要证明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会影响利润，这似乎就表明利润除了剩余劳动外还有其他来源，“似乎利润量的增加（或者反之——减少）不取决于剩余价值量”（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但是这是因为“一部分先前以固定（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是投入的不变资本减少了，从而使资本家能够将先前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转化为可用于购买消费品的个人收入，这本身与转形问题无关。

这样，谢克实际上回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不变资本也会产生价值，从而跟随熊彼特认为技术变革是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各行业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会刺激竞争与“调节资本”的流动，从而提高一般利润率，这在这些人那里称作“企业家精神”。但是资本本身并没有为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内在冲动，而只有积累的冲动，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会使得自己的“竞争力”下降，资本就不会寻求这一变革。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会存在剥削？为什么废除劳动是伪命题？如何辨识‘共产主义’？”（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会存在剥削？为什么废除劳动是伪命题？如何辨识“共产主义”？）中，我们介绍了置盐信雄对剥削的数学证明，说明只要利润存在剥削就存在，但是我们无法在代数上证明利润率为什么降低，实际上我们甚至无法证明利润率为什么会变化，因为对于我们而言，一般利润率（=总剩余价值/总预付资本）必须在总剩余价值生产后被给定才能在量上有意义。因此，在量上表现为一般利润率或上升或下降或不变的趋势都是由总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而不是受总剩余价值分配影响，“一般利润率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高，那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低...总剩余价值大致下是按照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的量均衡地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资本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竞争不能降低这个水平，它只是具有形成这个水平的趋势”（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而对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说，他们作为总预付资本在逻辑上是起点，从而让不变资本作为旧价值转移的同时让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积累的目的在于增加不变资本减少可变资本，以便降低成本价格。但是这些趋势都是生产力的绝对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生产资料是实现资本本身增殖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是通过生产力的绝对发展生产出来的（即活劳动的“过去劳动”），而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就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我们知道不变资本仅仅是为旧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而可变资本占比的减少也就意味着总剩余价值的减少但是总价值是在增加，因此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人类劳动在生产中全部转换为机器劳动，不存在可变资本但存在消耗不变资本所产生的价值，或者说只是不变资本的循环运动而已——我们看到，在理想的完全自动化情况下我们实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目标。但问题在于，整个货币资本循环与资本积累只有在剩余价值存在时才有意义，当活劳动被完全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时，资本将无法积累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是由活劳动所创造的。自动化的价值规律是完全非劳动、非价值的，以物为中介的人的关系不再是人的关系，看似是物成为了人，实际上是人失去自身而成为了物，而这种可怕的绝境却是资本主义实现不了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合理性反倒只能在资本主义的绝对彼岸中寻找，这正表明了资本主义的非现实性。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能够实现“没有老板的资本主义”，却永远不可能实现“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因为并不是机器而是活劳动在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自我增值的驱力是结构性的、自主性的，但没有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却是不可能的。从自动化推导出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或者认为经济发展依赖于外生技术冲击，都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象化”，即“资本拜物教”。

因此我们看到在资本有机构成中，一方面存在着不断提高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将反过来对这一趋势设限，“资本只有在增殖它本身的过程中，在它创造剩余价值的限度内，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它的价值的增大须被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的界限所限制”（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因此更进一步，由于总利润=总剩余价值，那么资本有机构成就会给一般利润率设限，资本的增殖也就必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一定界限下，“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变得很大。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积累无法阻止其内在矛盾会为自己设限，当然提高剩余价值的路径有很多，但并不妨碍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所造成的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大致趋势。

但是我们看到，资本一般的“普遍性”与竞争的“特殊性”的在资本主义总体性中的内在矛盾使得二者将走向它的辩证统一：普遍性由于自身的否定性摆脱自己的空洞形式而成为一个特殊性，而特殊性则包含着普遍性，两者在一开始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环节，而对于资本积累的目的而言，它要求资本摆脱普遍性这一外在的规定，而从特殊性中通过“吸纳”而成为一个自在自为的“概念”，这在黑格尔那里是主词与谓词在判断与推论中不断地扬弃中介活动而显露出直接性，利润的特殊形态的存在现在就变成了自在且自为地存在着的事情，即“生息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