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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内容里，我主要介绍了新民学会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等。
但这群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闲扯淡的，而是为了干事。
但新民学会本身又不是一个干事的组织，1920年的时候，毛泽东他们在上海开了个会，本来是为了欢送新民学会的会友去法国留学的，结果开着开着就成了一次讨论会，而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不少的主张，其中一点就是“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作各样的事”。
也就是说，学会本身并不是一个专门做事的组织，但学会里的每个人都应该去努力做事。
于是，1918年夏，学会成立几个月后，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新民学会为核心的人，就干了一件非常具有实验性质的事情：建新村。
这个新村，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而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
他们跑遍了岳麓山，最终找到了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作为落脚点，开始了半耕半读的生活。
他们一边读书学习，一边自己做饭挑水，吃的也很简单：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
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共有，平均分配。
这种几千年前老子就提出过的“小国寡民”式的生活方式，并非毛泽东他们的原创。
早在近百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理论，并进行过实践。
包括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等，我们很多人应该都在中学历史课本里学过，他们自己买下土地，吸纳共同志向的人进行工作和生活，希望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堕落和贫富分化。
他们被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既然是空想，大概率是很难在现实生活里存在的。
当时进行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团体和组织很多，大多数几个月就失败了，最长的也不过数年。
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历史课本里有过很多正式的分析，但很多人可能还是想不明白，按理说，既然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既然都是一群有手有脚的人，又杜绝了剥削和贫富分化，怎么着也应该能长久存在下去啊。
为了让大家能理解这里面的奥秘，也为了让还存有这种幻想的人，彻底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不用怀疑，现在还有很多人想要过这种生活）。
我决定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2
毛泽东他们搞的新村，并不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尝试，事实上，当时在全国很多地方，一些进步青年都曾经尝试过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有些规模还很大，影响也比毛泽东他们的新村要大，也就更能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1919年的12月，《新青年》等刊登了北京一篇名为《工读互助团启事》。
其核心理念和毛泽东他们的新村如出一辙，也是半工半读，每人做工，收入归公，平均分配等等。
但其发起人，却包括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学界名流。
这个阵势就不是毛泽东他们所可比拟的。
当然了，如果深入地去了解下史实，其实蔡元培等人，主要是挂个名。
因为整个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是北大的学生，所以找校长、文科学长等挂个名，可能就像现在写论文一定要把导师列在上面一样。
活动因为有这些名人的加持，再加上《新青年》杂志的巨大影响力，一下子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青年人前来，这些人到了北京后，按照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开始进行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一起学习工作的“乌托邦式自由生活”。
然后，很快产生了矛盾和问题。
这也说明，这时候的毛泽东，整体上还是比较天真的。
3
关于毛泽东新村和北京的互助社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我们抛开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根本就不太可能允许这样的乌托邦组织存在。
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就能一下子发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新村也好，互助社也罢，或者乌托邦也行，本质上都是一群人的组织，既然是一群人的组织，有制度、有宗旨，就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影响。
古代的时候，母系氏族时期（包括现在有些非洲部落），是真正实现了这种共产生活的。
但其背后的根本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一群人只有通过这种抱团取暖、平等分配的方式，才能保证族群最大的生存机会。
而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特别是进入奴隶社会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富裕，有了私有制。
又因为出现了私有制，所以，就有人开始尝试占有决定劳动产出的生产资料。
可以说，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牲畜等）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天然地掌握了财富和权力。
从那时起，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共产生活就再也不可能在实际中存在了（包括几十年后的大食堂，也是以失败告终）。
后来有人分析互助社失败原因的时候，就已经把根本归结到了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的资本化社会了。
新村、互助社的成员并不掌握生产资料，也就不可能有自由的社会地位。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没钱，是根本。
而之所以没钱，是因为不掌握生产资料。
而之所以不掌握生产资料，是因为私有制。
那么，建国后，我们一度废除了私有制，集体也掌握了生产资料，但最终也没能来得及实现这种共产生活，又是为什么呢？
这里，作为疑问提出来，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理解。
4
建立新村，是毛泽东和新民学会成员们一次非常有趣的尝试，但并不是唯一的事。
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学术上的砥砺和个人的成长进步为宗旨的团体，新民学会最关心的事情，还是读书。
1918年6月下旬，就在毛泽东他们踏遍岳麓山准备搞新村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
这时候的杨昌济已经受到蔡元培的邀请，到了北大任教。
在来信里，杨昌济除了劝毛泽东等人到北京学习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消息：法国准备招募中国工人，而蔡元培等人借此机会准备组织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
法国到中国招募工人，说来还因为一战的原因。
一战到达这个时候，英法等国的年轻人基本都上战场了，后勤劳工严重不足，于是从中国招募了大量劳工，总计有十多万人，这些人里有很多直接死在了异国他乡，为一战打赢德国作出了牺牲。
这也是一年后，北洋政府觉得我们是一战参战国，并且还是战胜国的主要原因。
法国的意思原本是想招点华工补充劳动力，但知道这件事的蔡元培却觉得，与其让一些工人去挣点外汇，不如借这个机会，安排点青年人出去留学，为国家培养人才。
杨昌济来信说的就是这个事。
很快，新民学会的会员很多都知道了这件事，特别是杨门弟子的毛泽东、萧子升和蔡和森，据说蔡和森直接就告诉家里人，自己要去法国留学了；毛泽东则高兴得跳起来；而萧子升则用彩票中奖来比喻这件事。
新民学会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这件事，觉得新民学会的同志既然有志于向上和改造社会，就应该要散发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学习，所以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
好了，好消息知道了，大家也高兴过了，现在问题来了，去法国留学，是想去就能去的吗？
当然不是，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去国外留学，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费用，更何况在一百多年前。
而且，毛泽东他们的学校并不好，一所省立师范校的学生，都没怎么出过省，就像一步登天出国？
北大那么多的学生还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呢。
当然，如果是真去法国当工人倒是可能，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先派几个人去北京看看情况再说。
5
这件事，就交给了已经毕业快一年，而一直没有工作的蔡和森。
蔡和森在1918年的6月23日，从长沙出发去北京。
蔡和森到了北京，见到了恩师杨昌济，又在杨昌济的引荐下，见到了负责这件事的几个人，终于了解到了来龙去脉，确定了确实有不多的一些赴法勤工俭学名额，于是给长沙回了信，并热情邀请新民学会其他人到北京来。
8月中旬，毛泽东、萧子升、张昆弟等其他新民学会25人一起出发到了北京。
终于到了千年帝都北京了啊。
第一次出湖南的毛泽东，他的人生将在这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主要体现之一就是：更穷了。
这时候，北方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寒了，没有暖气的年代，这群从南方第一次到北方的学生吃了不少苦头。
比如，他们只有一件棉大衣，出门的时候就轮着穿出去，要不是他们在一师的时候热衷体育锻炼，身体底子都不错，非得病倒不可。
赴法的经费还没有筹到，在北京待着也得要钱啊，没办法，毛泽东决定去工作了。
而这份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最耳熟能详的毛泽东的第一份“工作“，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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