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古希腊雅典的合法妻子和娼妓

　　雅典完成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当时只要文化发展到类似雅典那种程度的地方都完成了这种过渡。于是，妇女统统被赶回家里，让她们住在与世隔绝的专门房间里，古希腊把它称作妇女幽居室。人们禁止妇女同到她家作客的任何男人交往。隔离妇女的主要目的就是断绝他们同男人来往。

　　各种习俗发生的变化，在《奧德赛》中有所表露。特里曼珠训斥他的母亲潘奈洛佩不要总是呆在求婚者之中，并命令她：

　　“你还是回到自己房间做自己的事吧，回到你的织机和纺锤那里做好你能做的事。命令和教导你的使女干她们自己的活吧，谈话是男人的事，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一家之主。

　　这一观点当时在希腊已很普遍。甚至远不仅如此。就是寡妇也要受其家庭最近的男性亲属控制，她根本不能再选择丈夫。求婚者长期等待机智的潘奈洛佩已经感到厌倦，他们借安提诺之口告诉特里曼珠并向他要求：

　　你还是把你母亲送走，

　　命令她嫁给她父亲赞成的、

　　她自己也喜欢的人吧。”

　　至此妇女的自由宣告完结。妇女离家外出，必须戴上面纱，以免引起其他男人的情欲。在东方，由于气候炎热性欲要求强烈，所以直到今天还流行蒙面纱的隔离方法。就这样，雅典在古老的民族中成为新秩序的典范。妇女可以跟丈夫同床，但不能同桌进餐；她对丈夫的称呼不是名字而是“主人”；她是他的婢女。不准她在公共场合的任何地方出现，上大街始终要掩面，衣着要十分简单。如果她犯了通奸罪，依据梭伦法她应该用生命和自由抵罪。丈夫可以把她当作女奴卖掉。当时希腊妇女的地位在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表达得一目了然。美狄亚抱怨说：“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得用重金争购一个丈夫，他反而成为我们的主人；但是，如果不去购买丈夫，那又是更可悲的事。而最重要的后果还要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坏丈夫。因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丈夫轰出去。一个在家里什么都不懂的女子，走进一种新的习惯和风俗里面，得变作一个先知，知道怎样驾驭她的丈关。如果这事做得很成功，我们的丈夫接受婚姻的羁绊，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是可羡的；要不然，我们还是死了好。

　　“一个男人同家里的人住得烦恼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积（不是找朋友，就是找玩耍的人）；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他们男人反说我们安处在家中，全然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却要拿着长矛上阵：这说法真是荒谬。我宁愿提着盾牌打三次仗，也不愿意生一次孩子。”

　　对男人来说，一切都完全不同了。丈夫严格禁止妻子同其他男人交媾，以便证明她所生育的是他自己的子女，但是他却不愿意恪守同样的禁令不去同其他女人交媾。于是娼妓制应运而生。一些貌美机灵的女子同男人不正当交往，她们宁愿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当婚姻的奴隶，这些女人通常是异国人。然而她们的行为丝毫没有让人厌恶之处。同希腊第一流人物有不正当关系的娼妇参加他们的各种学术谈话以及宴会等，她们的姓名和名气一直流传至今。相反，这些名流的合法妻子的名字大多已被人遗忘和无影无踪了。比如，美丽的阿斯珀西亚就是著名的伯利克里的情妇，后来他收她为妻；娼妓普吕南的名字成为为了金钱而卖身的妇女的职业名称。普吕南同胡珀里得斯有不正当关系，她还给希腊的一流雕刻家之一普拉西特勒斯当过阿芙罗狄蒂的模特儿。丹纳是伊壁鸠鲁的情人，阿尔里纳莎是柏拉图的情人。其他名妓还有科林斯城的莱斯和格娜塔南等等。没有一个希腊名流不同娼妓交往。这已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古希腊的大演说家狄摩西尼在他批驳奈拉的演说中，当提到雅典男人的性生活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娶妻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得到法定婚姻的子女；第二，家里需要有一个忠实的看门人；我们找些女人同房是要她们侍候和日常照顾；讨娼妓是为了享受爱情。”合法妻子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和一条看家的狗。相反，一家之主则生活得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就是今天往往也是这样。

　　为了能够满足，特别是满足青年男性对出卖肉体妇女的要求，出现了在母权继承关系统治下鲜为人知的卖淫。卖淫同自由性交的区别在于，不论对方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些男人，女人只要得到物质好处就出卖自己的身体。只要女人以出卖美色为职业，就叫卖淫。梭伦为雅典制定了新法典，作为新法典的创始人他受到人们的颂扬，也正是他建立了一些公开的妇女之家，即国家妓院。这种妓院的价格对所有嫖客完全一样。据菲列蒙说，价格定为一分钱（指古希腊货币），按德国货币换算大约25芬尼。国家妓院像希腊和罗马的神殿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堂一样受到国家保护，不容侵犯。大约到公元前150年，耶路撒冷的神殿还是妓女们日常聚会的地方。

　　由于梭伦建立了国家妓院，为雅典的男人提供了娱乐场所，所以他同时代人之中的一个颂扬他说：“梭伦，我们赞颂你！因为你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一座城市的正当习俗，给人提供了公开的娼妓，如果没有你这聪明的创举，这座城市年轻力壮的男人非去骚扰和追随良家妇女不可。”我们将看到，在当今时代，人们还用这些理由为卖淫和国家妓院的必要性进行辩解。于是，按照国家法律，男人有这些行为被认为理所当然，合情合法，而女人有这些行为则被人鄙视和被视作罪大恶极。众所周知，今天也有不少男人不愿带着合法妻子参加社交活动，宁愿找个漂亮的不规矩的女人作伴妇，这些男人往往是“国家栋梁”、“社会支柱”以及“保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卫士”。

　　希腊妇女似乎经常想对其所遭受的压迫在她们的丈夫身上实行报复。如果说卖淫在一个方面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补充，那么，妇女通奸，男人戴绿帽子则是在另一个方面的补充。在古希腊戏剧中，欧里庇得斯被看成妇女之敌，因为他在自己的戏剧中，非常喜欢把妇女当成攻击的对象。他对妇女的种种攻击，从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中一个希腊妇女反驳欧里庇得斯的一篇演说里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妇女说：“我之所以站起来讲话，并不是因为我爱出风头，而是因为我看见你们长期被欧里庇得斯——一个女菜贩的儿子——欺负，用各种各样的话辱骂，哎呀，我真难受！还有什么恶行他没有利用来糟蹋我们？哪里有剧场、悲剧演员和歌队，他就在哪里诽谤我们，管我们叫淫妇、男人迷、酒鬼、叛徒、长舌妇、废物、丈夫的大祸害；因此他们刚从剧场里回来，就瞟我们一眼，随即到处查看，怕有奸夫藏在屋里。这样一来，我们从前搞惯了的事，现在不能搞了。是他把这样一些很坏的念头传授给我们的丈夫的：如果有妻子编织花冠，她就被认为是在同别人搞恋爱；如果有妇人在屋里走动的时候把一只器皿掉在地下，她丈夫就会问：‘这只瓦罐是你由于思念谁而打烂的？难道不是由于思念那个科林斯客人吗？’”

　　显而易见，这位能言善辩的希腊妇女用这种方式成为女性的起诉人，而欧里庇得斯对上述控告难以反驳。假如男人稍微懂得，这些控告是正义之声，他们就会因此不再信任欧里庇得斯了。从控吿演说的最后几句话中可以判断，从前在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流行的那种主人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儿让给客人过夜的风俗已不存在。穆尔纳说过，这种风俗在15世纪的荷兰仍在流行，他写道：“在荷兰流行这样一种风俗：只要主人有一位可爱的客人来过夜，他就让自己的妻子与客人同床。”

　　希腊国内阶级斗争的加剧和许多小团体处境的艰辛促使柏拉图着手研究国家最好的法规和制度。他在其自称理想国的《国家》一书中，要求看门人和享有平等地位的妇女都应当是第一等级的公民。她们应当同男人一样参加使用武器的各种训练，同男人一样承担一切义务，只是“由于性别关系体力较弱”而应承担较轻的使命。他认为，在自然素质方面男女双方是相同的，只是妇女在各方面比男人稍弱。他进一步提出，对男人来说，女人应当是共有的，同样子女也应如此，所以父亲既不认识他的孩子，孩子也不认识他的父亲。

　　亚里士多德设想得更加市民化。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到，妇女应有自由择夫的权利，但是她应服从他，不过她也应有“进忠言”的权利。修昔的底斯有一种为所有小市民称赞的观点。他说，那种在外面没有人说她好，也没有人说她坏的妻子最值得称赞。

　　鉴于这种种看法，人们对妇女越来越轻视。由于人口过剩人们甚至避免同女人不正当交往，于是就以违反自然的方式满足性欲。希腊各城市的规模较小，人口超过一定数量就难以正常供应粮食。人口过剩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丈夫们要远离妻子，劝她们去找年轻男子求爱。苏格拉底在他之前就称赞与少男相爱是具有较高教养的标志。最后，希腊最重要的人物都沉湎于这种违反自然的纵欲之中。对妇女的重视一落千丈。同女人卖淫场所一样，还出现了男人卖淫的楼堂。在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中，修昔的底斯大声疾呼道：妇女比暴风雨冲击的海浪更加可恶，比火焰、比山崩水泻更加歹毒。他说：“假如创造女人的神还在，还住在原处，那就告诉他，他是制造最大灾难和给人带来厄运的人。”

　　如果说希腊的男人沉醉于男色，那么，女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她们也搞起了同性恋。勒斯波斯岛的女性居民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误入歧途的行为叫作勒斯波斯式恋爱，而且一直到现在还这么称谓，因为这种行为至今犹存，还在人们之间流传着。此种恋爱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女诗人，写作《勒斯波斯的夜莺》的萨宝，她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00年。她热情奔放的感情在献给阿芙罗狄蒂的颂歌中流露出来，她向这位爱神祈祷说：

　　至高无上的女神啊，你的宝座在鲜花上，

　　噢，你这从泡沫中生出的人，宙斯的女儿，巧计多谋的人，

　　听听我的呼喊：

　　噢女神，不要让我在悲伤和极端痛苦中被战胜啊！

　　还有更加热情洋溢的思想，在她致美丽的阿特西斯的颂歌中也表现了出来。

　　父权制统治雅典和希腊的其余地方的同时，同雅典争夺势力的斯巴达城还处于母权制统治之下，对多数希腊人来说这个城市简直就是外国。传说有一天一个希腊人问斯巴达人，在斯巴达犯了通奸罪如何处置。这个斯巴达人回答：“外国佬，在我们那里没有什么通奸罪！”“假定有，怎么处分呢？”斯巴达人戏弄他说：“一定要惩罚他就送给他一头水牛，这牛很大很大，它的头比泰格鲁斯山还高，它还能把欧罗塔斯的河水吸干。”对此回答大为吃惊的外国人说：“水牛能有这么大？”斯巴达人笑着回答：“那么斯巴达怎么会有通奸的人！”与此相反，斯巴达妇女的自觉性在列奧尼达斯的妻子骄傲地回答一个外国人时表现了出来，那个外国人对她说：“你们拉克德莫的女人是统治男人的唯一女人啊！”她对此回答说：“我们也是生产男人的唯一女人。”

　　在母权制度下，妇女的自由处境使她们美丽、骄傲、自尊和独立。所有的古代作家都认为，妇女的这些特征在母系继承时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后来出现的不自由处境必然对她们不利。这两个时代的变化，甚至从服装的差别上都有所表现。多利斯妇女的服装是自由轻松地披在肩上，两臂和小腿都露在外面，这是黛安娜穿的衣服，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她显得那么自由、勇敢。相反，爱奥尼亚的服装把人的全身包得严严实实，难以活动。妇女如何衣着打扮，其内涵远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更多。直到今天服装式样都是妇女依赖他人的象征和软弱无力的原因。妇女服装的式样在当今社会仍然使妇女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致使她们情感脆弱，这一切最终表现在她们的行动举止和性格气质等方面。按照斯巴达人的习惯，女孩子到了成年时期仍可以裸体外出，只要当地气候允许。古代作家们认为，这种习惯基本上使她们明白要养成纯朴的风气，对外要注重礼仪规矩。此外，这种习惯按当时的看法，丝毫不会损害少女的羞耻心，也不会刺激人的情欲。当时不论女孩还是男人都参加体育训练。她们被教育成深知自身价值的、强壮有力的、自觉的女性，正如列奧尼达斯的妻子在回答外国人时表现出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