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唐代中和三年（883年），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时，对这座承载着门阀荣耀的帝都进行了毁灭性焚毁。史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而遭殃最烈的，恰是“公卿第宅”——那些由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顶级门阀世代经营的府邸，或被付之一炬，或被乱兵劫掠。这场浩劫背后，是一个延续四百年的政治毒瘤的总爆发：门阀政治以“门户私计”为核心的制度逻辑，最终将自身与所寄生的王朝一同拖入了毁灭深渊。从魏晋到唐末，所谓“六朝兴替”，本质上不过是门阀集团围绕利益分配进行的血腥洗牌，而黄巢起义，则以最暴烈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一制度的终极审判。

一、制度原罪：九品中正制与门阀政治的基因编码

门阀政治的诞生，并非简单的历史偶然，而是东汉至魏晋政治制度异变的必然产物。其核心病灶，在于权力分配机制与家族利益的深度绑定，而九品中正制，则是这一绑定的制度性载体。

东汉末年，察举制已彻底沦为士族子弟的进阶工具。《后汉书·许荆传》记载，南阳许氏“三世并为公卿”，通过“举亲故”垄断地方察举名额；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形成“一姓私利凌驾于郡县公权”的畸形格局。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为换取士族支持，采纳陈群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将官员选拔权从地方长官手中移交“中正官”——这些中正官多由士族担任，他们评定人才的标准，首重“家世”，次论“德行”，最后才是“才能”。《晋书·刘毅传》尖锐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一制度从诞生起就注定成为门阀利益的保护伞。

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正是这一制度逻辑的极致体现。琅琊王氏凭借拥立之功，与司马氏形成权力分赃：王导掌朝政，王敦掌兵权，时人谓之“王在马前”。这种“共天下”绝非君臣相得，而是门阀与皇权的利益平衡术。当王敦叛乱时，司马睿虽怒言“欲得我处，当早言，何至害民”，却始终不敢彻底清算王氏家族——只因东晋的赋税、兵源全依赖王氏掌控的侨姓士族。此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轮流执政，本质上都是“门户私计”的迭代：庾亮排挤王导，是为庾氏独揽中枢；桓温北伐，意在积累家族威望以图篡代；谢安主持淝水之战，表面是为东晋续命，实则是为谢氏在战后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正如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言：“东晋的北伐，从来不是国家战略，而是门阀扩张势力的手段。”

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虽历经战乱冲击，但其制度根基并未动摇。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规定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本质上是将鲜卑贵族纳入门阀体系，通过利益捆绑巩固统治。而南朝“寒人掌机要”的现象，看似是对门阀的冲击，实则是皇权与门阀的妥协：士族不屑于处理具体政务，便将“主书令史”等事务性职位让给寒门，自己则垄断“清贵”的公卿之位，牢牢掌控人事、军事等核心权力。《南史·恩幸传》记载，南朝寒门官员虽能“掌纶诰之任”，却“见士大夫如见天神”，这种权力结构的畸形，正是“门户私计”制度化的直接产物。

隋朝统一后，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设进士科，试图以制度革新打破门阀垄断。但历史的惯性远超想象：隋王朝的核心支柱仍是关陇贵族集团，杨坚、李渊皆出自这一集团。隋末大乱中，李渊能迅速崛起，正是因为得到了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武功苏氏等关陇门阀的支持——这些家族并非忠于隋室，而是判断李氏更能保障其利益。正如《旧唐书·高祖本纪》所载，李渊起兵时“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强俊杰，响应如流”，这种“响应”的本质，是门阀对新利益代理人的押注。

二、溃烂加剧：唐代门阀的自我异化与社会撕裂

唐代虽被视为门阀政治的衰落期，实则是这一制度逻辑自我异化的加速期。表面上，科举制的发展为寒门提供了上升通道，但门阀通过“进士家族化”“婚姻联盟”等手段，将科举制改造为新的利益输送工具，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

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编纂《氏族志》，试图打压山东士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等），抬高皇室地位。但当高士廉初稿将山东崔氏列为第一等时，唐太宗怒斥“崔氏早已衰微，凭什么位居皇室之上”，强行将李氏列为第一。然而，这种行政干预收效甚微——山东士族虽“累叶陵迟”，却凭借“家学”“婚媾”维系着社会影响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显示，唐代369名宰相中，出身五姓七家（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的达122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些门阀子弟通过“门荫入仕”与“科举登第”双轨并行，继续垄断高位：博陵崔氏的崔玄暐，既以门荫授官，又考中进士；清河崔氏的崔群，家族“四世登进士第”，形成“科举门阀”的新形态。

更致命的是，门阀将“门户私计”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已深入骨髓。安史之乱中，叛军攻陷洛阳时，陈留太守郭纳（太原郭氏）以城降；攻陷长安时，宰相陈希烈（颍川陈氏）、驸马张垍（范阳张氏）等数十名门阀子弟屈膝投降。《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时，“百官多出其门”，这些降官中，门阀子弟占比超过七成。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忠于李唐还是忠于安禄山，取决于谁能保障家族利益。当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虽下令清算降官，却对崔氏、卢氏等大族子弟“多所宽宥”——只因朝廷财政依赖这些家族控制的庄园经济。

安史之乱后，门阀政治的溃烂进入加速期。一方面，藩镇割据打破了中央与门阀的利益平衡。河北藩镇多由胡人或寒门武将掌控，他们截留赋税、自行任免官员，直接冲击了门阀的经济根基；另一方面，门阀内部的利益争夺愈发血腥。牛李党争持续四十余年，表面是科举派与门荫派的斗争，实则是陇西李氏（李德裕）与牛僧孺代表的新兴士族的利益冲突。两派为打击对手，不惜勾结宦官、牺牲边防：李德裕为排挤牛僧孺，故意放弃维州；牛僧孺为报复，又阻挠李德裕的边防改革。正如《旧唐书·李宗闵传》所言：“凡议政之际，是非蜂起，唯以攻讦为事，未尝以国计为念。”

这种制度性溃烂，最终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极端失衡。唐代门阀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却通过“寄庄户”“荫户”等手段逃避赋税，将负担转嫁给底层百姓。《通典·食货典》记载，天宝年间，全国户口约900万户，其中“不课户”（门阀及其依附人口）达356万户，占比近四成。安史之乱后，朝廷为筹措军饷，推行“两税法”，却因门阀阻挠而无法真正落实，反而催生出“折纳”“加耗”等新盘剥手段。到唐僖宗时期，关东地区“州县残破，百姓流亡，十室九空”，而长安的门阀子弟仍在“竞豪奢，蓄姬妾，食粱肉”，这种对比，为黄巢起义埋下了必然的火种。

三、终极审判：黄巢起义与门阀政治的制度性死亡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在冤句起兵时，或许并未意识到，他将成为门阀政治的终极审判者。这场起义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简单的农民反抗，而是被“门户私计”压迫至绝境的各阶层的联合复仇，其核心目标直指门阀制度的根基——利益垄断与阶层固化。

黄巢起义军的打击对象具有高度针对性。《新唐书·黄巢传》记载，起义军“所过焚荡城邑，杀掠士族”，在广州“杀胡商及朝官数千人”，在长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这里的“官吏”“朝官”，多是门阀子弟。起义军发布的檄文明确宣称：“宦竖柄朝，垢蠹纪纲，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致国祚衰颓，吾当问罪于廷，以清妖孽。”所谓“诸臣”，正是那些“食禄而不忠”的门阀官员。这种针对性，使起义超越了单纯的生存斗争，成为一场对门阀政治的制度性清算。

门阀集团的应对，再次暴露了“门户私计”的致命弱点。当起义军逼近洛阳时，东都留守刘允章（广平刘氏）竟“率百官迎降”；长安陷落前，宰相豆卢瑑（鲜卑豆卢氏）仍在“置酒高会”，称“巢贼乌合之众，不足为惧”；僖宗逃亡成都时，多数门阀子弟选择留在长安，而非随驾护主——他们的逻辑是“谁掌权都需要士族辅佐”，试图像安史之乱时那样，通过投降保全家族利益。然而，他们错估了黄巢的决心：起义军对门阀的打击，不仅是人身消灭，更是制度摧毁。长安城内，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的府邸被悉数焚毁，记载士族谱系的《百家谱》被付之一炬，门阀赖以维系身份的“郡望”“谱牒”体系开始崩塌。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部分门阀子弟为求自保，竟主动投靠起义军，沦为“门户私计”的祭品。前浙东观察使崔璆（博陵崔氏）投降后，接受黄巢任命的“同平章事”，为起义军起草文书；宰相于琮（河南于氏）虽拒降被杀，但其子于友宁却投靠朱温，成为镇压起义军的急先锋。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行为，彻底撕下了门阀“忠君爱国”的伪装。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唐之亡，亡于士族之无骨也。当黄巢横行，所谓高门大族者，或降或逃，无一人能以死卫社稷，百年门阀，一朝而丧其魂。”

黄巢起义对门阀政治的摧毁是系统性的：

- 经济基础崩溃：门阀的核心财富是庄园与依附人口。起义军“焚荡庄田”，使“士族多丧其业”；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寄庄户”“荫户”纷纷脱离控制，门阀的经济根基被彻底动摇。

- 政治垄断打破：起义军诛杀大量门阀官员，为寒门子弟腾出了政治空间。唐昭宗时期，进士科录取人数中，寒门出身者占比首次超过五成，这在黄巢起义前是不可想象的。

- 身份体系瓦解：谱牒被毁、郡望失效，使门阀失去了身份标识。《旧五代史·选举志》记载，五代时期“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传统门阀的身份优越感荡然无存。

朱温篡唐建梁（907年），标志着门阀政治的正式终结。这位出身草莽的军阀，对门阀采取了更为彻底的清洗——天祐二年（905年），朱温在白马驿诛杀裴枢、崔远等三十余名门阀官员，投尸黄河，史称“白马驿之祸”。他曾直言：“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这种极端手段背后，是新政权对门阀制度的彻底否定。此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多出身寒门或胡人，官员选拔“唯才是举”，门阀政治的制度土壤被彻底铲除。

四、历史回响：“门户私计”的制度性警示

从魏晋到唐末，门阀政治的兴衰历程，本质上是一部“门户私计”如何腐蚀政治肌体、最终导致制度崩溃的病理学报告。黄巢起义的历史意义，不在于推翻了某个王朝，而在于它以暴烈方式证明：任何将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制度，都注定走向灭亡。这种警示，穿越千年历史，至今仍振聋发聩。

其一，权力垄断必然导致制度僵化。门阀通过九品中正制、科举家族化等手段垄断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为维护特权，必然阻挠任何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唐代中后期的“两税法”“均田制”改革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门阀的抵制。这种僵化，使制度失去了自我修正能力，最终在矛盾总爆发中崩溃。

其二，利益固化必然引发社会撕裂。门阀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却逃避责任，将负担转嫁给底层，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不公。这种撕裂一旦突破临界点，就会引发全方位的社会报复——黄巢起义中，不仅农民响应，许多寒门士子、商人甚至低级军官也加入其中，正是因为他们都被排除在门阀主导的利益体系之外。

其三，团体认同压倒国家认同必然导致集体崩塌。门阀子弟只知“家族”不知“国家”，在危难时刻优先考虑家族存续，而非国家安危。东晋士族“苟且偷安”，唐末门阀“望风而降”，都是这种认同错位的表现。当每个团体都追求“私计”时，国家便成了无人守护的空壳，最终在外部冲击下解体。

北宋建立后，通过完善科举制、推行文官政治、加强中央集权，构建了一套防范“门户私计”的制度体系。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门户私计”总能以新的形式出现：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派系倾轧”，本质上都是不同利益集团以“公义”为名争夺私利。这些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国家利益被牺牲，重蹈“六朝兴替”的覆辙。

回望黄巢起义与门阀政治的兴衰，一个核心启示愈发清晰：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优先”的基础上，通过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开放的社会流动渠道、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防止“门户私计”侵蚀制度根基。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君之大害者，私而已矣。”这里的“私”，正是“门户私计”的终极根源。

历史从未真正过去，它只是不断重复。当我们重读“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感叹时，看到的不应只是逝去的王朝背影，更应是对制度正义与公共利益的永恒追问，这或许是黄巢起义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