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南京照相馆》,注定要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
《南京照相馆》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抗战题材的电影,在经过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变化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评价《南京照相馆》,必须要和同类题材的的影片,如《金陵十三钗》(2011)、《南京!南京!》(2009)等做一番比较。
《金陵十三钗》的突出问题,是对国军进行了美化,以至于使整个历史氛围变得虚假,并且使后续情节变得无法理解。
在影片中,佟大为饰演的国军李教官,率领一小队士兵,不仅装备精良,战术高超,而且还充满了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气概,在和日军作战时,简直以一当十。
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南京保卫战开始时,守城的国军约15万人,攻城日军约5万人。倘若国军如导演张艺谋表现的那般神勇,南京为什么只守了十几天就陷落了呢?
按照一般的军事规律,攻城兵力至少应该是守城兵力的两至三倍,也就是说,守卫南京的国军至少应该能够顶住30万日军的进攻,但为什么连5万日军都阻挡不住呢?
如果国军能够守住南京,则自然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难道不是吗?
《南京照相馆》则直面了这个问题。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守卫南京的国军开始溃退,但城门上的国军督战队禁止他们后撤,用重机枪向蜂拥而至的国军溃兵猛烈扫射。
溃退的国军部队,为了求得逃生的机会,向国军督战队发起反冲锋,死伤惨重。
这组镜头虽然只有几十秒,但至关重要,因为它交代了整个时代氛围:国军士气已经完全瓦解,南京保卫战已然溃败。
影片的另一个情节也非常重要,做为邮递员的苏柳昌(刘昊然 饰),被他所属邮政所撤离车辆甩下,而邮政所车辆开出不远,也被日军炮火掀翻。
苏柳昌只能自己决定是继续逃命,还是留下来等待无法预知的命运。
这意味着,在军事崩溃的同时,国民政府的民政系统也崩溃了——南京市民既没有人保护,也没有人组织,一盘散沙,只能听任武装到牙齿的占领军蹂躏与宰割。
《南京!南京!》的突出问题,则是美化日军。
《南京!南京!》里出现的人物很多,有国军,有普通市民,有妓女,也有拉贝这样值得尊重的外国人,但真正贯穿始终的,却是屠城队伍当中的一员:日本小军官角川。
在导演陆川的镜头里,角川接近“完美”:洁身自好、对慰安妇百合子的爱情纯真执着,就连枪杀姜淑云,也是为了使她免遭凌辱,影片的结尾,他更是毅然放走两个中国人,然后以自杀来完成了灵魂救赎……
于是,角川就成了大屠杀中最令人感动的人物,以至于有人建议,把片名改为《一个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做南京的城》,观众几乎要不得不为角川之死落泪了。
但问题在于,如果日本军人居然如此善良,那为什么又会发生空前惨酷的南京大屠杀呢?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日本军人居然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大受害者,难道被屠杀的中国人反而是有罪的吗?
并不是说在几百万侵华日军中,不存在极个别的类似角川这样的人物,而是说角川没有任何典型性,不能做为一部以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主角——你屠杀了我们,还要我们同情你因为参与屠杀而使心灵受到伤害,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这方面,《南京照相馆》实现了对《南京!南京!》对矫正,塑造了伊藤秀夫(原岛大地 饰)这样一个可信的日军中尉形象。
伊藤的形象突破了各种各种脸谱化——他不是生就的魔鬼,不是“武士道精神”的简单符号,也不是角川那样“有良心的文青”……
在日本社会内部,伊藤是一位腼腆、善良、彬彬有礼,甚至有点文弱的青年,但关键在于,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教育,伊藤根本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而只是把中国人当成“人形动物”(如今天的以色列锡安主义分子看巴勒斯坦人那样)。
在伊藤看来,既然中国人不是人,那么就不适用人类的道德标准,也就不必对他们有悲悯之心,可以无耻地利用、残杀与强奸。
对伊藤来说,不能为他所用的中国人是蝼蚁,可一脚踩死,能为他所用的中国人则是狗。
一直在尽心尽力为日军服务,同时对“王道乐土”充满幻想的汉奸王广海(王传君 饰),在看到心爱的女人即将被日军拖走强奸的那一刻,终于忍不住上去拉扯一把,却被伊藤从身后一枪击毙。
伊藤还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狗反咬主人,就该是这个下场。”
伊藤的形象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有大量真实的史料做为证据。
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就曾在公开会议中说:“坦率地讲……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日本兵大前嘉在回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时说:“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
伊藤,而不是角川,才是侵华日军的主流形象。
伊藤是我们理解这位“一衣带水”的邻邦的钥匙——核心问题不是日本的内部治理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他们是不是把“西方人之外的非日本人”同样视为人?
这才是中日民间情感问题的全部症结之所在,绝不是如某个大V所鼓噪的“管控厌日情绪”所能够解决的。
02
除了以近年主流抗战题材电影为参照系之外,《南京照相馆》还可以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电影时代的抗战影片为参照系,如《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国统区民众和解放区民众不同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
这些经典抗战影片中的民众,是以晋察冀解放区、山东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农民为原型的。
和国统区民的众相比,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有觉悟,有组织。
随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到来,根据地民众不仅民族意识觉醒,懂得了救国的道理,并且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了,村村都有党支部、武委会、妇救会、民兵等组织,他们在打鬼子时,还可以得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以及地方武装如武工队、区小队、县大队等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日本鬼子在他们心目被“脱魅”了,不再具有不可战胜的光环,尽管日军在“扫荡”时实行“三光”政策,其酷烈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但老百姓知道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地貌等各种有利条件与日军周旋,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而《南京照相馆》,好就好在找到了民国的感觉,能够真实地反应八十多年前民国首都市民的精神面貌。
和华北、山东解放区那些朴实的农民相比,这些人事实上是当年的“中产阶级”。
比如王广海,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可能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有条件送他去日本留学;他的情人林毓秀(高叶 饰)是三线明星,与“电影皇后”胡蝶配过戏;金承宗(王骁 饰)则是一个小老板,他经营的吉祥照相馆具有相当规模。战争爆发前,他无疑过着十分滋润的生活,还可以携带妻女到周边城市旅游。
相对而言,只有苏柳昌和宋存义(周游 饰)的地位低一点,但他们两人,一个邮递员,另一个是巡警,都是穿制服,有“单位”的人,生活比最底层的劳动者还要好很多。
但就是这样一些人,在南京城破之后,却都处于一种无助、迷茫,以及莫名恐惧的状态,当巨大灾难降临时,没有一个人想到抵抗,而只是幻想用自己的方式“躲过去”。
王广海理应是最“知日”的,却坚信日本不可战胜,“日本人怎么可能失败”?既然日本不可能失败,那么为日本人服务,以求过上好日子,就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一个汉奸的“理性”逻辑。
相对于王广海,金承宗更有民族气节,但他抛不下自己的产业,只是想在地下室躲过最初的混乱,然后恢复营业。“人总是要照相”,这意味着他对日本的统治也抱有幻想。
林毓秀是依附于王广海的,她还幻想未来能够继续演戏。
至于苏柳昌,一开始就想逃离南京城,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宋存义以巡警身份被强行补入部队,待到他出现时,部队早已溃散,他藏在林毓秀的大木箱里才躲过一劫。
这就是南京城破时,南京市民所面临的状况——
一方面,国民政府和国军已经抛弃了南京市民,逃之夭夭。在逃跑之前,他们对南京市民没有任何安排,没有向他们发放武器,没有留下骨干力量组织他们抵抗,也没有安排他们有序撤离和疏散。
另一方面,被抛弃的南京市民则陷入没有组织,一盘散沙,既极度恐慌,又充满幻想的状态。
南京城里虽然还有大量国军士兵没有来得及逃走,但指挥系统已全部瓦解,许多士兵脱下军装,换上平民服装混入难民中,他们不仅不能成为市民的主心骨,反而加剧了恐慌和混乱。
但就是这样一些原本希望在战争浩劫中活下来的普通人,从一开始的忍辱偷生,最终走到觉醒和反抗,“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宋存义,原本是要继续苟活下去的,但他从苏柳昌为伊藤冲洗的照片上,看到了自己唯一的弟弟被日军当胸刺死,从而决定与日军同归于尽;
苏柳昌和林毓秀,被伊藤拉去摆拍作秀,营造“中日亲善”的假象。在此期间,一个婴儿的哭泣让伊藤觉得受了干扰,旁边的日军士兵就直接从母亲怀中夺走那个婴儿,活活摔死。
也许就在这一刻,苏柳昌彻底地放弃了幻想,坚定了要把南京发生的一切传出去的信念。
《南京照相馆》的可贵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贴近了历史,摸到了民国的脉搏,以民国的方式还原了民国。
影片令观众意识到,即便是在最血腥、最黑暗、最绝望、最无助的情况下,中国人仍然能够迸发出绝地反击的力量。
所以,中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影片也迫使我们严肃思考近年来被一些人挂在嘴边上“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的含义。
中国,绝对不能再遭受一次首都沦陷的悲剧;共和国,必须以民国为镜鉴,避开民国的一切覆辙,今天,我们必须反对一切新老帝国主义,以维护人类持久和平。
如此,才真正意味着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在南京大屠杀中殉难的30万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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