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小虫，奈何肆虐千年？

在科学昌明的21世纪，瘟疫依然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大敌，SARS，禽流感、口蹄疫、手足口病、甲型HlNl流感、新冠肺炎疫情⋯⋯接踵而来，使人类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似乎大规模的防疫依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这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我国防治血吸虫病的一段难忘的历史。彼时，不论财力、物力还是医学科学水平都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肆虐千余年的血吸虫却曾一度绝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 肆虐千年，横行无忌

日本血吸虫之所以被称为“日本血吸虫”是因为这种寄生虫最早在日本被发现，日本人桂田富士郎在1904年发现，所以称为“日本住血吸虫”。

在中国，1905年，美国医生O.T.Logan在湖南省常德县一位渔民的粪便中发现了日本血吸虫卵，第一次证实了中国有日本血吸虫病存在。

实际上，在一些古代的医学著作当中已经有过对类似于血吸虫病的记载，但是并没有发现血吸虫。所以说，中国的血吸虫病研究历史事实上始于1905年的湖南。

接下来，1907年安徽，1910年湖北。江苏。江西……越来越多的疫区被发现。1922年，北京协和医院的两名外籍医生开展的调查发现，有9个省存在血吸虫病。

公正地讲，民国时期对于血吸虫病并不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些优秀的学者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些针对血吸虫病调查，证实了越来越多的血吸虫病疫区，他们也意识到了血吸虫病的广泛危害。

实际上，早在1935年，《内政年鉴》就已经在指出“农民患病者不下一千万人”——相当准确地估计了患者的累计人数。

但是，民国的医疗系统是严重发育不良的，常年战乱、国力虚弱、社会涣散的国府根本无力为大部分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当然也根本不能支撑起一套现代的防疫体系。即使是在经济状况相对好一些的浙江省，从1937年到1948年治疗的患者总数为516名——显然是杯水车薪。

血吸虫病是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安全的地方病之一。据江西中医试验院的研究，自公元７、８ 世纪以来，血吸虫病就主要流行于江南各省。《外台秘要》引崔氏蛊吐血方云:“郡县有名章者尤甚，今东有句章，章安故乡(今浙江鄞县附近)，南有豫章(今为江西南昌境内)，无村不有，无县不有，……”

在血吸虫病疫区流行着“三多四少”之说，即侏儒多、寡妇多、大肚子多、婴儿少、老年人少、人口少、劳力更少。“长林岗，死人堂，行人不吃长林水，有女不嫁长林郎，喝口长林水，病倒半年床，女嫁长林郎，嫁去三年守空房。”

这则婺源民谣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血吸虫灾害已危及民众生命。在广丰塘狮坞，原有居民37户，由于血吸虫病猖獗，至1949年只剩下一个劳动力。

也有歌谣唱道:“彭家洲，王金堂，一家十口全遭殃，三年之内死九口，剩下一个老大娘。好男不娶王家女，好女不嫁王家郎，人一进门瘟神到，人财两空梦一场。”

悲剧发生的原因是，王金堂一家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参与农耕劳作，在农耕劳作中，接触到感染物是无法避免的。九江地区的湖口屏峰乡徐家舍村，清末大约有300户950 人，至解放前仅存3户。

这其中虽有战争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血吸虫病带来的灾害。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住在皂湖边，肚大两头尖，苛捐杂税重，唯有上西天。”

下太泊湖的金家村同样有此遭遇，该地历史上人丁兴旺，但至解放时，人去村空，村落荒芜，当地歌谣是这样描述的：“金家庄，金家庄，家破人亡天地荒，女子不生育，男子大肚亡。”

在宜春的奉新地区，由于患者晚期肚大如筲箕，因此，当地人称此病为“饱肚子病”，民众之间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吃了黎堰水，饱肚饱十里，十里转个弯，饱肚哩送上七里山(七里山，系当地葬死人的山岗)。”

在上高新界埠乡雷家村，血吸虫病流行很久，据当地县志记载，在该村100多年前尚有百余人口，由于血吸虫灾害的摧残，至解放前该村仅剩下雷竹叔侄二人，村里的良田也成为荒芜之地。

类似上述的村落可说是不胜枚举，它们向今天的人们述说着血吸虫灾害肆虐下的村落惨状，各地流传的歌谣、谚语都在向我们展示着民众对血吸虫灾害的控诉。

血吸虫病给民众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

血吸虫灾害刚开始爆发时，民众往往以恐慌的集体情绪面对。比如，调查时记录的当地一老者所唱的婺源歌谣: “身无三尺长，脸上枯又黄，人在门槛里，肚皮出门框。”这句对血吸虫病患者真实状态的描述显示出民众恐慌的心态。

有地区民谣唱道：“莲波有三多，地多坟多寡妇多，不要命的去莲波。”这句话形象地描述出民众对血吸虫灾害恐惧的情绪。疫区歌谣:“头成苦槠，腹成筲箕，手如猫爪，脚如柴槁”，“大垄大缺两对门，尽是出些古怪人，身上没有四两肉，肚子却是一大盆”。

这两句歌谣是民众对患者惊恐情绪的展现，血吸虫灾害给人们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让民众感到惊恐。

有受访者说：“我父亲那辈的人，很多都见过得了大肚子病的人，他们像外星人，脑袋小，肚子大，全身都没有肉。听我爸爸说，刚开始见了那些人都是避开，逃跑，害怕看了一眼就被传染了。”

人们在血吸虫灾害面前感到恐惧，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对血吸虫灾害采取敌视、避让的态度。

据中共玉山县委1954年6月24日《关于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及破坏生产情况的报告》显示，此病流行，全县为此减产稻谷约9万担。

仅古城区太平乡上洋村就撂荒田25亩，地120亩，每年损失粮食约230担；勉强种上的田亩，因耕作粗放，上田变中田，中田成下田，下田则接近荒芜，减收率分别为59％、55％、53％。

经济损失在作用至民众情绪时，民众以民谣的形式抒发自身的情绪，九江县洗心桥田家洲有歌谣云:“有女莫嫁田家洲，洲上十年九不收，男的大肚子，女的流落在外头。”

血吸虫灾害直接致人死亡的惨状

如余干县东塘村的民谣:“东塘东塘，有女无郎，男人二十大肚肠，女人三十守空房，白头到老是梦想。”

上饶地区血吸虫灾害最为严重的玉山县上洋坂村，原有105户居民，人口达500，至解放前，只剩 46户，129人(包括迁入的96口)，且都患有血吸虫病，被当地人称为寡妇村，流传着“有命莳田，无命吃谷”的谚语。

从这些谚语来看，血吸虫病带来的死亡记忆已深深嵌入当地民众心里，一句“白头到老是梦想”，则表达了受众的怨恨与无奈之情。

2 不问苍生问鬼神

由于当时民众缺乏对血吸虫灾害的科学认知，当人们走投无路之时，神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求神拜佛成了当时社会的常态。

以余江蓝田坂万安张村为例，过去在该村一直流行这样一首歌谣:“提起万安民，叫人肝肠断，一家两三口，面黄肌又瘦，修庙为安民，菩萨不显灵，十室九室空，野鬼伴庙堂。”

据建国后姜季万口述回忆，百年前，当时的村民不知村上人相继死去的原因是因为血吸虫病，以为是鬼神作怪，于是在村子侧修建了万民安庙，意在祈求菩萨保佑，消灾救人。

自庙宇建好后，庙里香火不断，可最终人们还是病未好，命难逃。“出神”“过阴”是当时受灾民众借助神灵之力应对血吸虫灾害的常见活动之一。

比如，余江蓝田的“出神”活动，每年农历十月初六举行，穷苦人家为了体现自己真心诚意参加活动，常常变卖家产，有的甚至向财主借钱，为菩萨烧香献贡。

祭港也是人们应对血吸虫灾害的方法之一。根据受访者回忆，当时人们去祭港是因为人们觉得大肚子病是因为喝了狮子岩的水，而水又属于龙王管辖，是以人们祭祀龙王并希望龙王降雨将这些坏水冲走，以此来保护村民。

叫魂，我国农村由来已久的习俗。当有人患上血吸虫病后，人们不知患病原因，便认为是被鬼勾走了魂魄，于是叫魂也成了“挽救”血吸虫病患者的方法之一。

立禁忌，是一种民间常见的风俗。万建中认为，禁忌的产生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伊始，生产力和认知水平较为低下，产生了自然崇拜，由崇拜必生恐怖，有恐怖则惧罹祸害;为避免祸害，必成禁忌。

显然，血吸虫肆虐时期的禁忌产生原因也是如此。据《余江县防志》记载，到了光绪年间，余江的血吸虫病流行甚是严重，人丁衰弱至极，而当地的人们并不了解人丁衰弱的原因，以为是采石伤了龙脉，于是立下禁忌：

大石岭，细石岭，因开厂卖石，凿矿甚多，伤害来龙大脉，并合族福命有关，以致族间人丁衰弱已极，言之痛心胆寒，故合族公议，以后永远不准凿此三岭之岩石出卖，倘有不良分子破坏此禁令，合族处罚重办。

从这些民俗行为来看，他们对血吸虫灾害可谓有很又怕，深入骨髓。

3 认清瘟神的真面目

血吸虫又称裂体吸虫，它们寄生于人畜体内的门静脉系统．可引起严重的血吸虫病。虫体可逆血流移行到肠黏膜下层的静脉末梢。交配过的雌雄虫在此产卵。虫卵的一部分随血流到肝脏．另一部分沉积在肠壁上，还有的游离在阑尾、胰、胃、脑等器官中。

感染了血吸虫的病人轻则出现发热、过敏反应，重则出现腹水、巨脾，腹壁静脉努张等晚期严重症状。终因极度消瘦，全身乏力而死。

虽然可以服用吡喹酮药物杀灭虫及卵，但感染血吸虫病的农民很少服用．因为就是治好了，只要在疫水里进行农务活动，又会重新感染。然而不下田耕作，天上是不会下大米的。不少晚期病人丧失了劳动力．又没钱去医院治疗，只能在家等死。

血吸虫的发育是由成虫、卵、毛蚴、胞蚴、尾蚴及童虫几个阶段组成。其虫卵自感染者(人或家畜)的粪便排出。这种粪便污染了水，虫卵在水里孵出毛蚴，毛蚴在水里到处游动，遇到倒霉的钉螺便会寄生在钉螺体内。随后发育成胞蚴，胞蚴经过繁殖在钉螺内产生大量尾蚴。

钉螺是血吸虫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这种水、陆两栖类软体埃及血吸虫雄虫肆虐我国的日本血吸虫卵动物．喜欢在水面上下活动。

所带的大量尾蚴使水域成为疫水，当人们在疫水中活动，还有牛、猪等动物一旦和疫水接触，游动的尾蚴就会钻人体内。尾蚴从皮肤或黏膜侵入宿主皮肤后，脱去尾部形成童虫。

童虫可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并随血流经肺静脉人左心室至主动脉．随体循环经肠系膜动脉、最终进入门静脉分支中寄生。

15、16天后，童虫发育成成虫．开始交配产卵，一条雌虫每天可产2000~3000粒卵。当人体免疫系统发现虫卵后便开始产生免疫反应，组织增生将虫卵包被．但这种免疫反应会导致器官发生病变，最终导致死亡。

血吸虫能在人和动物体内生存3—5年甚至更长。这种情景犹如恐怖电影中能寄生并在人体内发育长大且丑陋凶狠的“异形”。只不过血吸虫这种异形非常微小以致我们的肉眼都看不清。

据建国后的调查显示，居民感染血吸虫病主要是与生活下水与生产下水所接触的疫水有关。其中在含有尾蚴的水稻田从事种植是农民感染血吸虫病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4 消灭血吸虫病的决策过程

1904年，日本人首先报道日本血吸虫病（以下简称血吸虫病），搞清其生活史。 但血吸虫病在我国肆虐已久．据考古发现，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与湖北江陵西汉男尸体内均发现血吸虫卵．这证明2100余年前我国长江流域已有血吸虫病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行血吸虫病。这一几千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如黑暗中的猛兽。人一不留神便深受其害难以解脱。

新中国成立初，解放大军在上海、江苏周围江湖练兵，10万官兵下水3万人感染了血吸虫病。与此同时，5207人在高邮洪泽湖洪水时涉水造成急性血吸虫病感染，1335人死亡（25.4％）。 

新中国政府对于影响民众健康至深至巨的血吸虫病高度重视，决心打一场血吸虫病歼灭战。毛泽东在1955年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1955年11月，教员在杭州召集东部地区的省委书记开会，要求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政府成立血防委员会，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11月底，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七个省、市、县的领导干部和100多名专家参会，提出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体规划：

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

4个月后，教员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有了教员的最高指示，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攻坚战拉开帷幕。

实际上在中央统一布置血防之前，一些血吸虫病严重的地方已经开始从改善水环境和灭螺方面进行防治工作。相关省市领导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动员和组织力量，摸清情况，制定规划。 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全力以赴地消灭血吸虫病。

例如，1953年10月江苏省委召开专门会议，对血吸虫病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划。会议认为，该病已严重影响江苏省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患者分布面又很广，遍布沿长江、太湖及运河两侧的松江、苏州、镇江、扬州四个专区及南京、无锡、苏州等46个县市，被感染的人数达 250万人，而这些地方又都是粮食高产区和商品粮基地。若不从根本上遏止血吸虫病，民众健康和地方经济发展将受不可估量的影响。

5 改造地理环境：消灭钉螺与湿地

要消灭血吸虫病，最重要的环节是消灭血吸虫寄生的钉螺。

新中国血防工作的明显特点，就是以灭螺为重心，与改造地理环境相结合。对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加以消灭，就切断了病原体传播的渠道。

血防运动最初是从全面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环境开始，逐步聚焦到大力消灭钉螺。刚开始主要是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包括饮水、用水以及粪便处理等方面，这与四十年代卫生部门的做法是一致的。

1955年苏州专区消灭血吸虫病规划草案指出，群众习惯于使用新粪下田，在河里洗马桶、放粪便等，这些行为极易污染水源，同时也造成血吸虫病的传播，所以要求各地将粪便管理与保护改善水源相结合，推广使用井水，有条件的可进行河水消毒。

查阅档案发现，在五十年代前期，江南各地主要是从管控水环境与群众卫生行为方面开展血防工作。

50年代后期，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推进，钉螺被作为传播血吸虫病的病媒害虫加以大力杀灭，灭螺成为血防工作的重点。河道、沟渠，、芦滩、草塘、湖荡，普遍成为灭螺的区域。

诸如常熟、昆山、青浦、嘉兴、吴县等湖荡广布、河流密集的县份，血吸虫病感染率较高，尤其成为灭螺战的要区以青浦县为例，据五十年代初期的调查，有钉螺分布的河道面积达1140万平方米，占全县总面积的1/7，全县28万人口中，就有10余万人不同程度地感染血吸虫病。

在湖荡多的流行区，青壮年感染人数甚至达到80%以上，有4.1万人丧失了全部和部分劳动力。苏州专区下辖各县灭螺工作走在前头，在1958年春季就发动了1570多万人次参加灭螺，70.2%的有螺隐患被清除。

60年代初，灭螺的目标区域集中在钉螺分布密集的芦草滩湿地。成片的芦草滩在湖荡、圩田地区极为常见，草密土湿，水位时有变化，极利于钉螺孳生繁殖。芦草滩钉螺阳性率高，群众接触几率大，常因在滩地割草、放牧、捉鱼等而受到血吸虫病急性感染。

滩地钉螺还经常随着水流和积肥、割草等生产活动，向外扩散传布。1960年苏州地区在制定新的灭螺目标时，将分布各处的芦草滩作为精准灭螺区域。

据当年苏州专区的统计，全区共有芦草滩1168万平方米，其中昆山 763万平方米常熟203万平方米，吴县131万平方米，吴江68万平方米，江阴3万平方米，这些地方均为湖荡水网区，潜在钉螺数量大，必须彻底灭螺。

芦草滩灭螺的手段，就是消除钉螺生存的环境，将湿地改造为旱田和可耕地。滩地大都分布在湖泊边缘、河流两岸或低洼积水区域，一年时间里多数淹没于水中，只有在秋未冬初枯水季节露出水面，所以灭螺要抓准时机，根据地形和水性制定不同的措施。

对于大片相连、地势较高的芦草滩地区，结合发展副业，筑堤围垦，种植饲料或建立大型牲畜饲料场，开辟为农、林、牧、付、渔综合性生产基地；对于地势较低的芦草滩，将滩的中间开深，四周加高，改成鱼池，或采取挖低一半，填高一半，变低田为高地，变荒滩为水田，种植饲料或其他水生植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改造，大片草滩被开垦抬高为田地，原来平坦积水的地形，变成高低错落的田地与鱼池，而钉螺孳生也确实得到了遏制。

1965年江苏省除五害爱卫领导小组的工作报告显示:“昆山县未经开垦的淀东公社荒草滩有螺面积占 94。7%，已经开垦为耕作区的红三大队有螺面积只占 39。4%”。

虽然消灭、减少湿地对于灭螺的效果很好，但远非一劳永逸。因为在长三角水网平原，低湿积水环境是一种常态性的存在，钉螺是活动的生物，遇到合适的环境，还会孳生，除非从根本上灭绝这一物种。

当人们宣布某一地区消灭了钉螺和血吸虫病，往往不久便发现钉螺又复发了。这促使人们采取更大规模的灭螺行动，投入更多的劳力，创造出了深翻土层、深埋有螺土的办法。

在60年代最初几年，浙江省结合兴修水利和积肥，消灭钉螺曾取得显著成效，有螺面积缩小三分之一左右，钉螺密度显著下降。

但1963年省农业厅、水利厅、卫生厅的联席会议却指出了新问题，螺情依然严重：本省有的地方钉螺分布面积有所扩大，钉螺密度有所回升，每年仍有不少人重复或新感染血吸虫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

于是会议提出更加严格的灭螺措施，对于填埋芦滩、沟渠、河道等的泥土做了细致的规定，主要是不准使用有螺土，必须将有螺土处理后再深埋隔离。

宁肯花费人力从远距离运来新土，把河道沟渠旁边的土层打乱翻新，也要把含有钉螺的泥土隔绝起来，以彻底消灭钉螺孳生的可能性。

1965年青浦县代表在上海市委召开的灭螺工作总结会议上也把无螺土覆盖有螺土作为经验来推广，该县在当年九、十两个月份，就以填埋方式处理有螺地块约 15000 个。

至60年代中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灭螺不能仅靠突击来完成，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工作，在突击运动的间隙螺情就有可能回升。

浙江省平湖县白马公社总结说，他们以前以突击的办法搞灭螺，运动一过去，灭螺也就收了场。所得的结果往往是，花力很多，效果不高，搞了的没有清，清了的没有巩固。

后来，公社党委接受了教训，组织建立以大队、生产队原有的保健员为基本人员的灭螺专业队，进行常年灭螺。

专业灭螺队在农忙时也没有垮，每天出战，制止了螺情的复发。他们把有螺河道反复处理了三、四遍，一百余条有螺沟全部都做了处理。

随着灭螺运动的持续，被纳入治理的湿地范围，渐由小块分散的芦草滩，扩展到大中型湖泊周边的淤涨滩地，太湖、阳澄湖、淀山湖等大中型湖泊周边那些季节性出露的滩地，甚至是浅水湖荡在灭螺的名义下一批批被围垦。

笔者从档案资料中发现，七十年代地方政府公布的有螺面积比前些年有大幅度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估算小块分散的草滩芦荡，现在把大中型湖荡的边岸滩地、沙洲等全部纳入进来。

例如，1970年11月，苏州专区行政公署对有螺面积进行了复查统计，公布的螺情数字与十年前相比增长幅度很大:全区现在有螺面积为3亿平方米，已灭光钉螺 2.3 亿平方米，剩余 0.7亿平方米，其中湖荡芦草滩钉螺近 0.3亿平方米。

而1960年苏州专区公布的待灭螺的芦草滩数字只有1168万平方米。新统计的数字中，仅东太湖一角就有0.13亿平方米草滩尚待灭螺。

对于大湖滩，采取的办法主要是筑堤围垦，一些中小型的湖荡被整体围填，如吴江大渠荡、乌金漾等七个湖荡，均是在这一时期内消失的。

根据吴江县1970年年底的总结报告，该年冬季两个月是有史以来灭螺面积最多的一次运动，全县共土埋灭螺 413万平方米之前的 65年冬季也搞了一次大规模灭螺，但那次只有50多万平方米。

这次灭螺面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通过两个月的围垦，吴江县扩大耕地面积1600 余亩，积肥 21000 多亩。灭螺与改造湿地的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通过大力度、持续不断地从中间环节灭螺，血吸电病的传播链条一度被有力地遏制了。

当然，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人们用水习惯的变化(例如使用自来水渐替代饮用河水、使用抽水马桶、化粪池替代直接向河道排入粪便污物等)，也是导致血吸虫病例下降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6 集中力量攻坚：治疗血吸虫病

早在1949年的年底，新中国的建设者就已经意识到应对血吸虫病的重要性，必须要成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这件事。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由宋时轮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很快，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援——来自南京、上海各医院、医学院的2000多名医生和医学生——组建了许多医疗队，下乡调查血吸虫病，并且尽力治疗患者。

1950年6月，新中国最早的一个血吸虫病防治专业机构———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总所被组建起来，两个月后又组建了皖南血吸虫病研究所。1950年到1953年，在嘉兴、嘉善、绍兴、衢州等地先后建立起血吸虫病防治站。

那时还没有治疗血吸虫的特效药吡喹酮还没有被研发出来，在当时治疗血吸虫最有效的药物是锑剂（酒石酸锑钾/酒石酸锑钠），只能采用静脉注射给药。

锑剂刺激性很强，注射时只要有一点药剂漏出局部，就会导致周围组织的灼痛、脓肿、组织坏死。

不过，锑剂的刺激性相比于它对于人体的副作用来说，可以说也算不得什么了——注射剂量累计达到0.7—1.6克之后，患者可能会出现心肌受损继而引发的急性心力衰竭，还有对肝脏的损害以及包括头晕呕吐恶心在内的一系列反应。

然而锑剂的一个疗程却长达25天（一般为20-30天），每天注射1次。对于体质普遍不佳又缺乏营养的血吸虫病（尤其是晚期）患者来说，可谓是严重的挑战。

血吸虫病晚期的症状突出表现为严重的腹水（1500ml甚至更多），伴随着严重的肝硬化、门脉高压等。晚期患者的身体状况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难以承受长达25天的锑剂治疗。暂且不论对心脏、肝脏的损害，一般的副作用就有可能会致命了。

但是也不能对晚期患者放任自流，1956年1月，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指出：“要积极治疗晚期病人”。但是要治疗数量如此多的晚期血吸虫患者（据1956年统计，有约250万），需要大批医务工作者的参与。

况且在当时需要尽快采取措施整治的疾病并不仅仅包括血吸虫病，寄生虫还有钩虫、丝虫、疟原虫、杜氏利什曼原虫需要解决，还有各种传染病，整个卫生部门到处都需要人手。

然而在当时全国只有不到4万名掌握现代医学的大夫。与此同时，约30万名只掌握传统医学的医生被排斥在这项事业之外。这样一来就牵扯到了当时国内医疗系统的一个重要矛盾——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争。

建国初期，共和国通过严格的考试对传统医学进行筛选清洗，同时对于其经验资料不加以维护。但是，到1954年，新政权决定采取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即所谓的中西医结合）。

按照这种理念，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要互相学习。首先，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要去学习传统医学，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临床经验，目标是使中医“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另外一方面，掌握传统医学的医生也要与时俱进，学习现代医学。

这样一来，就把约30-40万掌握传统医学的医务工作者团结到医疗保健事业中来。在血吸虫病的防治中，那些学习传统医学的医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对消灭病原（即血吸虫）无能为力，但他们仍想方设法地运用各种天然药物（例如腹水草），尽可能地减轻病原引起的患者各项病理症状（例如腹水）。

尽管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药物接受的试验都相当粗糙，但是就当时来说这些药物的检验基于相当朴素的认知，只要临床上观察到有疗效就行——所谓有疗效，就是明显缓解病人的症状。

经过治疗以后的患者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这样接下来就可以采用锑剂治疗（这和为了赚钱而从古籍里找药方的性质完全不同）。在治疗过程中，某些传统疗法也发挥了作用，例如针刺（也许是通过促进机体分泌内啡肽）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反应。

除了锑剂以外，科研工作者也在寻找更多可以消灭血吸虫的新药，除了改进锑剂以外，这些科研工作者也在开拓新的道路。

7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8年5月，江西省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宣布，余江县彻底消灭血吸虫病，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赞余江县的成果，并说其他12省市消灭血吸虫病大有希望。

当时教员在杭州，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坐在刘庄宾馆的藤椅上，眼睛盯着报纸，嘴里念念有词，头轻轻的摇晃，卫士封耀松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能感受到抑扬顿挫的哼唱。

封耀松劝教员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开会呢，教员长叹一口气：“睡不着啊，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不容易，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病，那多好。”

说完，教员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依然在念叨，走了几圈，回到床上半躺着继续思考。

正在封耀松不知所措的时候，教员突然命令他：“拿纸笔来。”封耀松这才明白，原来教员要写诗。

教员半躺在床上，在膝盖上摊开白纸，边写边改落笔如飞，很快便写成两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写成落笔，教员抬头远望，发现黑夜已经过去，翻滚的朝霞照映着漫天通红。

《送瘟神》二首，不仅为余江县胜利而作，更是为新中国人民自信与力量而歌。它宣告旧时代终结，一个人民当家作主、改造自然、战胜一切困难的新时代到来。

这首诗，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激励着全国人民继续投身于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引他们迈向更辉煌的未来。

到了1964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的省、市、县仅占新中国成立时的三分之一，而且都在偏远山区，限于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暂时不能消灭。

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消灭血吸虫病的攻坚战取得巨大成功。回顾教员防疫的战略布局和战术规划，虽然看起来千条万绪，但核心只有一条，那就是服务人民、动员人民、相信人民。

抗战时期，教员为服务人民而动员人民，便发出“个把日本帝国主义不够打”的论断，现在为防疫而动员人民，结果当然是“个把疫情是不够打的。”

正如他在《送瘟神》诗后小记中写的：“今日之华佗们在前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到八十年代末，血吸虫病的大范围感染和急性感染完全得到控制。但由于携带病原体的钉螺及其孳生的湿地环境不可能消灭，血吸虫病也不会被消灭。一些易感染地区，例如鄱阳湖等大型湖区，查螺灭螺仍然在持续进行，南方一些地方群众罹患血吸虫病的新闻也时有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