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布洛维圆桌论坛 | 公共社会学的传承和方法的指引

　　2025年5月10日，中国社会学会产业与工作研究专委会部分同仁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召开“纪念布洛维圆桌论坛”。与会学者围绕“布洛维对中国劳工学者的影响”“理论视野的启示”“方法论和方法的指引”“公共社会学的传承”等主题，基于自身学术研究、教学、公共参与等方面的经历与体会，共同追思布洛维教授对我们这个学术社群的影响。论坛由沈原教授致辞，佟新、卢晖临、黄岩、郑广怀、王星、许怡、马丹、张皓、吴桐雨、窦学伟、汪建华等学者参与讨论，孟泉副教授、黄岩教授先后主持论坛，闻效仪教授代表主办方专程到场表达敬意。

黄岩：中国的劳工研究还需要更多的使命感

　　首先感谢大家邀请并组织今天的活动。

　　我最早学习布洛维老师的书是2004年在中山大学，何高潮老师给我们讲劳工政治学。何老师给我们介绍布老师的著作，当时大陆还没有翻译，我们使用的是来自台湾那边林宗弘老师翻译的《制造甘愿》。我当时很惊讶，觉得怎么还有做这个研究的呢？因为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工问题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学术界研究的视野还是非常有限。工人为什么愿意服从，而不是反抗？这个最简单和粗略的问题就成为我做博士论文的兴趣源。我一开始是想来研究国有企业工人的抗争，当时江西有一个安源煤矿，正在经历国有企业转制的最严重的困难期。研究安源煤矿有三个原因，一是安源有革命传统，共产党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第二个它是晚清盛宣怀的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外资背景；第三个是，它作为典型的国企，当时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深刻的转型，大量工人面临下岗。可惜我没有下井跟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勇气，打退堂鼓了。后来就开始改做农民工研究。

　　选题改为珠三角的农民工问题之后，我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了解到布洛维的理论。当然我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印象中大概布老师的两个理论对我帮助非常大。第一个就是他关于劳动过程的理论，布洛维老师的神奇学术经历成为年轻学者学习和追随的榜样力量。后来在清华沈老师推动下，国内很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甚至本科论文都开始介入这个劳动领域的劳动过程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是全方位无死角了，每个领域都不断有学生去尝试研究。第二个就是公共社会学。韩国具海根写《韩国工人》那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劳工活动家，但实际上不是，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在他写那本书的时候，韩国的劳工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个就让我很震撼，要去研究一个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收集资料会非常难。

　　我就想到了中国十多年前发生在珠三角的波澜壮阔的工人集体维权行为。这段历史，学术界如何去记录它，说实话，我们是要检讨自己的。我们肯定是缺失了这个责任，应当有人去把这些记录下来。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也做过一些口述史，这些材料能不能够支撑我们把那段历史给它还原起来？我自己肯定是做得不好。关于公共社会学还有一些片段的故事。首先就是两岸三地的富士康调查，这个影响力非常大，两岸三地的三十多家高校都参加了调查。第二个是沈老师他们研究卡车司机，还有清华当时办的白沟夜校，也就是社会学强干预的尝试，这些都是很值得记录的。

　　我最早接触到劳工群体是在2005年，当时还是博士生，然后不断滚动，逐渐认识到很多帮助其他工友维权的工人。让我非常震撼的是我一开始认识的两个工人，他们一个断了左手，一个断了右手，创办了一个工人服务部，就在深圳龙岗。这两个工人，一个来自四川，另一个来自贵州。珠三角有很多劳工维权的标志性事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给予的关注比较少，即便只退到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也太少了。我们要去关注和参与，是会比较难，会有一些障碍，希望以后的环境会好一些。

郑广怀：公共社会学的“四个议题”

　　谈到公共社会学，2006年的时候布洛维编了一本书，就叫《公共社会学读本》。他为这个读本写了导言，叫做public sociology for human rights，我觉得这个和我所在的专业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我其实在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工作的教育者和研究者。

　　社会工作有两个核心，人权和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可以看作人权的保障机制，因为没有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就无法谈人权的实现。没有读到这本书之前，我是没有想到布洛维会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公共社会学。我大概讲四个问题。

　　首先，公共社会学的核心是要落实到人权。布洛维认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工人争取到的劳动权利还有在福利国家时代建立的工人的社会权利这两方面，实际上都很难得到保证。例如，在现在的数字时代，劳动权利和社会权利已经很难被保障了，最大的问题是工人“被认为不是工人“。目前基本就是三个分类，要么你是工人，要么是雇主，要么就叫独立承包人。布洛维就认为劳动权利和社会权利其实都很难帮助工人，他建议回到人权，以人权来提供一个普遍的标准。

　　现实确实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平台纷繁复杂，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去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保体系，或者说一个社会政策的体系，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布洛维把人权作为最后的防线。这个是我理解的公共社会学的其中一个核心。

　　第二，公共社会学既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也要发展出替代性愿景。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实际上跟社会工作专业也很相似。社会工作首先要解决服务对象当下的问题，比方说工人现在就没工资，被拖欠了，或者现在就是受伤了，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其次呢，还要去解决导致工人陷入目前处境的结构性问题。

　　就此而言，布洛维说，我们要帮工人建立新的替代性愿景。拿平台来讲，刚才建华讲到平台的设计非常精巧，其实我整体也是比较悲观的，很难看到突破的可能性。有一些平台的实验，比方欧洲有尝试平台合作社，欧盟也在讨论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我觉得这可能是某种替代性的愿景。

　　未来问题的解决当然是需要工人自己的努力，也需要我们和工人一起努力。所以我觉得公共社会学既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也要帮助工人去移除结构性的限制，发展出一套新的替代性愿景出来。

　　第三，公共社会学从哪里开始的问题。在导言中，布洛维有一个小标题，叫“公共社会学始于家中：女性主义、种族主义与教学”。他说公共社会学就是一种教学，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在这里念一下这段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教学视为公共社会学。正如女性主义批判种族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从而极大改变了我们对边缘化群体的理解和参与，我们正处在社会学教学的革命之中。学生不再被视为被动的空容器，任我们将社会学智慧灌输其中，而是被视为活跃的公民，能够吸收丰富的现实经验，并参与课堂外的公共辩论”。

　　布洛维特别提到，作为公共社会学的教学，要“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其他公众之间的对话。教学是我们所有人沉浸其中的媒介，通过教学，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公共社会学家”。这学期我鼓起勇气开了一门新课，叫做“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工作”。在需要找寻教学的意义的时候，我就打算把这段话念一下再开始上课。

　　布洛维还谈到，教学不仅是我们讲的大学教育，还有公共教育。他反复提到，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些看起来跟人们常识经验很冲突的社会学知识融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并能在人们的生活中被他们所运用。

　　第四，公共社会学到底如何与工人权利相连接。首先是研究与记录，可能记录是更重要的。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中山大学劳动研究与服务中心跟着刘林平老师他们一起。因为刘老师是做定量的，每年要做很多问卷，每次做完的问卷就留存在中心了，很多纸箱子。后来我们就问问为什么要留着这些纸质问卷，毕竟已经都录入数据库了。刘老师就说，每一份问卷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工人的故事，背后还有他们的家庭，所以需要保留。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记录他们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记住他们的处境。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平台的研究，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群体被忽略。比如平台确实给残疾人就业提供了机会，但是关于平台残疾人的研究还是比较少。这意味着，相比较而言有些劳动是更不可见的。

　　第二是对话与倡导，就是社会学家通过媒体、政策报告、论坛来与政策制定者、平台公司和工人对话。国外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美团最近也建立一个算法透明委员会。我觉得学者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

　　第三是支持工人组织，公共社会学要帮助工人建立网络，增强集体生活能力，像沈老师带着我们去做卡车司机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去帮工人建立网络，或者帮他们更好地运用网络。

　　第四，因为有些问题已经不是民族国家能够解决了，还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视野。我最近推荐学生去读了一篇关于印度两个外卖平台的分析，印度的外卖行业跟我们国内的美团和饿了么有点像，也是两个主要的平台。但印度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外卖员还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比如在印度，“外卖男孩”这种称呼就是很贬义的，但我们所称呼的“外卖小哥”就不是贬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南方国家和我们有一些相似性，全球的视角也很重要。

许怡：全球向右背景下的公共社会学

　　我本人和布洛维教授只见过一次，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听讲座并向他提问，当时非常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这次分享主要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即处在全球向右背景下的公共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的当代背景

　　首先我们面临右翼民粹主义和威权化的背景。布洛维教授在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特朗普、普京、莫迪等右翼领导人的崛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媒体的控制、对自由表达的压制、煽动排外主义等等。这一趋势威胁着公共社会学的生存空间。

　　第二个背景是加剧的商品化浪潮。现在我们面临的数据资本主义是属于第三波商品化浪潮中的一部分？还是说它已经具备新的特征，预示着第四波商品化浪潮的到来？布洛维教授提到第三波商品化已出现了数据化特征。我感觉，数据资本主义的特征跟之前的那三波浪潮已经不太一样了：前面几波浪潮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范围的过程，从劳动力到货币，再到自然；但是在数据资本主义之下，它除了扩大范围之外，还围绕每一个已经商品化了的个体进行全面的、垂直的数据化挖掘。

　　举一个例子，中山大学附近开了一个毛囊数字化管理的店。这意味着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数字化，包括毛囊、五官、皮肤、BMI、体脂率都是身体数据化的体现。个体会被推送很多用来匹配这些数据的商品化服务，以至于数据化程度被不断深化。我觉得之前布洛维教授的论文可能比较少涉及这方面，因为这也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趋势。

　　第三个背景是，近年来出现的去全球化、技术加速主义的趋势。

　　上述变化导致很多现实的后果，比如知识商品化、大学的优绩主义、学者和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被压缩。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个体的原子化，个体沉浸在虚拟世界之中。现在大学生已经不愿意谈恋爱了，他们更愿意谈虚拟恋爱，不跟真实的人发生连接。这意味着他们不愿意去共情他人，何谈去参与公共实践？越发悲观的是，老师上课也不知道怎么去讲好，因为学生无法共情老师所讲的（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个别学生甚至可能会带着嘲讽心态去看待那些不幸的遭遇。

　　社会学的四种类型

　　布洛维教授将社会学分为四种类型：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以及公共社会学。在其中的一篇文章里面，布洛维教授用家庭暴力的现象作为例子去对比四种社会学的分工和定位。

　　对于家庭暴力这一现象，四种类型的社会学的分析倾向是不同的。

　　专业社会学是去研究家庭暴力的类型、发生率和悖论。批判社会学则是以女权主义视角来去批判传统家庭研究的粉饰视角，但是也存在着一些运动成果被国家接管收编的情况。公共社会学所做的是，通过公共对话去推动社会将殴打妻子定义为一种犯罪性攻击，从而提高公众的意识。政策社会学则是通过司法体系去吸纳社会学的概念，从而帮助受害者辩护，但同时也有可能被用作质疑受害者反抗动机的工具。例如“受虐女性综合征”这一概念，原本用来解释受虐女性为何不愿意自卫和反抗，但一旦女性无法再忍受暴力对待，选择了反抗甚至杀害丈夫，她们就可能被质疑——既然她们反抗了，是不是意味着她们压根就没有受过虐待？律师可能会这样去为加害者进行辩护。

　　公共社会学的两种路径和实践案例

　　布洛维教授总结出了两种公共社会学的路径。一种是传统的公共社会学，通过媒体报刊与公众对话，将学术语言转化为公共议题，介入新自由主义的虚假叙事。第二种则是有机的公共社会学，通过直接嵌入社会运动和社区组织，在具体场景中与社会群体共同合作来解决实际问题。

　　与此同时，布洛维教授也提到公共社会学应该超越美国中心主义，进行南北之间的对话，从而扎根本土并跨越国界。我收集了一些布洛维教授在不同文章中用到的公共社会学的例子，既有北方国家的，也有一些南方国家的。

　　关于北方国家的实践案例，布洛维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有机公共社会学。

　　一种是共情公共社会学，比如研究情感劳动的霍克希尔德。她深入到右翼社群，寻找到了一个与右翼社群进行对话的切入点，就是环境破坏的问题。通过环境破坏，她揭示了他们的深层故事：他们为什么会反对政府干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强烈的种族焦虑。整体来说，社会学家通过对话去理解他者，去发展出同理心，去理解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以此来弥合社会分裂。

　　第二种类型是赖特的肯定性公共社会学，通过直接跟左翼运动合作去推动一些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比如平台合作社。赖特把这样的实践归纳为侵蚀资本主义的策略。侵蚀也有几种不同类型，一种可能是对抗式的，但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在间隙中寻求合作和共生的方式，通过替代方案构建去商品化的实践网络。

　　布洛维教授也讲了一些南方国家的实践案例，包括他自己的实践案例。他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研究赞比亚矿业公司的种族分工问题。他把这些发现通过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并且也在媒体上引发了公众辩论。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研究报告的成果被利益集团挪用。因此布洛维教授也针对自己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发现单纯揭露真相并不足以促进社会变革，还要结合政治策略。

　　另外一个例子是巴西社会学家跟劳工合作设计参与式预算。这一推动民主模式的实践发生在巴西军政府独裁统治期间。这些巴西的社会学家通过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直接跟社会运动者去建立联系。他们参与了制度设计，并通过组织动员等一系列行动去推动建立公民直接决策和层级之间的协商机制。他们最终成功地推动了普通市民（尤其是低收入社群）直接参与决定地方市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优先级。

　　劳工研究及劳工介入行动的变化趋势

　　2008年，布洛维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劳工研究发生的一个“公共的转向”。对于西方国家，这个转向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表现为从劳动过程到劳工运动的一个转向；到中国的话，这个时间是往后推了二三十年。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趋势，劳工研究又重新回到了劳动过程研究，也就是从劳动过程到劳工运动又再回到劳动过程。劳工介入行动最后可能会转向一种兜底性的服务。但是未来会走向何处，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

　　公共社会学的实践困境与挑战

　　最后我总结了一下公共社会学面临的实践困境和挑战。首先是学科体系的内部张力，既有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冲突，也有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制约。其次是外部社会环境的限制，例如商品化的进一步加深，政治威权化和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社会认知的区隔化。另外还有实践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困境。

　　那么可能的突破路径在哪里呢？布洛维教授提出了“不妥协的悲观主义”：我们可以尝试在专业社会学中嵌入公共的关怀，在政策实践中保持批判距离，以及要承认“矛盾本身的不可消除就是公共社会学的生存智慧”。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抱有希望，从布洛维教授身上吸取智慧和力量继续前行。

张皓：当一个“外部人”遇见布洛维

　　我听了一下午，非常感动，在此分享自己的感受，大概有两点。一个是布洛维对我个人的学术方面的影响，另外一个是我对公共社会学精神的理解。

　　布洛维对个人学术方面的影响

　　我本科在人民大学读劳动关系专业期间读了中译本的《制造同意》，那本书中文版翻译的一般，当时读完没有太多的感觉。

　　一直到2007～2009年读研期间，我开始接触相关的理论，反而是从工厂政体的视角去理解的。当时是通过阅读有关“宿舍政体”的文献，开始了解到这个框架。所以这么多年，其实我不敢说自己系统地研究与使用过布洛维的理论，但是我的感受是布洛维好像一直离我非常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对我有学习上方法上的指导，还有理论上给我的震撼和启示，当然也有我们在做一些研究时这种拿来主义的使用。

　　2009年到2010年，我去德国读 Global Labour University的硕士项目。当时申请美国的博士没有成功，我就去德国读了一年。但是后来我一直和身边的人说，那一年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会领袖和劳动政策的推动者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真实感受到团结的真谛、什么叫不抛弃不放弃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在学习质性研究方法的时候，南非非常重要的劳动研究的学者Edward Webster，他和布洛维很熟悉，给我们讲 global ethnography，讲三个概念，即：forces、 connections、 imaginations。那个时候虽然是读得一知半解，但是开始去了解拓展案例法，这对我个人的研究方法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我本科论文是做的定量研究，但是我后来就走向了质性研究，去通过做田野调查来走进社会现实。德国的硕士项目还非常喜欢葛兰西，所以我们也系统学习了葛兰西的理论，然后传承到布洛维这里，是从这个逻辑下来的。

　　我们确实在拿来主义地使用这些理论作研究，但也切实受到了很深的影响，包括如何传达给我们的学生。我教研究生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教本科的劳动关系学入门课，以及劳动关系博士的经典原著研读课。我们劳动关系学科有三大理论范式：多元主义、批判主义和一元主义。其中多元主义是主流，但我永远把批判主义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并且会在课程的一开始就给学生介绍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劳动过程理论等。我一直觉得批判主义范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工作场所和劳动力所嵌入的社会关系，我觉得这是每个劳动关系的学者和学生应该去学习的。

　　公共社会学的精神气质

　　这么多年以来结识了在座的各位，我发现自己非常多的好朋友都是在劳动社会学领域。我也感受到布洛维和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对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一种公共社会学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凝聚了一批人，也让我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圈子并认识了一批人。我最早见到布洛维是在2011年，是在沈原老师在清华大学组织的布洛维的讲座上，那也是我第一次认识沈老师。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立刻被沈老师的人格魅力折服，也很羡慕这个领域有这样的一位精神领袖。

　　第二次见到布洛维是2014年的时候，在日本开国际社会学年会。因为我博士的其中一个辅修方向是劳动社会学，所以我一直游离在劳动社会学的边缘，跟大家保持互动。在日本的时候，我受邀参加伯克利的校友聚会，会上 Peter Evans给布洛维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当时亲眼目睹伯克利社会学两大巨擘的互动，自己深受感动。

　　虽然我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公共社会学，但是我把这种公共精神看作非常重要的精神气质，包括沈原老师作为一个学科精神领袖的这种公共精神，也包括在我的同事汪建华老师身上，我也常常能感受到这种公共精神和学科的凝聚力。

　　今天我们上午还在讨论，劳动关系学科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圈子在缩水，那么如何凝聚大家？如何找到学科未来的方向？如何向我们劳动社会学的同仁们学习？这些事情让我很感动，也深受启发。劳动关系这个学科并不缺研究方法，不缺数据，也可以拿来主义地使用很多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论，但是发展到今天可能恰恰在这种公共精神的精神气质上有所欠缺。所以我听了大家一下午的讲话，包括这么多年跟各位好朋友的互动，我真的是有很深刻的感受，在此跟大家分享，也向大家学习，谢谢。

吴桐雨：如何在教学与劳动研究中续写公共社会学

　　刚才听郑老师讲布洛维的那篇文章，让我特别有共鸣。

　　1. 公共社会学对教学的启发：三个对话层次

　　我读的是2008年布洛维的一篇文章，What might we mean by a pedagogy of public sociology? 即：作为教育法的公共社会学。

　　那篇文章里面关于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教会同学们如何对话。这个对话应该发生在三个层次，一个是学生要学会如何合理跟文献对话，第二个是学生要学会如何冷静但有立场地和同学对话，第三个是学生要学会跟老师对话。建立在这三个基础之上，学生最终学会如何跟公众对话。这是他那篇文章的一个主要论点，我当时就感觉很有启发，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我自己的教学方法。

　　我在浙大教工作社会学，设计的是讨论课程。讨论课程可能会很累，我的方法是让学生每周做阅读报告，然后提出相关问题，并且看其他同学的报告和问题。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汇总，根据问题分类成多个主题，我的真正讲课是根据他们的主题做演讲，做完小的演讲之后再让他们去讨论。

　　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比较累，因为每年备课是不一样的。好处就是，同学们开始逐渐能听懂彼此，而且互相能用他们之间的熟悉的语言去探讨晦涩理论问题，而且他们会惊讶于彼此之间会感兴趣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很像。比如我们有一次讨论，有一个同学特别不好意思地说，他一直关注的是富士康南下到东南亚工厂的劳工运动，他以为这是没有人愿意去关注的话题。但是他们在讨论里面发现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

　　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教学而言，公共社会学是比较接地气的。

　　2. 布洛维对自己实操层面的方法指导：研究上游

　　然后说到方法，我来讲一个操作层面上的。

　　这源自布洛维老师在方法上对我的一个实操层面的指导。应该是在2020年的费城见过他一次，他问我现在的研究进行得怎么样，我就说正在进行新的研究。他让我一定要抓住自己的特长（就是跨过技术门槛去研究高技能人才），他就鼓励我继续去做开发端这些工程师的相关研究。然后他把他的弟子Benjamin Shestakofsky介绍给我，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在硅谷做的。

　　当时他和我说得很简短，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以为他只是建议我去做一个很擅长的领域。但是随后我和Ben产生了一些交流，就发现其实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这不止是一个方法论，而是值得大家探讨的。为什么要去做上游的设计平台的这些人？Ben的文章也写过，我也深深认同，就是只有跨过技术门槛去理解设计平台的这些人的思维，双方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破除对所谓算法控制的恐惧。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汪老师产生对话。因为刚才汪老师说完后，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对数据技术充满了恐惧，仿佛平台无所不能，能追踪所有的数据并控制所有的劳动群体。

　　但其实慢慢西方学者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比如上午张皓老师引用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的建立基础是Richard Edwards的想法，就是说工人是有反抗的，算法方的人也很恐惧工人方的反抗，所以算法控制来源于算法方去不断改变来避免工人的反抗。那Ben写了，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把平台想得无所不能，是在于我们对它的不了解。

　　以上是我觉得布洛维建议我研究上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3. 如何把劳动过程再次变得宏观一些：上游和下游的联合

　　Ben最近新出了一本书，叫Behind the Startup: How Venture Capital Shapes Work, Innovation, and Inequality。同时我自己也在做数据标注的研究，随后我想明白了一个事情，就是布洛维老师最后也很困惑于如何把劳动过程变得更加宏观一些。他自己在多个会议也在讲，如果劳动过程只是去描述每一个场所的劳动过程，就会使自己边缘化，没法跟更宏观的社会学议题进行对话。

　　而我发现Ben就是通过去研究一个平台的上游方（工程师设计的组织）和下游方（组织那些完成任务的工人）进行衔接，他的研究思路是把两个组织里的劳动过程都展示出来，然后他去展现这两个劳动过程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布洛维当时鼓励我继续要做上游是有原因的，那么我现在做数据标注也有这个思路，就是要同时去大厂去研究他们是如何设计众包平台这种；同时也去研究下游，就是工人。

王星：微观问题和宏观结构的串联

　　非常荣幸有机会来这里。我跟各位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从来没有面对面见过布老师，但是我一直受到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要准备今天的发言，尽管不是特别正式的发言，却勾起我很多发自内心的回忆。

　　实际上刚才沈原老师也讲到，就是说布老师很大的一个贡献在于，他把很多不同观点的人整合到一起了。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劳动研究有不同的理论，刚才广怀也说了，需要选择一个立场。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是比较温和的那个立场。而布老师的劳动过程理论会把不同的劳工研究的学说和逻辑融在一起，来共同进行讨论和研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1. 布洛维对自己的启发之一：将微观问题和宏观结构串联起来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布老师是《制造甘愿》那本书。我读博士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在长春，消息比较闭塞。我们读书就是要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来借用资料，现在的孩子没有这种经历。我们当时都坐火车，坐一宿到这边来，复印好资料再背回去。无意中就复印到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结果读完以后就特别受启发，一下子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共鸣。

　　因为我们研究劳工，总是研究结构性的意义，但容易把控不了，宏大叙事好像离我们有点远，研究劳工的学者都是有一定情怀和激情的学者。后来读到布老师，我就觉得一下子找到共鸣。因为不能讲阶级，但是我觉得阶级好像无处不在，但我们也不好把控，离我们又很遥远。所以我觉得劳动过程理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让我们找到了主体性忽略的问题，把主体性带回分析的中心。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思考布老师理论的或者研究方法的贡献，我觉得真不能分开来讨论。因为布老师的贡献并不仅是局限于讨论主体性忽略的问题，因为如果只讨论主体性忽略和劳工个人主体的话，又容易陷入到过于微观的境地。

　　所以我觉得他给我带来的启发就是，怎么样把微观的问题和宏大的结构给串联起来？那实际上他怎么串联呢，也就导向了他的研究方法，个案的拓展法。通过一个很小的工厂里面的游戏，或者工厂里面日常的生活互动，把这些我们看了觉得繁琐的事情和宏大的结构、工厂的体制、生产的政体给串联起来。

　　因此我个人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思考或是回忆布老师的理论贡献的时候，还真不能把理论和他的研究方法割裂开来。因为他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是一体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2. 布洛维对自己的启发之二：公共社会学｜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

　　第二个感受是，我觉得他实际上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学，就是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从这个方面实际上他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觉得劳动这个议题本身它就是一个公共的问题，在社会层面经常受到关注。我觉得在未来，劳动议题会进入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当然广怀也讲社会工厂。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这些产业工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外卖骑手还有其他各种新的就业群体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劳动议题以及劳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性问题。

　　3. 对布洛维研究方法的学习感受：大事件和小事件的关联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下我对他研究方法的学习感受。

　　刚才讲过，实际上布老师的对我启发就是怎么样把微观的事件和宏观的结构给串联起来。那他在拓展个案法里讲了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介入，第二个过程，第三个结构化，第四个是理论重构。这就完成了他理论方面的创新。

　　我后来想，实际上他和黄宗智先生倡导实践社会学异曲同工。黄宗智讲的实践社会学的基本逻辑就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检验，以及还有孙立平老师讲的“过程—事件分析”。因为个案拓展法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关注过程中的事件，需要对整个过程事件跟踪，然后进行全过程的描述来展示时空的维度，之后再会讨论机制、讨论技术，技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性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事件”是我们劳工研究能够切入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后来我在这个事件的地方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很绕了。我把事件分为大事件和小事件，所谓的大事件是结构方面的东西，小事件的影响可能是爆发性且具有强烈流动性的。因此大事件和小事件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

　　所以我觉得劳工研究里面，布老师给我带来的启发除了关注工人本身的主体性以外，还提醒我们要关注主体和结构互动之间的连接机制。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劳工研究在公共知识的影响力方面，或者在政策以及普通工人之间的影响力方面，会有新的进展。

　　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马丹：纵向性定性研究与拓展式参与观察

　　——以卡车司机研究为例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叫马丹，来自北京社科院。首先非常感谢老师们的组织和发自肺腑的发言，听到大家分享自己跟布洛维教授各种各样的连接，我心里想的是：这实在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追思会！在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我无数次地想象过，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坐在一起宣泄我们的悲伤，并以某种学术的方式去纪念布洛维教授，今天我真的觉得大家做到了。我非常感谢会议组织者和各位老师的发言，以及大家带给我的启迪。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汇报和分享的题目叫做：“纵向性定性研究与拓展式参与观察——以卡车司机研究为例”。

　　纵向定性研究的定义

　　第一个是关于纵向定性研究，这是我们卡车司机课题组在多年研究后总结出的方法和经验。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布洛维教授的研究，都知道他的方法论取向是非常纵向和具有历史视角的，“时间”在他的研究当中非常重要。2008年李荣荣老师翻译的《制造同意》出版时，加入了他在2004年写的中文序言，叫做“又一个30年”，写得非常好。他全面回顾和反思了自己在30年前的研究，包括理论与方法论。此外，“生产的政治”的研究完全是历史视角，其中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生产政体的比较。

　　在这个意义上，布洛维教授的研究事实上是具有内在纵向性的。只是他开始做研究的年代，与纵向研究被定义和使用差不多是同步的，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纵向研究主要被用于定量研究，其要义包括：第一，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时间段内收集关于一个项目的数据；第二，收集的数据在不同时期是相同的或是可以比较的；第三，分析内容需要包括对不同时期数据的比较。在2000年之后，纵向研究才转向定性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定性技术来收集和分析来自长期跟踪的研究对象的数据，识别生命中时间变化的意义，并探索人们如何解释和应对这种变化。

　　卡车司机课题组的纵向定性研究

　　那么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卡车司机课题组的纵向定性研究。

　　我们是在2017年10月开始进行卡车司机的调查研究，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在努力。我们使用的纵向定性研究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同中求异。

　　首先，我们是在不同时间段进行了对卡车司机群体长期的跟踪调查。除了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我们五本《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的研究是每年都在进行的，我们追踪了很多卡车界劳动者的生命史。

　　其次，在整个的追踪过程中，我们课题组有好几位老师，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每一年大家的研究题目都是变化的，但是我们核心研究的题目是不变的，就是大家刚才反复讲过的劳动过程、雇佣体制、生产体制，还有制度、组织与性别。在我的研究提纲里，总有一部分内容是每年都要访谈与观察的，因为即使是同样一个被访者，在不同的时间点，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再次，除了主题和题目之外，还有一个很客观的保障就是相同的研究地域、组织与人群。昨天吴老师讲过，她研究标注工中的众包劳工，可能今年夏天在访谈他们，明年就没有办法再联系了，这就没有办法保证研究的纵向性，这是纵向研究的难度所在。但我们其实还挺幸运的，也是要感谢传化慈善基金会的支持，我们拥有河北、山东、甘肃几个固定的研究点，还进入了“传化·安心驿站”和“卡友地带”等卡车司机组织，这样能保证我们核心的访谈池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会逐年扩展它，但仍然可以保持被访者的一致性。在这样的保障之下，我们才能做较长时间段和较多时间点的比较研究。

　　最后，通过这么多年的纵向定性研究，我们能达成一个沉浸式的田野。刚才许老师跟我也在聊这个事情，就是我可能不下田野的时候也在做研究。我跟被访者常年保持联系，例如卡车司机、卡嫂、卡娃与各种组织者，很多研究问题都产生于这种日常沉浸式的、互动式的田野。

　　大家如果读过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研究结论不通过纵向性的研究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尤其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和社会变迁。在纵向定性研究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卡车司机的转行，以及他们在自雇和他雇之间的跳跃。很多卡嫂从一开始的留守卡嫂变成跟车卡嫂，甚至最后竟然拿到A2驾照，变成驾驶大卡车的女性司机。这个社会变迁是时间带来的，但我们并不只是专注于社会变迁本身的描述，还关注当事人对这种变迁的解释，并将其记录下来，转换为学术理论的探讨。

　　拓展式参与观察

　　刚才说的第一个方法叫纵向定性研究，这是一个时间性的纵向研究，例如说我们一共做了六次大型研究，包含了六个时间点。那么在每一个时间点，我们怎么做研究呢？那就是与纵向定性研究并行不悖的横截面的研究，对我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拓展式参与观察。

　　布洛维教授的“拓展个案法”各位老师都讲过了，我讲一讲我的看法。大家都知道“拓展个案法”不是布洛维教授发明的，而是英国曼彻斯特人类学家的概念。我的感觉是，人类学家强调的是个案，讲的是如何从个案生发出去，拓展成普遍的解释。布洛维教授将这种方法转变为他开拓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实证科学的反思性方法论的基础。他在反思“制造同意”研究的方法论时指出，“拓展个案法”提倡四个向度的拓展：观察者向参与者生活的拓展，观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拓展，微观过程向宏观过程的拓展，理论的拓展。

　　我的拓展式参与观察就是以这四项拓展作为基础的。2024年，我做了一项卡车司机的账目调查，招募了13位不同类型的卡车司机，我们一起记了一年的账。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汪建华老师，这个研究是他启发我做的。2023年年底有一次会面，他说：“你们应该做一个卡车司机的记账研究”，我第二年就做了。在账目调查过程中，我觉得这项研究实现了一种拓展式的参与观察：其一，在研究者向被研究者的拓展中，研究对象获得了账目记录者的主体性，参与了所有研究计划的制订、实施与决策。其二，研究资料即账目的获取不再基于事后追溯的主观推断，因此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调查时间与空间，使研究与现实同步，充分拓展了调查研究的时空维度。其三，基于卡车司机合作者的多元类别、金钱标记的多种方式与账目展示出的独特的劳动过程，账目研究与劳动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相关性呼之欲出，完成了从微观向宏观推论的关键步骤。其四，借由与劳动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典理论循环往复的对话，账目调查展现出不同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的路径，实现了理论的拓展。这项研究给我的启发很大，让我发现了金钱串联起来的劳动过程，这跟我们以往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发现的劳动过程是很不一样的，也让我终于命名出卡车司机的劳动：经营性劳动。

　　公共社会学的立场与行动

　　最后，我再简单说一下公共社会学。我在做这个ppt的早晨收到了我的导师佟新教授发来的视频，所以我比大家更早地看到了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可能今天视频的声音有点小，说到最后老师已经有点哽咽了，她其实是挺难过的。

　　1. 社会学为了谁

　　在视频中，老师提到“社会学为了谁”，其实对我来说，社会学就是为了劳工，为了我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我的劳工立场：我做家政工研究，我就是为了家政工；我做卡车司机研究，我就是为了卡车司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也不容辩驳的。就像阿尔都塞所说，对他而言哲学根本就不是常识，也不是思想概念的堆叠，而是关于思想概念的斗争和占领，我其实挺同意他的观点。从公共社会学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为了劳工，就需要有劳工立场和人文关怀。就像郑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需要关怀和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实现一个可替代的愿景。

　　2. 互动、批判、介入与干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课题组做了什么？

　　我刚才跟许怡老师也在说，当我的文章发表或著作出版，我肯定第一时间要发给我的被访者们，因为我最在乎他们怎么看，而我们的知识主要是来自他们。此外，我们肯定是批判的，批判金融资本、平台资本和我们可以批判的政策。我们还有很多的介入干预：沈原老师一直在做卡车司机组织的“在地化”干预。周潇老师也一直在制度梳理的基础上，进入物流平台探讨货运匹配机制与定价机制的合理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参与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货运路·巾帼行——卡车运输行业女性赋能项目”。这是专门为卡车运输业的女性新就业劳动者卡姐与卡嫂赋能的公益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一期的项目实施与评估。我会到项目中给卡娃当老师，也以顾问的身份参与项目的具体实施。这样的介入干预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公益项目的社会价值。很多卡娃都与父母聚少离多，他们通过“暑期亲子营”跟自己的妈妈去不同的城市旅游与学习，对他们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3. 鼓励劳动者发声与扩圈

　　我们不仅一直在为劳动者发声，也一直在鼓励劳动者发声。邱林川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讲到，他鼓励工人在网络表达自己的声音，生成特殊的工人网络内容。事实上，我觉得工人的生成内容跟我们是有圈层距离的。换句话说，大家即使刷抖音，也不一定会关心这部分内容，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发声和扩圈。发声与扩圈的目标，是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承认。对卡车司机群体而言，他们目前的困境集中于两点：一是收入问题，二是承认问题。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卡车司机群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媒体与社会公众听到和看到，这是作为社会学者最欣慰的时刻，也是公共社会学的精神得以彰显的时刻。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