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的夜宴，佃户的修罗场

土改问题是当今“翻案史学”的重点领域。在某些“民国粉”眼中，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农民与“乡绅”和睦共处的社会，地主都是乐善好施、恩泽乡里、知书达理的“乡贤”与大善人。

而共产党的土改则是煽动一些妄想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无赖，来抢夺勤劳能干的地主财产，用“阶级斗争”理论人为撕裂幸福和谐、充满儒家传统社会“伦理”的乡村社会，在“暴力土改”的过程中让农民交纳投名状，进而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

事实如何呢？我们就以今天的话题来窥探一斑。解放前苏北鲁南（淮河以北的苏北和济宁、临沂以南的鲁南）的地主，尤其是大地主，对佃户享有“性交特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初夜权"。

看完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的论文《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后，感觉《白毛女》写的不是剧本，而是一部纪录片。

1 苏鲁地区的记载

世界各地的初夜权叙述，绝大多数存在于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中，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苏鲁地区的初夜权资料则极为丰富可靠，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

苏北涟水籍的严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别极大，苏北就存在着初夜权的现象。应该说，这一现象源于苏北特殊的社会结构。

苏北的初夜权更多地发生在主佃之间。仪征学者刘师培指出：“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据1928年的一份报告，徐海地区地主下乡，佃户们要献上妻女供其淫乐。

苏北地主看中佃户的妻女，常以服役为名，召至家中随意奸淫。沭水、临沭一带地主对佃户“打、骂、奸淫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

《申报》载，号称“沭阳程震泰（当地巨富）之半”的顾七斤，“垦良田七万有余亩，姬妾百。……此人好淫，远近妇人受其污者，莫点其数”。

曹县朱庄大地主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任五方局团总，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为其所奸淫。苏北宿迁极乐庵与寿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几乎个个寻花问柳”，当地俚语：“庙前庙后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

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儒家传统影响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加上初夜权本身存在着隐秘性，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并且，“初夜权”一词20世纪以后才成为汉语词汇。因此，对初夜权的准确叙述，多为新式知识分子。

2 最典型的“初夜权”

“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20世纪40年代中期，据苏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调查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睡过，然后可以同房”。

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指出：贵族地主阶级..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

香港报人潘朗写道:“农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须先陪地主睡，让地主老爷‘破瓜’“这风俗，在中国，在号称文风甚盛的苏北，也是存在。”反之，佃农“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爷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

抗战时任丰县、鱼台等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县委书记张子敬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

她认为：“鲁西南的初夜权不是潜规则，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成文法规。农民根本无力抗拒。地主实施初夜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荒淫的肉欲。”

抗日老战士杨杰在作品《人生曲》中记录道：临沂张庄有400多户人家，庄主族长张大富，拥有全庄士地，还享有初夜权，“谁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

更恶劣的是：许多地主享用了新娘的初夜权后，长期霸占佃户的妻子不予归还。泗沭裴圩地主周继叔，家中雇工朱尚队兄弟，积蓄多年终于替弟娶。新娘入门头晚就被周奸污，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

宿迁王楼乡地主马知非，46岁时看中佃户孙广礼17岁的女儿，在孙氏出嫁当晚，用花轿把孙氏抬到自己家中享用，后长期予以霸占。

除此之外，外地迁入的佃户，迁入时也要上交妻女的“初夜权”。

沭阳县长安乡地主袁席山，有地9顷。有位佃户搬来租种他的土地。落户的当晚，他就去佃户家奸淫其妻，“地主及门勇一夜去打几次门，小笆门都被打坏了"。

1943年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他的《曹南行》诗称: 毫邑汤都史所传，至今豪霸圈庄园。蜀客多情问遗事，居停首说初夜权。

其时，地主尚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山东的中共高层反复强调“照顾地主利益”，陈毅等人不会刻意丑化地主。

3 随心所欲的淫辱

1946年出版的《大地主程震泰》中记录：家族成员程廉泉喜欢“尝新”，家中的女性雇工“差不多都受过他的蹂躏。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于满脸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

曹县大地主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任五方局团总，被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被其奸淫。

淮阴孙圩地主孙大琨，“听到沟南佃户陈兆臻有个美貌的姑娘，他就马上叫几个自卫团丁，挑了被子，拿着毡毯，提着尿壶，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一步三晃，三步九摇，到了陈兆臻的家里，直接说道：'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好才要，不好两便’。

沭阳崔家庄地主丁杰三，本人在上海读过大学，他将佃户王春保的女儿霸占1年多，王女怀孕后，即予抛弃。丁杰三还曾霸占佃户黄德安15岁的妹妹，一年后予以抛弃。而后，丁杰三又霸占了佃户崔振露之妻。

宿迁北高圩地主高永年，肆意奸淫佃户陆某某17岁的孙女，陆女两次喝盐卤相拒，无果，仍迭次被奸。

《萧县党史资料》中一份1928年报告记录:徐海地区的地主下乡，佃户们要献上妻女供其浮乐。地主看中佃户的妻女，常以服役为名，召至家中随意奸淫。

苏鲁地区享受初夜权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过财产关系对贫者性权利的统治，多见于地主对佃农的妻子施行这一特权。

由于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种身份，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作为弱势一方的佃农无力抗拒其要求。这一关系的本质是人身依附的表现。

4 抗拒的佃户会遭到严惩

沭阳小宋庄地主徐香太奸淫佃户田二的儿媳，被田二发觉，田二责骂儿媳几句。次日，徐香太执牛鞭将田二痛打。田二问：“你为什么要打我?”徐香太答：“你自己知道”。

1936年，沭阳汤沟乡乡长、大地主汤宜逊的佃户王某娶妻，汤宜逊闯进王宅，奸淫王妻。王母劝阻，被其枪杀。

1945年春末，沭阳龙庙乡乡长、大地主徐士流，在一乡民娶亲时，欲奸淫新妇，新妇不从，被迫跳井自杀。

宿迁顺河区日伪区长张少桐与义子曹寿才一同强奸祁某之妇，妇人抗拒不遂，两人随即枪杀了祁氏夫妇。

在没有法律规范的环境里，满足了物质需要的大地主们，没有任何动力和动机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只能沉湎于低层次的肉欲享受。在治世时，他们充其量是西门庆式的人物，虽然不断地腐化社会，但不会危及国家政权。

因此，大地主通常利用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牢牢控制着在经济上依赖他们的下层民众，进一步破坏国家体制，破坏社会的各种规范，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们以各种恩宠的国家政权，就如宿迁人项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也”，由自己充当可以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而不满足于当“土皇帝”。

5 肆意行使更多残酷暴行

1940年，涟水葛沟区佃户王四在地主郑介仁田里割草，郑介仁诬王四割苜蓿，将王四捆起跪在门前，用“毛厕括屁棒”括嘴。佃户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赵某见他正做饭，“用屎粪勺放里去搅”。

涟水官庄地主朱子龙，待佃户十分严酷，“他门前的马椿上，经常吊着佃户打得皮开肉绽”。佃户徐兆标因拿他家一个馒头给乞丐，一家13口被罚跪半天，并被罚洋200元，最后被逐出庄，没收所有财物。

马树本替他当差，解手时间稍长，他令人打得马大小便失禁。胡广才因探亲，误了一天庄差，回来后他拿枪就打。经多人求情，最终打了40皮鞭。“他打人时，要叫人向他笑，否则认为你被打不愿意，打得更厉害。"

涟水塘西区乡长井泉五，有12顷地，庄丁孙培伦妻替他做饭时糊锅，井泉五令孙培伦将妻子打死，孙培伦因妻怀孕，不忍下手。井泉五喝道：“三爹命令，非打死不可。”孙培伦被逼打死妻子。

峄县地主王致平因一名16岁使女答话“犯上”，先用烙铁烙，后用皮鞍抽，再活活打死。

地主夏某的狗腿子，向农民魏树德要租粮没有要到手，要把魏树德的年轻妻子带走抵租，两岁多的儿子跟着哭喊，凶残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远远扔开，说道:“去狗肚里喝汤吧!"

6 地主的一念之间

佃户的人格尊严完全取决于地主的一念之间。地主实施“性交特权”、残酷凌辱的对象，一般是无地的佃户。对于有地的自耕农、富农，地主并不会过于严酷。

主要原因是，地主通过土地束缚、控制了无地的佃户，从而建立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生产资料的佃户不敢，也无力脱离这种依附关系。

于是，在这种依附关系下，地主可以对佃户为所欲为，可以实施对贫穷佃户“性权力”的掠夺，甚至可以随意打杀。

同时，地主往往身兼官僚、乡团长官等多种身份，依靠着反动武装，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作为弱势一方的佃农根本无力抗拒其各种无理要求。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

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

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豪绅“在和平的民众们间，他可以任所欲为。人民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

狄超白写道：“地主恶霸强夺人妻，强奸农民闺女，也算不得希[稀]奇。”苏北豪绅势力之大，甚至可以强占县长的女儿。盱眙县日伪县长郭济川只有一女，“非常疼爱”，“长大供其读书”。

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绅宋振中仗势强娶为妾。该女备受宋妻虐待，过着佣人生活”，郭济川终也无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抗战期间，山东救国团体为了发动民众，把取消鲁南地区的初夜权作为改善雇工待遇的一项内容。

1940年8月11日，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会长霍士廉在山东职工联合大会上报告：“鲁南许多落后的地区，仍存在着超经济的剥削和残(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如初夜权。”由此可知，初夜权在鲁南是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

7 水旱灾害、地权与社会结构

性权力的不平等是由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近代苏鲁乡村严重分化，大地主是极为强势的利益集团，他们几乎占据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社会资源，把乡村社会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视普通平民为农奴。

而平民群体不但在经济上被剥夺殆尽，而且连基本的公民权利也从未拥有过。这是初夜权这种恶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性土壤。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各阶层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占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约32万人，小地主200万人；自耕农1.2亿，其中有“余钱剩米”者达1200万人；半自耕农和贫农约1.5亿—1.7亿人。

与此估计不同，近来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迁、沭阳、淮阴、邳县、新沂等县的富农数量不但远少于中农、贫农，而且远少于地主!富农数量仅相当于地主的66%，事实上，中产者的数量最少。近代苏北社会系由少数极富者和绝大多数极贫者构成的哑铃型结构。

这类现象发生在旧华北水患区，也就是淮海地区，实际上应该是山东西南部，江苏淮河以北部分，还包括安徽淮河以北，河南东南部等。并不包括山东，江苏所有的部分。

水患区以北的典型华北社会，是自耕农为主的，佃农很少，也就不存在多少大地主。这些地方的地主力量自然也很小，这种恶霸行径很难形成主流和常态。

水患区以南的江淮地区，特别是更南部的，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倒是以佃农为主，大地主比较多。但是这里的租佃基本是永佃制，佃农权益可以得到保障。

而且这里城镇工商业相对发达，大地主城居，投资产业的很多，并不如何依赖于乡村土地过活，与佃农的关系是相对疏离的。

而中间的水患区呢？相对典型华北，佃农开始增多，大地主变多，并且这里的租佃基本不是永佃制，地主可以随意收回土地，佃农的权益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水患区经济落后，工商不兴，大地主又不可能像江南地区一样去投资产业，财产来源就是土地本身，而这里的土地较为贫瘠，产出也十分有限，种种因素之下，大地主对佃农的压迫与剥削，自然严重起来。

水患区为什么佃农多？这可能是个伴随这里长期水灾，战乱动态化增强的过程，不断有自耕农陷入破产，将自有土地卖给地主以支撑生存或者归还高利贷，自己也就沦为地主家的佃农，地主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实力越来越强。

由于社会动荡，水患区长期处在无秩序的紊乱状态中，盗匪横行，民风顽劣，而财富生产模式显然只能仅仅停留于最低最原始的小农经济，于是对于土地的强取豪夺，对于佃户的欺压虐待，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大地主就豪强化了，成了地方上垄断一切生杀大权的封建领主般的人物。

为了有效控制乡村，防止佃户暴动，匪盗袭击，这些大地主又往往修筑盱寨，豢养家丁，私藏武器，往军头化发展，成为一种私人武装暴力集团。在广袤的淮海平原上树立起一个又一个旱土堆成的，庞大而丑陋的庄园堡垒，透着原始阴森的气息。

这种地主武装化的趋势，还可能和晚清抗击捻军民乱有关。淮海地区是捻军的起源地，当时国家衰微，民变四起，官方“剿匪”力不从心，所以就鼓励各地乡村由乡绅地主牵头，兴办团练，自拥武器，最终就使得这里的大地主拥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军事力量。

当然，所谓的匪盗，其实也就是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他们或是无法忍受这些大地主的压迫，或是干脆没有机会租到土地，也就只能落草为寇，打劫为生。

于是，在淮海地区的乡村，就呈现了三种力量对峙的局面。苦苦挣扎的贫困佃农，肆意妄为的豪强地主，啸聚流窜的游民匪盗。水患区豪强大地主得以肆意暴虐，可能还与这里特殊的地缘位置有关。

无论是对于晚清的北京政权，还是27年后的南京政权来说，这里都是一个不远不近的尴尬位置，加上这里长期贫困落后，从来也不是发展和关注的重点，则更容易被政权忽略而自生自灭，从而将这种豪强社会的状态延续下去。

即使在30年代，南京政权一直努力将国家权力往乡村渗透，但加上其疲软的组织能力，也决定了淮海地区的乡村权力最终依然为这里的大地主豪强所占据。

这些大地主很可能也具有国家体系内的军政官职，摇身一变又成为地方大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强取豪夺佃农的财产，或者是对佃农随意辱骂殴打乃至虐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占有佃农新婚妻子的令人作呕的行为，也只是这种暴虐行径的某种表现形式而已。当然，淮海地区有没有成制度化的初夜权？这个我认为是没有的，取名“初夜权”多少有点噱头成分。

不排除个别地方的豪强自己称王称霸，制定了这种制度，但那也只是很个人的行为。但此地乡村社会在近代相对丛林化，野蛮化，肯定是一个基本事实。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关于恶霸地主的历史记录，内战时期地主还乡团的暴行，其实很大部分就来自这个地区。这里也是最符合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叙事的，近代农民和地主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之一。

8 难以翻案的事实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的大地主阶层有较多的翻案。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伟光正”的地主形象，备受某些学者的赞赏。

事实上，由于没有法治环境，大地主腐败的程度实乃骇人听闻，以上的举例可见一斑。总之，权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监督的地主，是不可能成为“仁义”地主的，他们利用国家的庇护纵容，肆意对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欺压，以满足自己各种畸形的肉欲和权力欲望。

从马俊亚教授的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从来不是共产党“挑拨”出来的。尽管这篇文章讲的是苏鲁地区的事情，但也是民国时期大部分农民状况的一个缩影。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农民自发打死地主的事情，但这是以地主对农民惨无人道的压迫为前提的。

在当今某些学者的土改叙事中，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和残暴被选择性地忽略掉了，无数农民被地主打死、逼死，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的事情从来不会进入他们高贵的法眼。

这样，土改就变成了一场失去“人性”，破坏了“儒家传统伦理”的毫无来由的“暴力”行为，中国革命就变成了一场杨白劳、喜儿这些“丧失人性”的“地痞流氓无赖”打败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这些“大善人”的历史。

这种所谓的“新史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几千年阶级社会留下的压迫者的历史观。就像所谓的“儒家传统伦理”不过是地主霸占农民初夜权的遮羞布一样，压迫者总是要把自己对劳动者的统治合理化、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