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标志性成果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私有产权、市场交换、个人决策等个人经济行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深深地打下了自由主义的烙印。但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政策失败后，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才最终发展为主导西方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

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此时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也达到了其在世界扩散、传播及其话语霸权的“折返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援助失败、前苏联私有化改革引发这些国家经济衰退、2008美国爆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救助”引发社会动荡等，新自由主义所开具的“济世良方”到头来都被证明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毒药。但无论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推行的经济救助措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并没有被颠覆，它的老调还在弹拨。

那么，它为何能够如此广泛地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大众心理之中?

早期经济自由主义又称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7--18 世纪。它代表了一种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有西方经济学务祖之称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批评了流行于15--18 世纪欧洲多数国家信奉的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念和政策主张，抨击了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及把货币(当时是贵金属)积累等同于国家经济增长的观点。亚当·斯露胡出一围的真正财富并不取决于国家所技有的金银数量，而是决于国家的民众所创创造商品、服务的总量。经亚当·斯密创造性地提出，国家财富的增长甚至都不是源于政府的努力，而是源于“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推动。

既然国民财富的生产是源于民众个人的财富追求、财富创造与财富积累,因此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个人对财产权利的控制与支配。这就产生了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遵循这一国民财富的生产原则，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做防火防盗的“守夜人”，或者说政府的职责只是维护本国的社会安定，政府的经济价值只在于让民众生产财富的活动免受来自外部、内部暴力的侵害。所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第一块里程碑。可以想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确立与演变，西方意识形态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亚当·斯密之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又一个高潮源于19世纪后半叶的另一个经济学流派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这个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极为重要的是，在继承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把数学工具运用于市场分析，这不仅使经济学研究披上了精确量化的“科学”外衣，而且还以此演绎了“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局部”和“一般”理论体系，论证了市场经济神奇、强大的经济社会功能。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包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里昂·瓦尔拉斯等较之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机制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更为系统的探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的(局部)市场价格，由买卖两方面的竞争力量决定。买方与买方竞争抬高价格，卖方与卖方竞争压低价格。尽管短期内商品价格的波动在所难免，但随着价格的变动，买卖两方面的力量会此消彼长。当买卖两方面竞争的力量达到平衡时，商品的价格也将趋于稳定。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机制”就是通过商品价格的涨涨落落，市场自动地寻找那个买卖双方势均力敌的“均衡价格”的过程。在均衡价格阶段，商品价格相对稳定，市场供求也大致平衡。

概言之，商品价格的涨跌(市场机制)会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并最终使市场自动趋向一个供求相对平衡、价格相对稳定的状态。

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理论的发展不仅使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得以保存，还为市场机制赋予了科学(数学工具)、高效(资源各安其位)、福祉(当事人各得其利)的神奇解读。在这里，自由市场“神话”的雏形已经具备。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反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理论的核心不足为怪。不过，即便论证了市场”神话”，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与主张，在当时大都限于“学院派”的理论研究或“黑板经济学”的课堂教中。所以，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还是其他社会阶层，都没有把这些理论运用一般社会制度的建构或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

相反，在上世纪20--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夹击：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造成了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在这场严重经济危机的处置中，主张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步主导了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二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公有制经济为制度基础、由政府全面掌控的“计划经济”开始在苏联付诸实施。这些都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战。

面对上述压力，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开始著书立说，试图论证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最早举起保卫自由资本主义大旗的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上世纪20年代,米塞斯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自由主义》等论著，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政府干预市场和计划经济的“不可行”，并且论证了私有产权与自由、平等、民主、经济繁荣、自由贸易、政党政治等社会意识及国家制度建构的内在联系。

显然,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幅度超出了经济学领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国际关系等完整的社会制度的建构，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正式奠基。1947年，经弗里德里奇·哈耶克发起,在瑞士的共济会圣地朝圣山，成立了一个由西方部分自由派的经济学者、企业界领袖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支持者组成的国际组织——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社的成立，表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不再是学术思想的表达，而是谋取国家权力的政治宣示与社会动员。

朝圣山学社认为，文明的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基本条件已经丧失。在其他地方，当前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也对这些基本条件构成了持续威胁。个人和自愿组织的地位正在被强制权力的扩张逐步破坏。即使西方人最珍贵的财富——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受到了威胁。朝圣山学社认为,，集权力量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时候，就要求获得宽容的特权，集权力量却只想建立一种能够压制和消灭(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一切见解的权力地位。

朝圣山学社宣扬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既反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又反对在部分国家兴起的计划经济。所以，朝圣山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正式形成。自此，自由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一种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而成为体系完备的捍卫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