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名大学生坠了浮选槽：这重演的戏，何时是个头？

　　这世间的事，大抵是喊得越响，做得越空——仿佛只要把“重视”二字写进文件，便能抵得过那数米深的浮选槽。

　　1.

　　这格栅板的脱落，早有预兆。正如工厂墙角霉烂的标语，如安全员口袋里未开封的检查单，如学生们踏入车间时被嘱咐的“莫多问”——凡此种种，都是给“坠落”铺路的砖。

　　人们围着缺口叹息，说“真没想到”，仿佛这牙齿的脱落，与平日里的虫蛀、与从不刷牙的懒惰、与牙医那句“早该拔了”的劝告，全不相干。

　　为何“安全”成了需要“强调”的例外？为何工厂的机器转得比人命重，学校的“实践”走得比责任急？

　　这背后是整个社会对“生存底线”的集体退让——仿佛只要不出事，便可以默许隐患存在，正如“铁屋子里的人”，在昏睡中接受缺氧的窒息。

　　2.

　　事故一出，街头巷尾都在说“可惜了”，报纸上登着“深表痛心”，大人们握着拳头“严查”。

　　但这痛心，薄如蝉翼，风一吹便散了；这严查，假似儿戏，锣一停便收场了，仿佛那六个鲜活的生命，不过是舞台上转瞬即逝的幻影，只为给这无聊的世间添一场廉价的热闹。

　　人非不悲，是悲得太轻，像掸掉袖口的灰。他们悲的是“六个大学生”，不是“六个活生生的人”——若坠下去的是矿工、是流浪汉，怕连这三日的热闹也得不到。

　　这悲喜，原是分三六九等的，正如这社会的天平，一头挑着“有用的人”，一头挑着“可以被牺牲的人”。

　　这不是恶，是更深的麻木——我们早已习惯在危墙下睡觉，只要没砸到自己，便觉得那裂缝是装饰。

　　3.

　　车间墙上刷着“安全第一”，红得像血，却比纸还薄。规章制度订了厚厚一本，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比庙里的经文还神秘。

　　学生们被教着“理论联系实际”，却没人教他们“先看脚下有没有坑”。此犹画饼于饥者，念咒于病夫。

　　我们最擅长的，是把“救命”的事，变成“演戏”的事。检查是走过场，签字是盖橡皮章，问责是抓羊。仿佛只要把程序走完，便算尽了责——至于那格栅板牢不牢，谁也不真在意。

　　这不是某个人的错，是整个“规则体系”在自欺欺人：我们用文字构建了一个“安全的世界”，却在现实里任由危险横行，就像给漏船刷油漆，以为光亮了，便不会沉了。

　　六青年，原是被叫做“未来”的。他们背着书本，揣着对实践的懵懂，走进车间，或许也曾疑惑“这板子怎么晃”，但师长说“没事”，工人说“常这样”，于是他们便信了——青年总是容易信的，信权威，信“不会那么巧”，直到坠下去，才明白“巧”从来是给弱者准备的。

　　我们总说“保护青年”，却总在关键时刻把他们推出去。工厂要“实习指标”，学校要“就业率”，唯独没人问青年“你怕不怕”。

　　这坠落，非一人之失足，乃全社会对“未来”之轻慢——仿佛只要能换来眼下的“运转”，牺牲几个“未来”也无妨。正如多年前，那些被推上战场的少年，他们的血，也不过染红了几页战报罢了。

　　4.

　　那格栅板的螺丝何时开始松动？或许是首次检查时“差不多就行”的敷衍，或许是安全员“下次再拧”的拖延，或许是众人“别人没说，我何必多事”的冷漠。

　　这松，不是一日之功，是无数个“算了”“罢了”“随他去”攒出来的。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如今这“调和”，竟成了对隐患的纵容。

　　现在，那格栅板大约换了新的，锃亮，结实，踩着不晃了。可别处的格栅板呢？那些没掉过人的，没出过事的，还在车间里、工地上、看不见的角落里，继续咯吱作响。

　　5.

　　我们总说“警钟长鸣”，可这警钟，从来只在有人坠下去时，才肯响一声。

　　响过之后，世界照旧，机器照转，青年们还得继续往前走——只是走的时候，总得低头看看脚底下，那块托着自己的板子，到底牢不牢。

　　而那些沉在槽底的青年，他们的眼睛大约是闭不上的。

　　他们会看着后来者，看着检查单上的墨迹褪色，看着新的格栅板又开始松动，看着这世间，依旧在“塌了再修”的轮回里，慢慢摇晃。

　　想到此，停笔哀叹：从来如此，便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