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封建主义与初夜权

随着封建国家的诞生，绝大多数自由人的处境开始恶化。得胜而归的军事将领利用他们的权势，侵占大量土地。他们把自己视作公共财产的主人，对于他们可以任意摆布的人，如奴隶、仆人以及一些外来部落获准自由居住的人等，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还赠给继承权。他们用这种办法造成了一批对他们唯唯诺诺的宫廷贵族和侍从贵族。巨大的法兰克王国的建立使古代氏族的残余彻底消失。军队首领和新兴的贵族代替了会议主席。

广大的自由民为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和查理大帝的征服战争付出了巨大负担，他们因此逐渐处于疲备不堪和贫穷状态。这些人已经不能履行应征入伍的义务。王公贵族征集家仆来替代他们。农民起而应征，并把自己的财产置于世俗的或宗教界人士的保护之下，因为教会很明白，在几世纪内它将大权在握，农民们因此要向这些人物交纳地租和贡物。就这样，迄今原本自由拥有自己财产的农民变成了要交租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在他们身上的新的义务也越发沉重。他们一下子陷入了这种依附境地，过不了多久，农民也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这种依附性和奴隶制度不断蔓延发展。

地主对他的奴隶和家仆几乎有无限的支配权。他有权强制18岁以上的任何男子和14岁以上的任何女子结婚。他可以为男人确定妻子，也可以为女人确定丈夫。同样的权利还适用于鳏夫和寡妇。作为他臣民的主子，他把自己视为可以支配使用女性奴仆的性权利的人，即掌有初夜权的人，这一点完全表明了地主的无限权利。他的代理人也拥有初夜权，前提是这位代理人不要人提供贡物，然而贡物的实质从其名称上可以看清，如护床费、处女税、衬衣金、围裙税、印花钱等等。

对于是否要有初夜权曾进行过多次争论。有些人对初夜权是相当不满的，因为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人们乐于赞颂的在习俗和信仰方面都堪称模范的时代。上面已经指出，初夜权起源于母权制时代的习俗。随着古代家庭组织的消失，起初是新娘在新婚之夜对公社的男人们开放。但是，这一权利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限制，最后，它仅实用于部落首长和祭司。封建主又把这一权利接受了下来，他对自己领地的个人也掌有大权。只要他想，他就行使这种权利，或者为了得到产品和金钱而放弃它。初夜权是多么讲究实际，我们可以从雅克夫·格林的《判例集》第一卷第四十三页中看出：“宫廷的人说，人们要结婚必须招待一番管理财产的人和他的妻子。管理财产的人定会送给新郎一只煮羊的大锅，还有一车木料，以供结婚使用。他和他妻子赴宴时要带上1/4的烤猪。结婚仪式结束以后，新郎必须允许这位管理人与新娘同床，否则要以交出5先令4便士为代价。”

袓根海姆认为，初夜权作为地主的一种权利来源于他对结婚的认可。贝阿伦则提出，在实行初夜权时期，结婚所生的第一个孩子都是自由民，初夜权因此才得以持续。后来，这一权利普遍由纳税所取代。根据祖根海姆的说法，冯·阿米恩主教十分坚决地主张纳税制，然而直到15世纪初才生效。11世纪末，马尔克姆三世在苏格兰宣布，废除初夜权，以纳税取而代之。可是在德国，上述情况还持续很长时期。1496年，士瓦本阿德贝格修道院曾记载道，对居住在伯尔特林的奴仆来说必须做到下述几点才可要求取消这一权利：新郎要送上一块盐；新娘要交出1镑7先令铜币或一只“足以使她坐在上面”的大盘子。在其他地方，为了赎买初夜权，新娘必须交纳“同她的臀部一样重，一样大的”奶酪或黄油。在有些地方，新娘必须交上一把安乐椅、“一把刚好能坐进去的，用西班牙哥尔多巴皮革制造的华丽的安乐椅。”据巴伐利亚首席大法官魏尔施描述，在巴伐利亚，直到18世纪还有赎买初夜权的义务。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人那里，初夜权一直维持到整个中世纪，只不过，在这里有氏族组织，所以初夜权的执行人不是地主或他的代理人，而是所有已婚男子的代表——族长，直至这一权利的废除。

毋庸置疑，初夜权不仅存在于中世纪，而且一直流传到近代，它在封建法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在波兰，贵族有欺凌任何令他喜爱的处女的权利，凡有人对此提出抱怨，贵族就让人打他100大板。直到今天，地主或他的随从都把牺牲处女的贞操看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仅发生在德国，而且还遍及东欧和东南欧，正如一些熟悉风土人情的专家所论断的那样。

在封建时代，地主可以从缔结婚姻中获利。因为夫妇双方所生的子女就像对自己的双亲一样，同地主也是唯命是从的关系，地主因此可以获得越来越多劳动力和更加可观的收入。因此，不论尘世的地主还是宗教界的地主都极力促进其臣仆的婚姻。但是假如教会想到，由于婚姻受阻，人们把遗产送到教会保存，教会就作另外的打算。这种情况通常指的是下等自由民，如上所述，这些人的处境越发难以维持，于是就把自己的财产送到教会，以便得到寺院的保护，也可因此而平安度日。其他一些人也交上自己的贡物和仆役，以求受到教会保护。通过这一途径，子子孙孙们往往陷入他们的长辈想要逃脱的命运之中：他们逐渐成了教会的仆役，或者让人把他们培养成教会的新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