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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个关键路径的消隐及其后果
近四十年中国教育系统发生了一场静默但深刻的转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的系统性弱化与结构性剔除。这并非简单的课程学时增减,而是一个完整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生产与剥削关系、革命斗争与阶级意识分析的思想与方法论架构的整体性消褪。其后果已悄然显现在社会现实之中:随着理论教育的空缺,劳动者对自身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日渐模糊,识别并理解其所承受剥削本质的能力亦普遍弱化。这种认识盲区的形成不是偶然,而是经典理论体系在教育传播领域缺位后的必然后果。在资本逻辑深度浸润的今天,劳动者亟需揭示资本运动的核心钥匙的缺席,已然构成其争取自身解放的根本性困境。
一:历史轨迹:经典理论在教育中的系统性淡化
中国教育体系曾有着浓厚的政治理论教育传统,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著作选读曾是各学段的核心必修内容。然而审视近四十年的教育史,一条清晰的淡化轨迹浮现出来:
核心课程的实质性收缩: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课程学时大幅压缩,内容高度抽象化、原则化,逐步沦为形式化的知识节点。经典作家的原文原著学习被边缘化,代之以少量提炼、概括后的“原理”,原著内在深刻的历史语境和尖锐的阶级分析锋芒在“简化和通俗化”的筛选中被抽离殆尽。例如,对《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学说——不再是需要反复研习、掌握其分析工具的重心,而变成了考试复习提纲中一个概念术语。
历史叙事的重塑与核心议题的回避:
中国革命史、国际共运史的课程改革呈现出鲜明的“技术化”与“去冲突化”特征。历史教学焦点集中于战争进程与管理策略等技术层面,对于其中渗透的尖锐阶级斗争形态、工人农民的权益抗争及其理论指导意义,则选择淡化和搁置。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原则——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历史教学实践中被置于一个模糊不清的位置。
“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取舍权衡:
在向西方先进教育体系学习的过程中,市场价值取向成为强势参考系。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改革,逐步将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标准让渡于市场需求。经济学过度推崇新自由主义模型,管理学专注优化资本运行效率,法学聚焦市场秩序与资本运作规则。唯独关于劳动权益的本质、资本的扩张对劳动的压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深层社会矛盾及其解决路径的理论体系,在主流教育内容中退至边缘。
评价体系的定向引导效应:
高考为代表的全国性人才选拔机制对政治理论类科目的要求显著降低(如分值权重长期被削弱)。高等教育阶段,“科研硬指标”取代思想深度、批判能力的培养成为师生共同追逐的方向。功利性动机驱动着教育资源在自然科学、经济管理和部分工程技术领域的密集配置。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直接而有力,将教育内容导向资本逻辑偏好区域。
这一切并非由某一纸文件突然决定,而是在“适应市场经济”、“接轨国际教育”等目标指引下,通过课时分配、课程大纲修订、教材编写原则乃至教师知识结构更新等多维机制共同作用,历时四十年形成的新教育文化格局:经典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核被悬置,其方法论价值被剥夺。
二:认知迷雾:当劳动者失去批判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经典理论体系在教材与课堂的退位,直接导致了劳动者理解自身真实处境所必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缺失:
剖析生产关系的核心概念工具丧失:
马列毛经典理论是透视市场经济中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劳动关系的解剖刀。劳动价值论阐明价值创造的真正源泉在活劳动;剩余价值论揭示财富积累的秘密根植于资本对劳动的无偿占用与榨取。这两个基石性概念的模糊化或未被掌握,意味着劳动者面对自身参与创造却无法充分享用的“剩余”财富,失去了辨识其来源与剥削本质的根本理论参照。
阶级定位模糊与身份认同混乱:
“工人阶级”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正逐步被“灵活就业者”、“新市民”、“白领/蓝领”、“消费主体”等标签所替代。在缺乏经典理论提供的阶级分析框架引导下,劳动者难以理解自身在资本扩张结构中确定的客观位置和根本利益所在。这种位置感与归属感的缺失,瓦解了群体内部凝聚力的理论基础。
雇佣关系被“中立化”和技术化理解:
劳资关系被简化为市场供需框架下的平等契约问题、人力资源管理技术问题乃至纯粹的企业文化认同问题。雇佣关系中潜藏的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抗的历史对抗性维度被遮蔽。加班、高强度、低保障等普遍处境,被个体化为“个人奋斗机遇”、“能力挑战”或“阶段性过渡”问题,掩盖了其中存在的系统强制性和权利失衡。
批判性视角被成功消解:
当失去科学工具去理解社会发展的矛盾本质与历史动力,大众的社会批判力极易变得情绪化、碎片化,或转化为对资本逻辑主导秩序的无意识妥协甚至认同。劳动者可能愤怒于特定的老板或某类制度不公,却难以看清其根源在于资本积累的结构性需要,更难意识到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挑战整个制度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结果是深刻的无奈:劳动者承受着剥削带来的重压——超长工时、精神内卷、健康透支、收入与贡献背离、劳动尊严感的流失——却像置身于无法测绘的迷雾森林,既看不到压迫的真实源头与运作机理,又找不到明确可行的集体抗争方向。
三:教育结构的资本逻辑依赖及其自我强化性
当下教育生态及其衍生的劳动者认识困境,深深嵌植于一个更宏大的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中:
教育目标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匹配要求:
国家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策略推动着社会资源向符合此中心使命的方向倾斜。教育体系的主要目标被调整为批量培养适配产业升级与全球竞争的劳动力。其核心需求是“技能化劳动力”供给,其潜在目标是服务于资本在国内外市场的扩张积累。深度的社会关系批判与对资本逻辑系统挑战的理论传递,客观上被视为与“服务于发展”这一中心目标存在潜在张力或干扰因素。
资本力量对知识与教育形态的塑造力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成就日益体现为资本力量的壮大,资本的意志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教育场域产生多重渗透。社会捐赠对大学的导向影响日益显著,企业通过实习计划、联合培养项目干预课程设计。商学院、管理学院学科知识体系高度偏好资本经营视角的价值增值能力。资本逻辑已形成一套“成功学”和“价值最大化”的语言体系,广泛覆盖各类公共传播渠道,形成相对有利于巩固现有秩序的公共知识结构。
“去斗争化”治理逻辑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确保稳定成为关键治理考量,在社会管理实践中倾向于回避可能激发矛盾冲突的议题。教育领域的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深受此思维的影响,更偏向于传递既成共识、技术性知识或抽象原则,尽可能避免触及现实存在的劳资深层矛盾及其理论源流。这种治理倾向与教育体系内部资源逻辑共同作用,进一步为经典批判理论的传播增设无形的障碍。
这样的教育结构呈现出强烈的路径锁定特质:
其生成源于对某一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和国际环境特定应对策略的响应;
其运行逻辑逐渐内化为基础框架,源源不断产出具备一定专业技能却缺乏批判意识的劳动者;
这批劳动者进入市场循环后,其行为模式、思维局限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支持资本逻辑秩序的“主流意识”,在历史认知和实践层面构筑起巨大的集体认知盲区。
四:现实的代价:权利失语与秩序裂缝
缺乏理论指引的劳动者在现实中的困境是具体而深重的,其结果已明显作用于社会机体:
个体维权成本攀升与集体行动障碍:
大量劳动争议案件显示,普通劳动者在争取加班费、工伤赔偿时,常陷入对法律条文被动援引的困局。他们缺乏将自身遭遇上升到生产关系与劳资不平等层面进行分析的能力,难以找到更深层的权利诉求支点。集体谈判步履维艰,缺乏理论基础支撑和系统性认知的群体凝聚力异常脆弱,使得组织化维权成本极高。
劳动尊严与精神价值遭受结构性压抑:
在资本利润最大化逻辑推动下,劳动强度加剧、监控手段精细化、用工形式日趋灵活且欠缺保障。劳动者的创造过程沦为纯粹的谋生工具,内在的价值实现与主体尊严长期受损。当劳动失去尊严意义的光辉,而教育体系又未提供理解异化根源的理论武器时,普遍的精神倦怠与意义迷失成为时代病征。
阶层张力显化与社会整合风险:
在经典理论分析中,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在阶级意识淡化的背景下,底层劳动者之间因地域、岗位、身份制度分割产生的竞争与分化感更易显现。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扩大与机会不均等问题被直观感知。当大众无法从理论上理解这种张力根植于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特质,不满情绪容易导向内部竞争性怨恨情绪,或指向政府治理措施失效的单方面指责,从而对社会整体和谐与稳定治理能力产生隐忧。一旦经济周期波动导致就业困难,秩序维系面临挑战。
公平正义观念与制度演进活力的削弱:
经典理论不仅是对剥削现实的揭露,更是对未来更为公正社会秩序的构想和争取路径的规划。集体意识的模糊化导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坚持的根本原则”缺乏广泛而坚定的共识。制度变革方向容易受到资本实力集团、全球竞争压力等各种非劳动价值力量的左右牵制,可能延缓甚至偏离实现更高层级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进程。缺乏目标感的前行带来政治整合力被动的消耗。
五:重建路径:理论武器的复归与创新性融入
解困之途必然在于找回失落的理论工具,但这种“找回”不是简单回归过去,而是在深刻理解时代特征与实践需求基础上的创新性重构:
教育内容的结构性重置:
必须在各级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具体而言:应恢复经典原著(《资本论》关键篇章、《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等)作为理解基础的必修地位;需将劳动-资本关系分析确立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干,贯穿于历史解说与现实解析中;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解读必须恢复劳动者解放、人民主体立场这一根本维度,清晰阐述不同阶段采取特定策略的深层理论动因与社会基础变化,增强历史的延续性与理论的前进性认知。
方法论内核的激活与拓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在于其批判性与实践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当前最迫切需求是将这种科学方法应用于当下全球资本格局演变、新技术(如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对劳动形态的颠覆性重构、以及金融资本扩张带来社会问题的深层解析。课堂教学必须引导学生运用这些“旧工具”进行全新的“现实问题解剖”,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辨别主流叙事背后价值立场的能力。
理论教育形式的多元化突围:
在“主流”学历教育体系改革艰巨而漫长的背景下,必须开辟多元化的理论传播渠道。应支持工会组织面向工人会员系统开展科学理论普及工作。鼓励依托城市社区、工厂集中区的“劳动者学习小组”。探索利用新媒体(短视频、播客、知识社群)传播适合当代青年劳动者接受习惯的系列化理论内容(如将“996现象”直接关联剩余价值榨取机制进行可视化解读),形成线上线下的协同传播网络。深圳某知名电子企业工会通过组织车间层面的读书会和工作坊,推动工人运用经典理论工具分析企业薪酬结构,为后续成功协商争取合理调薪提供了有力支撑。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转化平台构建:
在高校设立专门的劳动研究中心,定向培养兼具理论基础和调查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支持研究机构、NGO深入劳动者密集区域开展行动研究,搭建理论分析与工人现实诉求表达之间的桥梁;鼓励理论工作者走进工厂、社区,其理论价值最终将在与群众实践的结合、指导和引领实践的过程才能焕发真正强大的生命力。
结语:重塑根基,方能看清前路
四十年来教育体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的结构性淡化乃至删除,已在社会土壤深处培育出思想与行动的异变果实。劳动者群体的权利意识遭受严重削弱,被置于认知迷雾中难以看清剥削体系的结构本质,成为影响整体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深层病灶。
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任何离开人类先进思想指引的时代进步必然是虚幻的、不牢固的。这些源于历史经验又高于特定阶段的经典理论,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帮助我们穿透时代迷雾、辨析事物本质的思想指南,它始终指向解放——使劳动者真正认识自身处境、辨清历史使命、获得理论武器去争取自身与全人类解放的方法论结晶。
当前重构理论教育体系是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深刻认识现实背景并创造性探索。劳动人民唯有重拾其思想的利剑,方能洞穿迷雾,最终挣脱资本逻辑无形枷锁的束缚,推动国家走向更加公正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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