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新儒家的概念？

　　关于“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概念的讨论，往往是在回顾、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语境下展开的。

　　1.“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

　　人们原来使用过“新儒家”的概念。例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把相对于孔、孟等先秦“原儒”而言的宋明理学家称为新儒家，以区别于子学时代的“原儒”,又指示其渊源关系。贺麟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当代中国哲学》一文,对康有为、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思想进行了评述。他虽然还没有提出“现代新儒家”的概念，还没有把它当做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思潮加以研究，但是他实际注目于以上诸人对宋明程朱陆王的发展贡献，等于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内地最早成立国家课题组对现代新儒家进行研究的方克立、李锦全对“现代新儒学”下的定义是传播最广、最有影响的：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内容。”①

　　定义中那些知识分子就是“现代新儒家”。

　　2.“现代新儒家”之“现代”

　　我们为什么要在“新儒家”的前面冠以“现代”两个字呢?有如下理由：首先，它产生于“现代”，存在于“现代”。它区别于儒家思想史上先秦、宋明两个发展高峰，自我定位是“儒家发展的第三期”，自期的使命是“复兴中华文化”，迎接儒学的第三个高峰。其次，它的论述对象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现代话题。再次，它的内容、范畴、体系、论证方法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哲学、科学、逻辑等学科的新成果，并且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传统的中国儒学面貌并不相同。

　　3.“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和广义现代新儒学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刚开始对现代新儒家进行研究时，许多人是不接受这个概念也不承认它的存在的。有人认为，自辛亥革命后懦学就死亡了,哪里来的新儒家?即使是在今天，对“现代新儒家”这个概念的理解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

　　什么是“现代新儒家”?什么是“现代新儒学”?这要从“儒家”和“儒学”一者的区别和联系说起。

　　“儒家”和“儒学”这两个概念既是不能等同的又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儒学”本来的含义就是指儒家的学说，是儒家的思想体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既指个人，也指学术共同体，这里的“家”表示有自己的学脉和传统。作为“儒家”的这些个人，把儒学作为信仰和生活信念，他们做人和做事(做学问)是高度统一的，要求自己不仅是学术的传承者，同时也是道义的担当者，“家”重“为学”，亦重“弘道”。无论是古代儒家、新儒家还是现代新儒家，都是如此。而“儒学”的义,则有古代解释与现代解释之分。原来的含义即“儒学就是儒家的学说”，这只能说是“儒学”古代解释，是狭义的。到现代，“儒学”的概念有扩大的趋势，出现了第二种解释，即指那些只把儒家和儒学(包括从古到今所有的儒家、儒学，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做一种客观的对象来研究的“关于儒学的学说”。在这些现代的研究者看来，儒学被完全对象化了，他们自己如何为人处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儒学，他们只是研究，谈不上价值的认同。他们谈论儒学，丝毫不触动感情，更缺乏“温情与敬意”。研究儒家思想不过是他们的职业，在精神和生活方式上他们完全不按照儒家那一套来行事。广义的“儒学”概念,把“儒学就是儒家的说”和“儒学就是关于儒家和儒学的学说”两种解释都包含在内。

　　“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关系，与上述“儒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类似。不过从中国内地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展对现代新儒家(学)研究的实际过程来看，这两个概念起是混用的，在单指人物的场合多用“家”，指学派整体时则用“学”；先有一个关于“现代新儒学”大致概念,再依此判断谁是“现代新儒家”。

　　从上文引用的方克立、李锦全的定义，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现代新儒学”就是“现代新家”的思想体系。根据在这个定义中概括的基本特征,他们又确定了一个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同16位现代新儒家的名单②，即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成中英、余英时。 尽管对其中的马一浮、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算不算“现代新儒家”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但是“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对象和围可以说已经大致确定下来了。

　　方克立、李锦全两位先生对现代新儒学下的定义已经过了近30年，情况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人变了，现代新儒家老一辈代表人物相继去世,以蒋庆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已经崛此外，这些年来也有一些大陆学者在接触了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后，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判能力，耽读浸润久之由欣赏而认同而崇奉，以至完全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信徒，成为在大陆传播新儒学和主张'复兴儒学’的代表人物”③。这种对象化的研究变成了“自我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些人始料未及的。二是定义中概括的“现代新儒学”的特征有了变化。“现代新儒学”自期的使命不仅是要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且要谋求世界文化的出路，回应的是中国古老传统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全世界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的异化这“双重困境”的挑战。它展开话题的语境,由“现代”进入了“后现代”。它所依据的思想资源，也不止于宋明儒学，而是上溯到原始儒学，并且旁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正因为如此，“现代新儒学"的概念越来越宽泛，正从狭义走向广义。不过它也不至于宽泛到成为失去任何特征限定的一切“关于儒学的学问”。它至少应该具备五个基本特征：兼有民族危机意识和文化自信心，回应“双重困境”，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博采中外众家之长，综合创造中华新文化。在人们眼中正在兴起的，正是这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它与“现代新儒家”仍然有密切的关系，“即哲学史以言哲学，本哲学以言哲学史”。16人名单上的人物和新涌现的人物继续是它关注的对象。

　　其中，“复兴儒学”主张用“儒学理论取代马lie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利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因此对它进行批判是理所应当。

　　【注释】

　　①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② 方克立、郑家栋：《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晋阳学刊》1997年版第4期，第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