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我希望农民工能看懂我的著作

　　采访人/《新京报》

　　受访人/潘毅

　　【人物简介】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2005年凭著作《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即《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获c.Wright Mills 奖(米尔斯社会学奖)，为该奖自1946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奖的亚洲学者。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自2009年起，北京高校志愿者组织将这个子定为“建筑工人关爱日”，每年举行活动，以呼唤更多人关注建筑工人这个群体。社会劳工研究学者潘毅为此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建筑工人关爱日’活动，并在北京高校及研究机构做演讲。本报者借此采访了她。

　　幸福和尊严距他们很遥远

　　《新京报》:十多年来，你执着于研究中国的底层打工群体，在你看来，他们的困境是怎么形成的?

　　潘毅: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但紧接着，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

　　《新京报》:很多学者把农民工问题，归结到户籍制度上，认为原先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伤害进城农民，他们把很多希望放在取消户籍制度上，农民工模糊的社会身份就会消失，你似乎是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潘毅:对，我不认同。对户籍制度的批评，往往是一些知识分子。但是你若是与农民工接触，会发现，他们不会去思考户籍制度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即便给了他们城市户口，那又如何，他们的处境不会发生改变，城市的生活还是与他们存在距离。相比较而言，把他们的工资从两千元提到两千五，更加实际。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学者在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时出现的困局。底层的人们，在被知识分子所代言,他们真实的声音，总是被湮没在理性的分析中，存在理论和现实无法对话的情况。

　　《新京报》:作为一位社会学者,你自己是怎样解决理论与现实错位的难题?

　　潘毅:我曾经也着迷于理论，曾充满热情地研究西方最前沿的社会学理论但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它诞生的具体现实，不能直接套到现实上。我现在会逼迫我的学生，先去做实地的田野调查，然后坐到教室里，大家去讨论究竟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现实，我们通常难以找到理论与现实对应。在理论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我选择做更多的实地调查，把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让大家一起去思考。

　　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在加强

　　《新京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后面几代农民工的处境有哪些新的变化?

　　潘毅:现在农民工的路是越走越窄。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需求在提高，城市化进程塑造着人的欲望，提升了幸福生活的尺度，身在城市的农民工也被重塑，他们希望拥有城市的生活水准，但是他们的工资很低，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很低，希望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落差。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存有一个回家的梦，赚了钱回家过更好的生活。新生代的农民工，把好的生活的梦想寄托在城市，但是城市容不下他们，而故乡却已经回不去。

　　这种分裂,就会让很多农民工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他们会向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是自己精神状态变得很不稳定，会想到白杀，一种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来提出自己的诉求，最基本的就是加工资。

　　《新京报》:你现在调查北京的建筑农民工，建筑行业的农民工的困局是?

　　潘毅:一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建筑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劳动关系不确立，工资将无法保障。然后就是当出现了问题，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工地上一年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故，如果没有劳动关系，就没办法获得赔偿。许多罢工行动是被逼无奈下的选择，工程结束之后，还没有获得工资，他们只能无奈地去罢工，或者通过自杀这种途径希望得到解决，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包围项目部，这样会经常出现暴力现象，但他们是被迫走上这暴力的道路。再者就是通过破坏建好的房子来加以发泄。

　　《新京报》:就是说，他们的抵抗更加剧烈，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农民工的权利怎样才能保障?

　　潘毅:对，但我认为，应该用理性去看待这样剧烈的抗争，因为这说明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在加强。建筑业是一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的现状，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局，你看，大资本带动经济发展，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但是最后并没有分到工人手里，而是被其他阶层拿走了。我的结论是，做蛋糕的方式就决定了最后的分配方式，而不是说，蛋糕完成了，大家应该坐下来谈分配的问题。

　　我在十多年的调查中,越来越发现,寻找一种确定的解决方式,是很徒劳的所有的希望，都是在农民工自己身上，只有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权利意识，从隐走向自我权利的声张，他们的处境就会慢慢改变。我现在写东西，就不会想着让更多的学者看到，而是希望农民工能看懂，这也是我现在所能做的事。

　　【记者手记】能做的是记录

　　潘毅很瘦，背窗而坐，光线落在她瘦削的肩上，刻出一个单薄的剪影。

　　“写完《中国女工》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进步。越是接近农民工这个群体，就越是感觉作为一个学者的局限，我能为他们做的事很少。很多时候，我与绝望相对。

　　她没有掩饰自己的脆弱，但说到“绝望”二字，她的眼神游离，然后是轻声微笑。她很敏感，用微笑弥补言不尽意的歉意与尴尬。

　　这种敏感，也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中国女工》一书，缀满了细腻的感性描述，她如文学家般刻写着这些底层人群的神情，记录她们的焦虑与希望，小心地写下她们隐藏于缄默之下的激烈挣扎。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之下，这个被损害被忽略的群体，因潘毅之笔而呈现，她们的悲苦，击中了很多人。

　　潘毅，生于1972年，1979年随父母从广东汕头移居香港。彼时，汕头与香港，全然是两个世界，在对世界充满观察热情的童年，生活场景突然发生巨大的改变,她有些晕眩感。身处陌生的繁华城市,尝试去理解自身所在的社会的渴望,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

　　中学毕业，她选择读历史，想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失败了，历史并不能为“现实何以如此”提供答案。于是，大学毕业，她选择社会学，之后去伦敦大学读人类学。这些选择的相同之处在于，让自己进入更加开放的学科。

　　1993年，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一家港资加工厂，八十多名女工丧生火海。这一悲剧，成为潘毅写作《中国女工》的缘起。为了解这些底层劳作者，她说服深圳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入厂与女工同住，体验研究她们的生活，从此踏上研究农民工的漫漫长路。

　　“理论上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停下来，但是实地的调查研究不能，自从涉足农民工的研究，这个群体的问题，就一直缠绕着我，我无法停下来。”2008年，潘毅开始研究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她组织学生去工地做实地调查，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仔细记录下来。

　　从南方的制造业到北方的建筑业，工厂女工与建筑农民工有着相似的困境，他们在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付出汗水，收获的是贫困与无尽的疲惫。辛勤劳作，而没有丰收的未来。潘毅为他们心痛，她能做的，是记录，并相信真相的力量，胜于精致的分析。(朱桂英)

　　来源：2011年12月12日《新京报》

附：《我在富士康》，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

　　《我在富士康》是由潘毅等多位学者深入调研、共同撰写的一部关注富士康工厂工人处境的社会学著作，以纪实和研究的视角呈现了富士康工人的真实生活与工作状态。

　　核心主题

　　该书聚焦于富士康这一全球知名代工企业内部的劳动体制、工人权益以及工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等问题，揭示了高速发展的制造业背后被忽视的工人群体的真实状况，探讨了资本扩张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

　　具体内容

　　​​工厂生产体制剖析​​

　　详细描述了富士康高度标准化、流水线化的生产模式。工人们在生产线上进行着重复、机械的劳动，工作强度极大，且工作时间长。例如，为了完成订单任务，工人常常需要连续加班，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 - 12小时甚至更久，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分析了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包括严格的纪律要求、层级分明的管理模式等。这种管理体制虽然保证了生产效率，但却极大地压抑了工人的个性和自主性，使工人成为了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工人生活状况呈现​​

　　关注工人的居住条件，书中指出很多工人居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中，宿舍空间狭小、环境拥挤，缺乏基本的隐私和舒适感。多人同住一间宿舍，生活设施简陋，给工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探讨了工人的社交生活和心理状态。由于工作时间长、生活空间有限，工人的社交圈子相对狭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许多工人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但工厂却缺乏相应的心理辅导和支持机制。

　　​​工人权益保障问题揭示​​

　　深入研究了富士康工人的工资待遇情况。尽管富士康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但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难以满足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需求。而且，工资增长缓慢，与工人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

　　揭示了工人在劳动安全与健康方面面临的风险。在一些生产环节中，工人可能会接触到有害物质，但工厂在劳动保护措施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部分工人出现职业病等问题。同时，工伤事故也时有发生，而工人在工伤赔偿等方面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工人抗争与诉求表达​​

　　记录了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所进行的各种抗争行动，如罢工、集体谈判等。这些抗争行动反映了工人对自身权益的觉醒和维护意识的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工厂管理层和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

　　探讨了工人诉求的表达渠道和方式。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平台，工人的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及时、公正的回应，这也加剧了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研究意义

　　《我在富士康》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全面的富士康工人世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制造业工人权益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对于推动劳动权益保障、改善工人处境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