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为什么和尚越来越不像出家人了？

原编者按：

最近，原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接受调查并被取消戒牒一事再次把人民群众的视野拉回到佛教这片封建、落后的领域。今日推文正昭示着这种封建性和落后性由来有自，那就是晚明以来佛教越来越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以至于出现了“鏖僧”这样的泼皮无赖，还有颇爱寻衅滋事的“尚气和尚”。从根本上讲，过去和现在佛教的世俗化并无二致，因为佛教或者所有宗教的不事生产，使得它必须在不同阶段依附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生产方式：要么和地主沆瀣一气，要么嘴上谈着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如果佛教真的“舍不得璀璨俗世”，就不要教人“竞逐镜花那美丽”，真谛永远都来自踏实、勤恳的各种形式的劳动。

本文节选自《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一书。本次推送转自公众号“大学问Academics”，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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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僧”“尚气和尚”：佛教之世俗化

晚明以来佛教世俗化的倾向相当明显。晚明学道(即学佛)的士人，不但爱财、爱色，而且还爱交游玩好，自以为学道，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开脱：“此何碍于道？”当时的公安人王以明甚至公开说，无“杂念不可学道”。

此外，晚明一些学者还从禅宗的话头出发，公然提出为善惧“着心”，为恶不惧“着心”之说，甚至认为“为恶无碍”。这就是所谓“无碍禅”，在禅学上一知半解，却自谓透脱。至于他们的立身行己，一无可观，甚至流于肆无忌惮。

当时的情景，一如王夫之所揭示的：“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恶已贯盈，一念消之而无余愧。儒之驳者，窃附之以奔走天下，曰无善无恶良知也。善恶本皆无，而耽酒渔色，网利逐名者，皆逍遥淌瀁，自命为圣人之徒。”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之说，而且使儒、佛两家在世俗化大潮中渐趋合流。

习俗移人，即使是贤智之人也很难避免。在晚明时尚之风的影响下，在佛教僧人中也开始流行一种时尚。正如当时著名的僧人莲池大师所言：“或尚坐关，群起而坐关；或尚礼忏，群起而礼忏。群起而背经，群起而持准提，群起而读等韵，群起而去注疏、专白文，群起而斋十万八千僧，群起而学书、学诗、学士大夫尺牍语，靡然成风，不约而合。”

在清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更加严重，为“神棍”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当时专有一种“应付僧”，假借佛教的名头，“作奸犯科，肆无忌惮”。另外，北京的僧人替人作佛事也接连不断，并竞相唱艳曲，随便由主人点唱，鼓乐喧阗，通宵达旦，良家妇女，“往往因而堕节，最为风俗之蠢”。在江浙一些地方，更有一些人，没有削发，却擅自称为“比丘”。这种世俗化倾向的结果，势必导致释教门风败坏，神棍辈出。

先来看僧人中的无赖棍徒。照理说来，释氏之教，大致不外乎清心、寡欲、戒恶、行善四端。释氏之徒，虽然分为律、讲、持、诵等派，但都以这四端为本。可是自雍正以后，一些无赖棍徒开始混迹佛门，他们饮酒食肉，无所不至，专干不法之事，与僧行大相乖违。下面不妨试举两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上海县，一僧人名文照，与其徒弟得见之母张氏通奸。文照将张氏留住在庙里。得见发现后，就将其母劝回家里。文照大怒，对得见肆行辱骂。得见一时忿激，就用柴斧将文照砍死。乾隆十八年(1753)，“匪僧”吴时济倡立龙华会，“教劝人修炼功行圆满，即可白日升天”。有蒋法祖、秦顺龙等人，被惑心迷，妄冀成佛，就将吴时济请到家，向他叩问行止。吴时济告知蒋法祖，七日不食，即可脱凡，“应在水乡飞升”。蒋、秦二人信以为真，就携子孙弟侄女媳共13人，赴太湖盎山绝食，“先后饿死”。“匪僧”云云，实与神棍是一路货色。

少林寺业务一览

和尚的募化，本来无非沿门托钵，亦即“原所以吾佛慈悲，而用慈悲之态募激护法者发慈悲之心耳”。至清末则不然。和尚募化，不但借此行骗不说，而且采用硬功，诸如“立关烧臂”之类，借此打动施主之心。如当时有一位湖南僧人，据称募修浙江某寺，在上海大东门外鸣鱼募捐。有一铺户，因不愿捐钱而触犯了和尚，和尚竟然与人斗殴，被团防局送到县衙门。知县念其是僧人，看在佛面上，就不予深究，只是将他驱逐出境。但是，这位和尚怀恨在心，再次前来硬化，又与施主争吵殴打。和尚见施主人多，就以木鱼槌招架还击，以致打伤施主的头颅。

更有甚者，清代的僧人以比附贵戚为荣。清末端亲王载漪与稍通武艺僧人结交，堪称典型。据史料记载，载漪其人，颇为粗鄙，原本被册立为瑞亲王。他受命后，却将“瑞”读为“端”，慈禧太后听后，即仍其误，于是易“瑞”为“端”。载漪嗜好拳艺，孔武有力，能一手举起百余斤重物，凡是花拳绣腿一流的人物，他无不以重金延致。

于是，一些盗贼余孽，惧怕国家法网，投入其门下，以之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当时有一僧人，深得少林派的真谛，亡命江湖间十余年，后亦依附端亲王，颇蒙倚任。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变起，此僧死于火。

这些僧徒中的无赖，虽可通称为神棍，但在当时亦各有专门称号。如在应付僧中，分别有“马流”“鏖头”“挂搭”“闯棍”等，而在江湖术士中，则有“捏怪”“炼魔”“泼皮”等称号。尤其是“鏖头”，在清代大抵已与“无赖”并称，那些具有无赖行径的僧人称为“鏖僧”。

《少年黄飞鸿之铁马骝》（1993）剧照

而“鏖僧”一称的出现，基本可以反映佛僧无赖化的倾向。如香婴居士重编的小说《麹头陀传》中，就描写了两位鏖僧。这是两位游方僧人，挑着担子到处游逛。他们在旅途上看见济公孤身一人，就放下担子，抽出戒尺，照头就打，并让济公替他们挑担子，而且酒也不忌。小说中所刻画的主人公济公，尽管也是一个酒肉不忌的和尚，却是游戏佛尘二界之人。否则，假若济公口里吃着酒肉，一生无度世之心，就与“鏖头无赖”无异。

《醉菩提传 麴头陀传》

“鏖僧”的涌现，其实与和尚“尚气”不无关系。众多史料记载已经揭示，清代的僧人，颇为尚气，动辄与人争执、打斗，且具报复之心。为示说明，不妨详细举例如下：

第一个例子是“尚气和尚”，外号“铁镬僧”。其实，他的真实法号为超恒，行脚遍于天下，而铁镬则不过是他云游时随身所带的炊具而已。史称他游方之时，凡是路过的寺庙，前往驻锡，有一语不合，随即负气出走。即使已经食用了寺庙香积厨中的饭食，亦一定将其呕吐而出。每当饥时，超恒就在树下支两砖作灶，拾枯枝作柴，除下头上所戴之镬，解下背上所负囊中之米，汲井水煮食。饱食三两碗后，就以石块当作枕头，酣眠竟日。若有人从旁窥视，他就瞋目叱之，道：“咄！汝鼠子何不缩头去。其亟归家，汝妻方伴和尚宿，迟则一顶绿头巾戴却矣！”

有人知道他的为人，就不与他计较。但也有人听说此言后大怒，奋拳殴之，如击败絮。超恒亦暴吼而起，与人搏斗，无不败之。到了傍晚，他就歇宿在金刚脚下，寺僧看到之后，加以讥诮，道：“此非我寺中地耶？”超恒听后，一言不答，径趋而出，虽僵卧风雪之中，亦欲争得一口气。他又曾游历西湖净慈、灵隐、天竺、云栖诸寺，却无僧人与他立谈。每日下午，扶杖果腹，遨游于苏堤、白堤之上。

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位“尚气”的和尚，甚至在一时气急之下杀人。当时厦门有一座碧山岩寺，其中的僧人碧禅，能诗画，貌亦恂恂，吐属风雅，与当地官员交往频繁。一天，碧禅具牒，要求还俗，但遭到了厦门同知的驳斥，不准还俗。为此，碧禅怀疑是署中吏魁“某甲”从中作梗，于是，在一天晚上，持刀将“某甲”刺死。官府多次搜捕，没有抓获，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个例子是游医与游僧之间的一段恩怨，其间同样涉及尚气僧人之报复心理。浙江海宁有一游医王某，奔走于江湖之间，获利渐丰，于是回归乡里，开店卖药。当时有一游僧来到市场，手托一个紫石钵，重达百斤，进入店铺，宣称佛号，借此婪索钱财。若是婪索不遂，就将石钵置于柜上，张拱合掌，拒于门外，前来购物者，无不避之而去。买卖人无不厌苦，不得已，只得满足其所愿，游僧则又过一家。随后，这位游僧来到王某所开的药铺，索要百钱，王某仅给他三文。游僧大怒，举钵压其柜，王某接而掷之，石钵因之破碎。游僧面红耳赤，拾起破钵，逃遁而去。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僧侣化缘

过了一年，王某将赴苏州购买药材，在吴江雇了小船。船上有水手两位，其中一位是驾长。这位驾长力大勇猛，行船之时，不是橹脱，就是篙折，为此遭到同伙的怨骂，却能逆来忍受。只是当行船张帆之时，则驾长右手执索，左手持舵，以足代篙，四体并用，无不得当，同伙得以卧而观之，故相安无事。

过了三日，晚上船泊苏州城外寒山寺，起爨炊饭。王某登岸闲玩，有一僧立于寺门外，审视王某，呼道：“客非海宁药肆之王居士乎？”王某答：“唯，何以相识？”僧道：“予前年托钵贵乡，领教已深。今幸至此，实有天缘。予师慕客久矣，请至方丈一叙。”王某答：“诺，姑俟我返舟饭毕，而后会尊师也。”僧人大喜，反奔入内。王某回到船上，不免泣下。驾长见之，道：“客何悲？”王某以事情的原委相告。驾长笑称：“既能掷钵，何惧乎秃？吾今请助客。”王某道：“我既犯僧，死由自取，子何为哉？”驾长则道：“吾乐此，死亦无怨，恐僧不吾较耳。请假衣冠，以师弟称。若角技时，必呼吾先，可无事。”王某允诺，饱餐之后，一同前往。

二人入门，群僧笑迎道：“客，信人也。”上报寺院首座，首座在客厅迎接。一看之下，首座身高七尺有余，脸横腰阔，气概粗豪，已经让人望而生畏。行肃客之礼后，将他们两人迎入方丈坐下，才说：“前者小徒蒙赐教，老僧夙夜在心，冀图一遇。今既垂顾，请至艺圃，仰瞻绝技。”王某只得唯唯。

于是群拥而入后圃。其中有地一区，高垣围绕，仅通一门，亦甚坚实。后圃南边包大殿之后檐，则为阅武厅，甚是雄伟，柱壮两围，础高三尺，隔以石栏。设有两把椅子，首座与王某对坐，手下僧人十余人，全都短褐，持仗站围，群呼道：“来，来，来。”

王某无奈，只得对首座说：“请徒与徒对，师与师对。我命弟子先戏，可乎？”

首座目视驾长，体貌清癯，漫应道：“何不可？”驾长亦释服，道：“秃有贼形，恐窃吾衣，必谨藏之。”

于是，蹲下身来，抱住大殿的后柱，一声吆喝，后柱离地尺余，屋瓦震动，砖石齐鸣。随后又以左足将柱础扫倒，置衣其下，再以右足将其扶直，仍将柱子安在柱础之上，转身呼斗，声若巨雷。首座及群僧无不股栗膜拜，道：“我教中韦驮天尊，旋乾转坤之力，亦仅如此。

僧辈肉体凡胎，何敢相角？若尊客一挥肱，则皆成糜粉，情甘降服，不敢再言技勇矣。”王某与驾长相顾大笑。群僧屏气肃候，延至方丈，侍茶完毕，王某告退，首座与群僧尽易法衣，手执幡幢，目送远去。

第四个例子与第三个例子颇为相似，仅仅是驾长换成乞丐而已。史载湖南某县有一个游方僧人在市场上劝募，视商店大小而定劝募之数，缺一不可。市面上的人见其貌恶而言憨，甚是畏惧，不敢与较。后至某酱坊，索钱2000文，酱坊一位伙计心有不平，故意只给钱200文。僧人接过钱，将其掷回柜中。店伙责其无礼，僧随之大声谩骂。店伙大怒道：“今竟一文不给，当如何？”僧人就用一手提起台阶前的长石，将其置于柜上。店伙本来就有膂力，再加之负气，于是用两手勉强将长石提起，置于原处。僧人不语，忿忿而去，一市粲然。僧人自此绝不复至。

店伙是乡下人，酱坊距家百余里，岁暮必定归家，路途偏僻，往往数十里无人烟。祭祀灶王爷之后，店伙回家，在旷野中走了很久，忽然看见茅舍，就想到里面吸烟小憩。入门，看见僧人危坐其中。原来僧人自从被店伙窘辱之后，即怀报复之心，打算将店伙置之死地，打探到此路为店伙回家必经之地，故意结茅为庐，等着店伙自投罗网。僧人看到店伙进来后，就问：“汝亦来乎？”店伙答：“然。”口虽如此说，心知此劫难免，就对僧人说：“姑容我吸烟乎？”僧人道：“可。”

这时，突有一群乞丐路过，其中一丐呼店伙道：“某掌柜归家耶？”店伙仔细一瞧，是一个相识的乞丐。原来每当遇到初一、十五，各店都要向乞丐施舍，所施之钱都是鹅眼小钱，唯有这位店伙给乞丐的是大钱，所以众丐无不感激称颂。此丐经常在市场上乞讨，所以认识店伙。群丐刚在地上坐定，店伙就将僧人要为难于己的事情告诉此丐。此丐目视僧人，道：“此我邑中善人，吾等既相遇，必不能为汝所侮。”僧人怒目大叱，道：“饿鬼尚敢与金刚较手段耶？”随即起立，擦掌摩拳，而群丐七八辈亦猛起，用力将僧人扑倒在地，打算将他弄死。店伙道：“不可，彼虽不良，我不能以人命拖累。若灭其迹，王法何存？汝等且重惩之可也。”为此，群丐将僧人的腿脚一起折断，僧人得以不死。一年多后，有人在别县见到过这位僧人，匍匐而行，成了街头乞丐。

第五个例子说的是尚气之僧与民间武林高手交手之事。史载雍正年间，石门人段七，以拳勇闻名。其妹段珠，跟随其兄学艺，到十六七岁时，武艺更是胜过其兄。段珠外表韶丽秀媚，见到她的人并不知道她是一位武林高手。

段七经常有事到河南，日暮时就在僧寺投宿。一位僧人出来相迎，道：“师他出，不留客也。”

段七道：“一宵何妨？段七非盗贼，何拒之甚也？”

僧道：“尔段七与？师恒言段七武勇，尔即是耶？尔既为段七，今晚宿此，当与我辈一角。”

段七道：“诺。”

夜里就与众僧一同进食。僧人有30多位，段七就问他们的师傅是何人，僧人答：“颠和尚。”

段七夙闻颠和尚的名头，自忖其武艺高过自己，他的徒弟一定不弱，30多人，恐怕不是自己一人所能战胜。

于是，就心生一计，对僧人道：“混战，可乎？”僧人问：“何谓混战？”

段七道：“混战者，地铺石灰，猝灭火，暗中互相扑斗，或撕碎衣服，或颠仆在地，口号一声，彼此即罢手，然后验衣服之破碎，石灰之有无以为胜负。”

众僧无不应道：“甚妙。”

饭后，众僧将段七带到一殿，如法在殿内铺上石灰。当时正值月晦，且是阴雨天，火灭之后，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酣斗半晌之后，30多位僧人无不身沾石灰，衣服破碎。而段七则点灰不染，寸丝未裂。明日，段七离寺而去。颠和尚回来后，众僧无不称颂段七勇猛无敌，并将昨日酣斗之状重说一遍。

颠和尚入殿视之，笑道：“尔辈受其愚矣。试看梁上之尘，何以有手指印也。”原来段七乘火灭之时，随即跃上屋梁，等到打斗结束后，才从梁上一跃而下。众僧仰视屋梁，果然如此。

颠和尚不胜忿怒，道：“此辱不可不报也。”隔了二年，颠和尚前往石门拜访段七，正好段七外出。其妹段珠在楼上应之。颠和尚道：“往年尔兄访我，适他出，尔兄与我徒灭烛混战。今日我访尔兄，尔兄亦他出，夜间亦灭烛与尔混战，岂不胜与乃兄斗耶？”段珠知道颠和尚戏弄自己，一时大怒，从楼跃下，以鞋尖蹴颠和尚的两个太阳穴，洞入寸余，目珠突出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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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例子也是僧人与武师相斗的事情。史载有一姓李的武师，精通武技，为人和蔼，未尝触忤他人。同村有18个恶少，号称“十八罗汉”，凭借武力武断乡曲。他们不乐意姓李的武师名头盖过自己，就张筵结彩，延请李姓武师，要求比试武艺。李姓武师应邀而至，让他们在大堂上并列18张床榻，面对他们道：“余必令君辈同时列坐，果如罗汉坐者。”此18人听后大笑，道：“勿空言。”随之一起扑向李姓武师，咄嗟之间，此18人果然全被李姓武师之拳击中，一起据榻而坐，只有一人侧耳。18人无不称服，将他延之首席。即使如此，心中犹有不甘，打算想出办法，再次相斗，战胜李姓武师。

这18人中，有三人一同拜一僧人为师，因此带着同党，前去谒见僧人，挑拨离间，说李姓武师言语无忌，触犯师傅，还将来寺庙，与师傅一较武艺高下，云云。僧人听后，大怒，发出请柬，邀请李姓武师到寺庙随喜。李姓武师接到请柬后，细想与僧人不曾有过节，就来到寺庙。僧人结扎停当，脚上着一双铁屐，前来迎战。李姓武师一见之下，大骇。进食完毕，僧人邀请李姓武师比试武艺。随之疾起仰跳，用手攀援梁上垂，悬双屐于空隙。摆出如此架势，其意李姓武师前来缠斗，正好处于其下，那么就用铁屐跌李姓武师之肩，即可将其置于死地。不料李姓武师相当敏捷，没等他往下跌，就已仰握其胫，胫碎，僧人立死。

上述六个事例中的僧人，大多具有一身武艺，却又无不是尚气和尚，属于“鏖僧”之辈，且有些因为好斗而命丧黄泉。如此不厌其烦地加以引用，无非为了说明如下事实：无论是从佛性抑或武德而言，这些原本身具武艺的僧人，理应具有很好的身心修养。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但尚气，而且尚勇好斗，最终导致佛性、武德的沦丧。所有这些，当然是明清佛僧的另外一种面相，但这种尚气之风，恰好就是佛僧崇武尚侠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