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抗战中的"斩首"与反"斩首"较量

　　1942年5月，在华北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督导下，为“捕捉奇袭”八路军指挥中枢、刺杀八路军高级将领，日军第一军特地组建了两支“特别挺进杀人队”，精心伪装，行踪隐秘，杀气腾腾地扑向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总”）和一二九师师部，一场惊心动魄的“斩首”与反“斩首”的较量在太行山区展开了。而决定这场较量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情报战。

　　冈村宁次督导出笼“C号作战计划”

　　冈村宁次堪称“中国通”，他的整个军旅生涯也都是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冈村宁次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担任中国学生队第四、五、六期区队长，是孙传芳、阎锡山的教官，并先后被派到青岛、北京任职；回国后任职军务局军事课“负责中国问题”，后转任第二部中国班“研究大陆问题”，还曾出任参谋本部战史课长，主编中国事变（济南事件）出兵史。他曾担任日本驻上海武官，还曾受聘出任孙传芳的军事总顾问参与军阀混战。侵华战争爆发后，冈村宁次步步擢升，从日军驻青岛步兵第六联队队长、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副参谋长、第二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一路升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衔至大将。　　

　　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任第二师团长时的一个事例，颇能说明此人为刺探中国所下的功夫及其实战运用能力。1937年8月，冈村宁次奉命率第二师团进兵察哈尔。时值炎夏，官兵们热得晚上都要光着身子乘凉。出发时，其他部队都是携带夏装，冈村宁次却下令自己的师团携冬装上路。士兵们私下骂冈村宁次脑子有问题，旅团主官纷纷进言，均遭冈村宁次断然拒绝，部队只好遵命带上冬装。不料，抵达目的地没几天，察哈尔气温骤降，寒冷难耐，其他部队都在挨冻，只有冈村宁次的部队统一换上了暖和的冬装。

　　1941年7月出任华北日军司令官后，冈村宁次花了半年多时间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制订了一套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肃正作战”计划，“动辄兵力数万，持续两三个月，所用战术层出不穷。其要者如‘居坐战术’（蘑菇战术）、‘辗转快剔战术’‘梳篦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毒辣，都达到空前的程度”。彭德怀后来谈到华北敌后以冈村宁次为对手的严酷斗争时说：“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彭德怀还特别提道：“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是历来华北驻屯军六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经过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冈村宁次首先瞄准了冀中，认为只要摧毁了冀中根据地，就摧毁了八路军的“兵站基地”。他亲自坐镇指挥，调集5万重兵对冀中军区“铁壁合围”。当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还是率主力跳出了包围圈。图谋落空后，冈村宁次转而接受幕僚们的建议——“破坏中共组织，中枢机关乃为至要，应尽量逮捕其主要人物”。他督导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制订了以“斩首”为主要作战目标的“C号作战计划”，纠集第一军所属各兵团主力共3万余人进攻太行、太岳，对八路军前总和一二九师师部实行“捕捉奇袭”。“C号作战计划”配套出笼了狡诈凶恶的特种战术。为了侦察、突袭八路军首脑机关，引导日军大部队合围，第一军特地从所属第三十六师团步兵第二二三、二二四联队中各挑出百名精悍官兵，组建了两支伪装成八路军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冈村宁次处心积虑策划的“斩首”行动箭在弦上，八路军首脑机关和主要将领处境凶险。

　　“特别挺进杀人队”来势汹汹

　　益子重雄中尉和大川桃吉中尉分任两支“特别挺进杀人队”的队长，并以俩人名字分别命名为“益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进队”。按照任务分工，“益子挺进队”重点破袭八路军前总，刺杀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主要将领；“大川挺进队”重点破袭一二九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主要将领。

　　中日双方公开史料显示，这两支“挺进队”兵力约120人，均为严格选拔出来的“精悍”之兵，配备轻重机枪、掷弹筒等各型武器，携带中小型无线电台，既可对我军实施无线电侦察亦可呼叫日机空中支援，单兵作战和整体攻防能力都很强，是当时华北日军特种侦察作战之精锐，加之又有大部队做后援，因此敢于孤军深入抗日根据地腹地追袭八路军指挥中枢。由于规模不大，“挺进队”在突袭、转战、撤退中具备很强的机动性，八路军很难捕捉到聚歼此敌的战机。据《左权传》记载，左权曾命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在武军寺一带阻击“益子挺进队”，此敌先是择高地据险抵抗，后借夜色逃脱。“特务团没能将其拿下”，也未能“尽可能长时间将其拖住”。

　　“挺进队”的深度伪装和高度模仿，是其得以蒙蔽根据地军民的重要原因。“挺进队”官兵全部会讲中文，有的甚至会讲北方方言，日常训练严格模仿八路军部队的生活制度和官兵举止，行动时身着八路军军服，脚穿布鞋甚至草鞋。从旅日学者萨苏所著《国破山河在》一书内附的“益子挺进队”照片看，其装束的确跟八路军一模一样。如彭德怀所说：“敌人采取鱼目混珠，亦打扫房屋，帮助春耕，买物给钱，俨然与八路军一样。”　　

 

　　化装成八路军的“益⼦挺进队”（图源：《国破山河在》）

　　时任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讲到“挺进队”伪装欺骗根据地军民的一个事例：追袭一二九师的“大川挺进队”冒充八路军“新六旅”，竟然在当地农会的帮助下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挺进队”对根据地军民蒙蔽之深，可见一斑。

　　然而，较强的战斗力和以假乱真的伪装，尚不足以支撑“挺进队”对八路军的追袭行动，真正对八路军造成危害的，是其背后的情报支撑。

　　早在1939年初，日军就曾召开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各军及所属兵团、宪兵司令部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要求努力组织周密的情报网，掌握八路军战力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弄清组织基础的军事、政治、思想、经济的根据和核心。会议还规定师团所属情报机构要为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兵开办中文培训班，每周两次，每期半年。

　　后来的战事表明，正是日军各级所获情报，为两支“挺进队”的奔袭行动提供了明确具体的目标方位和人员指向。李达回忆说：“我们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一二九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政委（注：邓小平）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分是准确的，只是把卢仁灿同志（注：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同志（注：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主任）的。”《彭德怀传》中也提到日军“印刷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发给挺进队和特工队员”。据《刘伯承与1942年夏季反“扫荡”》一文披露，“挺进队”还携带八路军各部“驻军位置图（即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

　　日伪情报机关不仅刺探到邓小平视察太岳军区的机密，还获取到彭德怀北方局会议上所作重要报告供冈村宁次研究，可见其特务活动之猖狂。除了前总和一二九师首脑，敌人还千方百计侦探各根据地领导的行踪。据李达回忆，时任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常来师部开会，往返平汉路次数较多。有两次，他过路的消息被日寇坐探侦知，险遭伏击，幸亏我方事先获得情报，才使敌人阴谋落空。

　　日军两支“挺进队”一边依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追袭八路军首脑机关，一边将一路侦察所获情报报送上级，引导大部队围击。“挺进队”获取情报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一是伪装八路军蒙骗根据地军民刺探情报。二是抓捕根据地军民，或以利相诱，或行刑屠杀逼供。三是监听八路军电话。左权、李达都曾下达命令，凡有关军事秘密和我军行动与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免被敌探截取。这说明窃听是敌人惯用手段。四是截译八路军电报。据萨苏披露，“日军发现左权死于此役是根据截获八路军电报了解到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介绍，“挺进队”配备了五号无线报机。五号无线报机属侵华日军野战专用中型电台，通信性能与机动性兼备，侦察范围可覆盖百十公里。

　　得知日军情报之准确详细，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们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今后，要确实健全我们的情报工作，应该把它看成防谍、除奸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的环节。不然，我们的脑壳都会被敌人挂在城门上了。”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师长的这些话，当然是对我这个主管情报工作的参谋长的批评。我们的情报工作确实存在着缺点，亟待改进。”

　　前总十字岭喋血，一二九师跳出重围

　　其实，一直以来八路军对日军的情报工作都是相当出色的，在对手面前丝毫不落下风。《彭德怀传》中记述，“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此番杀气腾腾而来的两支“挺进队”，并不是敌人的新发明，以往日军就惯用所谓“前线特工”，包括突前破袭的“挺身队”、刺探情报的“特工队”、招降汉奸的“宣抚队”等多种花样。这些伎俩早已被八路军掌握，据《左权传》介绍，“早在1942年3月25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即整理出供部队教育参考用的《怎样对付敌人的挺身队》的材料”。八路军总部还侦悉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前总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下发“挺进队”，并通报了一二九师。

　　然而，虽是惯用伎俩，但此次敌人行动的保密和隐蔽措施都大幅升级，以致蒙蔽了根据地军民的情报眼线。《彭德怀传》中有两处讲到情报工作失利的问题：“挺进队虽曾引起根据地军民一些怀疑，因伪装巧妙，未受阻拦。”“这一次情报工作不利，敌人的伪装使八路军广泛的群众耳目，一时失灵。”加之，敌人在军事行动上先是大造声势进攻冀中，然后突然秘密转兵扑向前总和一二九师师部。这一系列狡诈、隐秘的战术“革新”，带来错综难辨的情报信息，一时“浓云滚滚，扑朔迷离”。“日军于此时发动对太行区的大规模‘扫荡’，看来多少有些出乎‘彭、左’的意料！”“的确曾一度给多谋善断、能征惯战的‘彭、左’出了不小的难题。”

　　由于情报“失灵”，“益子挺进队”得以先后3次突袭前总。第一次突袭了前总驻地武军寺，遭前总特务团阻击未能得手。第二次突袭了前总通信科所在尖庙一带，科长海凤阁当场牺牲，一同被袭的还有后勤部军工部及新华日报社等机关。第三次追袭前总至南艾铺一带的十字岭。时任前总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回忆：“一群日本兵全部改装成八路军的模样，正钻茅草、入丛林，从十字岭横插过来。敌人想用这一刀将我们转移队伍拦腰截断。”“益子挺进队”一边疯狂冲击十字岭，企图分割2000余人（多为非战斗人员）的前总机关，切断突围之路，同时呼叫日军飞机和炮兵对十字岭狂轰滥炸，并引导日军主力向此合围。

　　这次突袭造成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最大一次损失。副参谋长左权被敌人炮弹击中牺牲，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被俘后遭敌人杀害。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张衡宇和全室十余名工作人员牺牲。正在太行区的朝鲜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金白渊亦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与前总被袭不同，一二九师师部则得以成功突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帅刘伯承敏锐的情报嗅觉和灵活的战术。在接到前总关于敌特已掌握我方主要领导人照片履历的通报，特别是得知敌人居然掌握了邓小平视察太岳军区的情况后，刘伯承当即意识到我方情报工作已滞后于敌，指示李达立即加强各级情报侦察工作，并很快取得了成效。各敌工站接连侦悉日军前出侦察、兵力调动、弹药转运、物资储备等新一轮“扫荡”的备战动向。第一军分区所属敌工站侦获敌将于近几日展开“扫荡”的确切情报，刘伯承发现这份情报是敌工站于5月2日发出的，10天后才送到第一军分区，当即意识到情报传递已经十分困难，如坐等后续情报，很可能被敌人抢了先手。他立即提前部署，向全师下达了反“扫荡”紧急动员令，各部队迅速备好弹药粮草被装，研拟了反“扫荡”措施。果然，命令下达两天后，敌人的“大扫荡”就开始了。　　

 

　　一二九师主要领导在一起。左起：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

　　刘伯承历来重视从敌人遗留的物品中寻找情报线索。一次，一位参谋从厕所捡回一张日军用过的大便纸，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写了几个地名，还写着“29”。刘伯承综合敌情判断，敌人将于29日合击这几个地方，立即命令该地区各部队转移。敌人果然于29日对这几个地方合围“扫荡”，结果自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此次“扫荡”开始后，敌人大张旗鼓进攻冀中，有意摆出置于前总和一二九师师部于不顾的架势，引起刘伯承警觉，怀疑敌人声东击西。恰在这时，一名战士在庄稼地里捡到日机误投的一只通信筒，内装一份日文作战命令，附图上标着16路箭头，皆指向前总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的麻田、赤岸地区。刘伯承指示部队很快在交通要道上俘虏一名日军通信兵，搜出一份与敌机空投内容完全一致的作战命令。他根据各路日军出动的时间、方向、兵力等情报，精确估算出敌人到达麻田、赤岸的时间，据此确定了一二九师机关突围的时间和方向，并创造性地变“敌进我退”的战术为“敌进我进”，从而掌握了反“斩首”的主动权。

　　尽管如此，由于“大川挺进队”紧随追袭，一二九师师部在突围过程中仍屡遭险情，其中最大一次险情发生在会里。“大川挺进队”获悉一二九师师部在会里，蒙骗农会会员引导渡过漳河，进入宋家庄与八路军同村吃饭，却发现这股八路并非师部，遂骑自行车奔袭会里。一旦敌人照此行动，再引导大部队合围，后果可想而知。万幸的是，敌人的情报恰在此时出现了差错，判定一二九师师部可能在麻田（实则是前总在麻田），“大川挺进队”负责追袭一二九师师部，因而不敢妄袭会里，怕打错目标，决定等待后续情报确认，为此耽搁了时间。待情报确认一二九师在会里后再追至会里时，一二九师师部刚刚离开3个小时。

　　扑空后，“大川挺进队”冒充八路军“新六旅”在会里、王堡一带进一步侦察师部去向。由于及时加强了防奸反特工作，当地军民警惕性有了很大提高，“大川挺进队”一露面就被发现破绽。有民兵发现“新六旅”官兵都脚穿皮鞋，如此阔绰根本不像八路，立即报告军分区，军分区断定是日军，因为我军根本就没有“新六旅”这个番号。

　　刚到固新的师部接到军分区报告后，立即再次转移，夜间行军，派出多批侦察员，一边侦察，一边沿途联络秘密情报站搜集情报，不断寻找“铁桶”缝隙，最终在刘伯承灵活巧妙的指挥下成功脱险。

　　“大川挺进队”被彻底甩掉，只得无功而返，与主力会合去了。从其追踪过程可见，日军的情报并不总是那么灵通，“挺进队”的伪装也远非无懈可击。

　　一场“斩首”与反“斩首”较量下来，八路军前总虽蒙受很大损失，但主帅等绝大部分人员和机关得以保全，一二九师师部成功脱险。敌人穷凶极恶的“斩首”行动宣告失败，八路军实现了反“斩首”的第一步，接下来上演的，是铲除元凶“挺进队”的第二步。

　　“特别挺进杀人队”有来无回

　　覆没于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利刃之下，这是传播最广的关于“益子挺进队”的下场。

　　“经过这次与益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进队的较量，八路军情报部门积累了和日军特种部队进行作战的经验和教训，此后，双方的斗智斗勇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同志们一直憋着一口气，希望能歼灭这股敌人，为左权参谋长报仇。”

　　据《太行秘密战》一书披露，1942年腊月，潜伏在路安敌特机关做饭的内线报告，春节前后，“益子挺进队”一个小队要去祁县赴宴。反“斩首”的复仇机会终于来了，遵照彭德怀指示，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了一批骨干，伺机行动。当时祁县抗日政权的县长、独立营营长、公安局局长、交通局局长等先后投敌，为县城日伪机关做事，城内地下工作环境十分凶险。仅存的情报眼线，都是时任前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派遣打入、单线联系的。为确保万无一失，她亲自赶往祁县，秘密联络祁县地下负责人刘秀峰，部署任务。刘秀峰迅速通过潜伏在祁县维持会的内线摸清宴会时间是大年三十，又通过潜伏在祁县商会的线人打听到地点在大德兴饭庄。各内线又利用各自关系为暗杀队员办好了“良民证”，备好了匕首、大刀、短枪等武器，于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掩护前总特务团参谋处参谋刘满河率31名暗杀队队员分批混入祁县。

　　“大年三十晚上，刘满河经过化装，带人进入大德兴饭庄，有的化装成朋友异地重逢，有的化装成商人洽谈生意，分别贴近益子挺进队队员。当晚10点，以刘满河摔酒杯为号，暗杀队队员们亮出匕首，同时动手。日军特务们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戒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对手竟敢来到日军的据点。清醒过来的日军特务开始反抗，但无济于事。过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日军益子挺进队的特务就被全部杀死。”

　　“狡猾的日特小队长松井借混乱之机想跳墙溜走，锄特队战士王晚红快速冲上去，双手抓住松井的双腿。松井拼命往上爬，王晚红使劲往下拽，僵持不下，这时松井大喊起来，对面不远处就有一个日军炮楼，如果惊动炮楼里的日伪军麻烦就大了。刘满河发现此情况，快步冲上前去，从后面捅了松井一刀。因没有捅到要害，松井喊叫得更加厉害。刘满河只好拔出手枪，结果了松井的性命。这时炮楼上的伪军叫喊起来，讯问是怎么回事，锄特队中一位日军干事用日语冲着炮楼骂了几句，伪军便不吭声了……枪一响，刘满河知道不能久留，这时益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队员已被全部杀死，头颅已被砍下，任务已经完成，于是马上下达撤退命令……时隔一日，长治城、祁县城、太原城分别出现益子挺进队特务的人头……”

　　由于未见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在回忆录或有关文章中提及这次复仇行动，《彭德怀传》《左权传》也未涉及，日方公开的材料亦未见记载，我们只能综合上述公开发表的书刊加以推断，关于祁县刀毙“益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说法应该更接近史实，而不是一些文章所说的“全歼益子挺进队”。

　　至于益子重雄本人略况及结局，日方有关资料显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参与九一八事变。1941年中原会战时，他与一位日军宣抚官一起劝降了国民党军3000余人，日军上级称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是执行“挺进队”这项危险且细致的秘密作战行动的合适人选。此次“挺进”行动后，他收到了第一军司令官的个人感谢状，并获授金鸢勋章。此后，他随兵团离开山西转战南方，后作为师团参谋在新几内亚西部的萨尔米至二战终结。回国后，他在家乡担任那须町议员、町长。据说他后来拒绝媒体采访，不愿回忆战争，更不愿自己的子孙参加战争。2010年，即《上党晚报》刊发《日军益子挺进队覆灭记》一文的当年，益子重雄去世。

　　大川桃吉和他的“大川挺进队”铩羽而归，未见后续记载。抗战胜利后，已是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率全军投降，小小的“大川挺进队”，其下场可想而知。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的“斩首”行动终告失败，倒是八路军对日军的“斩首”行动早在此前就震动了日本军界。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杨成武部，依靠及时准确的情报侦察，仅用4发炮弹就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众所周知，他是日本陆军自1868年创建以来在战场上被击毙的首位现役中将，也是侵华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这才是抗战时期具有重大军事和政治意义的真正的“斩首”行动。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阿部规秀被击毙

　　（责任编辑：樊燕）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