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还是极右？ 关于五一六兵团的历史考察

　　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反右的几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编发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阶段进行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乃至极“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反右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纠“左”工作。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覆灭，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反击极“左”思潮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五一六兵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五一六兵团采取了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从历史的角度应该如何看待五一六兵团这些极“左”派的行为？郭建波以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这个问题作了历史的考察。

极“左”，还是极右？

关于五一六兵团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一、五一六兵团的产生。

　　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处理五一六兵团的方针。

　　1、毛泽东确定对极“左”派进行批评的方针。

　　2、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批示，对极“左”派做说服工作。

　　三、五一六兵团极“左”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和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

　　1、五一六兵团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教导于不顾，召开会议，统一行动，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

　　3、对五一六兵团定性及其处理措施变化的原因分析。

　　四、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原因分析。

　　1、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以及“五一六通知”的突然公开发表，成为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重要背景。

　　2、一些造反派无视文革发展大局，从本派、小团体利益出发展开行动，成为他们将矛头指来周恩来的动因。

　　3、周恩来制止过一些极“左”派的错误行为，保护过一些受批斗的领导干部，使极“左”派认为周恩来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障碍。

　　4、周恩来对文革中具体事件的不同反应，成为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所谓依据。

　　5、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行动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认知，产生了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错误行动。

　　五、对五一六兵团及其行为的若干认识。

　　1、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对其处理的必然和偶然。

　　2、从极“左”转向右是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3、五一六兵团留下的沉痛教训。

　　4、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后来清查五一六专案之间存在重大不同。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他们无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积极作为，抓住周恩来的一些只言片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客观上分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五一六兵团是如何产生的？其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

一、五一六兵团的产生。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迅速投入到夺权的斗争中。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给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严重混乱。二月逆流发生后，党内外进行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由于二月逆流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怀仁堂会议上集中发生的，而周恩来在这些与会人员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攻击的时候，既没有对这种行为予以及时制止，也没有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而是基本上没有说话，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同时，鉴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又与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几位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因而有些人就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于是，纠合起一帮人，发表宣言，成立组织，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恰巧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商定后，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由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的，发得又很快，于是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觉得又要掀起新一轮的斗争高潮了。[1]他们认为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导致刘少奇、邓小平的被打倒。这一通知在一九六七年通过一周年时公开发表，也将有大的人物被揪出，这个人物就是周恩来。所以便打起“五一六通知”作为自己的旗帜。[2]于是，这些人在联络以后成立了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五一六兵团虽然是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以后才成立并以“五一六”命名的，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前，其骨干分子就已经在社会上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了，在个别学校中还出现了以五一六兵团命名的小组织。[3]因而对于这个兵团的产生情况，还是要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的斗争说起。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冲击、炮轰和批斗。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有人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出现了极“左”行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定。就在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个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苏东海等人对周恩来的攻击立即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当天就出现了《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标语和声明。

　　这个时候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也给周恩来贴出了大字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三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恩来的张建旗。然而，张建旗却仍然固执己见，认为“我没有错”，还表示“三个月后再见”。三月三十一日，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张建旗等人虽然暂时停止了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却仍然在等待时机企图再次炮打周恩来。

　　五月初，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五月十六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称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4]

　　看到其它大学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又迅速行动起来，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5]这个兵团的成员共七人。六月二日，张建旗贴出了《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和署名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二十三个为什么？》，公开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攻击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后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在六月四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6]

　　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7]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极“左”派联合组织，成立后就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展开行动了。这样一个极“左”派联合组织，在全面夺权的浪潮中，无视文革发展的大局，凭个人的意愿行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他们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中分化出来，在行动中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方向，成为首都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异己力量，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引起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愤怒。许多造反派和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五月二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8]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极“左”行为尽管遭到社会上许多干部、群众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自我反省，而是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行动。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极“左”思潮。二月逆流发生后，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这股思潮进一步走向了激化。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有人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左”行为，甚至个别学校还成立了命名为五一六兵团的小组织。“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极“左”派分子进行串连，聚合在一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一六兵团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也是极“左”思潮的重要表现。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虽然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和许多干部、群众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弦更张，而是不思悔悟甚至还企图获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那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处理五一六兵团的方针。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社会上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是在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和外事部门造反派中发生的。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的极“左”派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制造舆论，印发传单，进行活动，扩大影响，在社会上引发了震动，掀起了一场风波。这种动向迅速反映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这些极“左”派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停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

　　1、毛泽东确定对极“左”派进行批评的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是通过外交部翻译室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的信件了解到极“左”派反对周恩来的行动的。毛泽东看了她们反映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信件以后，迅速作出了批示，批评了极“左”派的行为。

　　唐闻生、王海容是外交部的干部，当时社会上和外事部门出现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引起了她们的忧思。她们意识到，这不是对周恩来善意的批评，而是要打倒周恩来，不论在动机、方式还是提法上都是错误的，是她们绝不能同意的。于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她们就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件事。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将这个信件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指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极“左”派做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改正错误，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这是对极“左”派行为的批评，也是对他们作法的否定。

　　既然毛泽东在批示中将这些人定性为极“左”派，否定了他们的错误观点，那么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这些人到底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呢？虽然毛泽东在批示中没有指明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矛盾，但是从毛泽东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做说服工作来看，还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否则的话，是不会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去对他们做思想工作的。毛泽东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进行批评、教育以后，他们能够放弃错误观点，翻然悔悟，停止反周行动，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批示中既否定了极“左”派的行为，又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表明毛泽东在对极“左”派进行处理的问题上是审慎的，也是对于他们改正错误寄于希望的。

　　2、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批示，对极“左”派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否定了极“左”派的作法，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做说服工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极“左”派的错误行为，说服、教育极“左”派，让他们认识到周恩来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劝告他们放弃错误观点，改正错误，停止反周行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于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三日，两次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对公开炮打周恩来提出了严厉批评。陈伯达在讲话中说：“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随后，钢院五一六兵团中有三人宣布退出。[10]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还向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提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张建旗等人见此情况，觉得明火执仗地攻击周恩来行不通了，在六月四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以守为攻的架势，做出一种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了更加隐蔽的活动。[11]

　　从中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于极“左”派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改正极“左”错误，停止反周行动，和其他造反派一起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后，这些极“左”派能不能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停止其错误行为呢？他们的态度如何，不仅关系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下一步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措施，也关系到他们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进一步定性。

　　其实，面对极“左”派的攻击，周恩来以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从容应对，既没有退缩，更没有放弃职责，而是坚守在岗位上，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政策，继续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执着地工作着。自五月中旬，北京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周恩来坦然处之。五月十五日，他对外事口造反派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12]

　　关于处理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时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就是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13]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的成员是在晚上出来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由谢富治批准后关押的。如何处理这几个人，还是要中央文革小组来作出决定。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是支持抓他们的，周恩来却对此并不介意，表现出超然的态度，并不赞成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让戚本禹去训斥一下这几个极“左”派，以执行周恩来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为慎重计，戚本禹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个会议纪录，由他们签字后才到公安部向谢富治作了传达，对关押的几个极“左”派分子训导一番后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当时还表示了对于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感激之情，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没有悔改，仍然在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当然，这是后话了。

　　由此可见，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极“左”派五一六兵团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的，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停止反周活动。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但是在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以后，还是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寄望于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这样做的。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对于高校红卫兵中的五一六兵团，还是外事部门的造反派，在毛泽东的批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行动中，是将这些极“左”派分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毛泽东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分子进行说服、教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认为他们的错误行为不过是认识问题，经过说服、教育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极“左”派分子却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说服、教育于不顾，仍然在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干扰文革的发展。这样他们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就不能不对他们作出新的定性，采取新的措施了。

三、五一六兵团极“左”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和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对于五一六兵团和外事部门造反派的反周行为，毛泽东在指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还将他们定性为极“左”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在毛泽东指示下来处理五一六兵团及其他极“左”派的反周行动的。既然这样，那么在毛泽东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努力下，五一六兵团是否接受了批评，改正了错误，停止了反周行动呢？

　　1、五一六兵团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教导于不顾，召开会议，统一行动，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

　　虽然五一六兵团一些成员在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大字报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他们在被释放时也曾承认错误，表示不再进行反周活动，但是蛰伏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迅速行动起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钢院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又串连北京农业大学、师范大学、商学院、三中、一〇一中等学校的一些人，[14]决定召开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代表大会。经过串连、协商以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以回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搞所谓“两忆三查”活动，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妄图重新打开反对周恩来的局面。[15]在五一六兵团代表大会决议中，他们提出：“周恩来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16]

　　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后，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又开始了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选调人员，扩大组织，到社会上进行活动，贴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责问周恩来》、《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大字报，进一步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对周恩来的风潮。[17]

　　七月上半月，五一六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发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大量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五一六兵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当前形势的几个思考题》等传单，在八机部贴出标语“打倒二月黑风总后台”，影射攻击周恩来。八月三日、四日，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开会，决定成立总部，由张建旗（钢院）、程镇华（商学院）、苏东海（师大）、郭树忠（农大）、刘秉杰（农大）五人任常委，下设负责农林、财贸、文教、工交、军事、中学、外事、全国联络等八个方面军，确定了各方面军的负责人。有个别外地学生（如长沙一中、湖南师院附中等）也参加了五一六兵团的活动。

　　八月上旬，五一六兵团频繁活动，在西单、王府井、东四、西单、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都出现了他们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题目有：《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在农口干些什么》、《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等等。他们还向北京各大专院校，以及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他们在遭到毁灭性打击前的最后一次表现。[18]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特别是其头头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说服、教育于不顾，仍然执迷不悟，顽固地坚持其反对周恩来的立场。不仅如此，他们还召开会议，扩大组织，将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张贴于北京的闹市区，又向北京高等院校和外地邮寄传单，以求扩大影响，企图在社会上掀起打倒周恩来的风潮。

　　其实，即便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存在错误，这些错误也是具体工作上的，属于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周恩来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是不能由极“左”派随意打倒的。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打乱了中央的部署，分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在毛泽东作出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说服工作以后，他们极“左”的行为不仅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地从规模、行动、程度上予以扩大，反映出他们行动的性质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也就是由极“左”向“左”而实右的方向转化了。这种转化最终导致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本来是极“左”的行为，但是在毛泽东作出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以后，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却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在夜深人静时到大街上去贴大字报、标语，在社会上掀起反对周恩来的风浪。由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因而攻击周恩来就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右的行为。由于五一六兵团是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反周活动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形“左”而实右。他们就是这样从极“左”滑向了形“左”而实右，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不敢光明正大地活动，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出来到大街上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透射出严重的阴谋气息。他们不听招呼，肆意妄为，反对周恩来的行为与以前相比业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予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来进行解决，敌我矛盾则采取专政的方法来予以解决。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对他们采取了打压行动。

　　本来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批示中，否定了五一六兵团的观点，将他们称为极“左”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19]这是将五一六兵团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五一六兵团拒不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教育，仍然在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这种反周风浪。这样他们行为的性质也就不断发生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五一六兵团正是这样才由过去的极“左”派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对于五一六兵团的定性见之于他在修改姚文元文章时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红旗》杂志上发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下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将他及其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多次审改这篇文章，八月二十日将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八月二十八日还加写了涉及五一六兵团的一段话。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如下：

　　“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20]

　　在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前面是这样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起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有两个，一个是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1]

　　从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个破坏和分裂党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中，进一步肯定了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的定性，勾画了五一六兵团的神秘行踪及其异常表现，揭示了这伙人的阴谋活动必将大白于天下遭到覆灭的结局。这是对五一六兵团盖棺论定式的判断。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对于五一六兵团的定性就在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的讲话中提出来了。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九月五日在一个大会上，他们都提出了这个问题。[22]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以后，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与五一六兵团的斗争。八月十四日，钢院延安公社、地质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团联络站，下设农、工交、财贸、外交、文教、中学等分站。八月十八日，地质东方红、师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个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决心与五一六黑匪兵团决一死战”。八月二十五日，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抄了贴过攻击周恩来大字报的北外六一六，并宣布“抄出大批黑材料”。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及全国一千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名常委被揪斗。

　　九月三日，《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道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23]

　　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又谈到了五一六兵团问题，她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是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的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你们切不可以上当，你们现在都在北京，难免有人同你们进行活动。”

　　“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引者注）。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既要反对从右的方面又要反对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这个问题值得同志们充分注意。”[24]

　　我们看到，江青在九月五日的讲话中，在以反革命组织来定性五一六兵团的同时，还对其成员进行了策略性分析，将其中多数被利用的青年与少数骨干分子区分开来，指出他们反对周恩来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提醒大家要对此提高警惕。

　　九月十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代表时，对于五一六兵团的指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五一六兵团所以坏，因为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解放军。五一六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其中相当多（的）是受蒙蔽的年轻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个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为什么要批判它呢？因为还有市场，他们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25]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由此开始，在社会上开展了揪斗五一六分子的活动。[2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五一六兵团拒不悔改、仍然顽固坚持并且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五一六兵团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其从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也就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对他们采取专政的措施了。与此同时，许多造反派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在社会上掀起了批斗五一六兵团的风潮。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成为众矢之的、走向没落的。

　　3、对五一六兵团定性及其处理措施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采取反对周恩来的行动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最初是把他们定性为极“左”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为此，毛泽东还在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停止反周活动。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极“左”派分子并没有听从劝告，反省自身错误，而是固执己见，伺机行动，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地反对周恩来的风浪。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必须对此作出抉择。这种抉择表现在对五一六兵团这些极“左”派分子的说服、教育已经没有效果的时候，究竟应当如何来解决问题：是放任这股风浪的发展，还是采取果断措施来制止这股风浪的蔓延，将其平息下去。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因为这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大局以及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和领导层的稳定。

　　其实，毛泽东早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就已经指出极“左”派反对周恩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不能采取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这是在极“左”派分子反对周恩来的氛围下，毛泽东对周恩来采取的保护措施，也是对这些人发出的警告。由于他们的问题当时还处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毛泽东才在批示中对他们采取了比较和缓的语气，为他们改正错误留下了余地。

　　这是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延安整风特别是建国以后，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周恩来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并非方向、路线方面的原则错误。因而极“左”派分子在工作中以周恩来犯过一些错误为由，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就是分裂、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对文革的发展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中可以看到，对极“左”派进寿的说服、教育工作已经没有成效。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还把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予以扩大、升级。这是在分裂、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干扰文革的进行，破坏文革的大局。这种鬼鬼祟祟地活动，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作法，又透射出严重的阴谋气息。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由极“左”跳到了右，采取形“左”而实右的行动。这表明五一六兵团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专政措施，取缔其组织，抓捕其成员，清除其对文革的干扰、破坏活动的。

　　不难看出，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本身就是错误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极“左”，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悔改，反而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这样他们行为的性质也就从极“左”转变为右。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就从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敌我矛盾。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并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五一六兵团拒绝对他们的挽救、继续坚持其错误的行为所造成的。

四、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原因分析。

　　五一六兵团（包括外事口的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极“左”行为的重要表现。这种极“左”行为对文革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既然这样，那么五一六兵团这些极“左”派又为什么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呢？

　　1、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以及“五一六通知”的突然公开发表，成为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重要背景。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社会上就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打着夺权的旗号迅速发展起来，致使干部与造反派以及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迅速走向激化，成为酿成冲突乃至武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难发现，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是违背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的，也是与“五一六通知”、“十六条”这些文件的精神相抵触的。毛泽东发现这种极“左”行为以后，也是经常予以严厉批评的。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他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时说：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27]同年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28]十月三日，毛泽东在同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29]这是毛泽东批评极“左”行为的若干史料。其实，毛泽东不仅批评极“左”思潮，而且还采取措施来纠正极“左”行为。这是因为极“左”思潮及其行为严重干扰、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同时还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经毛泽东审改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30]“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引发了一些造反派的议论，其中的极“左”派结合二月逆流发生后的斗争状况，认为又要掀起新一轮的运动高潮，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31]

　　虽然不论是中央关于文革的文件还是毛泽东的多次谈话，都反对并对极“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极“左”派却仍然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横行于各地，从“左”的方面破坏文革的发展。这种行为存在于造反派中间，影响着其中一部分人的言行，以极“左”的面目在全面夺权阶段表现了出来。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没有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而是意气用事，对于干部队伍冲及过大，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发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种极“左”、形“左”而实右的行为，当时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存在着，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五一六兵团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其实，他们反对周恩来不过是这种极“左”行为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表现而已。

　　2、一些造反派无视文革发展大局，从本派、小团体利益出发展开行动，成为他们将矛头指来周恩来的动因。

　　造反派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本来是正义的行动，在实际行动中就必须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处理好派别斗争与文革发展的关系，而不能一意孤行地为本派、小团体的利益而战。具体说来，派别利益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虽然存在着联系，但是也是具有重大不同的，两者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使派别利益服从、服务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而不能作出相反的处理。

　　本来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是用不着在这里叙说的。但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却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在全面夺权阶段，将干部特别是中央级别的领导干部打倒，不是造反派哪个人说了算，甚至也不是某个中央领导人说了算，而是由这些被打倒的人在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态度和行为所决定的。因而这个时候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谁，不是仅取决于造反派个人的意愿，而是由当时斗争的态势及其在文革中的作用所决定的。不过，从程序上来说，在全面夺权阶段要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级别的领导干部的时候，还是要报经中央批准，而不能由造反派自己随意提出打倒的口号。不然的话，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容易擅自行动，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从这里来看，即便是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也是不能任意行事的。

　　一些造反派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以唯我独革的姿态，未经中央批准就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以后，这些造反派认为又要掀起新一轮的斗争高潮了，于是就聚合群众，摇旗呐喊，成立了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争夺新一轮斗争的主导权。他们既没有对当时斗争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弄清周恩来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而是主观冲动、想当然地作出了决定。这说明他们在派别利益和文革发展大局的处理上并没有采取慎重的态度，而是凭着感觉走，随意地行事。本来，像这样的行动，他们应该首先征求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报经中央批准以后再行动。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即便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继续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他们的动机也就由此暴露出来了。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打倒周恩来的行动，不是审慎的决定，而是错误、莽撞的行为。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却在斗争方向上陷入了迷途。将矛头指向一个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既没有认真核对相关材料并进行周密地分析，也没有报经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准就采取了行动。这种轻率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决定的随意性，并非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为了维护派别、小集团的利益才进行斗争的。

　　3、周恩来制止过一些极“左”派的错误行为，保护过一些受批斗的领导干部，使极“左”派认为周恩来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障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批斗干部问题上出现过极“左”的行为。当时有不少领导干部在批斗中被罚站、挂牌子、戴高帽子甚至遭受了拳打脚踢，一些党政机构也在斗争中于陷于瘫痪，局部形势出现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出面保护了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还采取措施来制止混乱，恢复正常秩序，引发了极“左”派的不满。

　　周恩来出面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免于批斗、武斗，不仅是执行文革的方针政策，也是得到了毛泽东批准后才实行的。毛泽东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也对此予以了说明。[32]比如，在陈毅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例证。当时，不论是外事口还是社会上的造反派要揪斗甚至要打倒陈毅，周恩来对陈毅提供了保护，这遭到了造反派的反对与抗衡。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周恩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劝说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指出：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好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33]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冲入外交部，五月十五日晨周恩来接见他们的时候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34]

　　其实，在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八月十六日谈到批斗陈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35]

　　但是，极“左”派却不明究里，看到周恩来保护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就对周恩来产生不满，还将斗争矛头指向了他。他们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36]

　　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既要进行文革，又要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因而当极“左”派的行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秩序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极“左”派的行为。因为如果社会秩序一旦失控，不仅工农业生产难以发展，文革也是进行不下去的。周恩来在与造反派谈话、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时候，往往是从文革、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出发来考虑、处置问题的。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是负责文化大革命的，相对来说对于其它方面的事情考虑得不多，在与造反派谈话以及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时候，侧重于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处置问题。这样就使得造反派觉得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意见不一致。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于是其中的极“左”派就对周恩来产生怀疑乃至抵制的情绪了。

　　也正是由于周恩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他才从全局出发来处理问题。当着造反派不听劝告的时候，一方面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对他们做说服工作：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就是犯罪。另一方面，又采取果断措施来对造反派的极端行动予以处理。[37]

　　其实，周恩来所保护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没有真心悔过，改正错误，还在不时地与造反派进行斗争，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极“左”派对于周恩来的不满情绪。于是在周恩来与造反派之间形成了这样的态势，造反派要批斗领导干部，进行夺权，周恩来则是要限制他们的批斗行为，还要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反对他们对于一些部门的夺权斗争。这样周恩来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随着斗争的进行不断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行动。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与这些极“左”派矛盾的形成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必然性。这些极“左”派的行为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破坏了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予以制止，才引发了他们的不满。这是周恩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了保证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从制止极“左”派的错误行为上来说，周恩来的作法是为了保护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正义行动。即便招致了极“左”派的反对，这种行动仍然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极“左”派对此进行的反对和抵制，不过是他们错误行为的又一次暴露而已。

　　4、周恩来对文革中具体事件的不同反应，成为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所谓依据。

　　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周恩来对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作出过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被极“左”派获悉以后，就以此为依据，对周恩来表示不信任，产生了怀疑的态度。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由于认识的原因，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周恩来在主持批评二月逆流成员的生活会上，检讨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锐、迟钝，但是在组织纪律问题上从来是坚持原则、总是遵守纪律的发言中得到证明。[38]

　　其实，也正是这种不敏锐、迟钝，才会有时出现动摇，这就成为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借口。

　　我们知道，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发表后，在是否转载该文的问题上，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周恩来在获悉了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章的态度以后，就要求彭真在北京报刊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他与彭真共同审定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却将这篇文章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这不仅与这篇文章所进行的政治批判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南辕北辙的。[39]由彭真主持起草的旨在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在提交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讨论时，周恩来是持赞成态度的，[40]但是在康生向他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谈话后，周恩来经过两天的思索，率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还参加了邓小平召开的起草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41]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围绕是否派出工作组，党内高层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主张派出工作组，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派出工作组。周恩来原先对派出工作组是持赞成态度的，但是在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京，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表示要撤销工作组以后，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动到大学参加运动，还婉拒了与刘少奇、邓小平再次讨论工作组的问题。[42]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此是存在疑问的。在毛泽东解释以后，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在文革是否要扩大到工厂、农村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存在分歧的，但是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明意见以后，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在提出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后，接受了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了。周恩来后来对中国科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43]

　　我们还注意到，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的两次怀仁堂会议上，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攻击的时候，周恩来并没有及时予以制止，而是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基本上没有说话。当毛泽东对于怀仁堂事件发起反击时，周恩来又主动做了检讨，还主持召开了针对这些领导干部的生活会。[44]即便五一前夕毛泽东与这些二月逆流的风云人物开了一个团结会以后，周恩来仍然对他们发出了警告，要这些领导干部谨慎行事，不要发生错觉，再犯错误。[45]

　　从周恩来在文革中对一些具体事件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在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毛泽东表态以后迅速改变自己的态度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时说：“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发言中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46]

　　行动上的一致并不仅仅是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所致，也是与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共识分不开的。虽然周恩来在一些事件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在思想上也有过动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作出那样的选择，还是与他对毛泽东的信服以及两人在文革中存在共同的思想基础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真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在与薄一波的谈话中，就以自己与毛泽东在一起长期工作的亲身体会谆谆告诫薄一波，如果个人的意见和毛主席不一致，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47]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还不只一次地跟薄一波说过这样的话。[48]这是发自肺腑的告白，也是自己对于领袖感佩的真情流露，更是经过艰难困苦、浴火重生、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思想结晶。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周恩来在《人民日报》转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编者按中将该文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还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上同意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的下发，不论是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上同意派工作组来主导运动，还是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疑问，不论是周恩来对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存在不同意见，还是周恩来在两次怀仁堂会议上的沉默寡言，都说明周恩来在这些事件中思想上出现过反复，是有过动摇的。尽管这些高层发生的事件当时不见得都传到社会上和造反派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信息还是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到了他们中间的。造反派将文革中的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再与周恩来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不同意见，[49]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在王明路线上的两次错误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其中的极“左”派就会对周恩来产生了怀疑，误认为周恩来立场动摇，存在严重错误，于是就以此为由将矛头指向周恩来了。

　　不难看出，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旦他发现自己的言行与毛泽东的判断不符，就立即改正错误，将个人的言行统一到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方针政策上来。这种组织上的服从又是以思想上的认同为基础的。虽然周恩来在对一些事件的认识上一时会出现局限性，与毛泽东的判断有时也会出现不合，但是他一旦发现错误以后，就迅速改正错误、紧跟领袖的步伐。这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愚忠”，也不仅仅是组织纪律观念所致，而是因为他们在文革的思想上是存在共鸣的。极“左”派只看到周恩来在一些事件上存在的反复，就对周恩来轻率地作出了判断。这种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了行动上的盲目性，他们就是这样才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周恩来的。

　　5、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行动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认知，产生了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错误行动。

　　极“左”派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是因为他们仅凭一些事件就轻率地对周恩来作出了判断，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认识造成的。这暴露出他们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面。

　　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又是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是在党内资历颇深、享有很高威望又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家，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造反派要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就必须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这就要在文革理论的指导下，搜集大量的材料，对周恩来以前特别是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进行理性的思考，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对周恩来作出准确的评判，报经中央批准以后再付诸于行动。极“左”派却不是这样，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凭着对一些事件的感性认知，受情绪支配，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并付诸于行动。这样就不仅打乱了中央的部署，扰乱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程，也给周恩来的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他们的“左”倾行动。这不仅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更是错误的。

　　他们没有注意到，虽然文革期间周恩来起初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一旦毛泽东表态以后，周恩来反省自我、发现错误以后，就立即改正错误，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出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不仅穿梭于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间征求意见，[50]还召集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以及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印发会议前作了传达。[51]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是信任的，也反映出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虽然周恩来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认识上有时会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在关节问题上他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这是由于他们在对文革的根本认识上存在一致性的缘故。

　　正是由于极“左”派只是凭着对周恩来在一些事件上的感性认知，而没有对周恩来在文革发展中的作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才被某些表象所迷惑，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极“左”派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受到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以及“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影响，也有他们从派别和小团体利益出发予以行动的因素，还有周恩来代表中央制止他们狂热的极“左”行为所引发的不满，又有对周恩来文革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的反复所形成的误判，再有他们是从感性而不是理性出发进行思考的原因，这样他们也就难以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形成一个全面、深入、真切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他们在对周恩来的判断上走入了误区，导致了错误的行动，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五、对五一六兵团及其行为的若干认识。

　　五一六兵团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由北京高校红卫兵成立的一个极“左”派造反组织。这个极“左”派组织不仅拒绝改正错误，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最后沦为反革命组织。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看待五一六兵团的行动呢？

　　1、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对其处理的必然和偶然。

　　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高校一些造反派红卫兵成立的极“左”派组织。这个极“左”派组织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成立的。这个组织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周恩来的活动。

　　这个极“左”派组织能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在社会上发生了那样大的影响，一个是将矛头指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一个是发生在首都北京，同时又是在夜深人静时出来鬼鬼祟祟地进行反周行动，因而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股思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文革，但是却从“左”的方面严重影响文革的发展，给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很大困难。五一六兵团就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在反对二月逆流的背景下，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际，由北京一些高校造反派红卫兵成立的一个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成立及其活动，不过是极“左”思潮在这个阶段的具体表现而已。从极“左”思潮在相当范围内蔓延，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极端表现，及其严重影响到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来分析，五一六兵团这样的极“左”派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样的极“左”派组织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在北京出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则是具有偶然性。因而我们认为五一六兵团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对于五一六兵团在社会上进行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毛泽东一开始将其定性为极“左”行为，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做他们的工作，是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更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固执己见，随意行事，拒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挽救，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这样就分裂、破坏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重干扰、影响了文革的健康发展。这些人在夜间进行的鬼鬼祟祟的反周活动，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进一步警觉。这样他们的行为就由极“左”转向了右，成为文革发展的重大障碍。排除这个障碍，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由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他们问题的性质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了。从五一六兵团反周行为的连续性上来说，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是具有必然性的。从一开始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极“左”派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来分析，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能够改正错误，停止反周行动，本来是不会升级为敌我矛盾的。他们是在拒不悔改而且还在社会上掀起更大规模反周风浪的情况下，才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从这方面来说，则又具有偶然性。因而对于他们的处理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由此我们看到，不论是五一六兵团的出现还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处理，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极“左”思潮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蔓延来看，五一六兵团这样的极“左”派组织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他们在北京出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出现又具有偶然性；从五一六兵团拒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挽救，反对周恩来的一贯性及扩大反周活动上来说，将他们定性反革命组织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从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是在他们拒不悔改的情况下，才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来看，则又具有偶然性。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五一六兵团出现和处理的必然性，又要认识到其出现和处理的偶然性。从必然性中看到五一六兵团行为的出现及对它的处理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从偶然性中认识到五一六兵团行为的出现及对它的处理又具有特殊性，与这个组织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认识、立场存在密切联系。从对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及其处理的必然性、偶然性的探析中，才能使我们对于五一六兵团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2、从极“左”转向右是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极“左”派开始将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在批示中是把他们作为极“左”派来进行定性的，还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52]这反映出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将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也是对他们寄于希望的。但是，后来却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表明他们问题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了。定性的转变，是因为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性质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五一六兵团从极“左”转向了右的缘故。

　　有人可能会问，五一六兵团以前反对周恩来的行为是极“左”，怎么后来就变为右了呢？由极“左”转变为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周恩来虽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在坚持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前提下所犯的错误，并非原则性的错误。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但是，五一六兵团却置这些事实于不顾，打着造反的旗号，抓住周恩来的一些枝节错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当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还是把他们作为认识上的错误来进行处理的。因而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否定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当时称他们为极“左”派，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本来，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停止了反周行为，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还是既往不咎的。但是，他们却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说服、教育于不顾，既不进行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是继续坚持炮打周恩来的行动，还组织串连，成立机构，在社会上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周行动。这是要打倒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了。他们这样做，凭着个人的意志随意行事，难道不是公开地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说服行动采取了对抗的行为吗？五一六兵团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打着反对周恩来的旗号来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样就破坏了文革的部署，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注意到，五一六兵团后来的反周活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以后发生的。如果当时他们改正了错误，那么就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况且当时也是把他们的问题当作认识错误来处理的。但是，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服、教育以后，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悔改，就由一个认识问题转变为立场问题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他们的反周行为就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文革的发展了。同时，这些人的日常行动也令人生疑。他们在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时，为了掩人耳目，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出来活动的。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更为五一六兵团罩上了一层阴谋的气息。他们就是这样由极“左”转变为右的。立场变化了，这种变化再与他们打击的对象、造成的后果以及对文革发展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决定着他们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由以前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他们从过去的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极“左”派，是要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当他们立场转变以后，由极“左”转变为右，就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因而我们说从极“左”转变为右，是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3、五一六兵团留下的沉痛教训。

　　五一六兵团本来是由高校红卫兵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但是却执行了极“左”的方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他们还无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评、劝告，由极“左”转向了右，走向了文革的对立面，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他们只看到周恩来在具体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却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态度、作用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而是凭着感觉在行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实施了极“左”的行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可以改正错误的。

　　其实，毛泽东就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他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分子进行说服工作，将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遗憾的是，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固执己见，拒不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教育，不仅继续坚持错误，还以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反对周恩来。这样他们就从“左”跳到了右，由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变为文革发展的重大障碍，最终造成了五一六兵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结局。这是令人痛心的。

　　考察五一六兵团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注意到，其成员本来是处于造反派的行列中，却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后来又从极“左”转向了右，最终才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个是与其他绝大多数造反派不同，他们在造反中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另一个是后来又从极“左”转变为右。这是五一六兵团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性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从认识发展到立场上，最终导致他们与其他造反派拉开了距离，走到了文革的对立面。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造反中，五一六兵团成员走上了极“左”的道路。这是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即便如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进行说服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但是，他们却拒不改正错误，在反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在夜深人静时鬼鬼祟祟地出来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执迷不悟才走上了不归路，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这是令人遗憾的。

　　五一六兵团的行为及其最后覆没的结局发人深思，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造反派要根据文革的发展不断反省、校正自身在文革中的行动，消除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现错误，及时改正，紧紧跟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步伐。否则的话，就容易走向反面，被文革发展的洪流所淘汰。

　　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问题在于，在全面夺权阶段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开导下，不仅不改变错误行为，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由极“左”转向右以后才被取缔的。他们的教训在于，一是在斗争中要力诫走上错误的道路，二是一旦发现错误，就不要拘泥于小团体或个人得失，而要立即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是在警醒造反派，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听从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及时校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回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而不能固执己见，由认识上的错误发展到立场上的错误，最终变得不可救约，被文革发展的潮流所淘汰。五一六兵团的结局给造反派敲响了警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4、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后来清查五一六专案之间存在重大不同。

　　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后来清查五一六专案具有一定的联系，却又存在着重大不同。这两个事件虽然都有“五一六”的名号，实际上并非一回事，因而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一九六七年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是在当年七月份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针对五一六兵团展开的反击行动。一九六八年，全面夺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进入斗、批、改阶段，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组员，清查的对象是破坏和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53]这个时候的清查工作就不是以一九六七年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为重点，而是进一步扩大范围，将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工作中心来展开行动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后社会上进行的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主要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展开的行动。尽管如此，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却显示出反对五一六兵团的内涵出现了某种变化的迹象。她说：“在大好的形势下，要警惕三件事，就是从极‘左’和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54]

　　虽然江青在讲话中说的这“三个破坏”的势力是宽泛的，并不是单指五一六兵团，但是从她讲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这“三个破坏”的势力是包括五一六兵团在内的。我们认为，将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说成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符合事实真相的，但要说他们破坏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委员会则没有这方面的事实依据。这说明此时在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时候，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不是单指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而是以“三个破坏”为标准来进行打击包括五一六兵团在内的反对文革的势力了。

　　不过，由于五一六兵团在社会上进行的反周行动还在进行并予以发展，因而这个时候的斗争还是以反周的五一六兵团为主要目标的。首都五一六兵团的问题被解决后，到了一九六八年再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时候，主要地就不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了，而是以“三个破坏”为目标了。这在江青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她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前文所指的“三个破坏”），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55]

　　这样我们看到，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是与一九六八年清查五一六专案存在重大不同的。前者主要是针对五一六兵团的反周活动，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反对军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内涵，但是并不占主要地位；后者则是以打击“三个破坏”作为斗争目标了。虽然这两次活动都用了“五一六”的名号，但是在行动的内涵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既然这样，那么后者又为什么要冠以“五一六”的名号，将其斗争对象称作五一六分子呢？这可能是因为“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而这次清查活动又是以“三个破坏”为指向的。“三个破坏”是要将矛头指向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五一六”这个术语则是鲜明地表达了这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文革的态度。因而才给他们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对这次清查活动也冠以了“五一六”的名号。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以后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林彪倒台后，将这些对文革不同态度的人都称作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5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一九六八年进行的五一六专案清查，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还是存在重大不同的。一九六七年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主要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进行的反周活动，而一九六八年进行五一六专案清查则是针对从极“左”或右两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或个人，具体在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上表现了出来，从专案清查的规模、范围、力度上都是一九六七年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所难以比拟的。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扫除文革障碍的话，那么这一次专案清查就是巩固文革发展的成果了。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两者具有的一定联系，更要看到双方存在的重大不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于两者在“五一六”名号下的内涵差异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一九六八年中央进行五一六专案清查并不是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简单承继，而是为了打击反党乱军和破坏革命委员会的势力，在斗、批、改阶段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一行动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并非是无中生有、硬捏造出来的，而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斗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二〇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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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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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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