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与平成废宅的时代分野

瞿秋白，生于1899年，是一百年前的准零零后。

到1919年时，已经是他北漂的第三年了。瞿秋白家里是个破落户，祖上阔过，叔祖做过前清的湖北布政使。但后来家道中落，生活日益窘迫，母亲耐不住穷困自杀，家里连下葬的钱都拿不出来。父亲无力抚养一众子女，一家人就这么四散了。还未成年的瞿秋白不得已投奔堂哥，后来又辗转来到北平。

瞿秋白的心里是极苦闷的，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患上了抑郁症。本来跟着来北平时还怀揣着研究文学的幻梦，指望以后能做一个教员。但堂哥那点微薄的薪俸哪里供得起他上北大呢？便只能去旁听，但这样的做法总归解决不了生计。最后听闻外交部立的俄文专修馆不要学费，便考到这里。

尽管算是就学了，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出路。个人的、家庭的，还有国家的前途都渺然无踪，使得瞿秋白尤其地“厌世”，北漂这三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最枯寂的生涯”。

他后来把这样的心境归于“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现象” 。瞿秋白在杂文集《赤都心史》中写到，“在过去时代，中国的‘士’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实是孔教徒的阶级，所谓‘治人之君子’，纯粹是智力的工作者，绝对不能为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现在呢，因为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加以外国资本的剥削，士的阶级，受此影响，不但物质生活上，就是精神生活上也特显破产状况。士的阶级就在从前，也并没正式的享经济特权，他能剥削平民仅只因为他是治人之君子，是官吏。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买办）……士的阶级于现今已成为社会中的历史遗物了。”

“士”的阶级追求经世致用，追求做“治人之君子”，然而现在却面临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破产，既丧失了确定的上升通道，又没有了经济上的特权，像瞿秋白这样年轻的底层的“士”，甚至连个瓷实的饭碗都寻不到，这样的境况又怎么不让读书人苦闷彷徨呢？

个体困顿找不到出路，国家积贫积弱频遭屈辱。内外交困中，不甘于苦闷的学生总是反对既有秩序的最激烈的群体。五四运动就这样在青年的苦闷中爆发了。

那么运动能消灭苦闷吗？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敢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似乎取得了胜利，然而青年依旧是找不到出路，学生们也难以逃避苦闷的阴影。在苦闷情绪无处不在的侵袭下，一些青年选择了激烈的抗争甚至是终结自己的生命。在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郭钦光抱病游行，数度呕血，于忧愤中去世；周瑞琦忧国忧民，投河赴死，“以命醒民”；另有北大学生朱谦之，满怀激情，以最激进的姿态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列，然而运动过后，他看不到前途，在极度的苦闷中两次自杀未遂，用极端方式来表达抗争。

北大法学院的林德扬，对国事充满热情，积极参与五四。他还致力于创办国货店以振民族实业，然而最终失败，林德扬深感绝望，于1919年11月在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投池自尽，自杀前还特意脱下长衫，“从容赴池”。

五四时北大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评论说，“林君的自杀，原来不是自己杀自己，乃是社会杀了他。”李大钊说，“文明愈进而自杀愈增的文明，必有缺陷的地方。”蒋梦麟也说，“我国这种恶劣社会，固当承受这种罪。”陈独秀认为林德扬的自杀是“厌世”所致，“他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

那么同样深度参与过五四的，也同样自觉“厌世”的瞿秋白，怎么看待同侪的自杀呢？对于林德扬之死，瞿秋白先后写了三篇文章。同是厌世，且还经历过母亲自杀，但他比起林来说，还是更富有生气的。在他看来，林德扬“本来是爱人类爱生活而奋斗的”，结果却“轻蔑人类轻蔑生活而把它们抛弃了”，这是一种对生命责任的逃避。

自杀固然是旧社会压迫的悲剧，但瞿秋白觉得与其在肉体上杀身，不如在精神上“自杀”，这是对旧思想的“自杀”，“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自由神就是自杀神。”觉醒、抗争、创造，并非一蹴而就，常常与痛苦，甚至与死亡为伴。“自杀神”就是创造新信仰、新思想、新社会的牺牲精神，因而也就是“自由神”。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打破了知识青年的苦闷生活。然而运动不能改变士的阶级的破产境况，更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于是只有去革命，去摧毁旧世界。于是瞿秋白踏上了去苏俄的路，于是周恩来奔赴法国，于是毛泽东放弃温和改良，转向暴力革命，转向了群众路线。大革命的种子在这一刻深深地植根在知识青年的心中，文弱的书生、研究文学的文艺青年，以及忧郁的厌世的苦闷的“士”，从这时起成长为杀伐果断，对敌人冷酷无情的革命家。

北洋政府无法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这些失意的学生在社会上百无一用，那就不得不投入到最激进的革命中。瞿秋白所言“士的阶级”的双重破产，或者更直接地说，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是民国时期学生运动频发、革命力量层出不穷的根源。

在大革命中，改组后的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其党员的核心都来自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其主体均为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知识青年。早期的共产党中，学生占比非常高，以至于孙中山评价早期的共产党人是“北京一班新青年”，是“中国少年学生”。据李大钊回忆，早期中共对学生的吸引力远比对工人大，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共还非常学生气。当时的中共党员互称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为中学同学，早期中共的通告中经常出现“各级同学”这样的表述；而将党的指令类比为“讲义”，比如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文件时标注“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这一方面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但同时也说明中共早期基本上是由青年学生构成的。

与中共类似，改组后的国民党也十分受学生的欢迎。1927年北伐正酣，国民党党员人数激增，总数达到100万，其中学生占比最高，为26%，其次是军队占23%，而工农合计仅为20%。这显然得益于北方学生大批南下，1926年刊登在《现代评论》的一篇文章写到：

“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以说是时髦至极。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学生为之出力效命。”

国民革命军在东征和北伐中摧枯拉朽，短短几年时间便把旧军阀逐一击破，进步的学生群体功不可没；全国各地工人与农民运动的勃发，也离不开知识青年们的组织串联工作；新生的中共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大革命中能有如此组织动员能力，这些无不体现了进步学生群体的优越性，而这样的优越性又来源于进步学生的革命实践。可以说，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学生群体，就构成了革命先锋队的主要内涵。

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忌惮左派和中共，不惜发动清党的重要原因，进步的知识青年展现出了无比的力量，实在不由得反动派不害怕。而在杀的人头滚滚之后，国民党也再不复之前的活跃组织，颟顸老朽，腐败无能，以至于今日。

历史事变总会出现两次，同样的戏码在十年后再次上演。进入30年代，受大萧条冲击，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据教育部1936年调查，1933年到1934年的失业人数，“全国专科以上失业毕业生总数为9623人”，占到了毕业生总数18287的52.6%之多。甚至连中央大学这样的一流院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就业也成问题，据1934年8月《申报》报道“中央大学本届毕业生400余人，有300人未得工作”。“大学生拉人力车”、“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自杀”等反映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

季羡林是1934年的清华毕业生，据他回忆，“毕业即失业”这话当时已在学生中流行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20年代未以来，滥设高校，盲目扩招情况愈演愈烈。据统计1928年至1933年、全国高等院校数量由74所，在短短的五年内。一下子上升为108所。按国联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所言，“以此数目，与世界强国相比，除北美合众国外，中国居世界第二位。”

另一方面是学科设置不合理。高校专业设置文理比例失调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很多年份，文科生的占比都超过70%，其中又以文、法为主，而工农医理等实科占比过低。饶是如此，民国时期孱弱的民族工业也消化不了这点实科毕业生。

高校盲目扩招，大学生扎堆文科，再叠加外部环境冲击，岗位需求严重不足，就造成了民国大学毕业生严重的结构性失业。1936年全国在校大学生只有4万余人，相比当时4亿多的总人口不啻九牛一毛，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就是解决不了这么点人的就业问题。

既然国民政府解决不了自己地盘上的问题，那就反过来给共产党做了嫁衣。

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现在来看固然是因为中共抗日最坚定，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在于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可以学有所用，深度参与到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活动中去。抗战爆发后，边区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17所院校，提供学习、工作和生活保障，在覆盖食宿费用的同时还发放津贴；中共还支持知识青年开展文教事业，支持成立文艺社团和开展科研活动，比如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国农业学会、医药学会等各种科学团体；中共还将来延的知识青年充实到党政军各级机关当中，为知识青年成长为革命骨干创造了条件。

延安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知识青年也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这样的互动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中共的实力，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接收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任弼时1943年的报告，抗战爆发到43年，来延的知识青年就达到了4万人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蒋介石不仅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国统区更是陕甘宁边区的人才培养库。

在知识青年的奋斗中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又在新的青年的奋斗中把大陆给丢了。知识青年，或者说学生，在大部分时候都是高度不稳定的群体，这个不稳定一方面在于学生群体空有理论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其思想和人格都不成熟；二来学生缺乏供养自身的物质基础，一旦丧失家庭资助或者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往往会马上陷入朝不保夕的状态中去。

高度不稳定也带来了高度的可塑性，使得学生群体对外部环境高度敏感。如果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背景中，学生毕业后就会很自然地成为建设性的力量，在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社会中坚；反过来，如果是在一个经济停滞发展受阻的社会中，找不到出路的学生就有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当然，所谓的“破坏性”也是站在建制派的立场来说。就如同我们站在现在回看民国一样，放到一个长的历史周期中去看，激进学生固然是破坏了既有的秩序，但同时也是启蒙的、承前启后的、革新的力量。

我谈这些并非是要暗戳戳地****，历史本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前进的，正如同我党奋斗的历史、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当前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对民国旧社会旧体制旧思想的彻底否定上。瞿秋白作为早期革命的领袖人物，作为一个旧文人和革命新人的结合体，他说的话震古烁今，只有“天天自杀”，青年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而放大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我们是否也有必要坚持自我否定，去切实地勇敢地“自杀”，去真正地开展自我革命呢？

（删除若干字）

情况确实是复杂化了。一百年前我们还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然而如今的中国，已经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工业产能占全世界近三分之一。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绝对的匮乏，而是相对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照搬百年前的经验吗？

如果说五四青年面临的是国家丧乱不进则亡，那相比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确实要轻松的多，不就是找不到工作吗？同样是发达的工业社会，我们来看东亚先行服日本的经验。

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日本陷入“平成萧条”。伴随经济衰退，企业“终身雇佣制”摇摇欲坠，“年功序列”的薪资体系难以为继，日本一代人的“就职冰河期”随即到来。企业招聘岗位急剧萎缩，录用标准空前严苛，大量毕业生沦为找不到工作的“就职浪人”。泡沫经济刚刚破裂的91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尚有81%，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跌至不足60%，到2003年，大学生就业率进一步跌到55%的谷底。

并且“非正式雇佣”的比例在青年就业群体中迅速扩大，1999年，为了应对低迷的就业率，日本政府祭出杀招，修订《派遣劳动法》，全面放开了劳务派遣限制。

劳务派遣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在日本，劳务派遣员工通常签约时间短、待遇差，薪资通常比正式员工低30%~50%，有些派遣员工薪资干脆就是日结，同时劳动保障匮乏，毫无上升空间，加班还是最狠的，是劳动纠纷的重灾区。

到03年的时候，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日本非正式雇佣比例已超三分之一，到14年更是攀升至总就业人口的四成，但不管怎么样，就业数据终究是不那么难看了，官僚们据此就能交差。而在残酷的就业环境下，大学生毫无办法，只能继续卷学历。

91年日本文部省提出“研究生倍增计划”，96年又提出“资助博士后1万人计划” ，政策导向直接推动了日本90年代的考研热潮。毫不意外，紧接着就是学历贬值，以及更为严重的就业萎缩。高学历人才堆积成了“就业堰塞湖”，最终导致大量“高学历难民”、“浪人博士”的出现。

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日本不少年轻人在苦闷中选择自杀。然而平成青年与五四青年殊为不同，尽管前途渺茫生活困顿，但平成青年并没有因此表现出反思意识，进而想要革新社会。相反，在不断加深的内卷中，平成青年基本放弃了激烈的社会抗争和宏大理想的追寻，转而收缩个人生活与期望，消费主义热情显著降温，“低欲望社会”特征日益凸显。本应昂扬向上的青年人化身为不上学、不就业、自我封闭的蛰居族与尼特族。即便面临的是不稳定的就业形态和黯淡的未来，然而他们只是沉迷在ACG的二次元世界中，或者只是满足于低成本的“小确幸”生活，不仅对恋爱、婚姻、家庭等一般社会价值兴趣寥寥，更别提什么宏大的政治诉求与革命性了。平成青年就这样成为了“平成废宅”。

瞿秋白倡导青年人要“天天自杀”，要在不断的自我扬弃中持续进步。然而面对困境，平成废宅的“自杀”却是一次性、“一步到位”的，他们很干脆地将自身彻底否定，“自杀”一次就彻底“身亡”了。

于是日本失落了一整代年轻人。就算近年因为劳动力短缺，日本就业市场日渐复苏，平成一代仍旧遭受了显著的疤痕效应。他们不仅在整体工资水平和职业发展上表现低迷，也更缺乏自信，更保守，对未来也更没有期待，青年的魂魄在这一整代人身上失落了。

（删除若干字，完整原文载于视频平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